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文化下票號衰亡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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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號企業文化概述

山西票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產生的金融機構，它們由晚清社會中遍及全國的經營貨幣匯兌業務的山西商號過渡而來。本文將山西票號企業文化定義為：在票號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由票號中的經營管理者和中下層員工共同認可并遵循的企業基本觀念和行為準則。具體是指由票號管理人的經營理念、機構內部組織形式、工作人員的處事方式，以及普遍的價值觀念等方面構成的，屬于票號特有的文化形象。票號的企業文化屬于晚清中國金融機構獨有的文化現象，具體表現在利益分配、績效考核、制度設立、崗位設置、監管機制、運營控制等方面，通過這些企業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票號的經營成果，并且構成了票號由盛轉衰的關鍵因素?？紤]到票號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影響，認為票號的企業文化受到了封建文化和山西商業文化兩方面共同作用。在票號人員的思想和行為中，封建文化因素和票號自身的企業文化因素對其衰亡的造成的影響效果一致，外在表現相同，因此封建文化構成了票號企業文化的核心部分?；诖?，本文將廣義的文化和企業文化兩個方面合并納入山西票號企業文化的綜合范疇，著重研究企業文化這個糅合了時代背景和封建文化、晉商文化的重要載體，有針對性地對其阻礙票號進步、醞釀破產危機等方面進行研究。

二、企業文化對票號衰落造成的影響因素分析

眾所周知，金融機構的發展離不開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票號文化與當時的封建晚期商業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其封建性體現在封建家長制下的用人機制與經營管理模式，以及票號領導層對于學習先進銀行管理經驗并組建新式銀行的排斥，等等。另一方面，票號是封建文化和晉商文化的雙重載體，加上金融機構經營獨立性的因素，票號形成了獨特風格的企業文化，主要體現在利益分配與總經理權限情況，管理方式與人事安排，經營理念與風險控制機制等方面。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能夠反映出企業文化對于票號衰落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山西票號的內部文化影響了票號的經營效率，票號的改革與組建銀行，以及企業文化對票號業務發展和風險防范等幾個大的方面。接下來將它們分別進行闡述。

（一）企業文化對票號經營管理的影響

作為早期金融業的雛形，票號自始至終存在著嚴重的封建家長制的痕跡，這就導致了在合理的用人機制和有效的運營管理機制的缺失，從而導致票號在其后期的競爭能力下降。山西地處華北通衢之地，自古就是北方貿易的中轉站，從明末清初開始，山西人走出故鄉外出經商，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形成了具有獨特文化氛圍的晉商群體。一方面，他們能夠榮辱與共，彼此信任；另一方面，由于初期多為小本經營，也使一部分人形成了缺乏全局觀念和錙銖必較的習慣。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把讀書作為首要進身之路，而山西人獨樹一幟地把從商作為人生頭等大事，形成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的封建社會的“重商”之道。晉商奉行此道的原因只是由于找到了經商這種快速獲取巨大物質財富的途徑，這種商業思想其實是晉商在封建主義壓迫下產生的急功近利、利益至上的思想寫照。待到形成了遍及全國的營業網絡后，晉商把目光投向了可以匯通天下的金融業，東家與經理人之間大多彼此信任而結成了利益同盟，經理人通過“頂人身股”的方式入股成為票號的合伙人，這就是“總經理責任制”的基礎。在此框架下形成的經營理念必然帶有狹隘短視的特征，形成了籠罩在封建家長制下的奴化管理制度?？偨浝碓谄碧栔袚碛袠O大經營權力，能夠決定票號的各項規章制度，以及人員崗位職責和日常經營決策等重大問題，大權在握，其權威不容侵犯。在票號草創時期，這種制度可以起到激勵經理人奮發進取，并使票號上下達到令行統一、權責明確的作用，但是隨著晚清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這種制度逐漸開始不適應形勢需求，并阻礙了票號發展，最終成為了票號后期相繼倒閉的關鍵因素。首先，票號日常業務僅靠總經理一個人安排，日常業務要經過總經理批示才能辦理，分號不能依據當地經濟形勢對經營做出改變與調整。權力的過度集中導致了分支機構在經營中失去其主觀能動性，往往在等待中錯失商機，也不利于培養更多新的優秀管理者。其次，票號崗位設置由總經理一人決定，完全是封建家長制的管理方式，崗位設置缺乏合理性。除了經理人外，一般票號還設有管賬（會計與審計人員）、文書（內勤崗位）、記賬（前臺柜員或儲蓄會計）、跑街（客戶經理及外勤人員）、管庫（出納或庫房保管員）等崗位。這種崗位設置實際上沒有明確員工之間的協作機制，目前也無資料表明“記賬”或“跑街”中有哪些人員專門負責存款、貸款和匯兌業務，實際上可能是實行業務的混合辦理，統一記賬的制度，這樣就不利于員工之間的協同，缺少模塊化分工和流水線式的辦理流程，難免會造成業務辦理中的雜亂無章。另外，票號沒有設置監管、復核崗位，這樣就不能有效防范經營風險和員工的道德風險。無怪乎在票號的后期體現出了業務辦理耗時長，員工業務不熟練、人浮于事等現象，從而使得票號整體運營效率低下，逐漸失去了市場競爭力。銀行業屬于客戶體驗度較高的服務業，票號當然也不例外。票號在經營管理上的缺陷在外國銀行大量涌入中國之后便明顯地暴露出來，逐步失去了在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手工業者中的信譽。從內因來看，帶有濃厚封建意識形態的“總經理責任制”難逃其責。總經理負責制度在票號初始階段曾經發揮了作用，但是當票號規模擴大，分支機構遍布全國之后，必然會造成總經理在管理上的盲目性，體現為追求眼前利益，不顧票號長遠發展，壓制了票號內的民主風氣，助長了管理人員的不思進取和獨斷專行的行為。在19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票號經營效率低下導致的金融業整體資金流轉不暢通，從而導致的資金缺口和資金斷鏈。1890年12月“元豐玖”倒閉的直接原因是缺少對運營和會計賬務風險的測控，也沒有相關人員監管，致使資金出現斷鏈，“不籌拖欠倒累，致號中空虛，周轉不靈，事竟一敗涂地”。在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的十幾年間，類似的種種跡象已經預示了票號的衰亡。在封建思想嚴格控制下的票號中，由于封建家長制的根深蒂固，導致票號在經營管理中漏洞頻出，已經不能滿足各階層的客戶群體對融資的的需求，即使沒有辛亥革命的影響，票號走向衰亡也只是時間問題。

（二）企業文化對票號改組銀行的影響

我們知道，19世紀中后期，俄國、日本等工業國次第完成了產業革命，工商業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盡管山西票號與俄、日多有業務往來，但是從晉商的做法來看，他們對外國的革命毫不關心，對外商企業的先進制度不感興趣，仍然是我行我素，不思變革。通過資料可以證明，無論是民族資本勢力還是清朝政府都曾經向票號拋出了組建銀行的橄欖枝。然而，這些行為對票號大股東和總經理們的權利和地位構成了威脅，他們不遺余力地將興辦銀行的種種努力扼殺在搖籃中，可以說是封建商業文化阻擋了票號的改革與新生。19世紀90年代后，中國淪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外國銀行紛紛在華搶灘登陸，大量設置分支機構，因其業務辦理規范便捷，資金流轉快，風險承受能力強，而很快得到沿海開埠城市中官、商、民的普遍認可。外資銀行業務的迅速拓展，使得南方錢莊多爭相依附之，因而外國銀行資金流轉愈發流暢，資本實力日漸增長，逐漸蠶食著票號的存放款業務和國際匯兌業務。同一時期，1905年成立的大清銀行（戶部銀行）和1907年成立的交通銀行（官股4成，商股6成，經營為清郵傳部控制）的規模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家獨立的票號。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官辦銀行能夠有效地操縱存貸款利率，進一步壓縮了票號的利潤空間。與票號相比，這些新式銀行的制度更加規范，能夠及時滿足現代工商業存貸業務的需要，具有資本實力雄厚、存款資金集中度高、機構分布廣泛、風險抵御能力強的優勢。隨著市場形勢的變化，票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操縱權已經轉移到了官辦銀行和外資銀行的手中。自此之后，作為初級金融機構的票號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處在急需變革的位置。在此期間，票號中的部分中下層員工已經覺察到了票號生存面臨的危機，紛紛上書票號管理層：“甲午庚以后，（票號）不惟倒欠累累......亦以戶部及各省銀行次第成立，奪我權利。......我行存款至多向不過四厘行息，而銀行則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處。......所有商家貿易，官紳存款，必將盡為所奪。”可以說，盡管此中所指的存貸款利息變動未必準確，但是也指出了票號群體與銀行相比的劣勢所在，即銀行憑借各家合股而募集的資本金遠比票號雄厚得多，因而能夠在金融市場運行的規則制定方面得到取代票號的位置。在晚清社會的市場利率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布局分散且資金薄弱的票號群體在利率和匯率定價上已經無法與銀行競爭，逐漸失去了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失去了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利益。面對銀行對其咄咄逼人的態勢，票號中的有識之士提出了改組票號和成立銀行的建議：“倘能趁此譽滿天下之際，創辦一大銀行以保利權，則票號幸甚。”如果票號的股東和管理者能夠認清形勢，學習西方銀行業的經營管理經驗，下決心把票號改變為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股份制銀行，那么憑借其原有的資本積累，依賴尚未丟失的商業信用，也許可以革除弊端，而不至于走向衰敗。遺憾的是，票號中的守舊派只重視眼前利益，缺少對社會形勢的有效認識，多次對合資興辦銀行以及參股大清銀行等事宜進行極力阻撓，就連外界也看出了晉商的弱點?！吧轿魅宿k事雖穩，而性情拘執，且不能和衷共濟，力挽大局”，老業主們各懷私心，“大半暮氣已深”，寧愿犧牲整體利益也不放棄已有的權利和利益。以蔚厚泰總經理毛鴻瀚為例，當清政府成立戶部銀行的時候，他首先提出不愿意與官府共事的想法，得到了票號業保守派的一致贊同；當在京三幫票號委托李宏齡上書請求自辦銀行時，為了保住權勢和地位，他又懷疑下屬此舉是為了奪權，污蔑李某此舉“系自謀發財耳”。在頑固不化、自私保守的思想影響下，票號放棄了通過改革來自救圖存的最后一線生機，可以說是落后的封建文化成為票號走向衰敗的掘墓人。

三、結論與進一步研究的啟示

綜上所述，將導致票號衰亡的企業文化因素總結如下：在票號中普遍存在的落后的封建思想和商業本位主義給票號的發展和進步帶來了不良影響，由這些企業文化衍生出的票號在運營方式和管理制度上的重大缺陷，被認為是票號逐漸衰落的內部原因。其具體表現為經營管理者們不能因時而變，缺少對經營管理上的革新，在票號管理者中存在著對組建現代銀行的抵制行為和排斥的心理，并且在票號經營的后期暴露出了風險防范意識淡薄，只顧追逐當前利益而不做長遠謀劃等問題。由于票號領導者在票號發展戰略研究層面的思考和認識出現偏差，也就是對社會形勢和金融業發展方向沒有正確的認識，沒有主動打破一切阻礙了票號進步的藩籬，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經營失誤，在激烈的銀行業競爭中逐漸落伍。通過研究山西票號的經驗教訓，我們還可以對當代銀行業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線索。例如，如何能夠使得商業銀行在在不損失大量客戶資源和穩步擴大表內、表外資產的雙重前提下，學習發達國家利用網絡途徑開展融資活動的經驗，在轉變關鍵性發展模式的同時，完成對企業文化的重新塑造，等等。關于票號文化與其規章制度、經營模式與票號由盛轉衰過程的演變軌跡的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分析，對于當代商業銀行面臨的業務轉型、風險規避和體制改革等問題的破解會有一定的幫助和借鑒，而這應該是進一步的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作者:郭思齊工作單位: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