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下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傳播

導語：鄉村振興下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傳播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宗族是文化的載體，它奠定了每一個成員的自我認識和文化身份特性。宗族勢力越大，宗族文化就越強盛。廣西南寧市虎邱村和寧明縣明江鎮都是千年古村落，都曾有顯赫的宗族勢力，宗族文化強勢，至今兩大宗族文化或衍變或消亡。分析民族地區宗族文化衍變與消亡的現象，重塑宗族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增強民族文化身份特性，擴大民族文化的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從而達到構筑民族身份認同和提高文化獲得感的雙重傳播意義，促進民族地區繁榮發展、和諧穩定，有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

【關鍵詞】宗族文化；記憶；身份認同；文化獲得感

馬克斯•韋伯指出：“如果說我們能從經濟發展史學到什么，那就是文化會使局面幾乎完全不一樣?！保?］這里的“不一樣”，主要體現在文化價值觀上，文化既可以阻礙經濟的發展，也可以促進經濟的進步。黨的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根據“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亩挚傄?，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18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意見明確提出：依法加大對農村非法宗教活動和境外滲透活動的打擊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預農村公共事務，繼續整治農村亂建廟宇、濫塑宗教造像。從現實意義上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我國西南民族地區既是多民族聚居、國境沿邊，又是跨文化、異文化和多文化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區域，邊境少數民族的身份特性不明確，文化獲得感不強。一些地方民族文化傳播缺失，周邊國家通過宗教信仰活動進行宗教傳播，農村迷信思想彌漫，村民自治弊端明顯，農民過于計較個人得失，對公共事業漠不關心，與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產生沖突。廣西地處西南邊境，有多民族聚集的特點，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民族文化的傳播是否真的“使局面幾乎完全不一樣”呢？本文基于廣西南寧市虎邱村和寧明縣明江鎮的田野調查，對宗族文化的傳播展開更深層次的思考與討論。

一、關于宗族文化與民族文化

宗族，即氏族，是社會組織關系中通過同一血緣關系聚集而成的家族群體，有共同的土地、財產、族譜、族規、祠堂和墓地。宗族文化，是指某個氏族以共同的祖先崇拜和血緣關系為紐帶而形成的同一思想意識、價值觀、行為規范、社會組織和人際關系?？梢哉f，宗族是文化的載體，它為每一個成員奠定了自我認識和文化身份特性的基石。宗族勢力越大，宗族文化就越強盛。必須明確的是，宗族文化與民族文化相互關聯，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民族共享的并在社會傳播的思想、價值和觀念，它“包含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2］。由此可知，宗族文化屬于民族傳統文化；傳播宗族文化，即是傳播民族文化。宗族文化的傳播以傳承鄉村傳統文化禮俗為特征，以山歌、龍舟、祭祖、族譜、祠堂等形式多樣的活動為載體，以宗族觀念、宗族感情、尋根問祖、祠堂祭拜、祖訓族規等為主要內容，喚起了宗族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增強了民族文化身份特性，擴大了民族文化的傳播力、影響力、引導力，從而達到構筑民族身份認同和提高文化獲得感的雙重傳播意義，促進邊境地區民族和諧、繁榮發展、社會穩定，有利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

二、南寧市虎邱村宗族文化的衍變

虎邱村位于廣西南寧市興寧區朝陽街道。據虎邱村黃氏家族的族譜記載，虎邱村始建于北宋中期（公元1075年前后），原名為大黃墳。1928年正式更名為虎邱村。虎邱村建村已有940余年，總人口15000余人，村民均姓黃，約3000人，流動人口13000余人，是典型的“城市里的村莊”。公元1052年，北宋廣源州壯族首領儂智高舉兵反宋，攻破邕州城，自立國號為大南國。北宋派遣大將軍狄青率大軍征討儂智高，山東白馬縣橋頭村人黃華卿與其長子黃仲儒隨同狄青南下廣西征戰后，因看中虎邱“猛虎擒羊”的地勢而安營扎寨駐守，從此定居虎邱，開辟創建虎邱村?；⑶窠ù搴?，黃氏族人為祭祀先祖，始在村中建造黃氏宗祠。1939年，黃氏宗祠被日本侵略軍強制拆除，1946年抗戰勝利后，黃氏后人重修宗祠。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對宗族文化政策的開放，民間傳統的認祖歸宗的祭祖活動逐漸興盛。1992年，虎邱村在宗祠原址興建虎邱小學，黃氏宗祠遷址至先祖黃仲儒陵園。黃氏宗祠總面積約3000平方米，祭祀廣場占地2128平方米，可同時容納萬人祭祀。宗祠內部設有忠孝大殿，正面座放黃姓始祖惠連公像，還有歷代黃氏共同先祖像107座，兩邊安放黃氏各分支先祖靈牌680位，供來自全國各地的黃氏族人祭祀祖先，認祖歸宗。日常生活中，村民家中有事，都邀請掌管家族事務的族人到祠堂共餐商議，遵循“慎終追遠”的守禮孝道儀式。每年農歷九月二十六，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黃氏族人聚集虎邱村黃氏宗祠，懷念先祖，敬老孝親，傳播生前盡孝、死后重祭的黃氏宗族文化。黃氏宗族文化的強盛傳播，推動虎邱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虎邱黃氏宗族在解放思想的大前提下，繼承“忠”與“孝”的祖訓，強調“忠在興國、孝在旺族”，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髓。在祭祖的同時，還開展商貿洽談等活動，用特有的黃氏宗族文化價值觀的傳播，引導虎邱村民推動社區發展，改變社區生活，努力構建和諧、文明、富裕的新農村。截至2018年，虎邱村共有農貿市場、南寧市旺一旺貿易有限公司等集體經濟項目20多個，固定資產達3000多萬元，年創利稅近50萬元?；⑶翊逶谧ズ媒洕ㄔO的同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改善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先后修建村中公園、文化娛樂室、老年人活動中心；建造治安崗，組建護村聯防隊，堅持24小時巡邏值班，有效預防和制止各種違法犯罪事件的發生；以村民自治為主線，逐步探索出一條對村民實行“自治式”服務管理、對出租屋實行“公寓式”服務管理、對流動人口實行“幫扶式”服務管理的“三式管理”新路子。2018年11月3日（農歷九月二十六），來自廣西和全國各地的黃氏族人聚集虎邱村，舉行宗族聚會，達成共識：共根同源同祭祖，共興共發共昌盛；黃氏宗親親如一家人；共同友好發展，牢記祖先遺訓；同全國人民一道，發憤圖強，共筑中國夢。至此，虎邱村黃氏宗族文化已衍變為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其所特有的內在價值觀在引導虎邱民眾創造新生活。

三、寧明縣明江鎮宗族文化的消亡

（一）黃氏宗族文化的顯貴與衰落，寧明縣是壯族、漢族雜居之地，壯漢族文化浸染交融，形成獨特的社會習俗，深刻影響著社會經濟發展。自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設羈縻思明州以來，寧明縣明江鎮成為西南民族地區的政治、軍事重鎮。自宋仁宗皇祐（公元1053年）壯族將領黃善璋首任土司始，經元明清世代世襲，黃氏宗族實力大增，在與漢文化的交叉融合中，黃氏土司作為封建帝制時代的偏遠地區少數民族統治階級首領，兼具地主、宗族主、領主屬性，有財力、武力、人力資源；相對于封建帝制流官制度下的統治方式，土司在管轄范圍內的控制力、影響力更為深入與徹底。［3］黃氏土司府衙中設有規模龐大、顯貴堂皇的宗族祠堂，形成了寧明一帶傳播廣泛、影響深遠的黃氏宗族文化。據當地老鄉長、老書記介紹，黃氏土司府衙是形制宏大的官府式宅邸，位于明江鎮中心地帶，也是現今明江鎮人民政府所在地，鎮人民政府庫房就直接建在府衙宗族祠堂舊址上。進入鎮人民政府實地勘察發現，歷經多次毀損改造，土司府衙的歷史遺留痕跡所剩無幾，占地廣大的空間沿中軸對稱布局的建筑已成廢墟。黃氏土司宗族扎根寧明統治已久，宗族龐大，枝繁葉茂，其族人流散分布廣西各地。然而，黃氏土司宗族的后人在現今明江鎮乃至寧明縣范圍已幾近銷聲匿跡。從與村民、村干部的訪談中得知，黃姓在當今明江鎮已是小姓氏族群，且多是沒有宗族傳承脈絡可尋，如沒有族譜、祭祀堂號等。嘗試走訪一些當地黃姓村民，得知曾經顯赫一方的黃氏土司祠堂現已塵埃落地，黃氏宗族文化也隨之煙消云散。（二）陳氏宗族文化的富麗與消失，在走訪過程中從多位老村民的敘述中得知，清中后期，明江鎮發展成為西南民族地區的經濟中心，主要原因是明江鎮除黃氏土司宗族外，清朝中后期又出現了富甲一方的陳氏宗族。據悉，陳氏宗族來自廣東，清朝中后期攜巨額錢財來到明江鎮，初來乍到便大量購置田宅，又通過水路運輸做商品買賣，短期內就成為明江鎮中的一支富庶大族。陳氏宗族在明江鎮中心地帶蓋起了一座大宅第，宗族祠堂富麗堂皇。包括老鄉長和老書記在內的多位老村民介紹，陳氏是民國時期明江鎮的第一大族，人丁興旺，錢財豐厚，田宅眾多，且明江地界上的軍政人員多由陳氏族人出任，因此陳氏宗族攬有軍政財各種資源，把握著明江鎮政治、經濟、軍事大權，從而聲名大噪。據村民講述，陳氏宗族仿造廣州陳氏書院（即陳家祠）修筑宅邸，只是規模形制略小，但遞進格局、風格樣式都與廣州陳氏書院相仿，既是家宅，也是祠堂，兼設私塾，啟蒙鄉中孩童讀書認字。廣州陳氏書院，又稱陳家祠，坐落在廣州荔灣區中山七路，是廣東規模最大、裝飾華麗、保存完好的傳統嶺南祠堂式建筑，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由大小十九座單體建筑組成。來到號稱“明江鎮陳家祠”的陳氏大宅舊址，眼前已是頹垣斷瓦，人去宅空，往日的喧嘩已消亡。一位程姓老伯與老鄉長講述了一則陳氏宗族文化的故事：陳氏在宗族祠堂開設私塾，讓鄉中小孩以較低的學費就讀，私塾中有兩位教書先生，一位只教陳氏族人子弟，另一位則對外教村中其他孩童。陳家院落中有一魚池，孩童多喜歡投喂池中養的魚，陳丁福便在魚池旁放置魚食，任憑孩童投喂，還時常告誡孩童：“喂魚花錢不多，任憑你們玩耍，但你們只顧喂魚玩兒荒廢讀書則不能怪我了?！贝謇锶硕颊J為陳氏宗族身為地主，把祠堂當作私塾，是個大方人，能善待鄉民，善待佃戶，沒有過分作惡為害，作威作福，大多數村民并不怨恨陳氏宗族。后來的政治運動中，陳氏因地主的身份被當成階級斗爭對象，所有田、宅、物、業等不動產，連帶錢財家私等全都充公，如今陳宅已雜草叢生。改革開放后，陳氏族人逐漸離開明江鎮，分赴外地謀生，居住明江鎮的陳氏后人寥寥無幾。

四、傳播民族文化，提高邊境少數民族文化獲得感

宗族文化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寧市虎邱村地處“城中村”，黃姓族人利用宗族文化祭祀先祖，分享信仰、價值觀，在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不忘發展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明江鎮是西南民族地區重鎮，沒有了宗族間最基本的人際交往，也失去了本土的宗族文化傳播場所，遺失了可以繼承發展的民族文化遺產。落實黨的報告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通過重拾集體記憶、重塑文化記憶、構筑民族身份認同，明確文化身份特性，在與鄉風建設相結合中，傳播民族文化，提高邊境少數民族的文化獲得感，順利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傳播民族文化要與重拾集體記憶相結合，宗族不是封閉、孤立的社會群體，宗族集體記憶植根于土地、祠堂等物質和精神的觀念之中，猶如一種基因，融化在集體文化血液里，它不會消解于其他各類社會群體中。宗族“總是能夠成功地激發起成員之間的互愛，即使彼此分離，即使遠隔千山萬水也不能阻斷這種愛”，“情感的表達仍然是通過家庭的結構來規范”。［4］也就是說，宗族集體的記憶不取決于宗族成員之間的親近疏遠，情感才是宗族成員群體聚集和文化身份特性的黏合劑。通過愛的情感表達，喚起宗族對土地、祠堂等文化身份特性的集體記憶。揚•阿斯曼認為，“各種類型的集體都傾向于將回憶空間化”，任何一個想穩定下來的群體，都想方設法營造一個空間，并加以保護，因為這些空間“不僅為群體成員間的各種交流提供場所，而且是他們身份與認同的象征，是他們回憶的線索”。［5］虎邱村充分利用黃氏宗祠作為宗族的回憶空間，宣揚宗族同根同源同祖的情感，喚醒宗族的集體記憶，發憤圖強，使黃氏宗親更加興旺發達。借助虎邱村的經驗，明江鎮可以充分利用黃氏宗族和陳氏宗族的歷史文化故事，還府衙舊址于民間，重建兩大宗族文化活動場所，為流落在外的后世子孫設置重構宗族文化傳播的空間，重拾宗族集體記憶，回憶宗族重大的事件，如故鄉、土地、田園、節日、生活等身份特性因素。通過這些被經歷的時間或被喚醒的空間形式，使集體記憶站在真實的、鮮活的傳播場景，傾訴宗族愛的情感和價值觀，實現宗族文化認同，煥發鄉風民俗，從而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使鄉村振興戰略切實落到實處。（二）傳播民族文化要與重溫文化記憶相結合，揚•阿斯曼認為，“對于文化記憶來說，重要的不是有據可查的歷史，而只是被回憶的歷史”。［6］就是說，文化記憶要以過去某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作為固定點，通過一定的文化形式，如文本、儀式、慶典、舞蹈、圖像、紀念碑等作為記憶的媒介，構成一系列文本系統、儀式系統和意象系統，使實在的歷史轉化為回憶中的歷史，使宗族集體記憶上升為宗族文化記憶，有利于構建宗族集體的身份特性。傳播過去發生的故事，展現文化的起源，并告訴所有的文化成員他們的文化身份特性是什么。因此，文化可以通過傳播歷史來塑造其成員。南寧市虎邱村每年農歷九月二十六舉行宗親大會，誦讀“我們是黃國傳人，我們同一個祖先，黃國基因傳承，江夏血液流淌”，演繹“君臣道”“師生道”“父母道”“老人道”“兄弟姐妹道”“朋友道”等忠孝觀念，構建宗族集體的身份特性，重溫宗族文化記憶。寧明縣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既具有世界文化遺產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也有中國南方壯族先民駱越人的歷史傳說。明江鎮可借助悠久的歷史文化資源，結合花山巖畫和壯族先民傳說，通過宗族文化記憶的傳播活動，如花山故事、先人節慶、黃善璋受封等，開展移風易俗行動，豐富鄉村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動，增強邊境民族地區的文化身份特性。（三）傳播民族文化要與民族身份認同相結合，鄉村振興戰略要達到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標，離不開振興民族文化，更離不開民族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思考的是：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與一系列理論問題相關聯，諸如主體、語言、心理、意識形態、權力、階級、性別、種族等”。［7］由此可以看出，民族身份認同起源于宗族認同，結成于集體認同，是一種個體文化到集體文化的身份認同過程，其中包含姓氏、宗族、血緣、性別等宗族文化因素，它們共同構成了宗族集體獨有的故事傳說、祠堂儀式、文化象征等身份認同的基礎。宗族就是一個標簽，是族群認同的一個標桿。從本質上來講，民族身份認同給人以一種存在感，其涉及個體的宗族文化傳播，包含個體和他者間的復雜牽連。南寧市虎邱村自建村以來，同根同源同祖，毫無外族，姓氏單一，身份認同毫無問題；寧明縣地處中國西南民族邊境地區，自古以來壯、瑤、漢族人民相融雜居，他們有著相同的集體記憶，也有相互認同的文化基礎，而這種文化基礎正是來源于千百年來傳承的宗族文化。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8］不論壯族、漢族抑或其他民族的人民，基于共同創造的歷史、共同傳承的文化，如黃氏土司宗族在寧明統治數百年，撇除階級剝削不說，其在保護地區穩定、保障社會生產、促進多民族文化融合方面都有積極的促進意義。同時，黃氏土司宗族或陳氏土豪宗族的更迭興衰也從側面反映了民族融合發展，尤其是壯族受到漢族宗族文化影響、同化的一面。在這一視角下，壯、漢在宗族文化上更多的是趨同，而非趨異，正是趨同性使得壯漢族群間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認同而非敵對。也正是宗族文化認同，推動了民族身份認同，增強了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獲得感，為保持地區穩定、發展、繁榮提供了基礎。（四）傳播民族文化要與鄉風建設相結合，宗族文化的基礎是宗族認同、集體認同、文化認同的基礎，更是一種民族身份特性認同的基礎?；⑶翊逍帐蠁我?，宗族文化鮮明突出；而明江鎮的宗族文化更顯示出跨越壯、漢界限，民族文化融合發展的特點。從歷史上看，宗族文化傳播除了提供祭祀功能外，同時也包含啟智教育、鄉規約束、民風馴化等鄉風建設內容?，F代中國全面推廣普及義務教育，宗族文化傳播不再需要凸顯其教育啟智功能，但在鄉規民約、培育社會主義新風尚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因此，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文明體系過程中，應該對傳播鄉村宗族文化即傳統文化引起必要的重視。另外，在走訪調查中發現，虎邱村除黃氏宗祠外，還設有老人協會、娛樂室、虎邱之家等鄉村文化設施，社區和諧文明，其樂融融；而明江鎮缺乏足夠的公共空間給予鄉民進行利于鄉風文明建設的休閑活動，一些鄉老在牌坊舊址的榕樹下聚集，或閑聊，或打牌，娛樂消遣。如果宗族文化能夠作為一種公共活動的空間提供給鄉民，再與新鄉風文明結合，將有一舉多得的積極意義。其前提是民族文化的傳播，有一個固定的公共空間能夠為收集與記錄集體歷史記憶提供傳播基礎條件；同時，宗族文化具有祭祀、教育、集合、商討等功能，在宗族文化里進行的傳播活動很大程度上受集體重視、集體注意甚至集體監督，對現有鄉村文化里的消極因素是一條有效的改良路徑。傳播民族傳統文化，構建新時代鄉風文明，以集體認同、文化認同、身份認同為基礎，明確民族的文化身份特性，增強文化獲得感，是一條具有可行性的通路。在民族融合發展的視角下，集體認同是不可磨滅的共同記憶，文化認同與民族身份認同是水乳交融的共同財富。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視角下，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鄉風建設需要從歷史文化中出發，

參考文獻：

［1］亨廷頓•塞繆爾，等.文化的重要作用［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47.

［2］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M］.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

［3］藍武.廣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廣西民族研究，2006（6）.

［4］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9.

［5］揚•阿斯曼.文化回憶［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1.

［6］揚•阿斯曼：文化回憶［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46.

［7］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J］.外國文學，2004（2）.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作者:黃立安 梁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