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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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文明建設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衡量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指標是，國家治理的法制化程度、權力更迭的民主化程度、官民關系的平等化程度、政治參與的有序化程度。本文在分析了影響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諸多因素后，著重闡述了推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要從改變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入手，由黨政不分向黨政分開轉變、由政策治國向法律治國轉變、由無限型向有限型轉變、由黨管干部向黨選干部轉變。

關鍵詞：政治文明建設；社會主義；執政方式

一、政治文明的主要指標體系

人類社會大體上經歷了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發展階段。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一樣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性和階段性；政治文明是與一定的政治理念指導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相聯系的，因此，它還會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全局性；文明是與野蠻相對而言的，文明建立的過程一定是社會進步的過程，所以政治文明還必須具有科學性和進步性；由于世界文明產生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差異，從而導致政治文明建設還會呈現出多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從政治文明所具有的以上四個本質屬性出發，我們可以大致提煉出以下幾個衡量政治文明進化程度的硬指標。

治理國家的法制化、制度化程度。政治就是治理國家。政治行為的規范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和重要指標。暴政就是政治行為的失范。如果政治權威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約束，那在任何時代，都不能稱之為政治文明。文明的政治行為應該是約束性的增加和隨意性的減少。這也是鄧小平特別強調制度建設更具有長期性、全局性、穩定性和根本性的意義。對于現代政治文明來說，約束政治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三：一個是法，包括憲法和其他法律，即我們所說的依法治國；二是制度和規則，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顯規則和潛規則；三是道德輿論，即政治行為主體的自律和來自主體外部的他律。約束政治行為的過程，就是約束甚至杜絕權力運行過程中隨意性的過程。

權力更迭方式的民主化、透明化程度。這是政治權威產生的合理性問題，即權力來源問題。在古代，政治權威的合理性存在于人與神的關系中，即所謂的君權神授。在中國，歷次農民戰爭和權力更迭，都把“替天行道”作為其政治行為合理性的思想來源。正常情況下，子承父業的“家天下”的思想和做法是合理的，而有誰篡奪了繼承權則是不合理的。這種認識沉淀下來，就構成了權力更迭方式上的古代政治文明。而在現代社會，人們則認為，只有按照人民主權(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通過平等的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威才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人在現代社會仍然主張用古代的方法來產生政治權威，就會被認為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文明的。

官與民之間關系的平等化、緊密化程度。官民關系就是干群關系。由于政治權威產生的方式即權力更迭方式的不同，是選舉制還是任命制(指定制)將直接關系到官民關系的平等化程度。如果是任命制或指定制、欽定制，那么各級政治權威勢必會唯上是從。如果是民選制，那么各級官吏也就自然沒有“唯上”的必要。前者只能導致官場上的人身依附和裙帶關系，而后者才能保證官與民之間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關系的真正確立，才能保證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實現，最終能夠消除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特權現象。這種平等的理念、平等的關系和平等的原則貫徹得越徹底，政治文明建設的程度也就越高。

政治參與的健康化、有序化程度。民主的實質是普遍參與而不是個人專制。民主的升華是集中而不是分散或無政府主義。這也是我們國家確立民主集中制的初衷。一個國家如果能為政治參與提供法律的、制度的和程序的保證，就是高度政治文明的表現。至于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并不是政治文明的標志。關鍵的問題是一旦人民群眾有了參與的愿望和要求，國家提供的政治參與的條件和途徑是否充分、順暢、有效。這又是一個文明與不文明的分水嶺。我們提倡落實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其政治文明的意義也在這里。

二、制約我國政治文明發展的諸多要素

1.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和發展的經濟平臺。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文明是上層建筑的精髓，尤其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作物質支撐。經濟基礎是第一性的，制度建設是第二性的。從政治觀念的發生學角度看，與現代政治文明相適應的公平、公開、平等、效率、競爭、秩序、民主、法治等進步政治理念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生需求和派生產物，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充分發育的基礎上的。中國幾千年的農耕經濟，并沒有自發地走向市場經濟，中國的近代化道路是在西方列強的鐵蹄下、國內軍閥的混戰里、基層民眾的抗爭中走過來的。辛亥革命以后，我們引進了共和制、選舉制，也產生過民國初期的幾位總統，以來，我們引進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所有這些先進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并沒有在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上站穩腳跟。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城鄉之間、沿海與內地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廣泛存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多層次性、所有制成分的多元性、分配方式的多樣性，決定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性。受這些因素的制約，要使民主、秩序、法治、效率、公平、公正等現代政治理念，以及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構筑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充分得到體現還需要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2.封建主義殘余是影響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和發展的歷史文化根源。政治文化是政治理念的底色，政治制度是政治理念的外化。一國政治文明的建設和發展還受該國政治文化、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的制約。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蘊涵著許多帶有本土的、民族性的積極因素，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其消極影響增加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最典型的則是封建主義的影響，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的封建專制主義遺毒，其主要表現是：等級森嚴，崇尚集權，對人權缺乏足夠的保障和尊重，對政權缺乏足夠的監督和制約；重德治，輕法度，渴求清官廉吏，“官本”制度的固若金湯與“民本”思想的蒼白無力并存并行；強調“君臨天下”和“家天下”的政治理念，缺乏“天下為公”的博大與崇高，缺乏民主、平等、法治、合作等先進理念及以這種政治理念為支撐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傳統和政治慣性，導致中國歷史上一再錯失政治改革的時機。到了近代，“百日維新”在譚嗣同的吶喊聲中失敗了，“洋務運動”在甲午海戰的敗北中夭折了，辛亥革命“走向共和”的夢想在軍閥混戰中流產了，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只有改朝換代的輪回，少有脫胎換骨的質變的文化歷史根源。

“”十年，封建專制主義惡性泛濫，個人迷信盛行，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直接背離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總結了這方面的教訓，并對此作了透徹分析，他說：“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他進一步指出：“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這真是一針見血，鞭辟人里。這些根深蒂固、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弊端，如今在我們一些領導干部個體身上仍有表現。他們官本位思想很重，缺乏應有的法制觀念，把權力視作謀私的工具。這些與封建專制主義息息相關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直接對立的，嚴重影響著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和發展。

3.執政黨的自身建設水平是我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政治生態因素。政黨的出現是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和標志，是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也是實現政治文明的政治工具。孫中山當年曾經把中國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分為三種，即軍政、訓政、憲政，這三種方式是次第出現、前后相連的三階段。中國共產黨作為在大陸執政五十多年的執政黨，其自身建設水平和執政水平還有相當不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是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問題。其次是黨的各項制度建設特別是權力配置的科學化問題。第三是黨的作風即黨的形象問題。第四是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我凈化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締造了嶄新的社會制度，使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較以往有了一個質的跨越。黨所處的地位、環境以及黨所肩負的任務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于黨沒能準確地把握這一變化，思想方式仍停留在革命黨角度，過于強調政黨意識形態，政治領域無法擺脫姓資姓社的束縛，結果弱化了對執政規律的把握，弱化了在政治文明建設上的帶頭和促進作用。再加上高度集權、個人崇拜，結果使黨內民主制度和國家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繼而嚴重影響到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黨原有的優秀政治資源不僅沒得到充分發揮，相反還遭到嚴重破壞，出現了嚴重的倒退。這一慘痛教訓告訴我們，由于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以及執政黨的政治導航是影響政治文明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如果把執政黨執政簡稱為“黨治”，那么這種“黨治”就是從過去的幾千年的“人治”中走過來的，多少帶些“人治”的色彩在所難免，但絕不能退化為“人治”，所以今天的中國，其執政黨的莊嚴的政治任務就是“遠離人治，走向法治”。

三、推進我國政治文明建設要從轉變執政方式入手

執政的實質是行使國家治理的權力。簡單來講，權力行使的方式就是執政方式，這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共產黨自身轉型是執政方式轉型的基礎，即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黨經歷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p>

1.由“黨政不分”向“黨政分開”轉變

黨政不分的執政方式是指執政黨不通過國家政權，直接通過政黨組織來行使國家的政治權力，這種方式往往是革命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為了加強革命黨的凝聚力和加強革命黨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而實行的，革命成功以后，進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的時候，往往也采用這種方式，例如時期，黨政軍高度合一，往往以黨代政，執政黨直接行使國家權力。黨政不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雖然有國家政權機關，但是執政黨居于國家政權機關之上，形成執政黨決策、國家政權機關執行的體制，這種體制下，憲法對國家政權機關的規范難以對執政黨行使公共權力進行約束，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不足，憲政秩序下的國家權力監督約束機制失效，容易形成絕對權力，從而產生許多弊端。黨政分開的執政方式不僅是指執政黨的機構設置和國家政權機關的設置要分開，更重要的是執政黨要通過國家政權機關來行使權力，通過執政黨的黨員在國家機關中擔任職務的方式來控制政權，從各國政黨政治的常態來看，執政黨執掌政權基本上采用黨的領導人通過選舉這一法定程序直接擔任政府領導人這種形式，這樣就避免了出現黨政兩個權力系統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

2.由“政策治國”向“法律治國”轉變

政策治國的特點是會議多、文件多、領導講話多。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就是人治的表現。在這種類型的執政方式下，執政黨習慣于用不斷變更的政策來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政策的隨意性很大，往往因政黨領袖的變化而變化，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出現執政黨領袖的個人崇拜；執政黨在管理社會事務的時候，往往用政策來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權威不足。法治型的執政方式不僅要求執政黨依據法律來行使管理權限，而且要求執政黨本身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共產黨是依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革命黨的革命綱領及其領袖的個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執政以后，執政黨要想保持其執政地位，必須在民主程序上構建合法性基礎，在法治的秩序F維持執政地位?！耙渣h治國”是典型的人治型執政方式，是國民黨統治的執政方式，鄧小平對黨內一些同志的“以黨治國”論提出了嚴厲批評：“‘以黨治國’是國民黨遺毒，是麻痹、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3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表明了黨要朝著法治型的執政方式轉變。

3.由“無限型”向“有限型”轉變

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個人和組織的政治權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執政黨的權力。公共權力只能干涉公共領域，不能侵犯私人領域，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的職能是無限的，由于黨政不分，導致執政黨無所不管，計劃經濟是與執政黨的全面干預相聯系的，政府和執政黨的權力很難受到法律的約束和規范，中國共產黨從1982年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就開始規范執政黨的權力，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1987年黨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黨代政等內容。但這些規定過于原則和抽象，至于執政黨如何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執政黨對政權機關的控制權限，執政黨與政權機關的權限劃分和協調，則缺乏具體的規定，往往使執政黨對政權的控制難以受到相應的約束。從無限型執政方式向有限型執政方式的轉變就是要規范執政黨與政權機關之間的關系，使執政黨的執政權受到法律的規范，執政權處于有限狀態，建立現代有限政治，既能夠保證執政黨執掌政權，又能夠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從制度上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

4.由“黨管干部”向“黨選干部”轉變

現代化建設是一個全方位的概念，這里既有經濟發展的現代化，也有社會管理模式的現代化，更有選人用人方式的現代化。目前我們國家選人用人的根本模式還是黨管干部，這種模式由推薦、考察、測評、常委會議決定等幾個環節構成，這種模式的最大缺點是導致干部往往只對上負責，或以對上負責為主。第二個缺點是對于部的監督管理力不從心，導致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究其原因就是在這兩個環節中廣大群眾及普通黨員發揮作用的空間極小。要在干部的選拔任用過程中充分發揚民主，要在用人上體現公正、公開、公平，就應該逐步擴大黨內民主、提升人民民主，由常委會任命制逐漸向全委會票決制轉變，對不合格的干部，授予同級紀委以罷免動議權，由全委會再度票決來行使罷免權。這是用人制度改革上的一小步，但卻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