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轉移因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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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轉移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從有關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入手，探討了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及其對策思路。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剩余勞動力制約因素

1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經濟學理論

最早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研究的是阿瑟·劉易斯。20世紀50年代，他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以城市為主的現代工業部門和以農村為主的傳統部門兩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要遠遠低于工業部門的。要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就要由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達到城鄉同一。首先就要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他認為，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勞動力是如此豐裕，以致在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在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很小，為零或負的情況下，農村出現勞動力剩余。如附圖，橫軸OL代表勞動力，縱軸OW代表工資，D代表的是勞動的邊際產品。在保證工資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工業部門可以從農業部門吸收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當吸收勞動力至Ln時，農村中已無剩余勞動力，工業部門要再吸收，只有付出更高的工資。同時農村中由于剩余勞動力的轉出，開始向機械化邁進，從而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最終實現農村地區工業化和現代化。

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作出了解釋，他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因素是城鄉經濟結構差異以及轉移者對轉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其動力是城鄉預期收入水平的差異和城市就業的概率。托達羅模式涵蓋了以下幾點內容:第一，人口流動的基本力量來源于轉移者對比較收益與成本的合理經濟考慮，這種考慮還包括心理因素；第二，預期的而非現實的城鄉工資差異使人們作出移入城市的決策，這種預期的差異主要包括兩個因素，工資水平和就業概率。而就業概率的大小又由城市失業率的高低和城市新創造就業機會的多少來決定；第三，農村勞動力獲得城市工作機會的概率和城市的失業率成反比；第四，人口流動率超過城市工作機會的增長率，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鄉預期工資差異很大的條件下，情況必然如此。

2長期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因素

（1）農業發展落后和農村勞動生產率不高。目前我國的農村尚處在規模家庭經營方式下，農業現代化和機械化水平不高，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特別是一些有文化技術水平的勞動力，長期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老弱婦幼者，這種低素質的農業勞動力難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同時也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

（2）鄉鎮企業吸收能力逐漸減弱。在二元經濟結構的城鄉分割下，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初是向鄉鎮企業轉移。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由于鄉鎮企業過于分散，地區布局不合理，鄉鎮企業的聚集效應減弱，導致就業容量減少。另外，鄉鎮企業由于資金增密，生產方式逐步轉向內涵式生產，因而對簡單農業勞動力的吸引力越來越少。

（3）城市吸收能力減弱，城鎮化水平不高。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積極推進，引起城市職工下崗數量增加，城里就業壓力日益增加。同時，我國城鎮化的水平比較低，也無法吸收過多的勞動力。從世界各國發展歷史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都伴隨大量人口轉移，而在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差距水平很大。2001年我國城鎮化水平為37%，與同等GDP水平的國家比要低許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和發達國家的70%～80%。這都加大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難度。

（4）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加大了農民向城鎮遷移的成本，從而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現存的戶籍制度，給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帶來諸多的不便，比如他們無法取得同城鎮市民同等的競爭能力和平等的待遇，沒有相配套的醫療保障措施，子女上學受到歧視性規定等。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人為因素，比如長期拖欠農民工的工資，有些行業明文規定不招農民工，甚至有的城市要求農民工進城后需繳納暫住費、管理費、崗前培訓費等等，這些都加大了農民工進城的成本，使許多農民工對進城打工望而卻步。

（5）農村勞動力自身文化素質低也制約了其向城市的轉移。我國農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0%，文盲半文盲占5.6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6.64%。在農業勞動力中，受過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的只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5%，這些勞動力因為無文化無知識無技術，導致無法從事高技能、高工資的工作，只能從事一些依靠體力的，甚至是無保障的工作。因此勞動者素質低已成為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又一個“瓶頸”。

3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選擇及對策思考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一個國家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化的必由之路，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要富裕農民，就要減少農民，因此我國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1)要提高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實現農村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基礎，政府應積極創造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宏觀環境與政策，積極干預和支持為農民提供現代化經營所必須的各種產前產后服務。同時，建立健全農用土地流轉機制，還要轉變農業經營方式，拓展農業內的就業空間。在農業現代化技術類型和路線的選擇上，著重培育發展資源和勞動密集型農業為主，堅持走高就業低成本的農業現代化的技術路線，避免過早地走上資本替代勞力的道路。再次，要因地制宜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

(2)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仍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渠道，當前應調整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向，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特別是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儲藏、保鮮、運銷業，逐步形成種養加工、產、供銷一條龍，農工商，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鏈條，既能充分發揮鄉鎮企業優勢，促進鄉鎮企業新一輪的增長，又能吸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二是要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把交通、通訊、保險、金融、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積極發展，從而拓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渠道。

(3)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者能夠平等競爭、自由選擇、自由流動。加快城市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保障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的合法權益。完善省、市、縣垂直的職業介紹組織機構，并與省際間、國際間的服務網絡相聯通，擴大服務范圍增強服務功能，以充分發揮職業介紹機構在勞動力轉移中的媒介作用；盡快建立有關城鎮勞動供求信息的預測、預報體系；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信息服務，從而避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盲目流動。

(4)加強農村教育和勞動力就業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受農民自身人力資本素質和適應力的制約。一般來說，文化程度高的農民市場意識較強，能夠通過多渠道收集社會信息，了解職業的崗位需求，自覺地接受各種職業崗前培訓和專業技術教育，具有較強的就業競爭力。而當前我國農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較低，這使得他們進城后無法參與高收入崗位的競爭。因此這就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方面出資，構建完善的農村教育體系。通過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礎教育辦學模式、改善辦學條件、普及農村兒童的義務教育，實行大規模的各種職業培訓，從而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5)加快體制創新的步伐，為農民進城創造良好的制度性前提。盡快改造傳統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實現戶籍管理上的城鄉統一，實行城鄉一致的勞動用工制度；縮小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在用工成本上的差距，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土地市場，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代替目前土地和農業對兼業農民的保險機制等。只有在制度上廢除造成我國城鄉分離的基礎，使農民真正獲得國民待遇，才能從根本上為農民進城創造出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最終完成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6)加強組織領導，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提供可靠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和城鎮轉移，是解決農民增收緩慢問題的現實選擇，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各級黨委和政府應從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大局出發，切實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組織領導機構，努力形成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局面，積極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開展。

(7)努力創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環境，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各級政府有關部門應在財政、稅收、金融、土地、工商、勞動保障等各個方面制定切實有效的政策，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應進一步完善有關農村土地承包及農民進城入鎮的優惠政策。在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基礎上，積極推進土地流轉，放活土地使用權。要嚴格執行國家的農村稅費改革政策，規范農村分配關系，不得在規定承擔的有關稅費外，向外出務工的農民加收其他任何費用，從源頭上堵塞各種亂收費渠道，從根本上減輕進城鎮務工農民的負擔。

(8)加強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心理和歧視行為。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工仍然是弱勢群體。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在觀念上存在的“城鄉對立”和在體制上存在的城鄉分治的深刻影響，城鄉居民存在著嚴重的心理隔膜，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在心理上存在著認同歧視和情感歧視，并表現出相當矛盾的雙重心態：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因為農民工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而城市居民又需要的那些累活、臟活和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的心態，因為農民工加劇了城市就業市場的競爭，害怕他們搶奪了工作機會，也擔心會影響市容和社會治安。這種雙重心態實際上是只承認農民工的勞動，不承認農民工的權益，由此而又導致了一系列的歧視行為，如就業歧視、勞動報酬歧視、社會福利歧視、子女就業歧視、執法歧視及日常生活和交往歧視等等。社會對農民工存在的這些心理歧視和行為歧視，嚴重地阻礙了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生活，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必須加強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通過事實教育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正確認識，在全社會逐步造就對農民工的尊重氛圍，促進農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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