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定位與解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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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生命政治”到“治理”，新的權力形式在現代國家的治理機制中開始出現。這種新的權力遵循自由主義的治理原則，以人口為對象，為現代國家提供安全配置。文化作為治理的對象和手段，越來越多地被引入治理體系中，這是現代公共文化誕生和發展的背景。在公共文化體系中，符號技術系統和權力技術通過自我技術發揮作用，實現公民整體素質的提升和良好社會秩序的構建。

關鍵詞：生命政治；人口；安全配置；文化治理；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的學理定義和公共領域密切相關，也和歐洲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民主社會轉變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公共領域中的自由交流和充分溝通形成具有批判性的公共意見，在此過程中，文化發揮了特殊作用。但在當代社會，公共文化除了學理討論上的意義，在現實操作層面越來越多地成為公共管理的一部分。世界范圍內的公共文化管理體系的建立，與文化越來越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力量的思潮有關，與各國越來越重視保持自身文化特性、保障本國文化安全的策略有關，也與各國應對公共管理改革所帶來的政府行為與公共利益的背離有關，但當我們拉長歷史鏡頭，就會發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乱褳槲覀兠枋隽斯参幕w制化建構的哲學背景———“生命政治”。?？碌摹吧巍闭Q生于他對權力形式的條分縷析，并可視為其“治理術”概念提出的分析背景。針對權力問題，?？聸]有寫過專門的著作，但他在不同時期，在對精神病院、瘋癲、醫學、監獄等大量的歷史研究中，不知疲倦地闡述著這些研究主題中的權力問題。在1976年法蘭西學院授課講稿《必須保衛社會》中，?？鹿蠢樟?7、18世紀懲戒權力的一般草圖，然后在課程結尾提出了一種新的權力技術：我認為在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某種新東西，即權力的另一種技術……這個新的非懲戒權力的技術運用的對象（與針對肉體的懲戒不同）是人的生命……更精確地說：懲戒試圖支配人的群體，以使這個人群可以而且應當分解為個體，被監視、被訓練、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懲罰的個體。而這個新建立起來的技術也針對人的群體，但不是使他們歸結為肉體，而是相反，使人群組成整體的大眾，這個大眾受到生命特有的整體工程，如出生、死亡、生產、疾病等等的影響。①與這種新的權力技術的出現相聯系，從18世紀起，國家的政治實踐致力于使整體意義上的大眾的健康、衛生、出生率、壽命等等問題合理化，?？聦⑦@種政治實踐稱之為“生命政治”。?？率窃凇爸卫硇g的網格”①之內探討生命政治的，對這種以“生命”為導向的權力，?？聟^分了其運行的不同維度：一種是針對個體化的身體的規訓權力，一種是針對整體大眾的人口的監管，這兩個維度的結合“使得創造經濟上具有生產力、軍事上有用處、政治上服從的身體成為可能”。②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梳理從福柯“生命政治”到本尼特“文化治理”的理論演進脈絡，揭示文化何以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接著在“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的演進脈絡中對現代國家的公共文化進行定位，并利用文化治理的分析層次對公共文化體系進行分析。

一、從“生命政治”到“治理”

在結束了1976年名為《必須保衛社會》的授課計劃后，福柯在1977～1978年的《安全、領土與人口》中集中探討了“生命政治”的具體機制，他認為：“現代的政治問題是完全與人口緊密相連的。其系列是：安全機制—人口—政府治理和人們所說的政治這個領域的開放，所有這些，我認為都構成了應當加以分析的系列?！雹鄹？掠靡粋€盜竊的例子解釋現代政治中的安全機制。在早期的懲罰體系中，盜竊面臨的是罰款、放逐或者絞刑；在懲罰體系的第一次調整中，盜竊行為首先面臨的是一系列的監視、審查以及各種控制，使人們有可能在盜竊行為發生之前就作出防范，其次伴隨懲罰的不再是血淋淋的絞刑，而是監禁、道德教化和行為矯正；在懲罰體系的第二次調整中，盜竊行為同樣面臨監禁和行為矯正，但對社會管理者來說，更為關注的是以下問題：比如，盜竊的平均犯罪率、如何以統計學方式預測出盜竊犯的數量、盜竊犯罪會消耗社會多少費用、治理盜竊的費用是多少等等。“總體而言，問題基本上會是如何將一種類型的犯罪，保持在社會上和經濟上可接受的限度以內，并且，對一個給定的正常運行的社會來說，在某個平均值附近將被視為最合適。”④第三種形式，?？路Q之為“安全配置”。安全配置將一系列社會問題置于概率性之中，它不討論社會問題應該存在或不應該存在，而是利用政治經濟學確立一個最合適的概率，確定一個可以接受的底線。維護這種安全配置的機制，形成了對事物和社會資源的另一種調控方式，這種方式旨在確立一種平衡，保持一個平均值。它不在細節的層面上考慮個人，相反，通過總體機制，它考慮群體的整體———人口，對人口整體的狀況承擔責任。?？抡J為，“人口”概念在古老的文本中一直出現，但在16、17世紀，“人口”通常以否定的形式出現。在瘟疫、戰爭、饑荒過后，人們創建一系列的死亡率圖表進行人口統計，以便確認消失的人口數量以及他們死于何處、為何而死。18世紀，人們對“人口”的理解仍然是傳統意義上作為統治者和國家力量的組成部分，“眾多的人口是可以刻印在統治者的力量的紋章之上的”。⑤從18世紀末期開始，人們將“人口”看作一種具有自然屬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整體過程，對人口的治理應該從這種自然屬性出發。?？聫囊韵氯齻€方面論述了人口的“自然性”以及從這種“自然性”出發的治理。首先，人口并非簡單地指居住在領土上的個人的總和，它同樣也不再是統治者的意志可以決定或者改變的對象，而是處于一系列可變要素的相互制約之中。人口隨著財富、資源、物資、領土等物質條件而變化，人口也隨著習俗、習慣、行為方式、道德、倫理等精神條件而變化，人口所依賴的復雜變量使得人口這種自然現象不能通過法律的形式采取專斷的和直接行動加以控制?！斑@樣，一種新的技術逐漸成形了：不再是臣民對統治者的意志的服從，而是控制一些看上去與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過計算、分析和觀察思考，人們知道控制這些事物可以實際上對人口施加影響。我認為，人口的這個可以滲透的自然性，使得權力的合理性組織的方法發生了重大轉變?！雹倨浯?，人口既然是無數個體所組成的具有自然屬性的整體，我們無法準確預見人口的行為，但在這其中有一個恒量———欲望?！坝?，所有個人都因它而動。”②所有個人自發的又受到調控的欲望將從整體上生產出人口的全體利益，如果說在中世紀，君主的權力體現在可以對任何人的欲望說不，那么在18世紀末之后，當權者所面對的問題并不是怎樣才能說不，而是怎樣說“是”，怎樣對這種能夠生產出人口整體利益的欲望說“是”，“不再是對貪欲的限制或者說對自愛（在自私意義上）的限制，而相反是刺激和鼓勵這種自愛，這種欲望，使得他可以生產出他必須的有利的結果”。③因此，在對人口的治理中，不再從否定的意義上去禁止人的惡習，而是順應人的自然屬性，基于人的自由、人的欲望和人的利益去施行治理。再次，盡管人口是多種要素構成的整體，其自身又受制于各種復雜的變量，貌似變幻無常無跡可尋，但只要對人口現象進行仔細的考量和觀察，仍然能從中掌握某種穩定的規律。從這些穩定的規律中，人們可以標定出人口所依賴的那些能使整體發生重大變化的變量，可以識別出那些可以生產出整體人口利益的普遍欲望，于是，人口所具有的“可以通過審慎而精明的權威手段加以影響的外部表征”④浮現了出來。在?？抡務撊丝趩栴}時，有一個詞語———“治理”———不斷顯現，治理是一種新的技術，與威權統治時期的紀律和規則相比，政府治理的優勢開始顯現出來。福柯認為，相比統治，政府治理在解決人口整體問題時更為高效?！霸?7、18世紀，治理術進入政治領域標志著現代國家的開端，在治理術成為一種深思熟慮和精打細算的政治實踐的時候，現代國家就誕生了。”⑤?？抡J為，西方現代國家政治治理術的源頭是基督教神學中的牧領說。牧領說認為，神并不是人的主人，而是人的牧羊人，帶領羊群一樣的普通人走向上帝和真理?！澳令I權力并不表現為貴族式的擁有權力的優越感和咄咄逼人，反倒呈現出誠意和無窮盡的勤勉，牧羊人的職責就是看護?！雹弈令I要看護每一只羊，保證它們的健康和幸福。與此相應，承襲于基督文化牧領說的西方治理政治，致力于讓每個人積極生存，生活得更好，并從內心深處對這種治理權力產生認同。與傳統封建制國家權力耀武揚威式的出場方式不同，自由主義的國家理性決定了現代國家權力的出場方式是隱蔽的，“不在場”的，人口的自然性和國家理性的巧妙交織決定了治理不能靠政治威權加以實現，而只能通過人口自發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得以體現，因此，基于個人內心的引導式的牧領政治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驴磥恚鞣浆F代國家理性的本質就是“引導性的牧領調節”。這種新的治理藝術———牧領調節是一項復雜的技藝，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所構成的總體，使得這種特殊然而復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這種權力形式的目標是人口，其主要知識形式是政治經濟學，其根本的技術工具是安全配置”。⑦安全機制和人口的視角促進了新的權力形式的發展，這種新的權力形式關注人類總體的生活狀況，超出了傳統的以政府為中心的政治權力和權威形式的范圍。到18世紀后期，西方世界普遍發展出關注人口整體狀況，促進國家力量發展的治理機制，圍繞著治理機制發展出了一系列的專門知識和技術。比如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公共衛生學的興起，統計學的興起等等。托尼•本尼特循著?？碌哪_步，“在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時，我立即對它關于文化研究要多關注文化和權力之間關系的含義產生了興趣”，①為我們延伸出了圍繞著治理機制發展出的各類文化知識和技術如何塑造“人口”的話題。

二、文化與治理術結合的“文化治理”

在本尼特之前，社會學中的“文化轉向”已經給文化塑造了新的位置，使文化成為組織社會成員、形成社會認同的一種力量。本尼特將文化與治理性相結合，在他的論述中有兩個前提。第一個是他對文化的重新定義：“當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過歷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關系，目標是為了轉變廣大人口的思想和行為，這部分地是通過審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術和規則的社會體系實現的，文化就會更加讓人信服地加以構想。同樣，它的出現最好可以被看作現代化早期社會生活特有的日益治理化過程的一部分?！雹诋斘幕蔀橐环N治理關系時，與其他領域相比，有其特殊之處，“特殊的行為品性和行為方式，這些被構建為文化的目標；用來培養或轉變這樣的行為品性或行為方式的技術；這樣的技術集合成特別的管理手段；這種手段在特定的文化技術運轉程序中的刻寫”。③第二個是他對政府解析學的借用。“政府指的是一種刻意籌劃的理性的活動，它們是由許多權威人士和政府機構操辦進行的，并使用了各種技術和知識形式，努力通過全面透徹地研究分析人們的愿望、抱負、興趣、利益和信仰來規范人們的行為。”④這種對十分寬泛的政府概念的解析把與文化分析相關的問題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文化分析正是與人們的興趣、信仰、行為規范密切相關。在全面治理化的現代國家中，政府治理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集中在文化改革的任務上。臺灣學者王志弘將文化治理定義為“藉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⑤他研究文化治理的系列文章著重于臺灣官方文化治理的宏觀樣貌，詳細分析不同時期的文化政策如何整合進臺灣都市治理。在《文化與治理性》中，本尼特也非常清晰地給出了文化治理的定義，盡管他本人并未將這兩個詞語連用，盡管他所言的文化治理的領域是“社會交往”，⑥“將文化表征為一套獨特的知識、技能、技術和機制”，“它（通過與權力技術相關的符號技術系統所發揮的作用以及通過自我技術的機制的運作）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社會交往起作用，并在這種關系中與其結合”。⑦本尼特的定義存在非常明顯的對?？碌慕栌谩Ｔ凇蹲晕壹夹g》中，?？轮赋?，知識與具體的技術結合形成人類了解自身的工具，主要有4種“技術”類型：“（1）生產技術：使我們能夠生產、轉換或操控事物；（2）符號技術系統：使我們能夠運用符號、意義、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動；（3）權力技術：它決定個體的行為，并使他們屈從于某種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權，也就是使主體客體化；（4）自我技術：它使個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他們自身的身體及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雹嘣谖幕卫碇?，符號技術系統主要和審美智性文化相聯系。文學、藝術、哲學、思想、儀式等，它們通過符號表達意義，并與處于同一文化系統中的人共享意義。文化治理中的權力首先表現為知識，二者是共生關系，“知識—權力”操縱著文化治理機制中的具體規則。比如，文藝批評的專門知識生產人類社會的審美理想，文化審查的專門知識建構社會的意識形態安全底線，博物館專門知識的發展促使博物館的功能從知識構建向文化表達發展，等等?！爸R—權力”對文化治理中的符號系統進行劃分：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精致文化—大眾文化；高品位的審美—低品位的審美，等等。?？略凇蹲晕壹夹g》中勾勒了從希臘時期到基督教時期自我技術的轉變，其中提到了自我書寫、自我審查、自我修煉、自我舍棄等等自我技術，基督教文化通過這些自我技術的操練促使教徒們接近真理。?？略谡劦交浇痰哪令I權力的時候也提到，這是一種良心指導、靈魂指導的形式。當人的內心生活成為治理關注的目標之一，藝術和文化就登堂入室出現在治理的結構策略中。文化治理中自我技術的實現，基于符號技術系統和權力技術的合謀：權力技術篩選出審美智性文化，這些藝術品或文學作品已經在專門知識（比如文學批評或者藝術批評）的加持下成為至美至善的代表，權力在藝術文本中型塑了一種空間，人們凝視在這些審美文化中體現出的人類理想的至美形式，從而體驗到自我與之存在的差距，發起自我改善。藝術智性活動具有教化的作用，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這都是淵源悠長的理論傳統，但這與現代社會的文化治理存在區別。其一，古代社會的文化權力更多地通過文化精英內部的交流循環而實現，在現代意義的“人口”概念出現之前，文化權力較少觸及下層民眾；其二，即使文化權力觸及到下層民眾，也是通過對王權的宣揚和下層民眾的文化控制而實現的，比如中國古代的戲曲，歷來被統治者所重視，正是因為其是一種重要的宣揚封建道德、教化百姓的工具；其三，古代社會的教化著重灌輸某種特定的道德價值，而現代社會的文化治理更關注在主體身上誘導一種特殊方式的生存道德本身。因此，只有到了近代社會，藝術智性活動才作為日益治理化社會的一種工具，“以一種積極建設性的方式來改善一般大眾的特殊精神和行為品性，并且可以成為培養公民計劃的一部分”。①

三、對公共文化的定位和解構

體系化的公共文化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隨著西方國家從自由型國家向福利型國家的轉型，公共文化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檔案館等公共文化設施以及歌劇、芭蕾舞、戲劇等公共文化服務成為公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內容。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公共文化其理論基礎是公共品和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公共文化屬于公共品的一種，其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決定了政府要將其納入公共管理的范疇。從前現代國家將文化視為社會精英把玩的特殊領域，視為宣揚封建倫理的工具，到現代國家將文化視為公共管理的范疇，視為必須要保障的文化權益，這種轉換中間必經的一環就是?？隆吧巍笨蚣芟碌陌踩渲?，將文化作為治理的手段成為現代國家一種必要的安全配置。18世紀后期現代國家的安全配置領域包括“公民的數量、生活必需品、健康問題、對公民職業的治理、商品的流通”，②這些都是與國家力量的基本構成要素相關的領域。文化何以在生命政治中越來越受到現代國家的青睞而成為安全配置的一種？其一，隨著社會日益治理化，人口的素質與治理的效果聯系在了一起，因為新的“牧領是一項復雜的技術，它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不僅要求‘牧羊人’具有，還要求其‘羊群’也具有”。③這樣，“才可能在康德所說的依憑理性啟智之后生發出來新的內心臣服……聽懂資產階級理性引導的牧領口哨”。①其二，現代國家的政治理性要求國家對內要增強國家力量，對外要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平衡，生命政治要求對人口整體的狀況負責，人口的幸福與國家的力量連接在了一起，“讓人們的幸福成為國家效用，讓人們的幸福成為國家本身的力量”。②個人生活成為國家關注的特殊領域。其三，生命政治是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中展開的。自由主義框架下的治理，考慮人的自由和人的利益，“權力把自己理解為一種調節，它只能通過每個人的自由才能運轉”。③于是，文化就被建構為一種絕好的手段，這種手段“典型地依賴于尊重個體（或共同體）的自由和自主而影響社會，尋求遠距離和并不直接地支配個體，把他們作為積極行動者引入他們的自我轉變和自我調控”。④本尼特在他博物館研究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早期私人博物館的敘事策略是炫耀財富，展示王權的至高無上，并將貴族和大眾隔離開來，法國大革命之后，公共博物館出現，為把下層民眾轉化為合乎秩序的、理想的、自我規范的公民提供了一種機制。綜上所述，公共文化是18世紀日益治理化社會中發展出來的一種安全配置，也是自由主義框架下以審美智性文化為手段，試圖喚起主體自我調控的一種治理方式，這種治理方式，在早期公共文化機構———博物館、圖書館出現時已見端倪。隨著政府治理的專業化、精細化發展，也隨著公共文化領域的進一步擴張，公共文化逐漸演變為具有公共性的所有機構、設施、產品和服務的總稱，并與公益性、非營利性、公共財政等公共管理理念密切聯系。臺灣學者王志弘提出文化治理的分析層次，即（1）文化治理中主導的結構化力量；（2）文化治理的具體操作機制；（3）主體化：文化治理得以實踐的主體化方式。⑤作為一種文化治理方式的公共文化，也可采用這個框架進行分析。其中，文化治理中主導的結構化力量主要指向官方文化治理的宏觀樣貌，囿于篇幅所限，也根據本文的分析視角，重點分析文化治理的微觀機制：即具體操作機制和主體化?，F代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機構、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務，三者共同構成一個國家完整的公共文化體系。公共文化體系的基礎是符號技術系統，公共文化機構———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中不僅聚集著充滿象征意味的符號產品，這些文化場館本身，也是城市的一種象征符號。很多城市在核心區規劃文化場館設施，體現城市的文化特色和審美品位。在這些文化場館內部，通過對各種組織程序和展示技術的精心籌劃，喚起主體性，實現文化治理的目標。本尼特以博物館的變遷發展為例，討論了博物館如何從專制權力的象征轉變為教育公民、服務國家集體利益的工具，博物館治理中的符號技術系統———物與人的秩序生產了權力和知識的態度，建筑內部一系列空間與視覺的關系調控著參觀者的行為舉止，伴隨著科技發展出現的參觀者與展覽之間的互動述說著博物館的民主形象———使博物館中藏品的審美特性最大程度發揮教化參觀者的作用，這正是本尼特所說的“藝術的行政化”帶來的“文化功用的倍增”。在公共文化體系中，權力技術起著關鍵和核心作用。哪些文化形式、文化機構、文化服務能夠被篩選出來，作為國家公共文化的組成部分，能夠享受政府公共財政的補貼，是由權力機制進行篩選的，篩選的標準是國家安全配置的要求。安全配置要求國家對外要維持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樹立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形象，打造文化特性，對內要構建國民文化認同，培養合格公民，提升國家軟實力。安全配置的不同訴求，決定了各國公共文化具有不同的內容傾向和價值取向。如加拿大，人口的70％居住在美加邊境數百千米以內，長期以來不得不與“美國的第51個州”那種揮之不去的刻板印象作斗爭，國內移民眾多，形成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文化格局，因此，加拿大文化安全配置的基本內容就是對外維護其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對內保障各族群的文化權益，維護文化多樣化。在這種安全配置的要求下，加拿大藝術促進會及相關的文化機構始終是加拿大文化認同的堡壘，在公共文化政策中，加拿大采取各種文化保護主義措施，保證“加拿大內容”在公共文化領域所占的比重。權力技術的核心作用還體現在對符號系統的篩選上，這尤其體現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公共文化服務“是一種活的形態的公共文化品，其產品的符號內容呈現為一種由人的生命活動展示的形態”，①如表演類的歌唱、演奏、戲劇，文化館的藝術培訓等。幾乎每個國家都將高雅藝術和民族特色藝術納入公共文化服務的范圍，因為在權力—知識看來，這樣的文化服務能夠更好地提供促使公民自我提升的語境，同時這種語境也符合權力機制所設定的文化治理目標。公共文化的治理體系中，起關鍵作用的雖然是權力技術，但落腳點在自我技術。不管是各類文化場館還是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審美文化，它們被精心組織嵌入文化治理體系中的目的就是要在規則、信仰和價值中帶來一系列的變化。人們寄望這種經過精心設計的文化符號能夠超越公民的行為層面進入人的心靈內部，從而培養能夠自我反思和自我提升的主體。

將公共文化置于從“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的演變脈絡之中，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公共文化在現代國家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它不僅僅是國家保障公民文化權益的歷史敘事，更是自由主義框架下，政府介入社會生活管理又與其保持適當距離的最好手段。文化治理機制中審美—道德、治理—自治的操練提醒我們，建設文化基礎設施或者提供消遣娛樂并不是公共文化政策的最終目標，只有遵循文化治理的邏輯，科學規劃、詳細設計公共文化的符號技術系統，謹慎使用權力技術，才能從整體上構建公共文化系統的良好生態。公共文化的最終目標是指向整體意義上的人口的，通過習俗、習慣、行為方式、道德、倫理等精神條件的變化，提升公民的整體素質，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

作者:劉莉 單位:浙江藝術職業學院文化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