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投資與經濟增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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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過對2005—2014年東盟國家的樣本數據研究，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實證分析服務貿易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于東盟十國的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服務貿易出口對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促進不明顯，FDI對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則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因國家的發達程度不同，其影響也有所差異。

【關鍵詞】東盟；服務貿易；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

一、引言

隨著世界范圍內對外貿易結構不斷調整、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可貿易產品的增加，國際服務貿易以超過全球GDP和貨物貿易的速度飛速增長，世界范圍內的服務貿易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果[1]。美國《財富》雜志在2015年評選的全球500強的跨國公司中，共涉及51個行業，其中28個屬于服務行業；500家跨國公司中從事服務業的有281家，占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在其它500強制造業企業中，有相當一部分其服務業務的收入已經接近或超過了制造業務的收入。加大服務貿易的開放力度和強度，可以直接促進本國服務業發展，也能使產業間產生聯動效應，促進商品貿易的出口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動企業的發展[2]。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2016）的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14年底，全球的服務貿易出口總量由1994年的10834.8億美元增長到51392.6億美元，每年的服務貿易平均增速達到了7%左右。作為亞洲重要的經濟合作組織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在此期間也積極地參與服務貿易往來，其出口量由1994年的554.97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3175.51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了23.4%，遠高于世界服務貿易增長的平均水平。同樣來自于UNCTAD的數據顯示，東盟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量在此期間也保持了強勁增長，從1994年的204.96億美元增長到2014的1328.33億美元。另據世界銀行（WorldBank，2016）的統計結果顯示，在貿易和投資的推動下，東盟成員國的GDP均出現了顯著增長，由1994年的566.23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0.02%），增長到2014年的25201.66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3.2%）。東盟也因此成為世界范圍內重要的國家間經濟合作組織之一。筆者認為，東盟國家的服務貿易出口、外商直接投資和GDP同步快速增長的背后，三者之間應該存在著某種密切的聯動。本文旨在以東盟十國為研究對象，解析其服務貿易出口量、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關聯度。

二、文獻綜述

通常作為核算一國國內生產總值方法的支出法，其核算對象由四部門構成：家庭、政府、廠商和國外。基本核算公式如下：國內生產總值=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貿易凈出口，其中，貿易進出口量作為影響一國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根據Svetlana等[3]對歐洲28國的實證研究，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進出口對于預測國家未來經濟增長的趨勢都有很重要的影響；Dong-HyeonKim等[4]通過對世界上73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研究后發現，隨著一國貿易量的增多，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越來越明顯；MohammadMafizurRahman等[5]研究了澳大利亞53年的樣本數據后發現，貿易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具有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楊立國、劉宇娜[6]研究發現，長期來看，對外貿易出口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增長；韓家彬、張振、李豫新[7]分析了金磚國家之后，得出“金磚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變動方向一致”的結論。除了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之外，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作為國內總資本的一部分，它對一國的經濟總量也有重要影響。FDI的增加在質量上不同于國內資本，而且隱含更多先進技術。當然，外資企業技術稟賦的優越性，也可以促使東道國企業投資于教育和創新環境的培育，以確保本國產業與外資企業同步發展。反過來，得益于東道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又能使外資企業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知識，以保持競爭力。因此，FDI隱含的技能和技術使東道國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力大幅提升，加速了經濟增長。AtherMaqsoodAhmed等[8]對獨聯體的10個國家分析后得出結論，FDI在促進國家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AliAl-Sadig[9]分析了世界上91個發展中國家的30年樣本數據后發現，FDI的進入會促進東道國的企業部門加大投資力度，進而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MounirBelloumi[10]對突尼斯的研究證實，經濟增長與FDI之間在較長周期內存在互相促進的關系?？梢姡壳暗难芯看蠖喽际茄芯控浳镔Q易、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或者是沒有區分貿易種類，只關注一國的貿易進出口總量、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很少將服務貿易作為單獨的對象納入到當前的研究。而服務貿易作為目前帶動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11]，對于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明顯，研究價值也越發重要，況且服務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也遠比貨物貿易穩定[12]。東盟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一，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日顯，國際地位也越來越重要，而以其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卻相對缺乏。因此，本文將嘗試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東盟十國（印度尼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文萊）服務貿易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該區域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

三、模型構建和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構建線性回歸模型如下：GDP=α+β1export+β2FDI+β3C*FDI+β4C*Exp+ε，其中，α代表常數項，ε代表隨機誤差項。由于東盟十國大部分都是發展中國家，只有新加坡是發達國家，為了區分國家發展程度不同而可能帶來的影響結果差異，引入交叉項C*FDI和C*Exp，其中C的取值為1或者0，新加坡作為發達國家取1，其他9個發展中國家則取0。（二）變量說明。GDP代表東盟十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用來表示經濟增長狀況；export代表東盟十國的服務貿易出口量；FDI代表東盟十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β1和β2代表除新加坡外的另9個國家的服務貿易出口和FDI對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大小，β1+β4的值代表新加坡的服務貿易出口對于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大小，β2+β3的值則代表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對于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大小。本文使用的數據均來自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數據庫（UNCTAD）和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Bank），時間跨度為2005—2014年，計量軟件為Stata10。表1顯示了文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計量結果及分析

（一）面板單位根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本文首先使用Levin-Lin-Chu（LLC）檢驗方法對于對各個主要變量，即GDP、FDI和Export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以檢驗數據的平穩性，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對于各主要變量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時，t值均為負數，且P值均小于0.01，由于LLC檢驗的原假設為H0：面板數據存在單位根。因此表明該檢驗結果均在1%顯著水平上拒絕了“面板數據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即各變量的時間序列為平穩過程。（二）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將數據輸入計量軟件中得到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估計結果為：GDP=24.04+0.0146export+0.332FDI-0.329C*FDI+0.00611C*Exp+εT=（0.15）（1.41）（11.43）（-8.02）（0.37）此外，R2=0.7443，=0.7335，F=69.13，df=99（三）原因分析。由表3的計量結果可見，方程擬合度R2=0.7443，修正后的有0.7335，比較接近于1，說明模型對樣本的擬合較好。β2=0.332，β2+β3=0.003，P=0.00<0.01，即二者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FDI的流入對于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而且促進作用非常顯著。經濟意義上，對于9個發展中東盟國家而言，每增加1%的FDI流入，GDP便會增長0.332%；對于新加坡而言，每增加1%的FDI流入，GDP只能增長0.003%。此回歸結果說明，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FDI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這主要是跟國內市場的發育成熟度和競爭環境有關。既然FDI對于東道國經濟的影響是通過溢出效應而實現的，FDI作為知識和技能的轉載者，對于東道國的生產率就有間接的正向作用并且可改善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狀況[13]。一般認為，當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水平越高時，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就越明顯。這是因為較高的市場競爭程度會使外資企業盡早采用母公司的新技術以提高其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且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也會逐漸積累較強的學習能力和模仿能力[14]。而這種新技術的使用會給東道國的市場帶來明顯的溢出效應，帶動東道國經濟的發展。但大部分東盟國家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經濟市場成熟度并不高。比如老撾、緬甸均是以農業為主，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則以旅游業為主，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緩慢，工業、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目前東盟國家正借助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大力發展國內產業，積極創造有利于外商投資的良好環境，以促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全產業發展。外資企業紛紛加大了對東盟投資的力度，互相之間的市場競爭程度亦在加劇，于是，外資的進入為東道國所帶來的先進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效應也變得更加明顯。β1=0.0146，β4=0.0061，β1+β4=0.0207，說明服務貿易對于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具有促進作用，但是β4這個值很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計。服務貿易對于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影響與其他9個東盟發展中國家基本相同的事實則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服務貿易對于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與國家的發展水平關系不明顯。但服務貿易對東盟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從服務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渠道來看，服務貿易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有三個渠道：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制度創新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15]。首先是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它具有內部效應和外部效應。一方面，物質生產部門在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作用下顯示出報酬遞增的性質；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使得具有壟斷特征的創新出現，而創新產品又具有報酬遞增的性質[16]。其次是制度創新效應，它的本質就是對舊體制的改革，通過改革，實現從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從而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持續性保障[17]。最后是技術溢出效應，由于服務經濟與知識經濟、信息網絡經濟互聯互動、相互滲透，其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特征逐漸增強。東道國通過先進的服務貿易進出口，獲取國外先進的技術用以發展本國經濟。服務貿易正是通過以上三個效應來實現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目的。然而，東盟國家基本都是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水平、經濟體制創新能力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能力都相對落后，因而導致服務貿易通過以上三個渠道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另外，從服務貿易的流向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世界貿易“微笑曲線”中的最下方，即價值鏈的最低處。按照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是簡單勞動，而發達國家出口的是復雜勞動，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再加上以高新科技為主的新型服務業由于技術的原因形成了天然的壟斷，使得發達國家出口的服務產品具有畸高的國際市場價格，以簡單勞動產品為特征的發展中國家則被迫落入市場價格的最低處，由此產生的以國際價格表現的發展中國家服務商品的國際價值向下扭曲和發達國家服務商品的國際價值向上扭曲就在所難免。這樣一來，東盟國家的服務貿易凈出口量即便有盈余也可能非常小，甚至可能出現赤字，因而服務貿易出口對于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我們通過對東盟十國在2005—2014年間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也會因為國家發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這可能主要與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發揮作用的國家經濟體制有關；服務貿易出口對于東盟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與國家發展水平沒有明顯的聯系，但是這種促進效果不十分明顯，主要可能與服務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三種渠道不暢有關。東盟國家經濟相對落后的現實決定了他們在為避免外資的進入擠占國內市場資金流向，保證東盟國家的相對經濟安全的條件下，只能采取有步驟、分層次、漸進式的開放策略。考慮到東盟大部分國家缺乏研發基礎和創新能力會導致服務貿易產生的各種溢出效應無法實現，若東盟國家能夠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完善制度環境激發國內服務業企業的自主創新和科技研發的積極性，并且積極鼓勵與外國先進企業進行合作的話，這種溢出效應在未來的顯現仍可以期待。

作者:魏景賦 張玉緯 單位:上海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