國外社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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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擅長議會道路的瑞典社會，本質上是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盡管它對資本主義進行了若干改良，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瑞典社會的性質。其執政時期形成的以“高稅收、高福利”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客觀上確實有縮小貧富差距和緩和兩極分化的作用，但其實質是壟斷資產階級為緩和國內矛盾、維護自身統治而被迫實行的，同時也是瑞典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結果。瑞典的經驗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但其基本制度決不能成為我國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標。

[關鍵詞]瑞典社會；瑞典模式；民主；福利

一段時間以來，瑞典模式或瑞典經驗隨著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升溫，在國內備受一些人的青睞。他們推崇瑞典模式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認為瑞典模式獲得了成功的實踐。他們認為，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樣板的瑞典經驗具有普適價值，它既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又拋棄了傳統社會主義，是介于兩者之間而又超越它們的第三條道路，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有人甚至還斷言，我國改革開放后走的就是一條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瑞典模式很值得中國效仿。因此，正確看待瑞典模式或瑞典經驗，澄清是非，對于我們領會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一、瑞典社會實質上是改良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

瑞典社會是個具有百年歷史的老黨，始建于1889年。黨的創始人亞爾馬·布蘭亭早年受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總體上屬于改良主義，并熱衷于議會道路。1896年，他為該黨贏得了第一個議席。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的任務》一書出版，修正主義在第二國際內部呈泛濫之勢。同年6月，法國機會主義者亞歷山大·米勒蘭加入了資產階級反動政府。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布蘭亭把爭取普選權和議席作為黨的主要任務。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以及黨的影響的擴大，社會在議會中的席位增加。1905年，該黨與自由黨聯盟取得下議院的多數席位。1917年的大選贏得31%的選票和86個議席，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并與保守的人民黨聯合執政。1920年聯合政府倒臺，布蘭亭出任首相，由此拉開了社會執政的序幕。在20世紀20年代，瑞典社會有過三次短暫的組閣，但自20世紀30年代以后，執政地位趨于穩定。1932年到2006年這74年間共執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連續執政44年為最長，成為世界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社會。因此，社會作為曾擁有100多萬黨員的瑞典第一大黨，在國內民眾中影響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矚目，成為西方社會吹捧的典范。盡管如此，從本質上講，擅長于議會道路的瑞典社會，仍然屬于信仰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性質的資產階級政黨。這在該黨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第八份黨綱中有鮮明的體現。新黨綱的某些理論觀點與政治主張雖不同于舊黨綱，但其基本主張沿襲了過去的精神，沒有原則性的變化。

黨綱的前言部分開宗明義地提出，該黨要致力于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即要建立一個以自由、平等和團結為目標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理想來自先輩的文化遺產，經過后代人經驗的改造，它已成為該黨當前和未來政治斗爭中的推動力。自由、平等和團結是瑞典社會人的價值觀。所謂自由，包括不受外界的強制和壓迫，免受饑餓、無知和對未來的恐懼的侵擾，也包括有共同參與、共同決策和個人發展的自由，有生活在安全的群體中、有控制自己生活和選擇自己未來的自由；所謂平等，是對人的價值等同、尊嚴和權利等同的思想的表述，平等意味著每個人有著平等權利來控制自己生活，來影響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對所有人來說，團結都是爭取保障以及與周圍社會和諧的前提，團結要求人們各盡所能地為社會和勞動生活做出貢獻并承擔責任。自由、平等和團結一起構成了民主社會的基礎。同時只有民主社會才能使自由、平等和團結成為現實。民主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觀的基礎。

從這里可以看出，瑞典社會是把社會主義當作一種價值追求，而不是社會制度的實踐。其主張與其他社會相比，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即都是在脫離具體的、現實的條件，抽象地談論所謂的民主、自由、平等與團結。民主與自由實質上是有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民主、自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居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有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剝削和壓迫的自由；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說，則處于受資產階級支配、奴役的地位，根本談不上真正的民主與自由，更談不上平等的民主與自由。所謂自由只不過是受剝削、壓迫的自由，所謂的平等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為反對無產階級起來斗爭，維護自身的統治，統治者總要打著團結的旗號。社會宣揚的這些超階級的價值觀，實質上適應了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也因而成了麻痹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的思想武器。

在經濟制度上，黨綱認為，“奪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的是對經濟的民主控制”。[1]就是說，通過社會為企業制定規則、調整經濟政策、簽訂勞動集體協議、制定勞動權立法和消費法規、推動消費合作運動以及建立一個強大的公共部門等經濟、法律、社會政策以及行政手段，來限制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希望組織生產勞動和生產成果的再分配的權力，由所有者轉移到公民、工薪者和消費者方面。黨綱還認為，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實行國有化導致經濟缺乏自由、沒有保障和公平的結果。因此，“決定性因素是民主控制而不是所有權”。[1]這表明在所有制問題上，該黨并不認同無產階級政黨普遍遵循的理論原則——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承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秩序與經濟制度。同時，也否定生產決定分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原理，認為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問題，而不是所有制。以為通過分配領域的改良，就能使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經濟成果。

在經濟政策上，該黨主張經濟民主，即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平等地存在和發展，并把這種制度稱之為“混合經濟”。黨綱明確指出，要在瑞典建立“一個建筑在社會干預、市場機制、強大工會組織與活躍的、有覺悟的消費者相結合的基礎上并得到強有力的消費立法支持的混合經濟”。[1]這里需要指出，瑞典90%以上的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且主要為大資本家所有，國家或集體（合作社）所有的企業的比重很少。所謂的“混合經濟”制度，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一元經濟”，其他經濟成分只不過是所謂的“經濟民主”的點綴。而且，即便是國家或集體（合作社）所有的企業也不具有社會主義屬性。因為國有企業的性質完全取決于國家的性質，取決于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的性質。很難把為資本主義國家及私有經濟服務的國有企業，看成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合作社經濟也是如此。

在政治制度上，該黨提倡政治民主。黨綱直言不諱地提出：民主要求多黨制和大選；民主以權力的分散為基礎。民主是“全民的民主”。民主進程的基礎是公民的力量、他們的社會參與和行動的愿望，他們對創造的需要以及知識的增加和個人的責任心等。體現在制度上，就是多黨制、議會民主與三權分立。只有符合這些資本主義制度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反之，實行一黨制、實行階級專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被斥為“暴政”、“專制”。認為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走向強權并最終走向失敗，就是它拒絕選擇這種民主的結果。殊不知，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恰恰是推行了這些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而導致了共產黨垮臺、制度演變甚至國家解體的悲劇，其嚴重后果直到今天還沒有消除。

黨綱還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有鑒于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影響，黨綱不得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科學理論，對于人們正確認識社會發展已經做出了重要貢獻，認為這是工人階級分析社會發展的思想基礎。但黨綱接著指責馬、恩創立的“理論的其它部分已被證明是不完全的，或者包含有錯誤的解釋，并從辯論中消失了”。[1]認為唯物史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之后，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取代，人類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在現代科學中找不到任何依據”，是被社會民主主義早就拋棄了的“宿命論”。[1]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在歷史上出現的問題如計劃經濟，“是共產主義的原教旨主義思想的產物”。[1]

這些觀點根本抹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首先在于它的科學性。剩余價值理論科學揭示了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秘密，唯物史觀科學闡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于這兩個偉大發現，馬克思主義者是給予高度評價的，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理論基石，而瑞典社會包括其他國家的社民黨向來是不愿承認并竭力否定的。他們知道，否定了這兩個最核心的理論，也就徹底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本身，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理論與主張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因此，在他們看來，唯物史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宿命論”，是要拋棄的。取而代之的，則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團結等抽象理念。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要實現這些脫離現實制度的空洞的價值理念。而且，他們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如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政治上的過度集權等，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科學性，這也是他們慣于使用的伎倆。

黨綱還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積極參加了十九世紀的政治辯論，但是他們的歷史發展理論不是一個政治行動綱領。他們的理論停留在這一階段：一個變化將會發生，但沒有講它將怎么發生，也沒有對新的無階級社會的具體描述。其理論總的來說更接近于非政治性的”。[1]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對未來社會還不知的理論流派。這個結論嚴重背離歷史事實。革命性與實踐性如同它的科學性一樣，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色。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書齋里的學問。馬克思主義是其創始人在親身參加革命實踐、實現世界觀與立場的根本轉變，并批判繼承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創立的，又在與國際工人運動的結合中發展，逐漸成為各國工人運動的指導思想。離開了革命實踐，離開了國際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產生與發展；缺乏實踐檢驗的馬克思主義，也就失去了其科學性與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與各國工人運動實踐相結合的歷史。在《共產黨宣言》這部被譽為共產黨人的第一部“周詳的理論與實踐的黨綱”的光輝著作里，馬、恩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作了科學的闡明，指出首要的任務是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然后逐步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梢姡缭?848年2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以公開宣言的方式，明確而系統地闡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基本設想。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體是按照這些理論原則實踐的。怎能說馬、恩沒有講未來社會“將怎么發生”？至于未來社會的具體綱領則應由實踐去回答。

社會人攻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采取妥協的路線，同其主張議會道路是唯一的觀點是密切相關的。選擇走議會道路的前提，首先要承認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承認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否則，居于統治地位并擁有強大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決不允許其合法存在。這樣，議會道路的局限性顯而易見。它不可能根本改變社會制度的性質，只能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作若干的改良。但社會人卻竭力掩蓋這一本質。他們一方面大力贊賞“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的所謂種種好處，另一方面歪曲甚至攻擊暴力革命道路。瑞典社會黨綱認為，改良主義路線是“建筑在民主參與和受到多數民眾支持的改革基礎上”，而選擇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派則是反民主的?！八麄儗嶋H上就放棄了人人具有同等價值的思想，因為他們不給每個人參與和創造未來的同等權利”。也就是說，無產階級要爭得真正的民主自由、擺脫資本的剝削和壓迫不得不運用暴力奪取資本家的政權和他們的生產資料，是侵犯了這部分人的權利。殊不知，資產階級如一切剝削階級一樣，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它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必然對革命實行暴力鎮壓，把刺刀提到日程上來。而資產階級運用暴力機器殘酷鎮壓革命的時候，他們對革命人民是從不講人道、人權的。

二、社會執政并沒有改變瑞典社會的性質

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衡量一個社會的性質，主要看生產關系的性質，看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是一切剝削社會的本質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掌握生產資料的是資本家階級。他們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控制了社會的經濟生活以及國民經濟命脈，進而由經濟領域的統治階級上升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為便于選擇合適的者，也為了欺騙民眾的民主訴求，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資產階級確立了以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制度，成為資本家階級打擊異己、鞏固自身統治的政治工具。在意識形態領域，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文化，也始終占據了統治地位，而反映下層人民利益的呼聲與主張，則處于非主流的邊緣。以《美國人民史》一書馳名的美國學者霍華德·津恩教授曾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意識形態“一元化”的實質。他說：“……我們是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成長起來的，這個社會里思想觀念的選擇是有限的，某些思想觀念卻占據著統治地位。我們從自己的父母那里，從學校里，從教堂里，從報紙上，從廣播電視中，聽到這些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從我們開始學習走路和說話時，這些觀念就充斥在我們周圍。這些觀念構成了‘美國意識形態’——即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模式。這些觀念的流行并非某個陰謀集團窮兇極惡地謀求把某種觀念強加給社會的結果，也不是人們真正自由思考后做出選擇的偶然結果。實際上存在著的是一種自然的選擇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正統觀念受到支配我國文化的那些最強大的機構的鼓舞、財政支持和促進。”[2]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多黨制、議會民主與三權分立，以及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三個方面密切相關。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瑞典社會雖然長期執政，給瑞典社會帶來很多變化，但這并沒有改變瑞典社會的性質。這主要由這個國家的經濟性質決定的。從經濟領域看，私有經濟占了絕對的統治地位。據瑞典財政部20世紀80年代的統計，90%以上的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各行業的私有成分比重：鋼鐵業86%，化學工業92%，森林工業89%，食品工業84%，汽車工業100%，零售商業89%，銀行91%，土地及農業生產100%。[3]私有企業雇傭的勞動力占總數的85%左右。私人壟斷程度也很高。100個大家族控制全國經濟的95%，其中15個家族控制全國工業的1/3。壟斷公司勢力雄厚。2006年，瑞典宜家家居集團創始人、時年79歲的英格瓦·坎普拉德，以280億美元的總資產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四。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瑞典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兩極分化非常明顯。瑞典5%的富豪占有全國50%的財富。據官方的材料，瑞典貧困階層占全國人口的比例，1984年為14.4%，1985年為14%，1986年為16%。90年代后，還有擴大的趨勢。[3]

對于這種高度私人壟斷和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瑞典社會自己也是承認的。2001年的黨綱明確認為：“民主和福利國家已經減少了階級差別。但由勞動生產條件所帶來的巨大差別在人們中仍然存在。九十年代經濟危機使得這一階級差別又開始重新拉大。不平等存在于生活的各個方面：工資和工作條件，健康，兒童教育，居住環境，參與文化和業余活動的可能等”。[1]“在勞動市場上被邊緣化的群體與最有特權的群體之間鴻溝很深并且還在深化。在他們之間，存在著龐大的而且還在增長的，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有著穩定地位的階層和集團。這些群體中有的人不僅擁有在今天極為重要的、以知識為形式的資本，而且擁有部分金融資本。”“決定性的差別存在于那些擁有大量可供支配的資金的人與那些僅僅擁有自己的勞動力的人之間?！盵1]不僅在2001年的黨綱，在以往的黨綱中，社民黨也都有類似的表述，承認由資本統治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兩極分化的事實。

從政治制度看，瑞典實行多黨制與議會民主。瑞典的多黨制是在反對封建專制以及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形成的。目前，在瑞典，除了瑞典社會外，還有溫和聯合黨、中間黨、人民黨、基督教、左翼黨和綠黨等。這些黨要取得執政或參政地位，必須通過議會選舉，由得票的多少來決定。盡管瑞典社會標榜多黨制與議會民主是“政治民主”，但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實質看，瑞典的基本政治制度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都是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因為經濟上處于壟斷地位的階級，必然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多黨制與議會民主只是資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的有效工具。無論哪個政黨上臺，都必須遵循維護壟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這一原則，否則將不可能穩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執政的瑞典社會試圖推行“基金社會主義”的流產。因為這種改良方案涉及到生產資料私有制，觸及了資本家的根本利益。根據1983年12月21日瑞典議會通過的建立雇員投資基金的相關法令規定：各類企業稅后超額利潤的20%要無償交給政府設立的基金組織。這些法律如果得以推行，按照“基金社會主義”者的設想，雇員投資基金可以逐漸控股資本家的企業。雖然發生這樣的情況一般要在20年甚至30年后，但資本家無法容忍這種狀況的實現，更談不上讓步了。于是雇員投資基金方案遭到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及其人的激烈反對。瑞典雇主聯合會的領袖揚言，將利用一切手段阻止這種基金系統。該聯合會還組織了有7.5萬人參加的反對建立雇員投資基金的大游行。[4]面對資本的壓力，社會只好讓步。1991年瑞典社會倒臺后，便不了了之。所謂的“基金社會主義”的試驗最終以失敗而收場。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瑞典的主要政黨按其政治觀點與綱領，可以劃為左中右三派。但無論是激進的左翼黨（前身為瑞典共產黨），還是保守的溫和聯合黨，都承認并維護瑞典社會的基本制度，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社會政策上也有共識。當然，各政黨與派別的見解與主張也有區別，更多的是在社會政策領域的分歧。這是由各黨派所代表的階層或集團的利益所決定的。比如有的黨主張高福利，也有的黨主張減稅；有的黨主張有調控的市場經濟，也有的黨主張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而且隨著瑞典社會政策日益成熟，多數黨的看法越來越趨同。比如都主張發展市場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公平分配，崇尚自由、民主，保護環境，等等。從表面上看，瑞典的意識形態似乎是多元化的，黨際之爭有時也顯得激烈，但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各政黨的根本立場與基本綱領沒有原則性的區別。當然，由于社會執政時間最長，該黨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很大程度上影響并主導著瑞典社會的思想。雖然該黨的領導人在執政期間，也會提出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新看法、新主張，使得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有新的變化，但其改良主義路線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社會長期執政未能根本改變瑞典社會性質的思想意識上的根源。

總之，從社會的基本制度層面看，社民黨的執政并沒有改變瑞典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而且相對于執政初期而言，它使瑞典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人稱瑞典搞的是社會主義，甚至認為瑞典是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道理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打著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旗號，但它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公開反對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它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而絕非介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社會經濟制度。它所講的社會主義，與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顯然不能把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混為一談。

在當今世界上，有各種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流派、組織與政黨，可謂五花八門。但社會主義不是一個隨意粘貼的標簽。在歷史上，有許多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弊病的人，往往自稱為“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就當時的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做出過深刻的批判，并指出了它們的階級實質。認為，有代表沒落的封建貴族利益的“封建社會主義”，有代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利益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也有“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的“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從來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本質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假的冒牌的社會主義。他們對“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了全面的分析，一方面肯定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了“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極為寶貴的材料”；另一方面指出它“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用“幻想的條件”來取代“解放的歷史條件”，陷入空想。空想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處于自發階段的產物，它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隨著階級斗爭的發展和工人運動的發展，它逐漸失去任何實踐意義，甚至走向工人運動的反面。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不是社會主義。事實上，在瑞典乃至西方，并沒有把瑞典看成是社會主義國家。

三、要辯證地看待社會的政策與經驗

社會之所以在瑞典能夠長期執政，主要的原因，在于該黨推行的政策既維護了資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愿望和要求，改善了民生，增強了國家的實力，使瑞典的資本主義有較大的發展?！案叨愂?、高福利”是瑞典社會推行的主要政策。即通過向企業與個人征收高額所得稅，把相當大的一部分財富，集中于國家和其他公共機構，然后以高福利等形式將其轉移支付給低收入或困難群體，建立起一套“從搖籃到墳墓”較完善的社會保障福利體系。這套社會政策，對緩和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矛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在一定時期內也能激發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在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矛盾突出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一政策在推行初期的積極作用尤為明顯。執政初期的瑞典社會能夠長期得到民眾的支持，同時經濟與社會能夠有較大的發展，原因主要在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相對于赤裸裸地服務于資本家利益的右翼政黨而言，社會還有兼顧勞動群眾利益的進步性的一面。當然，這并不是社會的恩賜，而是瑞典工人階級與廣大民眾長期斗爭的結果。因此，當國內還缺乏成熟的無產階級政黨之前，加上右翼政黨力量不強，多數勞動人民還只能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左翼政黨身上，瑞典社會容易得到中下層民眾的支持。

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福利政策的實質及其局限性。首先，這種政策并沒有根本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從性質上講，福利政策只是調節國民收入的一種形式，屬于國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而在反映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初次分配領域，依然是按要素分配，資本等生產要素可獲得較高的甚至超額的利潤。在瑞典，為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國際競爭力，同時避免一些公司為逃避高稅收而遷出國外，政府還不斷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實行“企業低稅負”的政策1991年稅制改革時降為28%，企業所得稅率為歐洲國家最低。這也就能夠理解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仍然產生了像愛立信、ABB電氣、沃爾沃汽車、SAAB汽車、伊萊克斯家電、宜家家居等一批成功的大型跨國公司。就再次分配而言，瑞典對個人雖然實行高稅收政策，但擁有大量社會財富的企業主并不是納稅的主體。在2003年瑞典中央政府的稅源構成中，增值稅占中央總稅收的33%，消費稅及關稅占16%，個人及企業所得稅占8%，其他收費占26%而由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稅只占到17%。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來源于個人所得稅。在這些稅種中，增值稅（指對生產銷售商品或者提供勞務過程中實現的增值額征收的稅）、社會保險稅以及企業所得稅等，雖然表面上由企業負擔或雇主繳納，但企業主并不實際負擔這筆稅，而是把它計入成本或附加到商品、勞務價格上，最終由消費者或勞動者承擔。也就是說，承擔國家稅收的主體是勞動者而不是資本家。換句話說，福利政策實際上是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再調節，是中高收入人群的一部分收入，以稅金以及福利轉移給低收入人群。它不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再調節也不是絕對地拉平收入差距。正因為生產資料依然私人占有，福利政策也并不傷及資本家的個人財富，瑞典依然存在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福利政策的改良性質由此可見一斑。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資矛盾更不可能實現有人提出的所謂“同向分化、共同富?！?。

其次，高福利也帶來財政赤字驚人、通貨膨脹嚴重等“瑞典病”，影響了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瑞典社會是靠向選民許諾福利以拉攏選票的議會黨，因此，執政后不得不兌現承諾，由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向社會成員提供社會保障。由于社會福利有“能上不能下”的剛性，為取悅選民，新政府只能推行比以往更高的標準，社會福利支出額就會越來越多，遠遠高于同期國民收入的增長。盡管高福利有高稅收的支持，但入不敷出的現象仍不可避免，導致巨額的財政赤字，并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二戰后，瑞典福利支出的絕對額及其所占國民生產總值（GN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大大超過了歐美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此后社會福利開支不斷增加。1993年，社會福利開支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的38.6%，而公共開支則占到GDP總量的67.3%，而其中有90%以上都用于了個人和集體的消費。高福利與高消費所造成的巨額的公共開支，形成了愈加沉重的稅收負擔。據統計，瑞典國民平均每人每年要承受3.1萬克郎的經濟負擔，大約相當于1980年人均GNP的56%，這在整個西方都是極為少見的。同時，高福利政策也導致財政狀況急劇惡化與通貨膨脹。瑞典財政赤字占GNP的比重，20世紀50年代為3%，70年代為7%，80年代則上升至12%。長期實行的赤字財政政策，迫使政府大量舉債。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瑞典國家債務占GDP的比例接近80%。政府財政狀況惡化，使得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在1971年、1972年、1974年和1975年，瑞典的通貨膨脹率曾分別達到11.4%、10%、13.7%和12.1%。在這個背景下，執政長達44年之久的社會于1976年下臺。

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還形成全社會的過度消費，嚴重削弱了社會資本形成的能力，生產與投資相對萎縮。由于勞動力成本的過快上升，企業產品成本隨之全面上升，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大大衰退，1973年以后連年出現外貿逆差，失業問題日漸嚴重。這樣，源于高福利與高稅收帶來的種種問題，導致瑞典經濟增長放緩，競爭能力衰退。1960—1965年，瑞典經濟增長率年均為5.7%，達到鼎盛時期。此后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1974—1994年這20年間年均只有1.5%的增長率，其中1974—1979年僅為0.3%。1995年，以佩爾松為首的社會再次上臺執政。經過改革，經濟形勢略有好轉。但截至2006年社會下臺，GDP年增長率也不到3%。瑞典的國際競爭力也在下降。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公布的資料，2001年瑞典國際排名是第8名，2002年降至11名，2006年則為14名。高福利政策越來越成為阻礙瑞典經濟與社會持續發展的負擔。

第三，看似公平的福利政策，也隱藏著不公平的因素。福利政策希圖通過國家干預實現社會公正與公平。國家運用稅收、轉移支付等財政手段，通過辦社會福利事業，給低收入階層以及弱勢群體以補助，促使社會各階層主要是勞動者階層收入差距縮小，應該說，在勞動者之間較大程度地體現了社會公平，發揮了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但也要看到，這種看似公平的取得，往往伴隨著效率的缺失。一方面，福利政策并沒有觸及私有制，社會福利的投入主要靠勞動者；另一方面，由于人為地割斷了人們的收入水平與勞動的聯系，削弱了工作與創業的激勵機制。一些人靠政府救濟生活而不愿出去工作。同時，缺勤現象相當嚴重。據調查，瑞典職工平均每天缺勤率在20世紀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上升到25%。請病假的人（一年中連續請假超過30天以上）在1980年時不到10萬人，而在2001年達到27萬人左右，占到總勞動力400萬人口的近7%。這主要是由于國家提供的福利過于慷慨，降低了缺勤、休假的機會成本，瑞典的病假津貼高達原工資的80%。另外，要求提前退休的人數也在增多。瑞典提前退休的人員，可領到工作時工資的80%，在經濟危機期間可領到70%。

當然，貧民的救濟、公民的休假以及退休等制度應當建立，公民的正當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但過度的福利已經成為阻礙生產發展的不利因素。正因為有了以上種種問題，改革福利政策與制度，削減和控制社會支出，引入競爭機制，提高經濟與社會效率，也成為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共識。特別是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高福利政策的始作俑者——社會也開始適應形勢的變化，積極推行福利政策的改革。1995年以佩爾松為首的社會上臺后，一方面吸取了20世紀80年代執政后期沿襲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導致經濟滑坡與惡化的沉痛教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繼續以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降低稅率、緊縮福利的政策，全面下調疾病、失業、事故等社會保險補償率，以及養老金、兒童補貼、住房補貼等其他福利補貼，打破了社會對社會福利只增不減的歷史傳統。這表明社會與右翼黨的社會政策日益趨同，其拓展社會福利的空間越來越有限。盡管采取了非傳統的措施，佩爾松的第二個任期也沒能使經濟形勢好轉。2001年、2002年的GDP只分別增長1.2%和1.5%，失業率也較高。2006年的第二季度創下歷史記錄，達到5.6%。2006年9月，社會再次失去執政地位。高福利政策越來越不被選民所認同是該黨下野的主要因素。

應該說，社會也看到了經濟全球化對福利社會的挑戰，采取了削減福利等應對政策，但這種調整畢竟是有限的，瑞典的稅收在歐盟國家仍然是最高的。面對批評者說“福利制度使人們喪失責任感，侵蝕了人們的主動精神，而費用之大又削弱了國家經濟”時，社民黨的回答竟是：“這種批評是強權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和缺乏實際依據的支持。資本主義制造出這樣的神話：困境催人強”。[1]這種過分迷信福利政策以及不切實際的自信心態，與已經變化的形勢相沖突，從而使社會的政策越來越僵硬，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實際上社會已陷入兩難境地：要么勇于適應變化，改革福利政策，去面對沉重的歷史包袱；要么堅持自己的傳統，以僵化、保守的面目出現。冷戰結束后，社會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執政的周期越來越短，恐怕就是在這兩難選擇中徘徊的結果。

總之，所謂瑞典模式，從廣義上講，應指瑞典社會執政時期形成的社會制度、體制與政策。它包括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層面：一是社會的基本制度，即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多黨制、議會民主與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維護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制度，這是瑞典作為資本主義國家與其他西方國家共性的方面。我們在談論瑞典模式時，不能忽略這個決定瑞典社會性質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一是為基本制度服務并作為其實現途徑的具體制度、體制與政策，這是反映瑞典國情而使瑞典區別于他國的特色，集中體現為在社會領域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因此，當人們談到瑞典或瑞典模式時，總要提及它的高福利政策，就是這個道理。應當看到，瑞典的福利政策，是為瑞典的社會制度服務的，是壟斷資產階級維護自身統治、緩和國內矛盾而實行的一項社會政策。那種認為與社會制度完全脫離、僅指福利政策的狹義瑞典模式，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談論瑞典模式總是回避不了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的。即使作為社會政策的福利，在瑞典的實踐中也有利有弊。社會福利制度有利有弊，總體適合瑞典的國情。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瑞典的一些經驗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比如完備的福利體系、注重保護勞工權益、規范資本的行為等，但反映其本質的基本制度決不能成為我國經濟與社會改革所追求的目標，更不能走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蘇東國家的教訓應牢牢記取。

參考文獻：

[1]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黨綱——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羅斯代表大會通過[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1)

[2][美]霍華德·津恩.獨立[思考]宣言——剖析美國意識形態[J].編譯參考，1992，(2)

[3]丁冰.從瑞典經濟模式看民主社會主義——兼論“保障社會主義”的實質[J].高校理論戰線，2007，(8)

[4]徐崇溫.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7，(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