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水平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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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和質量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在總量和發展水平上都取得了巨大進步。根據《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數據，全國文化事業費投入由1980年的5.61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480.1億元，基本形成覆蓋全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公共文化投入規模與經濟發展不匹配，缺乏有力的財政保障和支撐，公共文化供給主體單一，供給數量缺乏，品種不夠豐富，地區和城鄉之間的供給分布不合理性，公共文化消費的均等化不足等。雖然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總量水平顯著提升，但實際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并沒有相應地提高，反而出現下降趨勢，全國文化事業費總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從1980年的0.46%下降到2012年的0.38%，而且近10年的文化事業費財政支出占比一直處于0.40%以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相應水平的公共文化的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大發展基礎，影響了文化事業的繁榮。因此，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公共文化建設正日益成為和諧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目標定位在中高速發展的水平之上，結構性調整成為經濟工作的關鍵，經濟發展不再一味地追求增長的數量，而更加注重經濟建設的質量和內涵。讓廣大人民群眾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應成為新常態時期的重要內容，其中包括文化的發展和對公共文化的均等化消費，因為公共文化服務是通過公共形式來提供給廣大人民群眾的一種文化服務和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對于文化的需求，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國民文化的素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而可以成為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內生驅動力。雖然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會對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投入帶來一定的困難，但也會為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提供進行結構調整的機遇期和內涵發展的窗口期。因此，在新常態下需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政府和市場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職能和地位，建設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不斷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水平和供給效率，擴大文化發展的規模，為更好地實現中國夢服務。

1文獻綜述

一直以來，國內外學者對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公共文化服務進行了大量研究。關于公共服務供給及其主體，Samuelson[1]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公共物品，提出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Tiebout[2]通過分析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效率問題，認為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競爭也會促使其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皮建材[3]從激勵理論角度出發，通過建立模型，指出我國現行的激勵機構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給過程中的高風險使得地方政府較為重視發展型公共物品的供給。王國清等[4]提出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和機制是未來全球公共產品的重點研究方向。付勇[5]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央政府的向下轉移支付能夠促進非經濟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并提出鼓勵和支持中央財政在公共部門中發揮積極作用。楊妮娜[6]提出依靠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公民個人等主體協同治理是改善公共就業服務的一種路徑。而關于經濟增長與公共文化發展水平的關系，Getzner[7]基于澳大利亞文化支出的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回歸，發現文化支出與經濟增長是相關的，經濟增長能夠增加文化的支出水平，且文化支出水平短期波動較大。方茜[8]運用靜態結構分析技術ISM，提出我國基本公共服務與區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楊穎等[9]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提出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的提高未必能夠促進基本公共服務的發展。而關于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曾明等[10]基于我國省際面板門檻效應分析，提出當前我國的當務之急在于增強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給能力，方能有效促進轉移支付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李瓊[11]從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視角，提出大力發展西部農村經濟、深化財政體制改革保障了西部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長效供給的穩定性。王洛忠等[12]通過對比分析全國各省份和地區間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差異，提出政府應增強公共財政支出保障，創新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基本供給文化服務均等化發展。曾瑛[13]提出公眾賦權有助于實現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于志勇[14]指出政府應以保障農民的公共文化服務利益訴求為基本點，以改革財政體制機制為著落點，進而解決當前中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非均等化問題。關于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多元化，楊林等[15]運用面板數據，采用DEA和Tobit兩步法，指出我國地方公共文化服務財政支出整體效率不高，而且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公共文化服務支出程度成反向關系。張望[16]通過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文化服務對于產業聚集以及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劉吉發等[17]提出文化企業應積極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可通過與政府的合作供給公共文化服務或者捐贈資金支持等方式激發公共文化服務市場的活力。馬艷霞[18]通過文獻總結發現公共文化服務多元化投入必要性的理論闡述較多、供給模式趨于統一化，但是供給多元化模式的實際可操作性不明顯?，F有研究成果為進一步探究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基礎。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建設差異都較為顯著，本文利用我國2000-2013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面板實證回歸分析，從定量的角度歸納公共文化服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多元化的問題。

2實證檢驗

2.1數據來源本文采集2000-2013年我國31個市自治區的數據對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其中各省份的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數據來自《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各省市自治區人均GDP值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自治區的城鎮人口數及總人口數來源于“Wind數據庫”。本文在時間序列條件下，將省份作為橫截面，選取各個省份的截面數值作為樣本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2.2面板數據模型建立為檢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匹配關系，結合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特征，本文選取了文化事業費財政占比，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作為模型變量，并建立以下函數關系：Yit=F(X1it，Zj，εit)(1)Yit=F(X2it，Zj，εit)(2)用于擬合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經濟增長、城市發展的關系，其中：Yit：表示各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水平，由于目前公共文化服務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因此，用各地區的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來近似的加以衡量。X1it：表示各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用各地區的人均GDP來衡量。X2it：表示各地區的城市化水平，用各省市的城鎮人口占各省市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Zj：表示東部、中部、西部的虛擬變量；εit：表示剩余的隨機擾動因素；i表示省份；j表示虛擬變量個數；t表示時間。為消除相關性對模型回歸結果的影響，進一步對模型(1)(2)對數化處理，得到模型：lnYit=αi+βitlnX1it+Zj+εit(3)lnYit=αi+γitlnX2it+Zj+εit(4)2.3回歸檢驗結果本文運用Matlab軟件，基于誤差平方和最小的計量原則，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3)(4)進行多元面板回歸計算，得到表1的結果。

3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觀察表1的回歸結果，并進一步利用Matlab軟件繪制出圖1和圖2的數值結果，可得到三個結論。

3.1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與經濟發展失衡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人均GDP彈性為-0.0293，表明人均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公共文化支出占比增長率會下降0.03個百分點，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并沒有與經濟發展保持同步增長。圖1的影像呈現，紅色的部分是文化支出占比的峰值部分，出現在人均GDP2萬元的時期；藍色區域表示文化支出占比的低估數值，出現在人均GDP3.5萬元時期，再次表明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增長率滯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水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但是從圖形的尾部來看，圖形的顏色正在緩慢的由藍色向綠色甚至紅色變化的趨勢，這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成果正逐步轉化為公共文化建設的實際投入，即便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階段，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也得到了改善和提高。3.2城市化的發展與公共文化投入占比呈現負相關關系城市化的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保持同步的，而從城市化率與公共文化服務占比的數值關系來看，城市化率彈性為-0.1344，表明城市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公共文化投入占比下降0.13個百分點，下降的幅度甚至大于經濟增長率變化對公共文化支出占比的影響。通常認為，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鄉之間公共文化服務差距可以得到緩解甚至消除。但隨著我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一元化程度不斷加深，文化建設并沒有跟進，在原有的農村公共文化投入不足的同時，在農業人口不斷市民化的過程中，也沒有形成新文化的支撐。圖1中城市化對公共文化支出占比的影響始終處于藍色的區域，且由里及外傾斜，說明了城市化進程對公共文化投入的不利影響；尾部圖形顏色由深到淺的變化，顯示隨著新型城市化的全面推進，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水平開始逐漸得到改善。3.3各地區的公共文化投入水平差異顯著東部地區的人均GDP和城市化率的平均彈性系數分別為-0.111和-0.241，而中部地區的兩項指標平均彈性系數分別為-0.246和-1.416，西部地區為-0.114和-0.315。由于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財政經費充足，文化建設的投入情況要好于中西部地區。圖2呈現了我國不同地區的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隨著時間發展而出現的變化情況：地區0~35表示按東中西部依次排列各城市的順序，紅色區域所代表的東部地區要優于處于藍色區域的中西部地區，印證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水平的地區差異性，區域之間仍存在著公共文化服務資源配置的“鴻溝”。值得關注的是，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和城市化率彈性系數的絕對值要大于東部地區，這意味著中西部地區隨著經濟的增長以及城市化的發展，公共文化投入提高的空間要高于東部地區。

4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合理性

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文化服務需求，低占比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反映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制存在的問題。公共文化服務是為了滿足和提高人民群眾對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需求的效用水平，由相關組織機構向公眾提供靜態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和動態的公共文化服務產品所形成一個動態的系統。從性質上來看，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承擔著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職責。然而，政府的供給是通過政治決策交由官僚制架構的政府組織生產或者是承包給其他組織機構生產，Niskanen[19]認為“官僚制政府組織掌握獲取預算的壟斷權，從而盡可能獲取最大的預算額，然而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給又是無利潤可圖的，因此只能將公眾在公共物品中的消費者剩余盡可能占有，以將全部預算用完，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從需求角度來看，公眾是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主體，公眾對于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因個人的偏好和興趣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和差別化。官僚制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機構具有壟斷性質，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公眾對于公共文化服務需求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會造成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缺失，完全依靠政府的供給機制不能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帕累托最優”，反而會出現“政府失靈”的現象。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公共物品是不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競爭性，加上自身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這就決定了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并非政府職能的專屬領域，也就意味著由政府全權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未必是最優的選擇。通過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和統計描述可以發現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過程中，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是非常突出的：在微觀市場上表現為文化產品供給不足，品種單一；在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差距明顯，無法體現對公共文化服務需求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的要求；在制度層面則表現為公共文化供給受到政府較為嚴格的管理，而且長期以來形成了偏向基礎設施建設、偏向城市、偏向發達地區的供給機制，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如果忽視了公共文化服務的內涵建設，不僅影響了文化公平，也制約了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正是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的矛盾為市場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建立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來解決“政府失靈”所造成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問題，既可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效率，又能夠增加企業的盈利，達到雙贏的局面。正如Economides，Philippopoulos和Vassilatos[20]從一般動態均衡模型角度出發研究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提出公共物品私人供給的效率未必比政府的低。然而私人供給難以消除排他性，往往會出現“搭便車”的現象，造成“市場失靈”。因此，需要明確政府和市場的分工與職責，政府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主導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方針和發展方向；企業的參與應立足于提升文化市場傳播的效率，提升文化產品的品質和多樣性，彌補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相對不足。

5政策性建議

在新常態時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供了良好的結構性調整的機遇，針對在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主張以政府為主導，推動企業參與建設，逐步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多元化的供給機制，加強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水平，具體建議如下：第一，強化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務職能，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鑒于公共文化服務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的性質，政府要明確自身作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主體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承擔起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者角色，深化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改革，嚴格厘清各級政府和各文化部門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和管理中的財權和事權，建立靈活的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形成對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制度保障，維護和加強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從根本上解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和區域及城鄉差異的現實問題。第二，在公共財政投入方面，由于文化供給的人均GDP彈性為負值，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放緩，通過升級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結構可以彌補公共財政支出所造成的公共文化供給不足的問題，同時提高公共文化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占比，著力化解不同種類的公共文化服務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失衡”矛盾，更好地滿足群眾的文化需求，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第三，加強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由于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彈性和城市化率彈性均高于東部地區，農村地區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具有較大的上升空間，政府的投入能夠產生較高的公共文化產出。因此，政府應放低文化建設的重心，進一步加強地市級和基層的文化建設投入，補齊城鄉及地區差距的短板，加大公共文化資源向農村地區、西部地區及社會弱勢群體的傾斜，努力實現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保證文化民生底線。第四，改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結構，建立多元化的供給體系。政府成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給者，往往會導致壟斷和缺乏效率，因此，需要鼓勵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進一步提高供給效率和供給水平，構建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體系離不開企業的參與，企業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向社會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文化產品，可以豐富文化產品的數量和種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政府應通過加大對企業文化產品的購買，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等文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降低公共文化產業的準入門檻，推進文化創意產業與金融、貿易、科技、制造等產業的融合與創新發展，形成資金來源多渠道、投資形式多樣化的現代化公共文化服務市場體系。

作者:毛雁冰 韓玉 單位:上海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