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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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一）國外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的結論

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思·馬斯頓對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他選擇21個國家作為樣本，按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分成10組（美國單列），在每組中有一個高稅負國和低稅負國。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低稅負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大于高稅負國家。按非加權平均計算，10個低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7.3%；10個高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1.6%，其中有兩個國家是負數。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稅收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的關系為：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下降0.3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負相關，高稅收負擔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規律，而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提高宏觀稅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則極為明顯。[1]

（二）我國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

分析我國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首先有一個宏觀稅負的含義及衡量指標界定問題。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定時期政府稅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在我國，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規范，單純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宏觀稅負問題。根據政府所取得收入的口徑不同，通常有三個不同口徑的宏觀稅負衡量指標：

1.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

2.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財政收入”指納入財政預算內管理的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

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政府收入”，不僅包括“財政收入”，而且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大量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預算外收入，以及既沒有納入預算內也沒有納入預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還包括其他沒有在收入中反映的各種收入，即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總和。

在這三個指標中，大口徑的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因此，在分析我國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主要以大口徑稅負指標為準。

我們對表1中第8列（大口徑宏觀稅負）、第9列(GDP)的增長率數據

X[,t]:16.4、16.5、19.3、21.0、22.5、24.1、25.1

Y[,t]:35.0、25.1、16.1、9.7、5.2、4.6、8.9

做相關性分析，可得約為-0.894，在顯著水平為0.01時，通過統計檢驗，呈現出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

可見，我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也呈負相關關系，相關性較高。另據回歸分析[2]（采用1979年至1999年統計資料，小口徑宏觀稅負）也得出相似的結論：我國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影響，稅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約減少2300元。

二、當前中國稅負狀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對稅收負擔狀況的分析判斷是制定稅收政策的重要依據。那么，目前我國稅收負擔水平的狀況如何呢？

從理論上講，若保持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在稅收收入量的確定上應符合以下標準。

1.稅收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協調同步。稅收來源于經濟，只有經濟發展了，稅收才會有充足的來源。從財政支出增長的規律來看，財政支出是隨著經濟的增長、政府職能的擴大而呈現漸進增長的態勢。那么，要保證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資金需要，就要求稅收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合適的比例關系。有關專家測定，西方國家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通常大于1，而在我國這一彈性系數保持在0.8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2.滿足政府最低支出需要標準。在政府職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應以所取得的稅收收入能夠維持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和公共產品的最基本供給為標準。在稅收成為政府主要收入的情況下，可以用一定時期內財政支出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來反映稅收對政府履行其職能的支持程度。根據灰色模型的測定量，稅收規模對政府履行其職能提供穩定的支持，一般應滿足如下條件：-0.03＜政府職能稅收支持的發展系數＜+0.03。[3]

3.稅收收入與非稅收收入相結合，統籌安排。從各國財政收入構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稅收收入。發達國家中央政府的非稅收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在10%左右，發展中國家非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約為15%～25%左右。稅收負擔并不是納稅人的全部負擔，政府取得財政收入也不是僅有稅收一種形式。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時就需要考慮政府非稅收收入規模的大小，從而使國民經濟的總體負擔率處于一個合適的水平。由于稅收收入與非稅收收入的來源是相同的，如果政府收入形式欠規范，非稅收收入過多過濫，特別是在非稅收收入不納入預算統一管理的條件下，會使國民經濟的整體負擔難以掌握，造成整體負擔過重和負擔結構的畸輕畸重。因此，只有政府收入形式規范化，才能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把握稅收負擔水平，使之合理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測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較為規范的條件下，實際稅收狀況與稅收基本能力的發展系數的差距應小于0.03。

4.以一定時期剩余產品價值量為上限。稅收主要來源于一定時期社會生產的剩余產品價值。從維持社會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一定時期稅收總量不能等于或超過同期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這也就成為宏觀稅負水平的最高數量界限。這里，可以通過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即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除以國內生產總值所得到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定時期剩余產品的生產水平，一定時期（戰爭時期除外）的宏觀稅負水平只能限定在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以下，不能等于或超過這一最高界限。

如前所述，宏觀稅負的大口徑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而中、小口徑指標則更能說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財政真正能夠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在分析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時，需要將這三種不同口徑的指標綜合起來進行考察。

從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狀況及變動趨勢（見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與小、中口徑的宏觀稅負相比，要高出很多，如2000年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為25.1%，差不多是小口徑宏觀稅負14.1%的2倍。

表11994年至2000年大、中、小口徑宏觀稅負與GDP增長率

附圖

資料來源：政府收入為預算數據。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摘要(2001)》

由于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真實地反映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從這一指標看，目前企業和居民的總體稅收負擔偏重，不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首先，按照我們的測算，2000年我國稅收總體負擔占GDP的25.1%，考慮到對預算外、體制外收入的測算較為保守，這一稅負水平應是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的下限，有專家認為這一指標超過了30%。即使是25%的下限，雖然低于發達國家平均30%的水平，但與發展中國家16%～20%的水平相比，仍高出不少。

其次，這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放慢，但宏觀稅負水平卻在不斷提高，稅收收入增長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率。見表2。

表21995年至2001年中國稅收彈性系數和宏觀稅收負擔率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GDP增長率(%)35.025.116.19.75.24.68.97.3

稅收增長率(%)20.517.814.419.212.515.317.720.7

稅收彈性系數0.590.710.891.982.403.331.992.84

稅收占GDP比重(%)11.010.310.211.111.813.014.115.8

注：(1)由于稅收的增長速度從來只是用當年價格計算，故表中GDP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否則沒有可比性。

(2)1994年至2000年數字，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摘要(2001)》計算。

(3)2001年數字，根據國家統計局《國網宏觀經濟》2002年第2期和2002年1月11日《中國財經報》有關數字計算。

從1997年到2000年，我國大、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大體上都增加了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1994年至1996年，稅收彈性系數分別只有0.59、0.71和0.89，這表明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但從1997年起，特別是在1998年至2001年的4年間，在GDP增長速度比以前相對下滑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卻出現了超常增長，這4年的稅收彈性系數分別為2.40、3.33、1.99和2.84，平均為2.93。這表明，1998年至2001年稅收收入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近3倍。我國是以商品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商品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由于商品稅以商品流轉額為計稅依據，采用比例稅率，因此，從理論上講，商品稅的收入至多只能與GDP同步增長，剔除特殊因素，其稅收彈性系數只能小于1。但我國自1998年以來的稅收彈性系數平均值已達到2.93，稅收收入的增長是超常增長。由于稅收超常增長，帶來宏觀稅負水平的不斷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2001年的15.8%，平均每年增長1.2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最近幾年來，在“費改稅”沒有大的起色的情況下，主要是由于稅收的超常增長帶來了稅費總負擔的不斷提高。

再次，從一定時期剩余產品的價值量與稅費負擔量分析。據測算，1999年我國剩余產品價值量是26530.94億元，占GDP的32.4%，而當年稅費總量占GDP的比重按保守的估計也達到24.1%，可見留給企業的已不多了。而且由于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稅費負擔不平衡，更加重了問題的尖銳性。按照《福布斯》雜志對30多個國家的稅收負擔進行比較研究后得出的結論，中國的稅賦壓力指數為154.5點，稅收負擔僅低于法國和比利時，排在第三位，屬于稅負較重的國家?！陡２妓埂冯s志說，稅賦指數越高，企業主的稅收壓力越大。所以從總量看，由于稅費負擔過重，作為投資和市場主體的企業缺乏進行擴大投資、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的實力和動力，缺乏創新的活力和動機，難以刺激民間的投資和消費，難以進一步發展壯大。

除了稅收總負擔偏重以外，我國的稅負結構也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稅負重于非國有企業，內資企業重于外資企業，內地企業重于沿海企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等。這種狀況同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三、加入WTO后我國稅負變化的趨勢

加入WTO以后，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影響將更加劇烈，國際經濟形勢及世界各國稅收制度及稅負的調整變化都會對我國產生影響；而且在WTO原則下，我國的稅制結構也要進行適應性調整，這也會帶來稅負水平的變動。在這一條件下，我國應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國際稅制和稅負水平的變動情況，從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結合我國稅負水平變動的情況，對稅制和稅負水平進行合理的調整。

首先，根據我國加入WTO的有關承諾，我國關稅的稅負水平將會有所下降。長期以來，我國關稅名義稅率偏高。1991年我國關稅稅率平均水平約為22.5%，遠遠高于西方國家4%、發展中國家13%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起，我國五次大規模地自主降低關稅，目前平均關稅水平已降至14%，2005年將降到10%。農產品關稅在2004年以前可能降至15.5%；工業品平均關稅則會降至10%以下；汽車進口關稅有可能降至25%以下；汽車零件平均進口關稅降至10%；2005年以前，取消半導體、電腦、電腦設備、電訊設備和其他技術產品的關稅限制，實現零關稅。從表面看，這一變化會減少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同時，也降低了關稅對國內企業的保護程度，影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

其次，我國今后一段時期內要剔除現行稅制中不符合WTO原則的規定，這將會增加部分行業和企業的稅負。我國現行稅制存在著違反WTO國民待遇原則、反補貼原則的一些規定。如對企業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購置國產設備，可按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的40%，從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扣，并照提折舊，而進口設備則無此待遇，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再如，對外商投資企業，在減免期滿后，如果當年出口產品產值達到當年企業產品產值的70%以上，可以按照稅法規定的稅率減半征收所得稅；對144戶專業模具生產企業生產銷售的模具產品實行先按規定征收增值稅，后按實際繳納增值稅額返還70%，等等，這些都違反了反補貼原則。這些政策的調整將會增加這部分企業的稅收負擔，影響其發展。

第三，現行一些區域優惠政策要清理，徹底取消過多過濫的地方區域優惠政策。同時，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已到期，從2002年1月1日起，除法律和行政法規另有規定者，企業所得稅一律按法定稅率征收；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的稅負將會有所增加。

按照現行稅制的規定，加入WTO后，我國企業的稅負水平相對于加入WTO之前會有一個實質性的增長。

四、調整稅負水平，促進經濟增長

（一）當前世界各國稅負變化趨勢及其原因

進入新世紀，各國紛紛推出了減稅計劃，調低稅負，形成了新一輪世界性的減稅趨勢和潮流。這些國家包括：

(1)美國。美國總統布什就職不到20天即向國會提出10年減稅1.6萬億美元的計劃（后來國會將其縮減為1.35萬億美元），主要是降低稅率和增加稅收減免。這是美國20年來最為龐大的減稅計劃?！?·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減稅計劃的實行。

(2)加拿大。2000年10月，加拿大宣布了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減稅總額近1000億加元，包括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生計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

(3)德國。1999年頒布全面減稅方案，分步實施。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稅率都有大幅度降低。

(4)法國。法國在2

000年減稅800億法郎的基礎上，又計劃從2001年到2003年再減稅1200億法郎，除了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稅率外，還要降低增值稅的標準稅率。

此外，英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俄羅斯、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希臘、捷克等國家也紛紛采取了減稅措施。

之所以出現全球性的減稅趨勢，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的加劇，通過減稅提高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二，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增速減緩和滑坡，把減稅作為刺激需求和擴大投資的重要手段。第三，稅收理論在更新。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新形勢下，主張減少政府和稅收對經濟的干預、實行稅收中性原則的呼聲和理論在增強。

（二）降低企業稅負，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國際競爭力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人員、服務及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得國際競爭更加激烈；要想激烈的競爭中取勝，我國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規則變化而帶來的稅源變化、稅種地位變化，調整現行稅制和稅負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另外，加入WTO后，我國許多產業的發展會受到外國產品的強烈沖擊。在關稅的政策作用讓位于國內稅的條件下，我國應在WTO原則框架內，充分運用國內稅，采用適當的方式保護和促進我國幼稚工業的發展，壯大我國優勢產業和產品的實力，增強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綜合分析我國的情況，可以看出：目前我國企業的總體負擔水平較高，加入WTO后現行稅制和部分稅收政策的調整，將會增加部分企業的稅收負擔，在關稅水平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我國企業的增長能力和競爭能力受到較大影響。根據我國稅負水平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考慮到國際上的減稅趨勢，結合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情況及近幾年稅負水平超常增長的情況，我們認為，我國當前應實行適度的減稅政策，以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促進經濟增長。

基于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我國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中間應當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手段有兩種：擴大支出和減稅。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主要采取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的辦法，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減稅，其理由有三：一是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過低，減稅空間不大；二是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降低了減稅的刺激效應[4]；三是減稅很可能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財政難以承受。[5]應該說，目前我國大幅度減稅確有困難，但適度減稅不僅必要而且可行。這除了前面分析的我國稅收總負擔偏重和當前世界出現新一輪減稅趨勢等原因外，還有以下一些情況值得研究。

1.我國的主要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偏高

目前我國增值稅的法定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于西方國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而我國現行增值稅對作為小規模納稅人的工商企業分別按照6%和4%的征收率征稅，不得抵扣進項稅額，使得我國超過增值稅納稅人總數80%的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高于一般納稅人。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為33%，而德國為25%，澳大利亞為28%（5年內降到21%），英國、日本、印度等國為30%，美國實行15%、18%、25%、33%的四級超額累進稅率，前3檔都比我國低，最高邊際稅率才與我國相同。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稅前扣除項目少和企業經濟效益低等因素，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就更重。

2.要正確對待稅收與財政支出的關系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基本目標就是滿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職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的高低，應以所取得的稅收收入能維持政府正常行使職能及提供公共產品的最基本供給為準。問題在于，目前我國政府職能不清，存在職能錯位、政企不分、包攬過多的問題，表現為政府機構過于龐大，人員過多，支出浪費嚴重，行政管理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12%左右。因此，政府機構的精簡和效能的提高，財政支出的節省，可為減稅提供相應的空間。

3.減稅對經濟發展能起促進作用

不論對流轉稅、所得稅，還是對其他各稅減稅，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減稅讓利明顯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就是有力的證明。對不同的稅類進行減稅，盡管它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功能特點，但是在具有擴張效應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只不過流轉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所得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

減稅之所以會具有擴張效應，是因為稅收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價外稅只是形式問題，不影響問題的本質），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稅額的大小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可支配利潤的多少。我國中央銀行曾采取7次降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取消貸款指標限制等措施，財政一再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但啟動民間投資的效果甚微。其關鍵的原因在于贏利率和投資回報率過低。據統計，我國1998年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總資產貢獻率僅為7.12%?？傎Y產貢獻率的分子是利潤總額、稅金總額與利息三者之和，分母是平均資產總額。在7.12%的貢獻率中，如果扣除稅金和利息支出，剩下的利潤率則微乎其微。由此可以看出，稅負的高低（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會直接影響利潤率，從而影響社會投資的積極性。

4.降低名義稅率并不意味著減收

通常所說的減稅，是指降低法定（即名義）稅率。而稅收的多少除決定于稅率的高低外，還受稅基寬窄、征管強弱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減稅并不意味著減收。西方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稅制改革，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征管”的稅收政策，結果促進了經濟增長，稅收總額并未減少，反而不斷增加。我國一些現行稅種稅率偏高，稅基偏窄，特別是減免過多過亂，既影響了稅收收入，又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當務之急是，應盡量減少和規范各種稅收優惠和減免措施，盡快建立我國的稅收支出制度，并使稅收支出在政府預算中得到反映，接受立法機關和公眾的監督，這樣也可以更加準確地評估稅收優惠和減免的經濟、社會效果。

減稅政策要發揮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就必須降低主要稅種和重要稅種的稅負。作為減稅的配套方案，可以考慮通過一些稅種的適當調整來增加稅收收入，也就是，要對我國的稅制結構做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6]從當前情況看，在通過完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來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的同時，可以通過適當拓寬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適當調整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適時開征財產稅、遺產稅等稅種來增加稅收收入。減稅并不是單純指某個或某些稅種的稅負下降，而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規模小、涉及面小的稅種的稅負下調對經濟的影響有限，不能稱其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有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西方各國在減稅的同時，也都擴大一些稅種的稅基，開征一些輔助性稅種或提高輔助性稅種的稅率，以增加稅收收入。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從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我國當前應實行適度的減稅政策，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完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制。

首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稅制。

1994年稅制改革時，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即采取了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中所含稅金不予抵扣的辦法。這在當時對于保持財政收入穩定，抑制投資膨脹、經濟過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目前，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病日益嚴重：(1)影響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由于購置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中所含增值稅不能抵扣，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特別是影響企業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及基礎產業投資的積極性，從而影響新技術的采用和經濟結構的調整。(2)影響我國的產品出口。由于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出口產品中固定資產所含稅款沒有抵扣，出現退稅不徹底的情況，這必然會提高價格水平，降低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3)影響我國產品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力。由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的設備有免稅規定，而內資企業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稅款得不到抵扣，這會使內資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上述問題只有在增值稅由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之后，才能予以解決。

目前，關于增值稅轉型問題，在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已基本形成共識，惟一擔心的是會不會減少稅收收入，以至于財政難以承受。據測算，如果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在稅率不變的條件下，大約要少收600億元。應該說，在當前我國稅收每年增收2000億元左右的情況下，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并增加效益，從中拿出600億元用于轉型，換來一個好的稅制，是值得的，也是承受得了的。還應看到，轉型后，由于消費型增值稅能夠克服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會刺激經濟的更快發展，從長遠看會使財政長期增收。由于我國加強征管還有很大潛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很可能當年也不會減收這么多，甚至并不短收。

其次，完善企業所得稅制。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制分為內、外資兩套稅制。由于稅前列支標準和稅收優惠并不一致，使得實際稅負差別很大。據測算，外資企業平均實際稅負為11%，內資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公平競爭，也不符合WTO關于規范稅制的要求，應盡快合并兩套稅制，統一稅法。其基本內容包括：(1)實行比例稅制，稅率定為25%，把國有企業的過重負擔降下來。(2)規范稅前扣除，取消計稅工資規定，提高折舊率，放寬研究與開發費用的列支標準。(3)擴大稅基，整頓和減少稅收優惠，實行國民待遇，但為使外商投資企業不過多增加負擔：可采取某些過渡措施。我們主張的適度減稅政策，主要就是指通過上述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制的改革與完善，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一步得到好轉，是實施適度減稅的較好時機，同時，這也是經濟全球化和稅收競爭的國際環境的客觀要求。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近幾年，我國稅收增幅很大，財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來支持稅制改革，以便形成“經濟－稅收－經濟”的良性循環。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連續幾年增收千億元，2001年增收2348億元，2002年又增收1700多億元。這為深化稅制改革提供了財力基礎。

第二，1994年稅改時遺留的期初存貨稅款抵扣、外商投資企業超過原稅負的返還稅款和大部分過渡性減免稅優惠措施陸續到期，這幾項可使財政增收減支一大筆款項。

第三，轉變政府職能，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壓縮財政支出規模是有一定潛力的。

第四，加強稅收征管，控制減免項目，縮小名義稅率與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增加收入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深化稅制改革，適當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企業活力，實現經濟形勢的根本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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