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管理和人口再生產的關系

導語：小議管理和人口再生產的關系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本文從新舊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的界定入手，概要論述制度設置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以及人口增長導致的社會制度的變化。文章中對制度的探討，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重點涉及到經濟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主要是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人口政策（含婚姻制度、生育制度、人口控制制度、遷移制度）、繼承制度和生育文化等。然后針對中國現階段人口政策所面臨的問題，從人口再生產與制度關系的層面對中國人口政策戰略的提出自己的一些設想。

關鍵詞：制度人口再生產

人類生活在自己設計的制度之中。為維持人類生存而進行的人口生產與再生產活動本身，也被各種社會的、經濟的制度所交織鑲嵌。反過來，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結果，即人口數量的增減、人口質量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變遷的結果也有力地影響其賴以存在的制度，迫使其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變革，以適應人口變遷的形勢。

正因為制度的限定作用，人們的行為才可以被理性地預期。不論人類改造環境的行為，還是為種的繁衍所進行的人口生產和再生產行為，都是如此。但人類不是哪些被動適應環境的動物。人類是制度的發明者，也是制度的改革者。也正因為不同類型的人口再生產的結果會影響到既定的人口結構，所以，為規范新的結構之下的人口再生產行為，人們才會有意識地改變哪些不合理的制度設置。故人口再生產與制度設置之間的關系，是互動影響的關系。本文在對有關文獻進行綜述的基礎上，對制度和人口再生產之間的關系作一分析。

一、對制度的界定：

1、舊制度經濟學家的界定：

凡勃倫認為，“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于有關的某些關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生活方式所由構成的是，在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通行的制度的綜合，因此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凡勃倫所謂“一般思想習慣”、“流行的精神態度”無非是新制度經濟學所指的以非正式約束形式存在的制度（即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

康芒斯認為，“如果我們要找出一種普遍的原則，適用于一切所謂屬于‘制度’的行為，我們可以把制度解釋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為”。在他看來，制度就是一系列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的一系列準則或規則。

2、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界定：

（1）舒爾茨在1968年認為，“我們將一種制度定義為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例如，它們包括約束結婚與離婚的規則，支配政治權利的配置與使用憲法中所包含的規則，以及確立由市場資本主義或政府來分配資源與收入的規則”。

(2)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為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

他也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秩序和行為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主體福利或效應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

(3)柯武剛，史漫飛認為“制度是廣為人知的、由人創立的規則，它們的用途是抑止人的機會主義，它們總是帶有某些針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措施”。

綜上所述，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制度無非是約束和規范個人行為的各種規則和約束。我認為，制度是人為制定的用以調節人類社會行為的規范或規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穩定性和程式化，它一經產生，便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其原初形式存續下來，因而制度的一個突出功能就是使人類的社會行為模式化。對于生活在集體中的人們，制度又是一種至關重要的社會整合機制，它超越于無差別的個體把集體成員聯系起來，使其行為直接指向制度制約下的角色行為（如人口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派把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規則，它是指人們（主要是政府、國家或統治者）有意識地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按諾思的觀點，政治制度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等。

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規則，是人們在長期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非正式制度包括對正式制度的擴展、細化和限制，社會公認的行為規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規則。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價值理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因為它不僅可以蘊涵價值理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還可以在形式上構成某種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驗”模式。另外，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本文所要分析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二、對人口再生產的界定

劉錚教授認為，“人口再生產是通過人的生命更替（出生和死亡）而實現的人口一代一代持續更新、循環往復的過程?！?/p>

李競能教授認為，“人口再生產是指人口新一代出生、成長和老一代衰老、死亡不斷重復的世代更替過程。人口再生產就意味著人口不斷更新，世代不斷更替，從而使人類自身生產能夠不斷延續和發展。”

董銀蘭等認為，“人口再生產是新一代人口不斷出生、成長和老一代人口逐漸衰老、死亡的不斷重復所構成的一個川流不息的過程。它通過新一代人口不斷替換老一代人口的世代更替，實現人口的延續和更新?！?/p>

綜上所述，各學者對人口再生產的定義都大同小異，并且他們都認為人口再生產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是宏觀的社會人口再生產和微觀的人口再生產的統一，同時又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但是我認為，人口再生產除了數量和質量的統一外，還應該包括人口結構的優化。

三、制度設置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1、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同時，中國又具有人口眾多，土地資源有限的特點，中國實行的小塊土地占有和小自耕農為主的體制，是一種最大限度容納人口的經濟形式。這種制度和情況下，“小土地所有者不計勞動成本，不斷向土地增加勞動投入，以求最大產出。所以這是一種高度勞動集約的經濟，也正是中國精耕細作的由來。但是在小塊土地上連續增加勞動投入，必然導致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下降為零甚至為負。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產生土地集中的要求，以實現土地與勞動的平衡?！痹谥袊恋氐乃接泻妥杂少I賣制度使得土地集中以土地兼并的方式出現，官僚地主通過購買的方法，巧取豪奪，導致土地高度集中。土地的集中要求減少土地上的人口，使得一部分人因為租不起土地而淪為流民。這些流民往往占山為寇，待到總的社會矛盾激化時，爆發起義。這樣使得人口資源關系、土地占有關系得到重新調整，戰爭后往往是人口的大幅度減少，新的政權建立后一般是重新分配土地制度，給民以休養生息。這樣，人口的增長又慢慢回升。但是，由于這經濟制度的存在，一般是二三百年后又出現相似的歷史循環。

阿馬蒂亞.森在《貧困與饑荒》一書中提到，“雖然饑荒總是伴隨著饑餓的嚴重蔓延，但是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在某一次饑荒中，它會影響到遭受饑荒國家的所有階層。這是因為不同階層對食物的控制不同，總量短缺只不過是使各階層明顯地暴露出其對糧食控制差異而已?！?/p>

由于分配制度的原因，不同階層之間生活資料分配問題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在總量短缺發生時，使不同階層的遭遇極不平等，而且還在于它能夠使人們認識到，即使不存在總量短缺，有些階層仍然可能遭遇極其嚴重的絕對貧困。上層階層的交換權利往往大于下層階層，上層階層都可以規避自己的風險。而下層階層只能眼睜睜地忍受痛苦，聽任饑餓的蠶食。即使生活資料不存在短缺，人口損失的階級差異，還要主要取決于階級之間的營養和健康差異。

即使生活資料供給充足，生活資料在不同階層的人口之間的分配卻仍然是不平等的。因而，在交換權利的影響下，上層階層會選擇較好的食物，而下層階層為抵抗饑餓維持自己的生命，就不得不選擇質量較差、價格較便宜的生活資料。人口的存活率，是具有階級性的，富人或上層階層的人口，其平均預期壽命總是長于下層階層人口，在生活資料的增長被控制的情況下，社會分配制度的公平化，會提高下層階層的生活質量和預期壽命，并促使人口增長。

2、重大制度的變革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在中國封建社會，每個新的王朝取代舊王朝初期，人口數量和質量都處于低谷。隨著新朝代的發展和一系列政策的運用，人口數量都會急劇的增長，人口的質量也會有所提高。

在不同類型的社會制度變革時，也會對人口的再生產產生很大的影響。奴隸社會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原是社會要快，封建社會的人口增長速度快于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前期的人口增長又快于封建社會。并且每一類型的社會制度的變革，后一類型社會的人口質量一般都會高于前一類型社會的人口質量。

3、婚姻制度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婚姻制度是指由有關的婚姻的各種行為規范所構成的一種社會制度。婚姻是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的必要前提。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從最早的群婚制到對偶婚，再到后來的一夫一妻制。在群婚制下，人們的雜亂性交給人口質量和數量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由于婚姻制度的進步，有利于人口質量的提高和人口數量的發展。

各個時期不同的婚姻政策，也會對人口再生產很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歷代都制定了鼓勵早婚的政策，即國家限定一個較低的婚姻年齡標準。在這個標準期限內不結婚配者，政府要對其實施處罰。這種處罰既包括應婚配者本人，也有其家長。

越王勾踐規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南朝宋也有類似的政策，“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漢惠帝時（前144－188年）規定，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當時的一種人頭稅，一般每人一算，折合120錢，而對違反此政策者課以正常標準4倍的罰金，可謂很重了。

4、生育政策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在中國封建社會，由于對生育男子的偏好，幾乎每個朝代制定了以鼓勵生子為中心的生育政策，免除生男孩家庭的徭役。西漢劉邦時規定，“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漢景帝又重申了這一政策。所謂“勿事二歲”主要是免除生子家庭父親的徭役。同時對生子家庭有的朝代還規定免除賦稅，并進行賞賜。

建國以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依以來，中國政府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實現了人口再生產的轉型。

5、繼承制度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在中國封建社會，諸子共同繼承的析戶分產分家制度，使得家產隨著累代的分割越來越少，但繼承者或多或少還有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田地，即使一點田地也沒有，可以通過租地獲得。農民的生產活動由一家一戶獨自經營，而一家一戶的勞力是由具有生物遺傳關系的同血緣成員構成的。家庭生產的維持和擴大，就需要勞動力生產的維持和擴大，勞動力生產的維持和擴大又要求生育男孩的維持和擴大。

即使社會人口嚴重過剩，人滿為患了，但如果自己不生育兒子，家里還是沒有勞動力。當成群的兒子成為棒勞動力時，就要結婚成家，如果家長還沒有死去，大家庭還可以勉強維持，兒子們在家長領導下，分工協作，家里不缺勞動力。但當家長一死，大家庭就借助分家制度分成若干小家庭，各個小家庭又重新感到家庭勞動力不足，感到缺乏協作的人手，又企圖通過生育兒子來獲得。我們知道，生男生女的幾率是一樣的，對男子的生育偏好必然會造成人口的膨脹。

6、生育文化和生育觀念對人口再生產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香火主義觀念、傳宗接代的觀念、孝道至上和父權等觀念都會要求人們偏好追求子孫眾多。父權就是通過強化對子女的追求，子孫越多，至尊地位越高，父輩的權力欲越能通過支配子孫得到滿足，這樣晚年的生活越能得到保障。

現代社會，隨著經濟的增長，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人們的生育觀念有了很大的轉變，更“注重自我的發展”。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眾向上流動的抱負，而這種抱負與大家庭的期望相沖突。另外，人們對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和理性主義等新的價值觀的強調，有利于限制大家庭人口的擴張，從而使家庭核心化。

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認為，以下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了家庭對子女的需求和生產：“日益增長的離婚率；生育控制的廣泛普及和家庭規模的縮??；丈夫和父親權威的下降；家庭成員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感的增強；政府日益取代家庭的保障功能；婚姻和家庭中宗教行為的減少?！?/p>

四、人口增長導致社會制度的變化

人口再生產對社會制度的影響有很多方面，本文主要考查人口增長可能導致的社會制度的變化。人口增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相對于生活資料的供給所形成的增長，而不一定是絕對數量的增長。當然在更多的歷史時代，人口的絕對數量是增加的。但當人口的增加超過既定制度所維持的分配政策帶來的平衡時，就會發生如下變化：

1、在內部政權整合程度較高而又能夠發現新土地時，進行移民或遷移?！傲鲃踊蜻w移是人口發展的重要方面，但其具體情況卻因人口本身和人口所處環境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中國長期處于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私有土地和儒家倫理將絕大多數人口都束縛在自己耕種的土地和祖宗廬墓所在的故鄉，安土重遷成為傳統的信條和習俗。但當人口壓力增加的情況下，流動和遷移人口也會達到相當大的數量?！比缑鞔喜暗鬲M而生齒繁”，許多貧民“多設智巧挾技藝以經營四方，以至老死不歸”（張翰.松蓄夢語.商賈錄），在徽州“小民多執技藝和反負就食他鄉者常十九”（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書第9冊）。到清代后期，全國人口突破4億大關，如此沉重的人口壓力迫使清統治者不得不把長期封禁的東北和內蒙的山林草原向墾民開放，從而引發大移民的洪流。新中國建國后，1950年——1979年間凈遷入黑龍江的人數達761萬人，在該省的純增人口中，遷移增長獨占三分之一。

2、在內部政權整合程度高但不能發現新土地，并無法通過貿易解決生活資料之所需時，即向外擴張，向鄰邦尋求土地。如中國封建時代的游牧民族，居無定所，流動性強，一個個馬上功夫了得，正因此，他們的部落較小。在人口規模小時，不能構成對華夏民族的威脅，但是當他們人口增加，需要尋找出路時，華夏民族的資源和財富，便成為他們的目標，掠奪、戰爭是最簡單的習慣性辦法。而受其影響的鄰邦國家，為維持原有的社會秩序，或者為維持既定利益集團的社會地位及其統治方式，則采取守勢，即以金錢或貢物的手段，或者以其他協約的方式（有時不免出讓土地）以暫緩進攻。但無論是進貢財務和金錢，或者在戰爭的威脅下出讓土地，都會增加人民的負擔，動搖國家內部的整合程度，使國內政權的存在逐步喪失其原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國歷史上，北宋和南宋的政治局面就是如此。

3、在內部政權整合程度較低時（無論是否發現新土地），出現制度變革的革命，打亂原來的分配規則，建立新的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機制，給下層百姓以生活的機遇。中國古代的各主要朝代中，除統治階級倒行逆施全然超出常軌的秦、隋、元外，其余漢、唐、宋、明、清五代均歷時300年左右，其危機的演變大體相仿，并且人口的周期是一致的。

4、在內部政權整合程度較高時，利用新技術和發明創造提高生活資料的供給水平。或者利用國際貿易，利用自己的生產優勢交換短缺的生活資料，以供國內所需。

當然，人口的減少也可能對社會制度產生很大的影響?！?348－1354年英國遭受了黑死病的襲擊，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死者大約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下降使得領主和部分農民土地閑置，領主起初力圖強迫農奴按照就有習慣租種土地，但農民的逃亡、反抗及各領主間為了吸引農奴的競爭使領主的企圖很快落空。領主使閑置土地得到耕種的有效辦法只有降低地租、放寬人身依附條件、延長租佃期限。于是，終身租約制出現了。按照租約的規定，終身租約上的內容只有在佃戶亡故時才能再協商，勞動義務和固定地租合并為習慣租金，后來由于天災不斷和租約本身習慣的約束力，佃戶獲得了永久繼承權?！?/p>

五、中國當代制度變遷與人口再生產關系的現狀及思考

中國實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對人口的再生產有很大的影響。曾毅和T.P.舒爾茨對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育率效應做了實證分析，他們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在后期卻有利于加強生育控制”。理由是，改革前期削弱了地方對生育的行政干預能力，以多生孩子滿足致富的愿望強烈；家庭勢力得到加強。改革后期，集體經濟下對多戶孩的潛在補貼被取消；市場機制有利于農民實現孩子質量對數量的替換；婦女參加經濟活動的機會成本增加；二元結構的相關性障礙消除；地方行政能力也得到加強。

可以推斷，中國經濟體制向更完善的市場經濟發展，將有利于個人制度創新機制（主要是觀念方面）的形成，從而使生育的自我約束機制成為生育控制的主導力量，促使人口再生產的轉變。

但是，在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下，醫療社會保障制度在城鄉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從而導致城鄉之間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人口質量以及人口結構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

一種制度的設置，告訴或引導人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它既約束人們可能的違規行為和不合法手段，限制人們可能的活動空間，防止人們超越可能的制度邊界；又保護人們的自由權利和對成就的追求，擴展人們的活動范圍和提供機會。人類的一切活動只有在相應的制度環境下，才有良好秩序的保證。因此，制約人口活動和人口發展的制度，決不是只起約束作用的“緊箍咒”。現代化實踐結果證實，現代社會的制度環境提供了人口活動更寬泛的空間，更多機會和更強的利益刺激，人口發展的多方面的需求和滿足需求的努力，既受制度的刺激，又得到制度相應的保護。

長期以來，迫于經濟壓力，人口政策和實踐集中于控制人口增長的目標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都在客觀上掩蓋和淡化了人口素質和結構問題。在認識上，人口發展問題曾被簡單地歸為人口數量問題。在實踐中，人口質量和結構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借助于政策的效力提高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實現人口系統內部數量、質量、結構的兩性互動關系的社會投入不夠，政策執行不力。我國現行人口政策的最大特點是“一個國家，三種制度”——在同一個國家實行因地區、因城鄉、因民族不同而有所變通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夫婦可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少數民族夫婦可生育比漢族夫婦更多的孩子，背后可能蘊含的、在發展過程中將愈演愈烈的四大問題：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將逐漸下降；老齡化水平將隨新生人口的下降速度而遞增；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衡導致的婚齡人口的擠壓現象將逐漸凸現；伴隨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長，其聚集區的生態環境壓力大大增加。

我們處在一個社會的轉型期，社會轉型期需要相應的制度支持，這種支持來自制度的創新，這必然包括人口制度的創新。人口制度的創新對推斷中國人口的現代化，實現人口再生產的轉型變，人口質量的提高，人口社會結構的優化會起很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

2、康芒斯，《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

3、袁慶明，《新制度經濟學》，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2月。

4、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載于《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5、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6、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

7、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8、段紀憲，《中國人口造勢新論》，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9年。

9、葛劍雄等，《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10、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

11、王躍生，《中國人口的盛衰余對策》，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12、李建新，《中國人口發展評論：回顧余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0。

13、穆光宗、陳衛，中國的人口轉變：歷程、特點和成因，開放時代2001年。

14、張翼，中國當前的人口態勢及戰略規劃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中國網。

15、馬克.赫塔爾，《變動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6、劉錚，《人口理論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17、李競能,《人口理論新編》，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1年。

18、【印度】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19、呂昭河，《制度變遷和中國人口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20、董銀蘭等，《人口學概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21、高德步，《世界經濟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22、葛金芳，《中華文化通志》第4典，《土地賦役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3、【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