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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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縱觀改革開放30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歐大國的關系經歷了相互孤立隔絕的時期，也經歷了相互接觸和擴大交往的時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頻繁互動的新時期。中美關系作為“世界匕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已經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雙方作為奄沒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關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不斷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彼此關系的重要性在雙邊意義上、地區意義上和全球意義上都在顯著上升。正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從伊朗到蘇丹西部，我們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區擴大美中合作。美中關系將是我們在外交政策的幾乎所有戰線匕取得成功的關鍵”.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其廣度和深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索拉納所說，中國是歐盟為數不多的戰略伙伴之一，雙方高層和民間往來更加頻繁；在處理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加強接觸，合作基礎和領域進一步擴大；不僅能實現重要的共同目標，而且“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日本繼續向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邁進，特別是兩國更多地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來審視、把握和推進雙邊議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也將日益超越雙邊和地區層面，越來越需要從全球角度來看待和處理。

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討論的主要問題日益向全球性問題集中，相互關系都從雙邊和地區層面向全球層面擴展，影響雙方關系發展的因素越來越超越具體問題本身，轉向問題背后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或者說具體問題上的較量所體現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與美、歐、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和分歧；圍繞貿易平衡問題和WTO多哈回合談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兩種趨勢的紛爭；圍繞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問題的爭端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有關國際經濟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和使用的權力較量；特別是圍繞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突出，背后所體現的是主要發達國家急于抓住“綠色經濟時代”的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在中國與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正在進行和未來可能進行的合作中，涉及國際體系穩定和演變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例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所提中美關系中面臨的五大問題，要么是涉及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臺灣問題，要么是涉及整個國際體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擴散體系等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歐文斯建議中美在公海、太空、網絡、能源等領域加強合作，均事關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國際體系基礎領域的安全。布熱津斯基更是明確地呼吁，中美應在維護國際體系穩定方面進行更多的戰略合作。這些都意味著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正在向國際體系層面發展。

二。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日益觸及國際體系層面的問題，圍繞有關問題的競爭、合作、碰撞、沖突有所上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關系經過3O年的發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階段推進的自然體現，其中有客觀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觀因素的影響。簡而言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方面的原因可以說是中國和平發展態勢日顯強勁以及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應、溢出效應和連帶效應。這些效應既可以從世界范圍內的“中國問題熱”窺見一斑，也體現在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上升上。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存在和影響力不僅在經貿領域急劇擴大，而且已經從經濟向政治和安全領域、從周邊地區向整個亞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經濟總量趕超德國的勢頭更加迅猛，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首次超過美國。截至2007年，中國已經簽署近300個國際條約；參與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達到4238個；在華設立總部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達到120個；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擔任的“要職”不斷實現突破。例如，繼2006年陳馮富珍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和沙祖康躋身“聯合國內閣”（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級別管理小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副行長，趙京民少將成為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首位“中國司令”.

第二個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國家的對華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原因更為重要。這種變化就是從之前懷疑“中國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國崛起”甚至想設法遏制“中國崛起”,轉變為承認“中國崛起”已經不可逆轉，并且認為中國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中國的崛起”已經對現存國際體系構成挑戰。目前這種聲音正在不斷上升。這不僅是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這一客觀現實的主觀反映，而且具有明顯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歐等國政界和學界圍繞“中國的崛起”是否將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討論熱鬧一時。其中各派觀點無論是出于探究中國崛起后是否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構建國際體系，還是思考現有國際體系能否容納崛起的中國，都表明他們不僅已經承認“中國的崛起”是現實，而且對“中國崛起”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擔心明顯上升。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關方”概念側重于國際體系層面。美國內部近年來圍繞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亞洲”的辯論比較激烈各種觀點雖然針鋒相對，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比較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崛起”正在或即將“不可避免地”重塑亞洲地區體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雜志刊登了一組文章其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崛起難以推翻西方國家秩序”,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著現有國際體系；布魯金斯協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在《來日方長：中國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認為，“中國可能開拓自己的民主道路”,這折射出對中國形成新發展模式并為世界發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選擇的隱憂；另外的文章則對“中國對集權國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著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準則不滿和想通過進一步施壓來加以改變的想法。歐洲國家關注非洲的達爾富爾問題、民主和良政問題，并把這些問題和中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基本政策乃至北京舉辦奧運會等結合起來加以炒作，認為中國在非洲乃至整個海外開發資源能源違反了《采掘業透明倡議》（EITI）的有關規定，認為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沒有按照“赤道原則”所要求的那樣關注受援國的政治發展等問題。這表露出歐洲國家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準則的擔隴。德國總理默克爾及其執政黨團的新亞洲戰略文件甚至明確提出，要對中國崛起可能在能源、非洲、經貿、民主體制、安全等問題上構成的挑戰表示警。

三。事實上，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在對華認知從“中國能否崛起”向“中國的崛起已對國際體系構成挑戰”轉變的同時，它們的對華戰略也已經相應地開始進行重要調整。其調整的方向是從防范和遏制“中國崛起”,轉向以“中國崛起”作為現實基礎，更加注重發揮它們作為現有國際體系主導者所享有的優勢，強調“西方民主作為體系主流價值觀的統治地位”,力圖調整和完善有關的國際和地區組織、機制、準則，利用體系的力量來牽制中國崛起后的戰略意圖和力量使用。

當前，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除了在全球范圍內推動中國在所謂“問題國家”和熱點問題等方面承擔更多“責任”進而造成某種制約之外，它們對華戰略的新變化主要集中在中國對國際體系影響最為突出的亞太地區和經貿領域。在亞太地區，美國從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個方面人手，在最好的情況下確保它在這個地區的主導地位，在最壞的情況下防止中國崛起把美國從這個地區排擠出去。布什政府采取的動作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強化與日、澳、印的“價值觀聯盟”和安卜作；二是使這個聯盟擴大成為“亞太民主伙伴關系”,把加拿大、印尼、新西蘭、菲律賓和韓國納入其中；三是與新加坡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戰略框架，與越南實現關系突破，把泰國和菲律賓提升為非北約盟國，進而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四是推動構建東北亞安全體系，力圖在亞洲構建一個由各種雙邊機制和多邊網絡相互交織連接的新地區際，使中國在其中扮演一個“問題解決者的重要角色”.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勃改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主張與美、日、印、韓、澳等“民主國家”加強合作，共同防止中國崛起造成“區域不安”,以及防止中國的發展模式吸引力持續增大，導致“西方自由秩序原則”影響力削弱。日本則提出在歐亞大陸構建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呼吁亞洲擁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建立一個“大亞洲”,并逐漸使其演變成為一張“覆蓋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大網”.在經貿領域，美歐越來越注重借助WTO等國際組織來解決與中國之間的經貿糾紛；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了中國的投票權，制定了一系列便于加強金融干預和匯率監管的監督標準和危機防范機制；呼吁中國加人經合組織（OECD）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AC）等相關機制，促使中國對外（尤其是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更多地按照這些機制的準則行事；主張把中國納人《采掘業透明倡議》（EITI），促使中國的海外資源能源開發按照該倡議的規章進行。此外，美國國會成立兩黨議員參加的聯合特別小組，就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影響進行研究，并想以此為基礎制定相關管理規則。歐盟將加快為主權財富基金制定行為規范。據報道，在美歐的推動下，IMF計劃于2008年秋天之前為主權財富基金制定國際行為規范。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并將“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的背景下，主要發達國家的這些加強規則和制度建設的舉動顯然具有針對中國的一面。

四。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對華認知和對華戰略出現從國際體系層面看待和著手應對“中國的崛起”的新變化，表明它們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并歡迎中國在現有體系內“和平崛起”.它們的核心目的是在防止中國推翻現有體系和按自己意愿構建新體系的前提下，促使中國和它們共同維護體系穩定，乃至按照它們的意愿-起重新塑造體系。這符合它們維護體系主導地位的戰略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國作為現有國際體系積極參與者、建設者、合作者的利益具有交匯點，為中國“繼續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相互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從發展前景看，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的這種對華戰略變化動向很可能繼續發展。歐盟英、法、德等國新上任的領導人對華戰略思路已基本顯露，美國下屆政府的對華戰略繼續沿著上述方向推進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邁凱恩主張加強國際體系建設，認為“應進一步把所有民主國家都凝聚在‘世界民主同盟’這個共同組織中”;總統候選人奧巴馬也主張“要重建各種同盟關系、伙伴關系和組織機制”.布魯金斯學會為下任美國總統提供的對華政策建議就是，“使中國與國際組織機制進一步實現一體化，并促使中國為這些組織機制的演變做出貢獻”.“普林斯頓報告”的主要執筆人艾肯伯里同樣指出，西方只有加強和完善由各種組織、機制、規則編織而成的國際體系，使中國在其中行使權力，才能防止中國推翻整個體系。這些主張和建議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美國未來對華戰略的發展方向。由此，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將進人一個新的歷史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