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非政府部門投資消費比例關系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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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預測；政策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的態勢趨于減弱、國內較高的儲蓄率,支撐著我國投資率在相當長時期保持較高水平、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特點,對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具有重要制約作用、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合理消長具有積極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增強,從經濟運行機制內部促進投資率和消費率合理變動、經濟增長進一步向質量效益型轉換,社會各階層將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遵循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階段性規律、政府所承擔的一般經濟建設職能要進一步向公共服務職能轉換、擴大非國有企業和個人等國內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提高最終消費率,重點在于提高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等，具體請詳見。

投資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否合理,既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健康發展,工業化進程能否順利推進,也關系到城鄉居民能否從經濟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實惠。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投資(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曾經展開熱烈的討論,對于糾正以往經濟發展戰略的偏差,促進經濟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起到積極作用。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新階段,深入研究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特別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門在其中的比例關系,對于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現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拉動,完成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軌跡

(一)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的態勢趨于減弱,改革開放以來兩者波動幅度明顯縮小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間,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2001年為59.8∶38,“九五”期間(1996～2000年)這一比例平均為59.5∶37.5,其中1999年為60.2∶37.1,2000年為61.1∶36.4;“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按支出法計算的GDP分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三項，最終消費由城鄉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構成，其占GDP之比為最終消費率；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額和存貨增加，其占GDP之比為投資率，或資本形成率；消費率和投資率相加有時會大于100％，主要因為凈出口為負，使GDP總額減少，分母縮小)。盡管1999、2000年最終消費率有所回升,投資率有所下降,但最終消費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間的平均水平?？偟目?這種變化軌跡可能反映了工業化時期投資與消費的一般演變規律,表明兩者的比例關系在按照工業化進程的需要進行適應性調整。

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多次出現比較嚴重的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大幅度偏離其趨勢值。1978年以后,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波動幅度明顯縮小,變化軌跡漸趨平穩(見下圖)。

1952～2001年最終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演變軌跡到一定的帶動效應,部分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邁進。居民消費從注重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轉變為同時注重生活質量的提。1978～2000年,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總體低于50%,這是小康生活的一個特點。近些年來,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呈現出加速下降的趨勢,表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在客觀上要求最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使投資和消費保持一個相對協調的比例關系。如果投資率長期偏高而消費率長期偏低,將不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不利于發揮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潛力還很大,需要進一步拓展居民消費的空間。

(二)國內較高的儲蓄率,支撐著我國投資率在相當長時期保持較高水平;而居民消費傾向降低,制約著消費需求持續快速增長

我國是具有高儲蓄傳統的國家,1992～1998年,我國總儲蓄率(總儲蓄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穩定保持在40%左右,遠遠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低儲蓄傳統形成鮮明對照(例如美國的總儲蓄率為15%,而居民儲蓄率僅為5%)。高儲蓄是高投資的基礎,因此同期我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0%左右,也遠遠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總儲蓄主要來源于居民儲蓄。在1992～1998年的總儲蓄構成中,住戶部門平均占53%,非金融企業占32.2%,金融機構占1%,政府部門占13.8%。我國總投資絕大部分是非金融企業完成的。在資本形成總額中,住戶部門平均占14.4%,非金融企業平均占比高達77%,金融機構占0.6%,政府部門占7.9%(引自郭浩：《對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財經科學》2001年第4期)。我國總儲蓄構成和總投資構成的對比表明,住戶部門是最大的資金盈余部門,為企業部門投資提供了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也為全部資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撐條件。在進行國際比較時,我國投資率之所以顯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具有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特別是較高的居民儲蓄。不少亞洲國家也有高儲蓄的傳統,象韓國、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2000年的投資率仍然高達31%,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投資率仍然處于26%的較高水平,這不能不說與它們較高的國內儲蓄水平有很大關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為既定的前提下,儲蓄傾向(即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費傾向(即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對便會越低,并導致最終消費率下降;如果居民儲蓄傾向降低,而消費傾向提高,則其投資率會下降到較低水平,而導致相應較高的最終消費率。9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傾向逐步下降,并出現消費增幅放緩的趨勢。1990～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47下降為0.774,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儲蓄傾向不斷提高,城鄉居民儲蓄年均增長23.7%,而居民消費支出年均僅增長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國消費漸入快車道》，《經濟日報》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費傾向下降、消費支出增長放緩的態勢,如果持續下去,勢必使儲蓄傾向過度提高,對投資和消費的合理變化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居民儲蓄傾向和消費傾向的協調變動,對于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合理調整是至關重要的。

(三)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結構特點,對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具有重要制約作用

各國工業化進程的一般規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率會出現上升———下降———穩定的變動軌跡,消費率則相應表現為下降———上升———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為主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將會上升,進而導致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則會提高,并引起投資率下降和消費率上升。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將處于基本穩定狀態。

我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的加速發展,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較高,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較低。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生產過程更為復雜,需要大規模投資;而第三產業的生產過程相對簡單,需要投資量較少?？紤]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而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在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時,消費率還要受到工業化進程的制約,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較高水平,而可能表現為一個緩慢提高的過程。隨著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投資率的下降將會比較明顯,相應地為消費率的上升留下較大余地。

(四)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對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合理消長具有積極影響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相當長時間里,我國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以國家集中配置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為特征,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資支出和重工業傾斜,而消費支出、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則得不到足夠的發展資源。經濟增長方式相應地表現為以投資饑渴、數量擴張、速度推動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因而,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往往表現為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也往往在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而被迫壓縮投資的情況下,消費才得到應有的重視。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逐步轉向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重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強調讓人民得到更多實惠,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漸向企業和居民個人傾斜;經濟增長方式隨之逐步轉向注重質量效益、結構優化和科技進步的集約型增長。由于這種轉換是帶有根本性的變化,其過程難免會出現一定波折,所以投資和消費的關系也難免出現新的不協調。但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況看,投資和消費的關系總體上處于相對平穩協調的變動態勢。這說明,隨著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違背客觀規律的人為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將越來越弱化,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經濟內在的要求和發展趨勢,沿著相對協調的軌道消長變化。

(五)市場機制作用的增強,從經濟運行機制內部促進投資率和消費率合理變動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調節投資和消費關系的機制發生積極變化,是導致投資率和消費率趨于穩定的重要體制原因。從宏觀調節機制看,隨著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間接調節方式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基本建立,針對投資和消費波動所采取的宏觀調節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鑒市場經濟的通行做法。從微觀運行機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資主體在全社會投資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業和個人根據市場供求變化和國家政策導向,自主地進行投資決策,尤其是各類非國有的民間投資日趨活躍,投資領域越來越廣泛;另一方面,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的發育成長,必然促使政府投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越來越集中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進而促使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的分工趨向合理。總之,經濟體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運行調節機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資和消費之間形成比較合理的關系。

二、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預測

預測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可能需要綜合考慮以下因素:

(一)經濟增長進一步向質量效益型轉換,社會各階層將充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進一步改進和增強。從投資和消費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務職能,主要體現為政府消費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資的增加,非公共領域的投資基本由企業和個人進行。這是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最關鍵的標志將是第一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保持穩定,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國現在的工業化率(工業增加值/GDP)和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提升空間很小。產業結構升級將主要表現為:工業內部進一步高加工度化,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快發展,生產要素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加速流動,服務業比重明顯提高,超過第二產業比重。根據1952～2001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歷史數據進行外推,到2020年,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變化基本穩定在2001年的趨勢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來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并明顯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則消費率可能會提高,而投資率會相應降低。

(三)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將保持較長時間,但伴隨人口老齡化趨勢,儲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導致投資率降低。據有關預測(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來5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預測》，載于王夢奎、陸百甫、盧中原等著《新階段的中國經濟》，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于國民儲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資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適齡勞動力增長放慢,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將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與目前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以及各國普遍情況相比,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最終消費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尤為突出,這種差距表明我國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間;我國的政府消費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12%的平均水平;相應地我國投資率則可能降低為30%左右,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31%的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對我國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化趨勢的影響,預計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下降為30～35%,其中政府投資率可能為1～2%,非政府投資率可能為30%以上;最終消費率可能上升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率可能為60%左右,政府消費率可能為10%左右。

三、政策建議

合理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涉及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政府職能轉換和微觀運行機制諸多方面,關鍵是應當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主要運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資和消費按內在發展趨勢協調變動。

(一)遵循工業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階段性規律,引導投資方向和優化投資結構。國家應當按照三次產業結構和工業內部結構升級的需要,運用規劃、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導產業發展和投資方向;各類投資主體應當以市場導向為主要依據,關注政策導向,優化投資資源的配置。要在結構優化的前提下保持適當的投資率,避免單純的投資規模擴張。

(二)政府所承擔的一般經濟建設職能要進一步向公共服務職能轉換。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政府投資要基本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盡可能削減政府投資所擔負的一般經濟建設職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資。而且,公共服務職能由政府投資所實施的部分也應當盡量減少,而轉向主要由政府最終消費來體現。

(三)擴大非國有企業和個人等國內民間投資的準入領域,為各類非政府投資主體創造平等競爭條件。應當加快促進各類投資主體平等競爭的制度建設,包括財產保護、稅收、政府規制、市場準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對全社會投資波動的調節,應當主要運用法律和經濟的手段。

(四)提高最終消費率,重點在于提高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適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加快發展工業品消費和服務類消費,拓寬居民消費領域。考慮到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的情況,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鼓勵居民增加即期消費。進一步擴大消費信貸,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清理限制消費的政策,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五)政府最終消費率應當保持穩定。為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公共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政府消費支出有必要隨GDP增長而相應增加,但政府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不宜過快上升,以免影響居民消費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