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投資對地方經濟的約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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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力資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社會經濟不發達或不夠發達的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的積累和增長，呈現物質資本依托型增長，即物質資本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主要或決定的作用；而社會經濟進入發達或較發達階段，經濟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而增長，即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臺灣地區大力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克服”了物質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1]，產業結構升級比較成功。

一、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相互作用

人力資本既是技術進步的發動者，又是新技術革新的載體與傳播者，因為人力資本的加入將會導致生產過程中物質因素與人力因素的效率全面改善。一國人力資本存量越大，即勞動力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生產能力越高，勞動力素質便越高。人力資本的提高將通過勞動者技能的提高、技術操作水平工藝的改善而增進物質資本的使用效率；同時，人力資本的發展還會直接推動物質資本的不斷更新。正是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的這種能動的媒介作用，物質資本才得以不斷地實現自身的更新換代。人力資本自身還具有收益遞增的重要特點。人力資本的主要含量是知識，包括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等。而知識在生產和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作用時一般具有外部性、累積性和擴張性的特點，當一種知識存量發展累積到一定程度而出現新的創新時，往往會帶來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和生產能力的成倍增長。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社會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將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向外擴展。歷史證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丹尼森的研究表明，在1929～1982年間，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對美國同期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為25%。舒爾茨的研究證明，在1930～1957年間，美國勞動力的教育資本存量從1800億美元增加到5350億美元，同期美國的經濟增長有1/5來源于教育資本存量的增加。R.J.巴洛對98個國家在1960～1985年間人均GNP增長率的比較研究也證明，人力資本投資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2]。

反之，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本也有積極作用，這主要體現在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向引導、吸收利用和再發展上。經濟發展的潮流，新興產業的崛起，對人力市場的需求會通過價格傳導機制引導人力資本投資的方向，引導人力資本投向新興的產業。只有保持一定發展速度的經濟才能消化不斷投資產生的新的人力資本，使之和其他經濟要素以恰當的比例結合起來，發揮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主導產業的興衰更替，人力資本必須不斷地自我更新，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形勢與新的主導產業。人力資本參與經濟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力資本不斷追加投資、不斷自我更新的過程，是人力資本再發展的過程。人力資本的市場容量主要取決于物質資本形成需求即購買動機（就業機會）以及由此決定的購買力（工資率）。如果工資率低，就業機會少，一方面會使人們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能取得滿意的投資效益，從而抑制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會造成收入減少無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制約人力資本形成。低人力資本又會削弱物質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使人力資本的購買動機（即就業機會）和購買力（即工資）進一步下降，從而形成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投資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具有相當強大的慣性。要打破和扭轉這種惡性循環，只有給它施加一個強大的外部力量———即政府或社會組織強行進行宏觀干預，擴大政府對人力資本的財政性投入，因為人力資本投資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外溢性。臺灣當局和企業高度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支撐臺灣紡織、電子等輕工業出口導向工業發展的是廉價勞動力，其堅實的基礎是年輕女工。由于工業化是以擴散到農村、小城市的零細企業為基礎，所以臺灣低工資勞動制能得到廣泛發展。但隨著出口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工資水平也相應地提高了。臺灣的產業也相應進行了調整，轉向進口替代和高級出口導向戰略，臺灣逐漸進入經濟發展與人力投入的良性循環。臺灣當局不僅大量投入人力資本投資，而且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不斷地調整教育結構和人力配置[3]。臺灣經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行列。

二、人力資本短缺制約經濟發展

20世紀90年代，臺灣人才市場逐漸國際化，美國企業經常來臺灣一些知名大學“獵人”[4]67-68。臺灣最出色的雇員很可能被獵走，甚至被網羅到另一個國家，把他們的知識、關系甚至其他同事，一并帶走，從而給雇主帶來巨大損失。蓬勃發展的中國大陸也對臺灣青年產生強大磁吸效應，大量臺灣企業家、臺干、臺生和演藝明星北上淘金，進入大陸開創人生與事業的第二春，同時也帶走了島內的人力資本。雖然臺灣的一些高科技企業和科研院所嚴重缺人，但受民粹主義影響加薪困難，很難留住人才。大陸的名牌高?，F金充裕，出手闊綽，甚至開出比臺灣高兩倍的高薪向臺灣挖墻腳，臺灣“腦力外流”情形越來越嚴重，只能以“恐怖”來形容。截至2010年年底，僅在上海定居或工作的臺灣人就有約70萬。受意識形態影響，臺灣當局還準備對北上擔任大陸公職人員開罰，更是阻絕了部分外流精英的回流之路[5]。臺灣的人力市場已出現了巨大的斷裂———高科技業的人才荒與傳統產業的失業潮同時并存，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這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斷層的出現是由于工作機會與人才庫不能吻合。根據臺灣104人力銀行的統計，2000年1-9月，臺灣找工作的人希望以“行政與總務類”最高，占所有求職者的17.7%，但是該類別的工作機會只占所有工作的9.4%，平均是1.9人搶一個工作。這表明非專業性或專業性不強的工作被替代性較高。而同期資訊通訊軟硬體的工作職位，占所有工作的17.7%，但是有相關背景的求職者只占所有求職者的8.6%，幾乎是一半工作崗位找不到人[4]74。2003年島內雇主僅通過當局公共就業服務登記的求才人數就高達72萬人，卻只有12.6萬人媒合成功，僅占求才人數的17.5%。剩下的工作機會中，有高達67%的比重、約39.8萬個工作機會“無人應征”，主要原因是雇主所提供的待遇太低，工作環境太差；其次為“求職者本身條件不合”，包含技術、教育程度、年齡及體能等條件的不合格，占了9.1%。一方面是近40萬個工作機會無人應征，另一方面卻是高失業率。由此可見，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人才培育系統、人力資本投資系統應作相應及時的調整。臺灣當局應成立專門的科技人才預測、調節系統，給民眾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幫助他們作人力資本投資的抉擇。

近兩年臺灣的人力困境狀況沒有根本改變。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臺灣失業率不斷創下新高。根據104人力銀行的調查，2009年上半年曾經找工作的受訪者中，只有1/4的人順利找到工作，在調查中也發現，約有近八成求職成功的受訪者，所得薪資都比期望值低。社會新鮮人的薪水大幅跳水，降至近8年來的最低點。更夸張的是，臺灣博士畢業生快速增加導致大量失業爆發博士流浪潮。高學歷不再是就業保證，2010年大專以上學歷失業者，已經占總失業人口的41.11%，平均失業周數也延長到30.72周。臺灣勞工的薪資下降到1998年的水準。如果再扣掉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所得的實質薪資，2010年薪資與1995相比，反而負增長9.7%。同時，臺灣半導體、光電等高科技產業研發人才奇缺。據臺灣“經濟部”調查，2008—2010年，碩士級人才研發工作缺口5000~7000人，其中電子、電機、電控以及物理方面缺口最大[6]。歷史往往會開玩笑。在1988年島內大學尚未放寬民間興設之前，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都是“經建會”、“研考會”先進行社會、產業的未來人力需求規劃，再提供給“教育部”作大學系所發展規劃的依據。但是“解嚴”后民間辦學力量爆發，在大學窄門被擠破的同時，背后因應國家社會發展的思考框架也被沖破了。沒有長遠人力規劃做基礎的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結果必然就是人力供給與需求結構的嚴重失衡[4]79-81。技術進步對臺灣GDP增長貢獻的份額低，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也從側面反映了人力資本短缺對其經濟發展的制約。1996年以后，臺灣在經濟發展上雖然科技掛帥，但整體非農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并無明顯提升，1998～2001年甚至是負數，2002年才轉負為正為18.4％[7]。2006年，技術進步貢獻為38.8％。由于人力資本短缺，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先進國家手里，技術進步對提升臺灣GDP成長的貢獻并不高[8]。

三、貧困問題：人力資本短缺的惡果

貧困問題包括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前者指因收入過低或遭遇疾病、自然災害等生活變故而陷入生活困難；后者則指雖然生存的最低要求得到滿足，但相對社會的其他人而言，生活很貧困，即懸殊的貧富差距。從人力資本的角度解釋，經濟蕭條時非熟練勞動力、資歷淺的工人會首先失業從而造成絕對貧困；而經濟繁榮時高人力資本者工作機會多收入更高，造成低人力資本者的相對貧困。臺灣的貧困問題既有絕對貧困，又有相對貧困。臺灣雖然號稱富庶，但處在社會底層的勞工階級生活十分悲慘。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臺灣近七成五處在社會底層的勞工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五成三的勞工不敢購屋、六成不愿生小孩，而在健保費用雙漲之下，有五成五的勞工生病時寧可先到藥房買成藥，也不肯立刻就醫。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稱臺灣底層勞工“賺不起、住不起、養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9]。2002年全臺683.939萬戶中，有136.7878萬戶入不敷出，占總戶數近1/5，這些人家每戶平均全年可支配所得只有29.2萬元新臺幣，消費支出則需30.2415萬元新臺幣，唯賴舉債度日，苦不堪言。這是絕對貧困。

相對貧困問題更加嚴重。早期臺灣當局曾通過積極創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來縮小貧富差距[10]。所謂“臺灣經驗”或“臺灣模式”，主要就是指臺灣同時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和收入相對公平。盡管如此，近年來臺灣卻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貧富分化。2009年8月臺灣失業率飆升至6.13%，失業人數上升至67.2萬人，雙雙創歷史新高。2011年，臺灣地區景氣有所回升，平均失業率為4.39%；平均失業人數為49.1萬人。衡量島內相對貧困程度的首要指標是低收入家庭數。島內低收入家庭數量逐年攀升，1989年低收入戶僅3.7萬戶，1998年升至5.2萬戶，2003年6月底再升至7.3萬戶，總人數逼近18萬人，低收入戶增加愈來愈快。貧富差距日益懸殊，2002年收入最高群體的“可支配所得”近180萬元新臺幣，收入最低群體還不到30萬元，差距高達6.16倍。2011年臺灣貧富差距更比十年前翻了一番。2011年7月起臺灣當局實施社會救助法修正案，放寬救助范圍，當年列冊低收入戶人數達31.3萬人（占總人口1.35%），較2010年底增14.6%[11]。由于臺灣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升級，高所得與低所得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兩個世代的財富累積效果，更使得貧富家庭之間在擁有財產多寡上，要比所得分配更為懸殊；而多元入學方案所形成的篩選機制，對于農村地區及低收入家庭子弟明顯不利，擴大了人力投資的巨大差距，教育體系已成為復制社會貧富鴻溝的幫兇。2012年大選中，宋楚瑜提出的“三中”現象（即中低階層，中小企業，中南部地區相對弱勢）確實值得關注。臺灣社會的階層流動開始趨緩，絕大多數社會新生成員除了加入打工一族之外，已經別無選擇，創業所需的資本及技術門檻越來越高。以往，中小企業曾是培育新一代創業者的搖籃，現在或大量出走，或日益萎縮，甚至虧本倒閉，這也產生了大量低技術、低學歷、中高齡的失業者，這部分人再就業機會較低，成了新貧家庭的主要成員之一。

總之，人力資本投資已成為臺灣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這種鴻溝單靠市場自身的調節很難調整過來。只有“政府”實施強力干預，大幅增加人力資本投資、調整人力資本結構、吸引外流人才回流，才能逐步解決臺灣的貧困和失業問題。中國大陸應該吸取臺灣在人力投資方面的成功經驗，并避免其失敗的教訓。在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教育投資的同時，更應積極動態的調整其結構，使人力供求實現動態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