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與刑法觀念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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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銘暄王勇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

長期以來被視為社會主義“異端”的商品經濟,正以壯闊的氣派,在中國大地上勃然興起,它如同一股強勁的沖擊波坪然沖擊著各種傳統的觀念。使那些舊的思想觀念日益顯示出落后和衰弱,放眼全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因為商品經濟的興起而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這其中,就包括著刑法制度和刑法觀念上所發生的一些變化。為了使刑法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為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提供理論上的根據,我們在此想就商品經濟條件下刑法觀念應作如何轉變的間題談‘些粗淺的看法,并就此請教于刑法學界的同仁。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刑法觀念上最迫切需要加以轉變的是有關經濟犯罪的一些觀念。同志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主義進入更高一級的歷史階段創造物質條件。過去由于我們對社會主義認識不深、理解不夠,所以忽視了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一定時期內的重要地位,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水乎去搞產品經濟,但是,由于我們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技術落后,所以我們所搞的產品經濟實際帶有濃厚的自然經濟的色彩。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產生了一種與這種經濟形態相適應的刑法觀念,尤其是在有關經濟犯罪的一些間題上更是反映了這一經濟形態的特點,例如把長途販運看成是投機倒把犯罪等等?，F在,我們提出要搞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無論是在性質還是表現形式上都是與產品經濟和自然經濟有很大區別的一種經濟形態,因此,隨著產品經濟和自然經濟的被摒棄和商品經濟的確立,在刑法觀念上,尤其是在經濟犯罪的觀念上也要確立一種能夠反映當前商品經濟特點的思想觀念。我們認為,這種新的思想觀念主要應當表現在以下

(一)確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之重要補充的私營經濟也是我國刑法所保護的客體的觀念。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確立并保護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必不可少的一環。因為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在生產方式上既有現代化的大生產,也有落后的小生產。既有機械化、自動化操作,也有大量的手工勞動。即使就現代化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它也不是單純朝著大規模統一集中的單一方向發展,而是出現了集中化與分散化的多種趨勢。一般來講,社會化、集中化程度較高的大生產適宜于采取公有制的r形式,而分散化的小生產則比較適合于個體或私人經營。因此,一定程度的私有制的存在,在我國是具有其客觀依據的。它對于促進生產、搞活經濟、繁榮市場、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就業門路、維護社會安定等都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情況下,保護私有制的私營經濟,尤其是保障這些私營經濟組織的私有財產權,就應當成為刑法的一個重要任務。但是,應當看到,由于長期以來只保護公有制的思想觀念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深深自討L下了根,所以要想一下子轉過彎來,把私有制也放到一個重要地位加以刑法的保護,就不那么容易。在實踐中也常常發生私有制的個體經濟得不到刑法保障的事例。例如,私人企業中的任職人員利用職權侵吞雇主或其他合伙人的財產,由于主體不符合貪污罪的要件,因此有時就往往作為債務糾紛予以處理,又如,私人企業任職人員接受他人物質利益,利用職權為他人非法謀利,造成本企業財產嚴重損失,也常常得不到刑法上的處理;還有,破壞私人企業生產的行為,由于刑法無明確規定,因此有時也就不了了之。以上情況的發生,固然有法律不完備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上的間題,即認為社會主義的刑法只應當保護公有制,而對于私有制,管不管都無所謂。這種認識是十分錯誤的,它對于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應當改變觀念,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私有制也放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加以必要的刑法保護。

(二)為適應商品流通、搞活市場的需要,應當改變過去那種不分情況,把所有經濟交易中的居間中介行為都視為投機倒把的觀念。商品流通是商品經濟的二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商品經濟得以發展的中間環節。因此,商品流通渠道是否暢通,往往是決定商品經濟能否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要開拓流通渠道,促進市場交流,必要的商品中介活動是極為有益的。例如,目前我國社會上涌現了一大批在市場上穿針引線.幫助買賣雙方實現各自目的,然后領取一定傭金的居間經紀人。這對于搞活流通、擴散商品信息、發揮市場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具有很大意義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常發生把這種人作為投機倒把犯論處的情況。這樣的處理結果顯然是與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相符合的。當然,由于我們的商品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加上法律又不完備,所以在經紀人的居間活動中也就難免會出現一些不道德的或違法的情況。但只要經紀人不進行買空賣空的投機詐騙活動,不采用行賄的手段拉攏企業采購人員,不逃避國家的稅收或進行其他犯罪活動。我們一般應當給予積極的引導,而不宜動用刑罰予以處罰。因此,在商品經濟條件下,我們必須摒棄那種把商品交換中的居間中介活動和投機倒把活動劃等號的思想觀念。

(三)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的涵義在擴大,商品的外延也在擴大,因此刑法觀念必須與這種現象相適應。過去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中,只有消費品才是商品。實踐中只有那些不是憑票證配給的消費品才受市場規則的支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至于技術、圖紙、房地產等更是絕對地被排斥在商品的范疇之外。因此,盜竊技術圖紙、發明專利不構成犯罪,就成為當時條件下的一種觀念。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概念在逐漸地擴大?，F在,不僅消費品而且生產資料都被承認是商品,不僅承.認作為商品的物品市場,而且承認資金、技術、房地產,甚至信息等也可以形成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過去的那種舊的刑法觀念就要自覺轉變。否則,就有可能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阻礙的作用。例如,湖南衡陽市王某在大學讀書時曾為某鄉鎮化工廠生產“氨基甲酸按”提供技術服務。獲得成功。領取了酬金780元,卻被定為受賄罪(后來二.審改判無罪)。又如,浙江晉云縣江某通過調查和博覽信息,把幾十家廠家生產的二百多臺需要調劑的設備編成一本目錄。然后在需要和供應的廠家之間牽頭拉線,并收取一定的酬金,結果被當成投機倒把起訴(一審法院宣告無罪)。很明顯,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要還是因為舊的思想觀念在作怪。若是從商品經濟的角度看,技術和信息本身就是商品,提供技術和信息就是一種勞動支出,理應取得報酬。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的思想觀念要來一個大的轉變。(四)摒棄“為富不仁萬的觀念,保障勞動者正當的合法利益。具有濃厚的自然經濟色彩的產品經濟在分配原則上是主張平均主義的。正是因為這一點,“大鍋飯”制度在我國存在了三十余年。而在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分配原則必然由“大鍋飯”轉向勞動者有收人差別的“按勞分配”。這種收入上的差別正是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實現,符合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勞多得,先富起來?！?sup1;但是,在我們某些司法人員的觀念中,平均主義的思想并未完全克服,“為富不仁竺的觀念還常常使他們干出把無罪作為有罪的傻事。例如,四川德陽市某廠總工程師姜某根據合同承包某項工程,他按照合同規定履行了義務,并對承包所得的盈余作出了分配。在4340。元的盈利額中。自已分得9100元,結果差一點被定上貪污罪。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主要就是因為姜某既拿工資,又額外得錢,在某些人眼里肴來,這有點“胃富”了,是不公平的。這種思想不符合商品經濟條件下“多勞者先富”這種客觀規律的,因此應當從我們司法人員的觀念中徹底清理出去。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生產和工作的積極性,才能確保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實現?？傊?在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經濟犯罪的概念也要隨之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間題。我們以上列舉的兒利視念的變化肯定是不全面的。從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在經濟領域中來講,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它涉及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因此,與此相適應,我們也應當對發生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的現象和活動,從發展商品經濟的角度來確定其屬于犯罪還是無罪,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確立特合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經濟犯罪觀。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進一步樹立社會主義民主的觀念,不僅是商品經濟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發展商品經濟必備的條件。列寧曾經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實際上ttR映著商品生產關系的概念?！痹谏鐣髁x條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此情況下,我們應當把民主的觀念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法律上,民主不僅應當同憲法緊密相關,而且也應當同包括刑法在內的其他部門法緊密相關,因此,破除舊有的一些思想觀念,樹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刑法觀念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從理論上來講,我國刑法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并對社會主義民主起著一種保障和促進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實際上,在我們許多同志的觀念中,刑法的概念似乎應當是血淋淋的,似乎應當成為“專政”和”打擊”的代名詞。在我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只看到刑法在對敵專政和打擊犯罪分子方面的作用,而忽視了刑法在反映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方面的作用。由于這種觀念的影響,一旦某類犯罪上升,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要求通過立法來狠打一次。而在執行法律時往往只顧打擊的一面,忽視民主保障的一面,尤其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一面。于是,這也就導致了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的情況的不時發生。這樣一來,雖然犯罪狀況有所改觀,但在這種改觀的同時,卻在社會主義民主上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樣的改觀其社會效益又當如何呢?我們認為,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應當是相互統一的,而不應當以犧性一個方面去換取另一個方面。所以,應當轉變那種只把刑法看成是“專政工具”和“打擊手段”的觀念,切實地把刑法在保障社會主義民主中的作用提高到一個應有的地位。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刑法觀,當然也應當利用刑法來同種種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行為作斗爭,并以此來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因此,刑法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督約束作用不僅不應被削弱,相反應當加強。從我國現行刑事立法來看,它貫穿了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要從嚴懲治的精神。這是符合社會主義民主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刑法對于某些發生在國家機關內部的有害行為還沒有提到犯罪的高度,例如,最近有人提出立法建議,要求把情節嚴重的濫用職權的行為規定犯罪。就證明了這一點。再就是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以官當刑”、“以罰代刑”的觀念也還沒有消除干凈。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有一些領導干部犯了罪,往往只給予黨紀政紀上的處分便草草了事,而沒有使其受到應有的刑事上的追究。這些情況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都是不相稱的,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b、在刑法中牢固樹立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觀念,也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要求。從總的情況來看,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是體現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的。但是,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我們實行刑法人道主義的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障礙。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對罪犯的人格尊嚴保護還不夠,、個別監管人員有打罵、虐待服刑犯人的情況,有的地方在槍決犯人時搞游街示眾、暴尸等等。這都是違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原則的,應當嚴加禁止。在貫徹執行刑法的過程中。與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相違背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有些司法人員在解釋刑法、適用刑法時,總是朝著不利被告人的方面進行解釋。例如,對于撲克牌的計算,我們通常都是以副為單位的。但是,有些法院為了顯示行為人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嚴重并達到定罪的目的。在計算裸體撲克牌的數量時,竟以張為單位進行計算。這樣,即使行為人只販賣了一副裸體撲克,法院照樣可以以他販賣了54張裸體畫為名而予以定罪。這種朝不利于被告人方面進行解釋的情況,不僅在司法界存在,就是在刑法理論界也同樣存在。例如,有些同志為了論證盜竊罪和詐騙罪在量刑上進行協調的必要,建議立法上對詐騙也規定可以判處死刑。那么,我們在此反問“下,為了協調量刑,為什么就不建議立法上取消對盜竊罪的死刑呢?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它說明從不利于被告人方面解釋刑法已成為某些人一種傳統的習慣。廠解釋刑法,應當根據立法精神,堅持實事求是,而不能只是從不利于被告人的方面來進行,否則就有可能使公民的人身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對于貫徹社會主義民主是十分不利的。刑事司法活動的兩個中心環節是定罪和量刑,因此,定罪量刑活動應當以什么為基礎也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間題。過去,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是不很穩定的。有時候,我們在定罪量刑時片面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忽視了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使刑罰純粹成為一種還報的手段;而在另外一些場合下,我們在定罪量刑時又注重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忽視了其行為對社會危害的程度,使刑罰變成一種僅僅為達到社會威懾效果而使用的工具。這兩種絕對化了的傾向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商品經濟的要求相違背的。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存在著一條十分重要的規則。即等價交換規則。這一規則充斥在商品社會的每一經濟領域之中。人的思想總是要受到共所處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因此等價交換規則也就必然在人們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刑罰的嚴厲程度與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掛起鉤來,做到罪刑的等價性,正反映了經濟領域中等價交換這一客觀規則。這種罪刑關系的等價性一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犯罪加以處罰的行為必須是達到一定社會危害程度的行為,假如行為沒有達到這一危害程度或根本就不具備社會危害性,就不應對之施以刑罰;二是在對犯罪裁量刑罰時,應著眼于它的社會危害程度,一般來說,罪行越嚴重,所處的刑罰就應當越重,反之,則應當輕b但是,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有時卻做不到這一點,例如,個別司法人員為了顯示“政策攻心”的威力,把犯了較重罪行本應處以較重刑罰的罪犯處以輕刑或干脆免予刑事處分,或者為了達到t’懲一戒百”的效果而把本應處以輕刑的罪犯處以了重刑,這都是不符合罪刑的等價性這‘規則的,是同我們整個社會的反映了商品經濟特性的等價觀念不相一致的。其結果,必定會增加群眾和被告人對刑罰的不公正的感覺。因為在商品社會里,公正的概念一般是建立在等價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按照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來適用刑罰,堅持罪刑相適應原則,即罪刑的等價性原則,在當前來講還是十分必要的。當然,在堅持罪刑的等價性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刑罰的有效性。堅持刑罰的有效性,也是商品經濟的必然要求,因為在商品經濟社會中,效益問題也是一個一切工作都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刑法的問題上樹立效益的觀念,主要就是指刑罰的運用會帶來一定的客觀效果,即主要是能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所以,我們在對罪犯定罪量刑的時候,也不應忽視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因為罪犯的人身危險性越大,就說明他再犯的可能性越大,對他的預防也就越困難,所以在量刑時可適當考慮從嚴,‘反之,則可適當考慮從寬。只有這樣,才能最有效地顯示刑罰存在的價值。應當看到,罪刑的等價性和刑罰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如果不能正確地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有可能只偏重一個方面而態視了另一方面。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在堅持罪刑的等價性的基礎上考慮刑罰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定罪量刑的基礎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但在此基礎之上,還要考慮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只有這樣,才能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使商品經濟的觀念在定罪量刑活動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有一種觀念在我們的頭腦中己經根深蒂固,即刑法是國內法,因此不應當規定有關國際犯罪的任何條款。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國際間交流與合作的日益擴大,’這種觀念也應當被打破。

_馬克思曾經說過,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币虼?對外開放,促進國際間的交流,并不是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國際犯罪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日趨嚴重的社會新間題。事實對此已經作出了證明。但是,我們現行的刑法和刑法觀念卻仍然停留在過去的那種閉關自守的經濟條件之下。沒有把國際犯罪問題作為一個商品經濟條件下必然出現的新問題而在刑法觀念上體現出來。例如,我國早在1980年就加入了《關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簡稱《海牙公約》)和《關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簡稱《蒙特利爾公約》)。這些條約都規定,各締約國應將非法劫持航空器、危害國際民用航空安全等行為定為國內法上的罪行,予以懲罰;有關締約國應采取必要措施,對這種罪行行使管轄權,而不論罪犯是否其本國人、罪行是否發生于其國內。我國一旦加入這類公約,便承擔了對犯有公約規定的罪行的罪犯實施管轄的義務。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的刑法并沒有把這一點反映出來。首先,在我國刑法中只規定有反革命劫機罪,而沒有明文規定一般的劫機罪多倘若罪犯劫機不是以反革命為目的,我們在法律上就很難找到對其定罪判刑的根據。其次,我國刑法所確立的刑事管轄原則是以屬地原則為主,兼采屬人原則和保護原則的,這樣一來,對于那些不在我國發生的、罪犯不屬我國國籍的、且也沒有危害我國國家和公民安全的劫機行為,我們對其予以管轄就沒有法律上的依據。可見,我國目前的刑法已經不能適應國際間日益擴大的刑事合作和交流以及國際刑事斗爭的需要,應當加以改進。有鑒于此,我們提議應當注意解決以下幾個間題:第一,確立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原則。.即對于某些我國承認的普遍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破壞國際社會良好秩序和損害人類利益的罪行,不論罪行發生于何地,也不論犯罪人具有哪一國籍或者沒有國籍,我國均有權對該罪行適用我國刑法予以懲罰。這一管轄原則在我國刑法學界曾長期被予以否定,理由就是,這是有利于帝國主義的一項原則。但在國際犯罪日趨嚴重的今天,我們應當重新來評價這項原則的價值。那種對國際犯罪視而不見、不加干涉的態度,實際是封閉和保守社會的一種普遍觀念。它同我國目前開放的社會之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們應當把普遍管轄原則提高到一個新的位置來加以認識。王987年6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其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定》,其中等于也承認了我國刑法的普遍管轄原則。所以,我們認為,今后在修改我國刑法條文時也應當體現這一原則。第二,應當在我國刑法中規定引渡和司法協助等條款。引渡和司法協助均是與管轄密切相關的間題。許多國家都在定自己的刑法中規定有引渡和司法協助的條款。例如,巴西在其刑法典第7條中就規定依一定條件承認外國的刑事判決,其條件之一就是“依據同發生判決書的同法機關的國家間的引渡協定”。為了保障我國刑法規定的管轄原則的實現,我們也應當考慮在刑法中對諸如此類間題作出確切的規定。第三,在我國刑法中設立相應的國際犯罪。如果我國締結或加入的國際條約的國際犯罪在我國刑法中得不到體現,那么我們也就無法對這類犯罪行使管轄權。例如,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一般的劫機罪。那么對于那些不以反革命為目的劫機犯,我們也就很難找到予以懲罰的法律根據。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求之于類推適用破壞交通工具罪的條文來對它判刑,比較牽強?？梢?這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應弓I起我們的重視?？傊?商品經濟在發展,我們的刑法觀念也應當隨之而發展。如果商品經濟發展了,而我們的刑法觀念卻仍在原地踏步,那么就無法使刑法和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并達到保障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