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效應及制約因素解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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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世界各國紛紛采取以擴大內需為主旨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目前來看,盡管其對提升信心,抑制經濟的繼續下滑起到了作用,但離我們的預期政策目標還有較大的距離。究其主要原因,我們認為,財政政策主要受經濟制度的制約而未能有效地發揮其應有的效應。以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封閉條件下三部門IS—LM模型為主要分析工具,從理論上分析了制約財政政策效應發揮的各個變量,并實踐上對制約中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因素進行了詳細分析。

關鍵詞:財政政策;政策效應;制約因素;IS—LM模型

一、IS—LM框架下財政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分析

IS—LM模型是由?？怂故讋?、經薩繆爾森推廣而廣泛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的經典模型,它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同時考慮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問題,是分析財政政策效應的有效工具。IS曲線是投資(Investment)和儲蓄(Saving)的代稱,代表產品市場的均衡,即投資等于儲蓄。LM曲線是流動性(Liquidity)即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Money)的代稱,代表貨幣市場的均衡,即貨幣需求等于貨幣供給。這里我們只討論正常斜率下的IS—LM曲線,正常斜率的IS—LM曲線指的是IS曲線和LM曲線除去橫軸或者縱軸平行或垂直情形之外的其他所有狀態。IS曲線在圖中向下傾斜表明,在產品市場上,隨著利率的下降,均衡的收入會不斷上升;而隨著均衡利率的上升,均衡的收入會不斷下降,利率和收入呈反向變動。LM曲線向右上方傾斜,說明在貨幣市場上,利率和收入呈正向變化趨勢。即在收入水平增加的情況下,貨幣的交易性和防御性需求就會增加,在貨幣供給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此時貨幣的需求就會大于供給,從而導致利率的上升。

運用IS—LM模型我們得出,擴大內需財政政策使社會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在封閉經濟中,總需求是在一定價格水平上,本國和外國購買者對本國商品的總需求量。它等于本國居民對本國商品(相對進口商而言)的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之和,加上外國居民對本國商品的需求,即出口需求。用公式可表示為Q=C+I+G。價格的上升伴隨著需求的相對減少,總需求曲線AD向下傾斜。

1.政府支出增加對總需求的影響

政府支出的增加△G將導致IS曲線和需求曲線右移,在這里我們暫時用δ來表示財政政策乘數。在既定的價格水平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中政府購買的增加或者稅收的減少都會影響國民收入水平,從而導致社會總需求曲線的移動。在(a)IS—LM曲線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的增加△G導致的均衡國民收入以及總需求的增加,均衡的國民收入從YO增加到了Y1。但是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增加的國民收入要小于△G•δ,即實際國民收入的財政擴大效應YOY1小于YOY2。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提高了總需求和總收入,貨幣需求會隨之增加,在貨幣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利率r會上升,從而導致社會私人投資下降,產生“擠出效應”(Crowdingouteffect)。擠出效應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效果。而需求增加如何在產量增加和價格上升之間分配,取決于總供給曲線的斜率。

2.減稅對總需求的影響

減稅的影響與政府支出增加的影響相同,減稅相當于增加政府支出,IS曲線向右移動,均衡國民收入增加。在既定的價格水平上,利率提高,總需求增加,這導致總需求曲線向右移動。這里不再重復。

二、封閉條件下IS—L（）M模型數學解釋

我們假設不存在國際貿易關系,根據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商品市場均衡條件可以表示為:

C+I+G=C+S+T(1)

其中,C代表消費,I代表投資,G代表政府支出,S代表儲蓄,T代表稅收,所以國民收入均衡模型此時可以表示為:

Y=C+I+G(2)

C=C0+b•Yd(3)

Yd=Y-T+Tr(4)

T=T0+t•Y(5)

I=I0-d•r(6)

其中,Y代表國民收入,C0代表自生消費(代表即使當時沒有收入也會進行的消費),b代表邊際消費傾向,I0代表自主投資(r為0時能有的投資量),T0代表固定稅收,t代表邊際稅率,代表引致稅收,Yd代表可支配收入,Tr代表政府轉移支付,d代表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系數),r代表利率。

由(1)～(6)式我們可以推導出:

r=-•Y(7)

這個就是開放經濟條件下商品市場的均衡條件對應于“r-Y”空間數學表達式,即IS曲線方程。從這個式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IS曲線的斜率。

λ′(IS)=

LM模型數學表達式推導:

m=MP(8)

LP=k•Y-h•r+W0P(9)

MP=LP(10)

其中,m代表實際貨幣供應量,M代表名義貨幣供應量,p代表價格水平,L代表名義貨幣需求。k代表貨幣需求的收入敏感度(系數),h代表貨幣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系數),W0代表其他金融資產的名義值。

由(8)～(10)式我們可以推導出LM曲線的數學表達式:

r=•Y+-(11)

LM曲線斜率λ′(LM)=

將上述(7)式和(11)式聯立方程組,即可以求得在開放條件下IS-LM模型均衡解表達式:

Y=++

-(12)

對(12)式子以G為自變量求偏導得到:

YG=11-b(1-t)+d•kh(13)

三、財政政策效應制約因素的IS—LM模型解釋

在封閉經濟下,影響財政政策乘數效應的因素更與b(邊際消費傾向)、d(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t(稅率)、k(貨幣需求的收入敏感度)、h(貨幣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等因素有關。在封閉條件下,IS—LM曲線的數學表達式分別為:

r=-•Y(IS曲線)

r=•Y+-(LM曲線)

IS、LM曲線的斜率與財政政策乘數分別為:

λ′(IS)=和λ′(LM)=和YG=

11-b(1-t)+d•kh

1.IS曲線與財政政策效應}

在分析過程中我們假定LM曲線不變。

(1)b(邊際消費傾向)與財政政策效應

從IS曲線的斜率可以看出,當其他條件既定時,當b越大,λ′(IS)越小,IS曲線越平滑。而財政政策乘數YG越大,即b的大小和財政政策乘數的大小同向變化,在下面的圖形中就表示為曲IS線由IS1向IS2移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b越大,IS曲線越平滑,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大,均衡國民收入也就越多。

(2)d(投資對利率的敏感度)與財政政策效應

從λ′(IS)=可以看出,當其他因素既定的時候,當d越大,λ′(IS)越小,從而使得IS曲線越平坦,同時財政政策乘數越小,反映在圖形上IS1曲線移動成為IS2曲線。IS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乘數越小,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越大,從而導致均衡國民收入的增加越少。

(3)t(稅率)與財政政策效應

t越大,λ′(IS)也越大,所以IS曲線越陡直,反映在圖形中IS1向IS2移動,而財政政策乘數越小,均衡國民收入也越少,從Y1下降到Y2,如下圖所示。

2.LM曲線和財政政策效應

同樣,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假設IS曲線不變。

(1)k(貨幣需求的收入敏感度)與財政政策效應

LM曲線的斜率λ′(LM)=,當h既定時,當h不變時,隨著k的增大λ′(LM)也增大,LM曲線越陡直,反映在圖中表現為LM1曲線向LM2移動,而財政政策乘數YG=11-b(1-t)+d•kh越小,均衡國民收入增加越少(Y3Y4

(2)h(貨幣需求的利率敏感度)與財政政策效應

LM曲線的斜率λ′(LM)=,當k既定時,隨著h增大λ′(LM)也增大,LM越平坦,反映在圖中表現為LM1曲線向LM2移動,而財政政策乘數YG=11-b(1-t)+d•kh越大,均衡國民收入增加越多(Y1Y2

四、影響中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制約因素

1.制度變遷對中國居民消費行為的總體影響。中國的漸進改革是一個牽涉到利益格局調整的復雜過程。制度變遷主體多樣化的偏好和選擇,使制度變遷過程充滿了時滯和不確定性。處于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消費者,對新制度何時能建立起來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帶來多少潛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無法形成穩定的預期,于是傾向于增加儲蓄,以盡可能地給個人的未來保險,使消費盡可能保持平滑。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和居民消費占GDP中的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消費需求既取決于商品價格,又取決于居民收入。從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居民的消費需求,我們首先考察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2009年第一季度)》統計,在近10年中居民的勞動報酬凈額占國民初次分配比重和財產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比重都呈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在勞動報酬凈額當中,政府支付的勞動報酬凈額占比呈上升趨勢,而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占比呈大幅下降趨勢。這說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業支付勞動報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居民財產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不斷下降與居民財產收入的來源結構有關。居民的財產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紅利收入很少。這就使居民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給企業帶來的利潤增長。這也意味著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和企業收入占比可能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正是由于居民的勞動報酬凈額財產收入占國民初次分配比重都不斷下降,中國居民可支配總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比重也呈現長期下降的趨勢,這也是導致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低的主要原因。

3.民主制度的缺失。秦暉(2009)認為,美國次貸危機是美國人過度消費、借債消費的一個典型表現。高消費率源于美國民主制下自由、福利雙重膨脹的“反向尺蠖效應”。在美國,“左派政府”主張更多的社會保障,“右派政府”主張更多的經濟自由,左右派共同主張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高福利與高自由都會對消費起推動作用,福利保障越發達,人們就越敢于消費;而高度自由的結果,人們消費的手段和品種也更多。

與美國情況恰恰相反,中國內需難以拉動的難題根源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在其內部形成的“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白蟆睍r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愿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俺唧缎睍е隆白杂伞迸c“福利”的雙雙不足,從而反常的壓低消費率。沒有社會保障,人們就不敢消費;而自由缺乏,人們消費的方式就受到約束,尤其是信用杠桿在管制狀態下明顯地會抑制消費潛力的釋放。因此,由“尺蠖效應”而產生的體制性約束,會嚴重阻礙中國居民消費的正常增長,也使中國政府實施的擴大內需財政政策的效應大打折扣。公務員之家

(二)影響投資利率彈性的制約因素

一般說來,利率對企業投資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利率與投資預期收益之比。當利率較高,達到或超過一定程度時,就會使利息支付等于甚至大于投資的預期收益,于是投資的貸款需求減少,投資活動減少,反之則反。然而,投資存在利率彈性是以銀行的企業化、企業的市場化、企業對銀行資金的依賴和發達的金融市場等條件為前提的。

在中國,就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而言,其產權仍然比較模糊,尚不能真正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求發展的法人實體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國有企業在盈虧責任、預算約束、風險責任及風險機制等方面仍然軟化。企業的融資行為建立在這種基礎上,自然不會考慮利息這一融資成本的高低問題,利率的高低及其變動不會使國有企業減少貸款或增加貸款,從而其投資對利率及其變動敏感性極弱。而非國有企業則面臨著預算硬約束,投資利率彈性比國有企業更強。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就總體上而言,中國企業投資是具有一定的利率彈性的,但也是較小的。盡管企業投資的利率彈性較小可能使中國的財政政策更具效果,但從貨幣政策的利率渠道而言,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貨幣政策的效應。由于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般需要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所以,貨幣政策效果的削弱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財政政策效應的發揮。

(三)影響貨幣需求的制約因素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金融體制發生了巨大變革,使貨幣需求的決定機制、影響因素均發生很大變化。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價格自由化進程、利率制度安排等形成了中國貨幣需求的微觀機制。但由于制度變量不易量化,目前中國有關學者們常用經濟貨幣化作為制度因素的主要量化指標引進貨幣需求函數,用貨幣化過程描述中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對貨幣需求的特殊影響。一方面,在分工趨細,交易環節增多的情況下,貨幣化程度和貨幣沉淀程度提高,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且不完善、不配套。這樣,隨著國民收入的增長,人們貨幣持有量也迅速增長,從而使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增大。

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則主要與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有關。中國的資本市場是極不完善的,突出表現為幾乎不存在市政債券或機構債券市場,企業債券市場也極不發達。這必然導致中國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較小。

(四)影響民間投資的制約因素

1.制度性退出壁壘對民間投資的影響。所謂制度性退出壁壘,是指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刻意保護,致使其在長期虧損下亦可滯留在行業之中而不發生退出。中國國有企業的退出在嚴格意義上還只是一種政府行為,由于國有企業分布于所有的行業之中,這種制度性的退出壁壘便可超乎產業組織領域從而構成一個不容忽視的宏觀經濟變量。這就是說,一旦總需求因某種原因降低,由于國有企業的“在位剛性”,整個國民經濟將會陷入過度競爭狀態。而普遍低下的市場贏利性又將進一步降低民間投資需求,從而導致總需求的動態下降過程。2.投資融資體制扭曲抑制了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在中國,投融資體制扭曲的主要表現是:一是中國迄今為止仍然保持著對固定資產投資的直接控制。許多項目都要經過政府機構的重重審批,不僅減低了效率,而且還限制了可能的市場化的投融資方式。二是銀行處于轉軌時期,支持經濟發展與防止不良貸款兩難要求的矛盾非常突出。責任和激勵的不對稱造成在現行條件下放貸者的“謹慎”。加之社會信用薄弱,投資環境不理想,貸款風險大,國有商業銀行出現“惜貸”現象,從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貸緊縮。三是金融市場不健全,特別是債券和貨幣市場的發育嚴重滯后。在金融市場較發達的前提下,銀行業的適度競爭可以使居民儲蓄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企業投資,但在中國信貸市場上的利率管制和歧視產生嚴重傷害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其后果是好的私營個體企業得不到貸款,或貸款成本過高。

3.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以大量發行建設國債和政府投資的擴張為基本特征,通過政府直接投資彌補最終消費、凈出口和資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體制性約束導致的消費壓抑,積極財政政策作用于市場機制傳導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顯,更主要的是以直接產出效果來保持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樣的體制背景決定了政府投資對這一階段的經濟運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圍繞著投資展開的地方政府競爭不僅導致經濟的粗放型增長,導致公共品供給的扭曲,加劇了地區的收入不平等和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而且加劇了宏觀經濟波動。究其原因,是由于財政分權的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競爭過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長模式,產生了投資沖動,而中央為了平抑該沖動,不斷采取相機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經濟的波動。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總需求變動等,都可能加劇這種波動,從而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投資→增長→泡沫→通脹→緊縮→衰退→擴展→投資……”的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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