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準化變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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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數據時代下，人們的思維模式與工作習慣明顯改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迎來新的變革契機。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學研究、教育內容、教學關系以及教育載體實現精準變革，思想政治教育從理念到內容、從教育模式到師生關系得以全面重塑，教育教學的科學性、針對性、時效性明顯提升。然而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精準化變革依然面臨盲從數據權威、數據處理困難、數據倫理失范等困惑，高校與教師需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內涵與追求，正視大數據技術的不足，在依托信息技術提高數據處理水平的同時，嚴格遵循基本的數據倫理和工作原則，從而切實發揮大數據技術的教育支撐功能，為學生成長成才創設良好教育環境。

關鍵詞:大數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變革;精準化

聯合國于2012年7月了一份名為《大數據促發展:挑戰與機遇》的數據政務白皮書，指出大數據是聯合國與各國政府的歷史性機遇，人們可以利用體量巨大的數據資源對社會人口展開實時分析，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2013年我國迎來大數據爆發期，國家統計局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11家企業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進一步推動了大數據在政府統計中的應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973計劃等一系列重大研究已將大數據納入研究課題。2015年8月，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為我國大數據發展的頂層設計與總體部署提供了有力指導。隨后我國迎來大數據快速發展期，世界各國也紛紛部署大數據戰略，新一輪的“數據競爭”在國際舞臺拉開帷幕。隨著大數據技術的日益成熟和在各個領域的成功應用，我國教育信息化工程引入大數據已成為必然，由大數據引發的教育方法、教學內容、思維范式等方面的深刻變革指日可待。在此背景下，高校利用大數據技術推動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簡稱“思政教育”)變革已是大勢所趨，而如何克服重重困難、充分發揮教育價值，是高校與教師需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的表現

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以海量學生數據為參考，在科學的信息咨詢下有利于做出高效、準確的教育決策。也正是在大數據技術的科學關聯和量化分析驅動下，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學研究、教育內容、教學關系、教育載體得以精準變革，使思政教育和學生群體之間的適應性、匹配性得以全面提升。(一)強化教學依據，推動思政量化研究。高校思政教育圍繞學生的思想行為展開，通過建立與之對應的內容體系和教育機制實現對學生的教育引導。早期高校思政工作明顯強調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引領，因而以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為核心，將艱深晦澀的思政理論知識作為思政教育重點。在此背景下，高校對于思政教育本質屬性及其變化規律的認知與分析，基本通過包含實地研究、文獻研究在內的質性研究完成。隨著學科建設與科研發展的持續進步，量化研究作為一種相對直接、客觀的研究方式，在高校教育教學、科研學術中迅速興起，思政教育工作也逐步嘗試用分層抽樣調查和數理統計解釋學生行為表現、揭示思政教育的內在規律。不過這種基于抽樣調查和數理統計的研究模式，樣本范圍、調查過程都存在明顯的選擇與取舍，調查結果依然具有偏重因果關系的質性分析特征。大數據時代，學生無論利用互聯網學習充電，還是在自媒體平臺分享生活、抒發心情，都會留下網絡使用痕跡進而形成個人網絡行為數據。可以說，大數據已經突破了對客觀世界的精確測量，開始探索刻畫人的思想行為、觀念意識、價值取向以及精神世界［1］。學生在網絡環境中的言論行為對其現實狀態形成直觀映射，教師能利用學生網絡生活、社交媒體等數據表征，明晰學生生活動態、行為觀點與思政教育工作之間的內在關聯及發展規律，而且互聯網對學生思想行為的數據化，是以全樣本、全過程的信息抓取為前提，最大限度保證了量化數據的全面與完整。所以大數據時代，使得對人的研究、對思政教育的探索，能在質性研究基礎上依托大數據形成量化結果，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供具有科學性、現實性的優化依據。(二)創新思政內容，增強教育針對性。高校思政教育內容脫離社會現實與學生實際狀況，已成為制約思政教育效率與質量的重要因素。傳統思政教育在內容建設方面存在兩大弊端，一是內容建設方式落后，二是內容更新速度緩慢。早期高校思政教育局限于思想和政治兩大體系，強調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與社會價值觀念的引領、滲透。近年來高校思政教育對學生道德品質、法治思維、心理健康的關注程度日益提高，但在具體的方向把握和內容選擇方面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為傳統思政研究所憑借的分析手段以抽樣調查為主，調查內容和調查對象由調查者決定，個人主觀影響在所難免，且學生在接受調查過程中也會出現刻意回避、隱瞞某些信息的情況，基于“小數據”形成的調查結果信度與效度難以保證。此外，傳統思政教育對學科教材的依賴性較大，思政教育從確立研究主題到更新教材、投入使用需經過多重復雜程序，漫長的等待期內，社會與教育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學生出現新思想、新動向、新問題的概率極大，很可能導致更新后的教材內容依然無法適應思政教育需求。不過在大數據支撐下，采集、整理、分析學生信息數據得以快速展開，數據信息的關聯轉化以及與思政教育工作的深度對接得以穩步推進，縮短了思政研究到教學內容調整之間的周期。與此同時，“全樣本數據”最大限度保證了學生數據信息的完整性與多樣性，以學生自然狀態下生成的數據信息為依據展開思政教育研究，無論從研究者角度還是學生角度，都明顯降低了個人主觀意志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所以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實現了內容的精準定位。(三)調整教學關系，構建學習共同體。傳統思政教育過程中教師處于主導地位，決定著思政教育的整體走向和基本流程，學生作為思政教育對象，往往處于被動接受教育內容的狀態，所以傳統思政教育不僅以知識信息的“單向灌輸”為基本模式，且學生作為教育客體而存在，教學關系具有明顯的不對等性［2］。大數據支撐下，浩如煙海的網絡信息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不同形式實現廣泛傳播，學生在網絡環境下可自由切換數據信息的“接收者”與“傳播者”身份，課堂教學不再是學生獲得知識信息的唯一途徑，教師由學校教育權威和課堂教學控制帶來的優越性隨之瓦解，學生對于高校及教師的枯燥說教和教導訓誡愈發表現出抗拒情緒，傳統思政教育關系面臨全面而深刻的動態調整。大數據支撐下的高校思政教育教學關系，學生可建立起除學校教育教學以外的知識獲取路徑，甚至學生依托互聯網技術獲得的知識信息早于學校教師，知識深度與知識廣度也優于學校教學?；诖?，學生與教師可在網絡平臺相互推送教育內容，也可就網絡熱點問題展開交流討論，傳統思政教育的知識傳遞，由單向灌輸順利轉變為雙向互動，師生雙方均以思政教育主體的身份參與思政教育過程，思政教育教學關系也逐漸趨于民主平等、開放互動。因而，大數據環境進一步動搖了教師的“知識壟斷”地位，使師生實現知識信息、教學過程、人格尊嚴等方面的全面互動成為可能，也為師生構建“教學相長”的學習共同體提供良好條件。(四)豐富教育載體，教育傳播多樣化。思政教育載體是處于教師與學生之間，能夠承載和傳遞思政教育的媒介，起到連接思政教育主客體、推動思政教育信息交流的積極作用。當前高校思政教育主要分為靜態載體和動態載體兩種類型，前者以場地、材料、設備等實物載體和印刷傳媒、電子傳媒等傳媒載體為代表，后者則包括管理載體、文化載體、活動載體等內容，主要涉及高校的組織紀律、規章制度、校園文化、主題活動等方面。網絡作為電子傳媒的典型代表，已成為學生群體獲取信息、分享生活、交流互動的關鍵途徑，也為高校創新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契機。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載體變革明顯，大幅提升思政內容傳播效率的同時，進一步豐富了思政教育載體，使思政教育傳播呈現多樣化、便捷化發展態勢。中國互聯網的一分鐘里，有近40萬人登錄微信，其中近2萬人18進行視頻或語音聊天;有超過6萬條微博被編輯，并包含大量圖片、視頻、音樂元素;有700多人在淘寶和天貓網購平臺下單;有400多萬搜索請求在百度平臺產生。而傳統的一分鐘里，只能寫近30個漢字、可以閱讀300字的普通文本、可以瀏覽8個廣告短片。所以大數據支撐下，學生獲得知識信息不再單純依靠課堂教學這一傳統路徑，甚至報刊雜志、電視廣播在學生群體中的影響力也大幅下降。當教師忙于將書本知識精簡凝練后以板書形式呈現在學生面前時，所消耗的時間足以支撐海量信息數據依托網絡技術實行大規模、大范圍傳播，而學生為信息廣泛傳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所以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能準確定位學生的群體偏好和網絡選擇，進而依托互聯網空間建立更多元、更立體的教育傳播路徑。

二、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的困惑

大數據為高校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提供了探索視角與技術支撐，但當前發展環境下，大數據技術本身的弊端無法迅速清除，思政教育及教師的局限性也難以立刻消解，所以大數據與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依然存在過度服從數據理性、數據信息處理能力不足、數據技術倫理失范等困惑，明顯限制了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的效率與水平。(一)訴諸理性權威，盲從數據洪流。高校思政教育以學生為中心，不僅通過政治信仰、思想意識、道德準則等傳統教育內容幫助學生規范自身行為與觀念，而且需要分析學生的態度、意識、情感、信仰等內在精神層面，也要涉及學生的心理健康、情緒狀態等感性內容，所以思政教育是一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的動態過程。網絡時代，大數據主要記錄和收集個體的外在行為表現，進而通過這些外顯信息揭示個體的內在傾向。不過大數據最顯著的特征是利用數據信息揭示事物關聯、預測發展趨勢，并不能準確定位和分析生命主體的思想、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因素。在利用大數據優勢推進思政教育改革進程中，不少高校與教師嘆服理性數據帶來的教育直觀化改變，將量化研究作為學生群體分析、思政教育研究的唯一手段，嚴重依賴機器設備、網絡系統形成的程序化判斷結果［3］。高校與教師在“數據決定論”的思想導向下，容易對理性權威形成誤解和盲從，反而使思政教育工作進入“非理性”狀態。高校與教師對數據信息的絕對信賴，容易形成固定的思政“信息繭房”，從而將部分無法被數據記錄和分析的內容排除在思政教育之外，特別是與學生成長發展緊密相關的心理狀態、價值困惑等內容，若在思政教育過程中被一再忽略，極易造成思政教育的低能與失衡。與此同時，高校與教師太過迷信大數據的理性權威，是對人類自身情感意志、價值追求的持續消磨，也對個體的思考能力、價值判斷、批判能力形成負面影響，進而陷入數據工具凌駕于教育工作和教育對象之上的思政教育困境。(二)數據信息混雜，分析處理困難。與“小數據時代”相比，大數據不僅體現了數據信息的規模之大，其意義還在于對全體樣本數據的覆蓋與收集。也正因如此，大數據需保證數據信息的多樣性和完整性，也只有數據庫收集的數據體量足夠大才能忽略、篩除個別不精確數據。大數據時代，高校利用學生互聯網使用數據開展思政教育工作已是必然選擇，但學生使用互聯網出于學習、娛樂、人際交往等不同目的，使用痕跡遍布網絡學習平臺、門戶網站、通信軟件、網絡游戲等不同應用空間，把控數據來源對高校而言形成不小挑戰。與此同時，學生基于網絡所形成的大量非結構數據不僅內容龐雜，而且數據格式異?；靵y，要想在全樣本數據下完成數據采集、整理、分析等一系列活動，需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學生在互聯網空間留下的數據信息也未必真實可靠，大量失真或無意義數據很容易對教師造成干擾和誘導。以學生微信朋友圈為例，不少“轉發”“集贊”“拉票”行為并非出自學生本意，甚至不少“集贊送禮品”“轉發優惠打折”活動只是商家運作手段，學生對自己點贊或轉發的內容并不了解。在此背景下所形成的學生網絡行為數據，無法解釋學生的行為動機，也難以反映學生的思想動向與價值追求，對思政教育而言基本沒有參考意義，但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剔除干擾和無效數據，對高校和教師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性課題。當前高校思政教育環境下，多數教師尚處于利用網絡媒體教學的探索階段，整合網絡資源、駕馭網絡應用技術的水平整體較低，能夠綜合掌握數據采集、分詞、語義分析、情感識別等技術的教師屈指可數，這對高校利用大數據開展思政教育工作形成明顯制約。(三)學生隱私泄露，數據倫理失范。大數據技術能隨時隨地永久性保存用戶信息數據，并通過強大的還原性畫像功能分析用戶的偏好特征與行為傾向。大數據環境下，個人身份背景、位置足跡、言行舉止被精準定位，甚至連觀念信仰、態度情感、社交關系等隱秘性信息也被全面捕捉。這種對個人信息無差別、無選擇的記錄、保存以及呈現，極易引發個人隱私泄露問題。與此同時，基于網絡應用生成的個人數據大多并非用戶主動留存，而且從法律層面來看，用戶對其數據信息具有知情權、使用權、存儲或刪除權，平臺運營商或網絡數據公司收集、兜售用戶數據從而產生信息紅利本身就存在侵犯用戶權利的問題，信息技術的安全漏洞更會導致數據泄露，這為高科技犯罪活動提供了滋生土壤［4］。所以大數據支撐下的高校思政教育變革，依然因各種內外部因素出現數據倫理失范的困惑。此外，大數據支撐下的思政教育必須以學生數據收集為前提，但數據收集是以學生的某項網絡行為為對象，還是覆蓋學生學習、娛樂、交際、消費等所有網絡活動，既是一個與相關工作成本密切相連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學生個人隱私的倫理問題，尤其包含學生敏感信息和特殊經歷的數據該怎樣處理，也尚未形成標準化、規范化的操作流程，數據采集和分析人員難免因好奇心理窺探甚至分享學生隱私，教師面對這類特殊信息也容易形成個人主觀偏見而影響思政教育的公平有序。因此，出于精準變革目的在思政教育中引入大數據技術，容易因數據倫理失范為學生帶來隱私泄露、信息安全漏洞等隱患，圍繞數據本身產生的問題甚至會背離思政教育初衷、損害思政教育價值。

三、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的舉措

大數據技術應用于高校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必須以明確教育追求、堅持教育原則為基礎。高校與教師需始終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將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積極成長作為思政教育變革、大數據技術應用的著眼點，進而在遵循數據倫理的前提下，積極做好技術創新、提高數據處理水平，為思政教育改革優化創造條件。(一)理清教育追求，彌補數據應用缺陷。大數據作為時代與技術的產物，其本質是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手段與工具，人類可以利用工具提高生產生活的效率與質量，但決不能因為過度的信任與依賴，反過來被工具控制而成為工具的附庸。高校以大數據為支撐精準變革思政教育，是順應時代潮流、緊跟網絡技術步伐的外在表現，但本質上是為了利用先進技術切實推動思政教育發展，進而實現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的教育目標，使高等教育的功能與價值得以真正發揮。所以高校與教師須認識到一切教育教學活動都是為促進學生發展而服務，而教育教學活動所依托的工具、手段、路徑只是為了不斷提高教育效能，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幫助學生積累知識、增長才干、完善品格?；诖?，在利用大數據改革、優化思政教育過程中，學生始終是至關重要的主體與中心，大數據技術既不能侵犯學生隱私、損害學生權益，也不能本末倒置成為思政教育的中心。高校與教師應從大數據技術的工具價值角度出發，正確看待和處理大數據技術與學生群體及思政教育的互動關系。此外，高校與教師要正視大數據技術的缺陷與弊端，擺脫對大數據權威的迷信與盲從。高校與教師應認識到，大數據技術的優勢并未全面滲透到個體思維、意識、情感等層面，所以大數據建立的理性權威傾向于學生表征分析和學生行為解讀，而大數據建立的學生數據信息與思想意識之間的關聯，以及學生思想行為動向的預測，并非在定量研究之下即可獲得準確結果，還需教師以自身的生活經驗、教育教學觀察、價值判斷為參照，通過定性分析進一步提高思政教育和學生群體之間的契合性。(二)依托信息技術，提高數據處理水平。傳統思政教育以“因果思維”為導向，強調依據學生的思想表現推斷思政教育策略。但學生作為獨立個體，其思想極為復雜，所包含的意志、情感、態度、價值追求、道德準則等要素相互關聯而又彼此獨立，某一要素的變化不一定由其他要素引起，也未必會引發其他要素發生變化，即使學生思想層面的變化存在因果關系，也并非清晰明確且一一對應。所以在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應以“關聯思維”為導向，通過數據信息處理技術找準思政教育的立足點和著眼點［5］。高校可通過提取和分析學生在微信、微博、短視頻等社交平臺的生活動態，找出學生使用頻率較高的關鍵詞，推測學生的關注焦點和思想動向。也可根據某一學生網絡社交動態內容分析其生活、學習狀況，比如學生在社交平臺分享網絡游戲或綜藝網劇的頻率較高，教師應重點關注該生是否存在沉迷網絡娛樂活動的傾向;比如學生在社交平臺頻繁發表包含消極、負面情緒的內容，教師一方面要警惕學生是否存在家庭變故、人際交往障礙、陷入校園網貸等風險，另一方面要及時與學生及其親屬、同學、朋友取得聯系，盡早明確學生意志消沉的原因，通過為學生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與疏導，避免引發難以挽回的惡性后果。高校也可追蹤某一時間段學生在校內的用餐次數及消費數額，大體判斷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而為其提供適宜的經濟援助和思想引導。所以大數據支撐下，高校思政教育的精準變革需以較高的數據處理水平為基礎，重點實現數據信息與學生思想動態的精準關聯，進而找準思政教育的切入點，建立以學生數據信息為依托的思政教育動態預警機制。(三)遵循數據倫理，助力學生成長成才。大數據以服務人類社會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無論應用于哪一領域都應以“積極無害”為基本前提，所以大數據支持下的高校思政教育精準變革，高校與教師須嚴格遵循數據倫理，為思政教育發展和學生成長成才營造良好環境。首先，大數據應用于思政教育變革，應全面堅持權責統一原則。高校對學生信息數據的收集、分析、使用，每一環節都應劃定責任范圍、明確責任主體，最大限度地避免學生數據信息出現人為泄露，同時降低數據內容對結果分析和思政教育調整的干擾風險。高校在數據應用過程中也要遵循自主自愿原則，學生作為數據生產者，其基本的知情、使用、存儲等權利應得到尊重與保護，高校與教師不能以教育教學需要為由未經學生同意自行收集學生數據，更不能違背學生意愿隨意處理相關數據。而且作為思政教育精準變革的學生數據應用，須制定數據采集事由與數據實際應用嚴格對應的規章制度，對于任何非教育目的的數據流通、使用行為，按照數據泄露事件追責到底。其次，高校及教師需加強技術創新應用，通過技術進步規避大數據倫理風險。對于涉及學生身份、背景、特殊經歷、敏感信息的數據，應進行加密升級和認證保護，依靠技術手段提高學生數據信息的安全性。當然，高校本身的專業人才與技術創新能力相對薄弱，不足以支撐網絡技術流變下的數據倫理保護需求，高?？膳c技術過硬、信譽可靠的社會企業加強交流合作，通過“引才進?！被蛸徺I服務的方式提高學生數據處理水平，從而為學生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夯實基礎。

總而言之，大數據應用于思政教育改革尚處于探索階段，大數據技術為實現思政教育精準化變革提供了有效支撐，也因技術本身的局限和不足為思政教育工作帶來諸多困惑。高校與教師只有理清思政教育變革思路、明確思政教育價值追求，才能正確認識和使用大數據技術。所以高校與教師要在尊重、保護、引導學生的思想意識下，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預測功能，并通過不斷調整技術手段把握數據應用的尺度與效率，從而使大數據技術真正成為推動思政教育改革、促進學生成長發展的重要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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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雅琦，藍少鷗．大數據時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變革［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6(9):103－106．

［3］李閻．大數據驅動思想政治教育變革:訴求、困境與對策［J］．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17(3):153－157．

［4］楊維東．有效應對大數據技術的倫理問題［EB/OL］．(2018－03－23)［2020－09－12］．

［5］陶好飛，莫勇．大數據視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路徑研究［J］．中國電化教育，2019(8):44－48．

作者:候佳萌 劉金超 單位:吉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