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澳大利亞文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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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德林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1997年，從英國移民澳大利亞的文化理論家安德魯•米爾納(Andrew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因患有歷史健忘癥而無力提供關于自身發展歷程的權威敘述，①其結果是它既不如作為文化研究源頭的英國文化研究頻繁被人論及，也不如作為文化理論輸出地的美國文化研究時常被人言說，盡管正是因為它的中繼站作用，“三A軸心”文化研究帝國才得以建立。米爾納的觀察可謂不無道理，因為之前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確乎沒有像英國文化研究那樣致力于建構令人信服、條理清晰的起源神話，“像一個25歲的足球運動員一樣忙于寫自傳”，②但他沒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不同視野下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形塑敘事正悄然顯影:格雷姆•特納(GraemeTurner)從歷史、文學研究、電影理論的角度，彼得•古多爾(PeterGoodall)從傳播與媒體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從期刊文化的角度，約翰•弗勞(JohnFrow)與墨美姬(MeaghanMorris)從工人教育協會與左翼實踐的角度，麗塔•費爾斯基(RitaFelski)與佐伊•索菲亞(ZoeSofia)從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法國哲學的角度，約翰•辛克萊(JohnSinclair)與吉姆•戴維森(JimDavidson)從文化史書寫的角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從這個意義上講，米爾納的批評無疑是片面或不準確的。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不但開始了建構自身發展歷程的敘述，而且因此在“三A軸心”文化研究帝國中獲得了與英國、美國文化研究大致相當的能見度;越來越多的澳大利亞文化理論家受邀擔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與《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等國際知名刊物的編委，頻繁地穿梭于、駐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論家支配的“現場”。直接促成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獲得能見度或被屏顯的，是出現在文化研究史書寫中的一種“去中心化”趨勢，它源自具有實體性質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時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變為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與社會學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許多文化研究理論家一直在試圖挑戰聯系著本領域的某些系譜學敘述”，含蓄地指責把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視為文化研究唯一源頭的英格蘭中心主義，其結果是“關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義解釋已然出現”，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現場隨之獲得了能見度:“澳大利亞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場，在過去的十年里，在跨國文化研究共同體中，一種獨特風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間獲得了顯著的能見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納等人的著述以外，瓦爾達•布倫德爾(ValdaBlundell)、約翰•謝潑德(JohnShepherd)與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編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論與研究的發展》，⑤漢德爾•K．賴特(HandelK．Wright)的論文“我們膽敢不以伯明翰為中心嗎?”，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緣政治“中心”地位，動搖文化研究的傳統空間政治。然而，這一去中心化過程卻不無悖論地鉤沉著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關聯。鑒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亞地表之前的20世紀80年代初澳大利亞無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訓，約翰•費斯克(JohnFiske)、約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國文化理論家移師澳大利亞，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人大多曾求學于英國，有人甚至還得到過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英國文化理論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專家認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首先是作為英國文化理論家全球流動的產物而存在的，畢竟多數文化理論家都是學院中人，而“作為學院中人的好處之一便是理論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過有一點時差罷了”。⑦在這些學者看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幾乎可謂是英國文化研究的“殖民地”，顯在地具有“英國性”(Englishness)。由于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屏顯與英國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時間巧合，上述觀念頗為流行。眾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d)創建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篳路藍縷、影響深遠的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國文化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薩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don)所謂的“文化興趣的復興”，⑧英國文化研究經歷了約翰•斯道雷(JohnStorey)所謂的從“作為政治的一種學術實踐”到“一種學術實踐的政治”的演變，⑨繼而開始全球播散，費斯克、特納等人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工程隨之出現。他們于其間所采取的諸多措施，包括舉辦文化研究課程、創辦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發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僅為澳大利亞學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與理論建構，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養，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們看來，承認澳大利亞大眾文化的活力與重要性似乎為一大進步”，促成了在英國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觀———“大眾的全部生活方式，他們的習俗與儀式、他們的娛樂與消遣，不但包括藝術，而且包括體育與海濱度假等實踐”———根植于澳大利亞土壤。瑏瑡盡管他們“并不愿意替英國是否在這個領域具有霸權地位背書”，瑏瑢但一如費斯克與人合著的《澳大利亞的神話:解讀澳大利亞大眾文化》、特納獨著的《英國文化研究導論》等著作所證明的，費斯克等人確乎讓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國文化研究的烙印。費斯克等人能夠成功“殖民”澳大利亞，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存在著這樣一個前提: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亞智識文化的發展依舊主要受英國而不是美國智識潮流的影響。一如米爾納在討論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形成時所言，澳大利亞新左派博采眾長，不斷從《競技場》(Arena)等本土馬克思主義期刊到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毛主義(Maoism)等政治運動獲取資源，但在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卻是英國的《新左派評論》(NewLeftReview)?，伂崲灠拇罄麃喩鐣W家彼得•貝爾哈茲(PeterBeilharz)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至少就20世紀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條驛馬快遞專線將巴黎與《新左派評論》聯系起來，將《新左派評論》與墨爾本及悉尼聯系起來?！爆伂帰炦@一前提不但保證了費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導致“英國性”一直幽靈般徘徊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上空。歷史化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早期嘗試，如蘇珊•德莫迪(SusanDermody)、約翰•多克(JohnDocker)與德魯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Modjeska)合編的《內莉•梅爾芭、金杰•梅格斯與朋友:澳大利亞文化史論文集》，瑏瑥約翰•辛克萊與吉姆•戴維森合著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瑏瑦幾乎都借助于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模式，而古多爾與米爾納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為基線。正因如此，諸多文化理論家往往集體無意識地建構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關聯，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貼上“英國性”的標簽予以屏顯，雖然殊不知的是，此間的“英國性”不無虛假成分。受歷史與文化認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亞智識生活從一開始就受英國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內部發展而言，英國與澳大利亞兩地的研究傳統從一開始便不盡相同。盡管我們不能絕對地主張英國文化研究以學術性為主，假定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以實踐性見長———或者倘若它是英國文化研究，它就沒有理解何為澳大利亞的真實狀況，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最具創新性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興趣于闡述象征行為的特定形式的含義獉獉、文化實踐的特定時刻的影響獉獉，而不是參照更為古舊的文化理論去證明這樣做的合理性。”瑏瑧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亞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參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話題的論爭。一如本尼特的“將政策納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顯———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許讓這一領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國同行的，是它與實用主義文化政治的聯系、與智識實踐的特定參與形式的聯系。”瑏瑨隨著安巴拉瓦納•斯瓦蘭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謂的“從改造世界到改造語詞”的視野轉移，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這一文化研究理論時代的“理論實踐者”時常因難以履行自我宣稱的有機知識分子職責進退維谷;瑏瑩面對英美新自由主義國家政策即國家在釋放市場力量的同時限制文化準入時，諸多文化理論家既未能提供應有的洞見，也無力進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預。有鑒于此，20世紀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亞的本尼特以自己創辦的格里菲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所為大本營，致力于文化與媒體政策研究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業，以期實現對文化的營救抑或“重釋”?？紤]到英國文化研究彼時所遭遇的范式危機，本尼特呼吁啟用米歇爾•?？?MichelFoucault)的權力關系理論，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與“監視”(police)觀念，從理論、實踐、體制等維度“將政策納入文化研究”，從文化實踐與權力關系的糾纏去考察文化實踐?，偄灛姳灸崽匾庠趯崿F的并非是凸顯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懸置文化研究，而是與地方及全國性行政部門或者準行政部門建立形式多樣的合作或者顧問關系，通過組織研究、出版及召開會議等活動，切實參與關涉澳大利亞博物館、藝術、電影、語言與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澳大利亞社會運動現實，約翰•福萊士(JohnFlaus)、墨美姬、海倫•格瑞斯(HelenGrace)、司圖亞特•康寧漢姆(StuartCunningham)、湯姆•奧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紛紛對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應，分別以評論家、獨立電影制作人、產業理論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闡釋政策研究與理解澳大利亞政治、經濟、媒體與文化產業、新聞及相應規章制度的關聯。最終，本尼特等人合力終結了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造就了處于“日本人所謂的蓬勃發展狀態之中”的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瑐瑡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因此作為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凸顯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體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會(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f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勞所言:“兩個時刻記錄了存在于20世紀80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終結: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協會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納的《民族、文化、文本》與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讀本》在1993年的出版?！爆偓將炈裕灸崽氐热怂鶎嵺`的這樣一種以“實踐性”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釋了評論家們所謂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英國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屏顯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英國性”無異于進行錯位的表征。此間更具意味的與其說是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英國性”，毋寧說是屏顯這樣一種虛假“英國性”的原因及由此引發的問題之所在。

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大放異彩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文化理論家喬恩•斯特拉頓(JonStratton)與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誡同道中人，作為一個術語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種誤導性的同質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亞與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關系;其次，它忽視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亞的內部差異性。瑐瑣因此，在基于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建構一種同質性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屏顯其鐵板一塊的“英國性”的時候，人們很可能造成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為一個整體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間被遮蔽的是其獨特的形成機制與內部復雜性。這首先是因為系譜學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無論是考察個人行為還是開展智識工作，作為方法的系譜學都可能具有欺騙性。一如特納所指出的，在關于文化研究系譜的英美敘述中，“幾乎沒有認識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異(更不必說第三世界的任何敘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識的新帝國主義運作———完全吻合生產它們的國家的政治史的運作”，瑐瑤而非英美世界的敘述則明顯缺乏自身文化獨特性的意識。基于系譜學考察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這一術語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復雜糾纏。一方面，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有著自身獨特的形塑動力，比如澳大利亞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亞人的“經濟問題需要‘文化’解決辦法”這一20世紀80年代共識，以及圍繞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體論爭，瑐瑥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確曾受到過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甚至可能具有某種“英國性”，畢竟“在文化研究學術層面上，‘英國’具有相當領導力”。瑐瑦另外，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一如英國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運動之中: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響(主要通過工人教育協會)，同時滋養與保持了關于自學成才與業余實踐的一種強大但不正式的智識文化，這種文化形塑了后來因教育系統擴張而成為專業知識分子的很多人的價值觀。20世紀60年代末，我們自己與一種“文化與社會”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來自閱讀雷蒙德•威廉斯，而是來自參加約翰•福萊士舉辦于悉尼新港灘(NewportBeach)的工人教育協會電影暑假學?！，偓憿?0世紀70年代末，媒體研究在澳大利亞的職業化以及英國文化研究作為嚴肅學術力量的登陸，導致了以福萊士為代表的成人教育講師被遮蔽于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歷史之中，盡管1953年以降，福萊士一直以教師、評論家、演員的身份活躍在澳大利亞教育機構之中，穿梭在期刊與從實驗電影到電視劇及商業片的諸多媒體之間，“為文化研究工程培養一批支持者，以及培養一代電影及媒體評論家”。瑐瑨墨美姬之得以成長為文化理論家、電影評論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她從福萊士的1969年與1970年電影暑假班獲得了正規大學教育無法提供的靈感源泉:“福萊士所介紹給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學界之外的一種批評性思考的文化，在獨特的澳大利亞脈絡文化理論的早期發展中起形構作用的一種文化?！爆偄灛撍裕丶{雖然堅稱“不存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話……不同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可以說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機構。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依舊是多重碎片化的”，瑑瑠但同時斷然指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誕生“在電影與媒體研究等更為成熟的學科的邊緣，在文學研究、藝術與社會學這樣的學科內，或者學術之外，女性主義之內關于理論與實踐的論爭，作為結構文化政策發展與批評之內爭辯的手段”?，儸嫝炛档靡惶岬氖牵诎拇罄麃單幕芯康娘@影過程中，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學人一如他們的英國同行，往往協同作戰，團結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圍，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課程，如費斯克、特納與米萊克合力創辦刊物《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費斯克與特納在科研中并肩戰斗。然而，澳大利亞學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暫;他們的流動性很大，即使兩位學者曾在同一家機構任職，也未必是在同一時間。

其次，作為一個同質性術語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的多重耦合。瑑瑢弗勞與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系譜時發現，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許比其他任何單一智識影響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義與對日常生活及‘個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義理解”?，儸崲炈麄兯庵傅呐灾髁x是澳大利亞學院智識與社會運動的產物、本土力量與跨國影響的結晶，包括“女權主義官僚運動”(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與“新澳大利亞女性主義”。1973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迫于“婦女選舉團”(Women''''sElectoralLobby)的壓力任命了一位總理婦女顧問，“女權主義官僚運動”隨之開始，諸多女權主義者，尤其是來自高等教育行業的女權主義者因此獲得了公職。20世紀80年代，受后結構主義的影響，這一陣營的羅斯瑪麗•普林格爾(RosemaryPringle)與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學院派女權主義者基于?？碌臋嗔δＪ剑曊疄椤耙唤M競技場”，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則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與后現代主義話語，干預政府政策。雖然鑒于“澳大利亞社會理論化的實用性”，瑑瑤女權主義官僚運動出現于澳大利亞絲毫不讓人吃驚，但澳大利亞女性主義將法國理論應用于國家政策領域的方式卻是非同尋常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女權主義官僚運動必須被視為在為文化政策研究領域鋪平道路，尤其是為伊恩•亨特(IanHunter)與托尼•本尼特等人受?？聠l、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鋪平道路。”瑑瑥“新澳大利亞女性主義”即費爾斯基與索菲亞所謂的“身體女性主義之澳大利亞‘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國際智識引入，以及本土期刊與出版業積極參與理論建構?，儸悽灱芭灾髁x修辭、拉康心理分析與巴特符號學”于一體，新澳大利亞女性主義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亞后結構女性主義工作，對國際智識社區產生了重要影響: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比如通過米歇爾•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編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義問題”系列———在把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引入說英語的知識分子社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應地，很多澳大利亞女性主義者……為了把法國女性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思想置入英美學術界，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儸憿灢浑y發現，澳大利亞女性主義，無論是女權主義官僚運動還是新澳大利亞女性主義，致力于本土與國際智識與政治軌跡之間的交匯。一如蘇珊•謝里登(SusanSheridan)所言:總是在為“國際”(美國與英國，后來是法國)女性主義的移植提供著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亞女性主義有著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將其它的那些特征與自身的發展相嫁接而且不時地培養出新品種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亞小說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Stead)對這個大陸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亞女性主義可以被想象為并非一個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處世界貿易路線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據著?，儸挗炄欢拇罄麃單幕碚摷宜凹藿印币只蚺c之處于“一種雙向交流關系”的，既有深刻影響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女性主義，也包括由米歇爾•德賽都(MicheldeCerteau)、亨利•列斐弗爾(HenriLefebvre)、羅蘭•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關日常生活的當代法國理論?，儸摙炓蝗缒兰C明的，澳大利亞文化理論家始終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亞的民族性、法國理論的跨國性，與法國理論保持一定的臨界距離:“20世紀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亞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寫到了一張白紙上，而是遭遇與進入了流行于彼時本土模式的激進文化批評的對話之中。”瑒瑠在接觸與譯介阿爾都塞、?？隆⒌吕掌?、鮑德里亞、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等人著述的過程中，墨美姬有意識地參照自己成長于其間的落后鄉鎮的情感結構、“土生土長的”澳大利亞智識傳統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國元素，因而有效地證明了智識的跨國流動何以促成以民族為基礎的智識形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謂是基于動蕩的、在很大程度上為學生所驅動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智識文化促成了理論運動在澳大利亞的學術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屆澳大利亞傳播與文化研究大會”，以及1981年的“外國身體大會:澳大利亞的符號學/符號學與澳大利亞”，標志著法國理論開始被體制化于澳大利亞學界，因而大大推動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早期發展，雖然我們必須知道，直到《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創刊，“文化理論才自覺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亞獲得中心位置”?，劕嫝?983年，費斯克、弗勞、特納合力創辦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時，通過發表定位于澳大利亞的文化理論，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推向國際舞臺。費斯克等人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通過提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國際能見度與“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個眾所周知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獨特領域的出現，而且刺激了英美學界對澳大利亞文化理論的興趣。1987年，美國梅圖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購《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以之為基礎打造出了名為《文化研究》的國際刊物。1990年，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厄溫海曼公司(UnwinHyman)為特納出版了專著《英國文化研究導論》，在成就特納為主要文化理論家的同時，有效地幫助了美國學生及其他讀者銜接基本素材與概念背景之間的鴻溝，獲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養。繼20世紀90年代應邀赴美教學與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過與陳光興、酒井直樹(NaokiSakai)等亞裔文化研究學者的合作，著實推進了陳光興所謂的“新全球地方主義”(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亞洲文化研究與英美、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之間的互動。所以，倘若《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與《英國文化研究導論》是澳大利亞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狀態屏顯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無疑是“三A軸心”文化研究帝國不折不扣的中繼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