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鄉村旅游發展文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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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范圍內的貧民窟旅游項目往往將貧困、骯臟和暴力轉化為旅游的吸睛點，以滿足一些游客多元性的觀光目的。在審視全球貧民窟旅游研究的基礎上，文章指出，許多城市的貧民窟被利用改造成旅游的觀光目的地。為了迎合游客的窺探心理，旅游企業和政府人員刻意將生活在貧困區的居民視為文化中的“他者”，而忽視了貧困居民“去污名化”的訴求與主張發展的聲音。這種滿足窺視癖的旅游服務項目，涉及到有關權力、不平等、階層互動和地區重塑等問題的一系列復雜現象，因而引發強烈的社會爭議。基于此，文章借助對浙江某一鄉鎮旅游扶貧的成功經驗的文化解讀，旨在表明盡管鄉村旅游能為當地居民帶來一定的利益，但權力擁有者應當傾聽居民的聲音，將他者視為自我，正視并解決貧困地區的問題。這是貧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對我國精準扶貧的現實意義所在。

關鍵詞：精準扶貧;反貧困;他者;不平等;旅游人類學

一、聚焦貧民窟旅游

自19世紀以來，貧民窟旅游（SlumTourism）的現象就已出現。最初的觀光地點集中在英國倫敦的貧窮街區[1]。彼時還處在英國維多利亞（Victorianera）時代，這些觀光客們從富足、安全與舒適的環境中暫時跳出來，以優越感十足的姿態去探究貧民區人民的生活。這種獵奇貧困環境的旅游后來蔓延到美國，游客們對Chinatown、意大利人街區和非洲裔美國人居住地等“異國情調”社區充滿濃厚興趣。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生產鏈的跨國延伸，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涌入城市參加工作。由于居住條件的制約，貧民窟越來越多地出現城市的某一區域。這種現象蔓延至世界各地，比如南非、印度、巴西、波蘭、肯尼亞、菲律賓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等，因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為貧民窟旅游提供了空間地理條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貧民窟旅游浪潮此起彼伏，先后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南非組織的鄉村旅游，90年代的跨國旅游公司的推銷觀看貧民窟項目，以及2000年之后印度孟買成為最大的觀光目的地。然而，就全球范圍而言，盡管貧民窟旅游備受爭議，但這些地區也的確成為這類旅游的熱門線路[2]。社會各界對此開始逐漸關注，尤其是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Millionaire）的上映，讓這一現象變得家喻戶曉。學術界也不例外，分別在2010年和2014年召開了第一屆、第二屆貧民窟旅游國際學術會議。然而，迄今為止，“貧民窟旅游”的明確定義尚存在爭議。然而，該概念被普遍接受卻與“貧困，骯臟和暴力”[3][4]為特征的區域分不開。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這一關系型的概念與特殊的政治愿景、經濟利益和社會文化背景相關，以至于這么模糊不清、無法定論，但這并不影響學界對這類旅游現象的研究。事實上，這一社會事實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英國工業革命期間，可謂濫觴已久[5][6]。而學界對此研究卻始于上世紀80-90年代。起先是由地理學的一些學者開始探討城市消費的空間問題，而后社會科學界接踵而來[7][8]。進入2000年之后，貧民窟旅游的研究才走向成熟，而且成果的影響也逐漸擴大。顯然，貧民窟旅游的動機首先被關注。人們往往好奇為什么游客們來到這些地方參觀、探訪。事實上，這部分研究視角不僅已經摒棄以往的推拉理論的觀點，認為的游客出游是由個人的動機與欲望所推動的[9][10]，以及觀光地能滿足游客欲望的屬性所拉動，而且研究者們也不再在包括身體、文化、人際關系和聲望等四種“傘形組合”（UmbrellaGroupings）的旅行動機上下功夫[11]，而是轉向了具有后現代性的道德旅游的動機（moraltourismmotivations）。該理論認為，旅游者完全通過在未開發的農村社區或自然的區域來體驗真實性，以此達到尋求意義的倫理目的[12]。正因為如此，貧民窟游客們更愿意將自己釋放在一個接近“野性”或“原始”的環境中[13]，以此體驗類似前工業化社會更“真實”的生活方式[1]，追求人類的生存意義，并反觀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身份和所侵潤的文化，以達到期望中的道德境界。其次，學界開始思考貧民窟旅游是否有助于反貧困（povertyalleviation）。從總體上說，隨著游客的到來，貧民窟旅游可以為生活在貧困地區的當地人民帶來經濟利益，并引起他們的社會流動性。誠然，旅游業的發展不僅能夠直接創造一定數量的工作崗位[14]，而且還間接地帶動諸如食品、住宿、紀念品制作等其他行業的發展與繁榮。與此同時，游客對貧民窟的了解越深，則對以骯臟、暴力和苦難地方的“祛魅”效果越好[15]，有助于消除負面的看法和刻板的印象，為貧民的社會賦權和接受教育提供有利的條件。如果進展順利，那么貧民所掌握的經濟權力不僅可以讓他們擁有社會流動的機會[16]，而且還有可能創造政治資本，并有助于迫使政府承認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貧困地區，換句話說，即可以幫助外界改變對貧困區的看法，并有助于發展出政治上的認可與接納。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盡管如此，但實際上貧民區民眾能分享到多少的利益仍值得懷疑[17]。由于存在內部的權力結構不平等，旅游帶來的利益常常被很少一部分人攫取，更多的民眾即使獲得了微薄的收入，也常常最終流入到了毒販或幫派頭目的腰包里。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貧困不但是收入低下，更為重要的是其基本能力被剝奪了。換句話說，貧困不僅僅是缺乏收入和資源，還包括被排除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之外，缺乏身心健康，缺乏安全感等等。因此，一些學者將貧民窟旅游與民生福祉、城市重塑（UrbanRegeneration）結合起來，研究貧民窟人們在旅游產業中被賦權的過程和重塑他們生活空間的可能。在游客或志愿者的支持下，貧民窟居民往往獲取了資源和能力，與當局展開空間爭奪的努力[18]。例如，以往的約翰內斯堡以犯罪、不安全而著稱，但隨著貧民窟旅游的蓬勃發展，人們開始關注城市的文化產業與創造力[19]，并向當局施壓建造各種民生的服務場所，加大各種外來商業投資，欲圖將約翰內斯堡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非洲城市。盡管這些努力遇到重重困難，但類似富裕社區所特有的生活設施和品牌店鋪漸漸出現，并作為多元化和包容性城市已初見端倪[20]。是以，旅游和旅游所創造的空間不僅僅是傳遞信息，還會影響貧民窟居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角色的轉變，并由此開啟重塑城市生活空間的社會變遷。以上這些研究，無論是游客的體驗表征、當地經濟的繁榮，還是社區的重新營造，人們能以視覺化的接受方式得以感知。然而，隱藏在背后更深層次的倫理問題、空間正義、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全球化下的不平等關系等，或許更有研究的意義，因為這涉及到社會的正義和人類的福祉。因而，在巴西的羅西尼奧（Rocinho）貧民區，有研究者涉及了居民對貧民窟旅游道德的現有看法[21]。同時，一些研究者涉獵了貧民窟作為旅游的目的地將如何在電影、文學、攝影中加以道德呈現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當然，內部的權力結構，譬如游客、導游、志愿者、當地官員，以及居民內部關系等也是研究的關注點。事實上，試圖理解現有貧民窟旅游業的持續生存中的權力結構與倫理道德等問題任重道遠。

二、旅游、全球化與“他者”

作為現代性后果之一的全球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展現它在社會經濟文化中的力量。在此過程中，“人口、物資、影像、信息、權力、金錢、理念和危險全都處于一種遷移狀態之中，它們以難以琢磨的速度駛往未可預見的地方”[22]。在全球體系中，人們生活節奏持續加速，活動范圍超越傳統固定的空間限制，進而與外界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日趨頻繁。而旅游作為一種“跨界”休閑的生活方式，無形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如果從歷史視角而論，由以工業革命為起點的現代性進程，令世界各地成為了工業大生產中的一員，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成為了可以買賣的對象。大量人口集聚城市，由此誕生的貧民窟成為了普遍的社會景觀。作為現代性發展后果的全球化浪潮，則將貧民窟之旅帶到了世界城市的各個角落。正如有學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貧民窟為觀光點的旅游業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旅游業之一[1]。那么，如何滿足游客的獵奇或窺探心里成了旅游從業者們的工作重點，他們常常努力挖掘地方特色、民族習俗、偉人事跡、自然風貌和特定歷史來招攬游客[23]。當然，這些具有“特異”的文化自然的景點要素常常不在主流的文化宣傳當中，用以滿足大眾游客的新鮮感和獵奇心理。然而，如何將這些非主流的景觀加以展演，卻很值得玩味?？v觀眾多的旅游景點，“異同尋?！贝蟾攀亲罴训牧咙c，因而凸顯當地的“異樣”才是旅游業的存活并持續發展的根本。正如本文所論及的貧民窟，常常不被外界所了解。對于區域之外的民眾而言，盡管貧民窟是存在于他們共同生活的城市某一區域，是該城貧困人口聚集的生活區，但卻對其中人們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況、行為舉止等知之甚少[24]。換句話說，貧民窟生存狀況往往以“貧困，骯臟和暴力”為外界所認識，這與主流社會存在著鮮明的差異，致使界外成員多少生成強烈的好奇心理，這也是旅游策展者和從業人員努力打造和展現的方面。然而，被攫取出來的“差異”被刻意放大，貧民窟的“貧困，骯臟和暴力”業已成為了外界的刻板印象[25]。其結果是，貧民窟的居民無形之中被“污名化”，令其在投資發展、社會教育、設施建設、民生保障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導致一些居民紛紛搬離該地區，以避免遭遇歧視[26]。事實上，貧民窟的存在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政策不無關系，單純將該現象歸咎于貧民窟的居民，政府似乎有推脫責任之嫌。然而，這種刻板印象一旦生成便難以扭轉?？梢哉f，這種過度夸大的“差異”對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也令他們成為了主流文化的“他者”。有學者把建基在對“他者”幻想中的做法稱之為“內部東方主義”（InternalOrientalism）。此概念最初來自賽義德（EdwardSaid）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其基本觀點是，至少11世紀以來，東方和西方的“二元論”就已經借助西方文學、政治和流行話語被創造出來，并在殖民時期達到頂峰。他認為，“東方”作為西方文化創造出來的概念，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工具[27]。西方學者把西方文化視為標準，而將東方置于神秘、軟弱與陰柔的“他者”的地位[28]。這一概念對西方人如何看待“東方”影響巨大。受此啟發哲學家巴基奇（Bakic-Hayden）提出了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內部東方主義”[29]。巴基奇指出，在東方文化中，也有人把東方內部的其他不同的東方人視作遠離標準文化的“他者”。于是，相對“主我”而言，“他者”成了異類。在貧民窟之旅中，外界的游客，不論經濟條件、社會地位還是教育程度等，相對居民而言皆有絕對的優勢，他們居高臨下地“凝視”[30]這些貧民，窺探他們的生活，并以一種優越的姿態和文明人的眼光向世人傳播所見所感。這些憑借文學、影視、照片等載體的第一手訊息在“標準”文化審美的眼光中成了奇異、神秘、不可思議的社會景觀。被一味放大的“異”所誤導的社會后果，讓人不明就里地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再進一步以為差異是來自某種先天的因素所致。類似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本體論式觀點，在人類學界早已被討論、被批判。人類學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m）概念作為有力回擊，認為人類社會的多樣性是來自地理、歷史和文化的長期塑造，而非先天因素所決定[31]。同時，文化相對主義主張，不可使用一種文化的標準去比較、衡量另一種文化孰是孰非。只有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礎上，人類社會才能和諧有序地進步。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因此，作為貧民窟之旅所生產出來的“他者”文化與知識是有違這一原則的。事實上，居于貧民窟的民眾為此付出很多努力，以此擺脫這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有學者認為，盡管貧民窟旅游相對來說是一種新現象，但對此的評價褒貶不一，存在很大爭議。通過對貧民窟居民對貧民窟旅游發展的態度的半結構化訪談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貧民窟的居民對貧民窟旅游持負面態度[32]。換句話說，貧民窟之旅對居民的正面影響陳述評級較低，而負面影響陳述評級較高。為此，很多居民做出了行動以盡量消除這種消極影響。他們越來越能夠在社會網絡中定位自己，并利用全球化的影響，在其周遭的環境中實現環境和社會的變革[33]。同時，有學者通過對貧民窟旅游中的當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企業參與者等主體互動研究，開拓了對這些不同行為者如何協商不平等的理解[34]。通過跨文化的了解，居民逐漸意識到賦權的重要性，并將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旅游作為跨階級權力和不平等談判的重要場所[35]。這些居民作為旅游業中的委員會成員，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其社區建設與改造，主導貧民區的未來發展。然而，這樣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付出的努力卻是艱辛無比的。在下文中，筆者將簡要介紹我國浙江某一鄉鎮貧困區的改造經驗，來回應世界貧民窟的研究，以期為學術界提供中國樣本經驗，推動反貧困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一個案例：三港鄉的旅游扶貧實踐經驗

三港鄉，地處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南部，與麗水市交界。全境占地面積45.4平方公里，下轄11個行政村，總人口5045人（2018年數據）。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南部以農業為主的丘陵地帶，山清水秀、氣候宜人，自然環境與條件比較優越，而且當地水力資源豐富、山林資源多樣，盛產香菇、板栗、毛竹等農業粗加工產品。同時，近些年，該鄉努力發展優質桃子、柿子、山核桃、石榴等水果產業，開發高山蔬菜、苗木花草等農業項目產業。盡管溫飽早已解決，但該鄉農業生產的規模不大、產量不高，在以工業為主的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很難有大的發展。因此，該鄉村民外出尋求出路，主要以經營超市經濟為主。全鄉1698戶中有516戶經營著多達540余家超市，從業人數為1109人，占外出人口的65%。然而，留守在鄉里的居民的經濟生產比較匱乏，致使收入微薄，逐漸陷入貧困狀態。在浙江“省定經濟薄弱村”的名單中，該鄉就占有了9個村，包括三港、洪潭、周源、黃西、曳坑、石浦、章灣、五福、曳源等，占全鄉數量的81.9%。在“建制村整村下山脫貧計劃”中，三港鄉也是該縣工作的重點對象。因此，反貧困工作壓力巨大、任務艱巨。自2012年起，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政治動員下，武義縣提出了“生態景區全域化”的發展理念。在守住并保持美好生態環境的同時，將其自身旅游資源效益最大化，努力發展從“點線旅游”到“板塊旅游”的新高度。2016年，該縣召開了旅游發展大會，并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全域旅游發展的政策意見》，從政府層面努力爭做全域旅游示范區的排頭兵。在這種情勢下，三港鄉也積極行動起來，制定了“生態發展、綠色崛起”的工作主線，全力推動旅游產業的發展。截至2018年，該鄉已經成功舉辦了三屆豆腐文化節，受到了各路媒體的廣泛關注。以豆腐節為契機，該鄉以章灣村為基地，主動與各大旅行社精準對接，實行農家樂外包經營。在此基礎上，重點發展異地養老服務經濟，努力打造精品民宿產業。從實際的收效來看，2018全年，戶籍人口僅僅二三百人的章灣村，就接待游客數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近百萬元。那么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在旅游扶貧工作開展的初期，當地政府沿用以往招商引資的形式，吸引多家旅游企業入駐投資。這種路徑依賴的工作思路的確能給當地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特別是在以GDP的增長為衡量經濟的指標時，這種方式能給當地帶來政績上的輝煌。然而，在當地旅游產業的持續發展的背景下，這些投資企業加大自身的包裝美化工作，并廣泛邀請各路媒體幫忙增加宣傳力度，待時機成熟，遂將旅游項目高價轉手，以套取資金離開。當地政府認為，“當初優惠政策都給企業落實，但企業卻不將工作重心放在發展本地旅游上，而是包裝自身企業，轉手拿了錢跑路”。他們對此深惡痛絕，但也很無奈，畢竟這是市場行為。即便扎根此地經營企業，由于資源、人力、財力、機會等比普通民眾更具優勢，企業自己開天辟地建造民宿，導致地方土地被大量占用，而絕大部分收入被企業攫取，當地百姓卻收獲甚少。鑒于以上這些因素，三港鄉的政府專門成立了工作組開展調查研究，深入群眾傾聽居民的聲音，將得出的事實與旅游專家共同探討。同時，派遣專門人員赴杭州、湖州等地進行考察學習。基于此，鄉政府轉變思路，大膽提出自主發展民宿的新思路，即鄉政府鼓勵村集體利用下山脫貧民居的舊址，由村集體自主或合作投資開發精品民宿項目。在這樣的思路主導下，貧困居民騰出空置的房屋，讓渡給村集體改造修整。待到房間裝潢一新之后，合并進入當地的旅游民宿網絡，對外接待游客營業。所得的利潤分割為三大塊，其中一塊直接分配給擁有房產所有權的貧困戶。如此一來，收效顯著：一是貧困戶的空置房發揮了作用，讓他們在經濟上有所收獲；二是避免了土地再次被占用，節約了村集體的土地使用面積；三是在發展旅游經濟的同時，實現了利益共享，真正做到了精準扶貧。當然，為了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三港鄉政府對轄區所有的旅游配套設施和措施進行了梳理。在硬件上，先后對區域內的燈光亮化、主次干道修筑、景觀帶修建、廣場改造、健康步道建設、環境衛生整治等工作扎實推進。同時，在制度建設上，該鄉專門成立了精品民宿發展協調工作組，制定了《精品民宿發展協調工作組成員單位職責》《精品民宿發展暫行辦法》《精品民宿開辦申請表》《精品民宿辦證流程圖》《精品民宿辦理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所需材料》《精品民宿消防安全條件》《精品民宿治安要求》《精品民宿食品安全要求》等等。考慮到村民內部的權力結構，鄉政府努力協調社會支持網絡較強的村民與貧困戶之間的經營競爭關系。為了給文化層次較低的村民服務，該鄉還不厭其煩地制定了《精品民宿辦證流程圖》《精品民宿辦理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所需材料》等等具體操作辦法，幫助他們盡快加入旅游產業中來。除此之外，該鄉積極舉辦養生豆腐節、發展古道徒步項目、開發紅色文化旅游，以及推動異地養老服務，以招徠更多的游客前來休閑、養生和消費。由是觀之，當地政府巧妙地審視了當地優勢，并結合貧困戶的實際情況，協調政府、游客、旅游企業與貧困戶的互動關系。以傾聽者的姿態，借助優勢視角對“凋敝、落后和無能”的貧困戶進行改造，以便讓他們從外界眼里的“他者”轉變成“自我”，實現身份的“去污名化”與旅游利益的共贏。

四、超越“他者”：旅游的空間正義與平等

本質上講，旅游是游客從熟悉的地方去陌生的地方的一種休閑旅行，屬于有閑階層的生活方式之一。這是一種包含生活方式有所變化的時空轉換。但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游客而言，旅游空間的概念是一種空間的生產與空間重構的過程，而非僅僅限于地理空間的位移[36]?？臻g的生產和重構的過程表明，游客與目的地的場域關系、游客與當地居民的主體間性關系被聯結，從而產生人為集聚的社會經濟效應[37]。如果這種社會效益能夠實現某一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在空間上的和諧共贏，那么可以視之為旅游帶來了空間上的正義。相反，如果旅游導致了針對目的地居民受到了社會性的攪擾，讓他們陷于系統性的困境，那么即便是旅游創造了再多的物質財富，也是不人道的非正義行為。上文的案例表明，利用旅游產業對貧困戶開展精準扶貧，有關部門俯下身來傾聽來自底層民眾的心聲，并且處理好當局、游客、企業、居民以及居民內部的權力結構關系，將需要幫助的貧困戶利益拉進考慮的范圍內來。從在地居民的角度而言，做到了旅游的空間正義之舉。至于游客、旅游從業人員的利益收益如何，筆者將另文討論。誠然，在某些情況下，利用旅游來反貧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貧困地區的復雜性，也可以為改善貧困居民的生活狀況開辟一條嶄新道路。浙江省三港鄉的事實也證明，旅游的精準扶貧的確可以支持貧困戶的轉型和脫貧。然而，當我國正由旅游大國向旅游強國邁進之時，相關部門如果僅僅考慮景區的收益而忽視周邊社會利益，僅僅考慮旅游行業的暴利而輕視社會付出的成本，這就需要深刻反思和檢討。正如世界貧民窟之旅研究成果表明的那樣，旅游帶來了對居民的污名化的負面影響，將他們的艱辛與苦難當作消費的原料，以滿足游客的優越感和窺探心里，同時也養肥了旅游業。事實上，從我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歷史看，貧困地區之所以淪落到這種地步，與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不無關系。出于國家的發展，農村地區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無論是價格上的“剪刀差”，還是公糧制度，抑或是社會保障的雙軌制，都是這方面的表征。農村的發展資源被城市所吸收，而城市卻沒有及時地反哺農業農村，導致城鄉差距拉大。與此同時，城鄉之間的鴻溝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進城后的農民工被視為城市的二等公民，無法享受城市戶籍者同等的社會福利待遇，成了“卡在門檻上”的局外人。由此可見，農村與城市的差距導致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被另眼相看，而赴貧困地區的旅游觀光則成了游客心目中的原生態之旅。其結果是令大家所不愿看到的，因為畢竟這已經與旅游空間正義原則相悖。在人類學里，這種現象常常被認為是文化中心主義（culturalcentralism）在作祟。該觀念常常以自我文化為中心的角度，來看待周遭其他文化習俗，自覺或下意識認為自己的文化是標準的，具有無比的優越感[38]。持有該觀念的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是進步的、標準的和優秀的，其他的文化都是奇怪的、野蠻的、落后的。如此一來，無論是貧民窟之旅還是鄉村旅游（townshiptourism）[39]，都成了游客心目中的文化“他者”，而窺視或體驗貧民的生活，成為滿足他們居高臨下的文化中心主義心態的核心。因此，消除這種文化中心主義做法，在旅游精準扶貧中尤其重要。旅游從業者以及相關人員應當杜絕讓人產生這種聯想的項目和節目的出現，減少對貧困地區貧困人員的情感與利益的傷害。當然，我們也要避免另一種極端，即過分夸大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做法[40]。為了招攬游客，地方政府或旅游策展從業人員，極力挖掘當地的歷史傳說、文化習俗和風土人情。一些愚昧的陋習、惡習也常常被誤認作原生態文化而大肆兜售，甚至不惜杜撰、假借、附會歷史事實。這種做法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文化中心主義的一種消極抵抗。事實上，這是對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褻瀆，也是對當地居民的精神侮辱。可以說，無論是文化中心主義還是地方文化主義，不適當地凸顯強化某一方面，不會有任何長遠的好處，只會適得其反、飲鴆止渴。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別人所處的地理環境、秉持的文化、宗教、所處社會背景等的差異，而對他們有好惡評判。在當前以旅游為載體的精準扶貧過程中，我們應當提倡敬重歷史、尊重文化、信任對方，遵從當地居民的意愿，從根本上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這是貧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對我國精準扶貧的現實意義所在。

作者:張榮彬 王建華 單位:江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