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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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金股利政策對投資者保護與公司發展有重要意義?，F金股利政策既受外部環境因素也受公司內部環境的影響，為研究現金股利政策是否受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影響，文章搜集了2015~2018年我國A股國有上市公司的數據。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顯著正相關，這一結論豐富了現金股利政策影響因素的研究。

關鍵詞：黨組織；公司治理；現金股利；企業管理

一、引言

目前學者們對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例如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ChangEC（2004）發現政治關聯和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王元芳和李思思（2019）研究發現黨組織的參與對慈善捐贈產生正向影響。ZeyuanWang（2020）認為高管具有政治聯系對履行社會責任有促進作用。在有媒體監督存在的情況下，高管的政治聯系對社會責任履行促進作用更強。程海艷和李明輝（2020）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治理不僅對上市公司慈善捐贈有促進作用，還會提升企業經營績效。在提高內部控制方面。程博和宣揚（2017）發現有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企業對于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更高，尤其是在管理層有政治晉升動機時，企業會更注重高質量審計。石勝貴和黃煒（2019）研究發現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通過改善內部控制，進而提高審計質量。在企業內部治理方面。馬連福和王元芳（2012）研究發現“雙向進入”中黨委會參與董事會治理可以提高董事會效率。Wang.K等（2018）指出有政治關聯的董事長更注重綠色投資。陳紅和胡耀丹（2018）認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會縮小薪酬差距。嚴若森和吏林山（2019）認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能夠抑制高管隱性腐敗?，F有文獻研究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產生影響。從黨組織的監督職能來看，黨組織加強了企業內部控制、抑制大股東攫取等問題。從黨組織發揮的領導核心地位來看，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領導企業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和政策。從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目的來看，黨組織維護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協調各方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提升綜合競爭力。本文從利益分配這一角度出發，研究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現金股利支付的影響。

二、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促進現金股利政策的精準落實

現金股利是目前應用范圍最廣泛的股利支付方式，它是指通過發放現金的形式支付股利。從企業現金股利政策中可以看出一個上市公司的經營活動、業績情況和成長性等情況，公司的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對股東權益和公司發展有著重大影響。黨的報告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組織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方式參與公司治理，國有企業也通過修訂公司章程明確了黨組織在公司中的法定地位。只有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強化黨的組織領導，最大化發揮黨委會職能作用，才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黨委會有決策權和監督權，由黨委會成員擔任的管理者不會為了追求短期利益降低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而是能夠最大化保障現金股利相關政策得到有效落實。例如，證監會頒布了多項股利現金分紅的政策，有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企業會更積極響應證監會的號召，規范現金股利支付，提高現金股利支付水平，保護股東利益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能夠有效

解決問題，提高現金股利的支付水平影響現金股利水平的理論基礎源于委托理論，委托理論包括兩類問題，委托人-人產生矛盾的第一類問題，大股東-中小股東矛盾的第二類問題。第一，委托人-人產生矛盾的第一類問題。黨組織有監督職能，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的內部規則，監督機制，實施人員的監督，監督管理人員是否存在隱形腐敗等行為；在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團隊中的黨組織，會及時糾正經理人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使之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從而抑制成本，提升現金股利支付。管理層中的黨委會成員代表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還會對其他非黨員干部起到積極的影響，進而解決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降低監督成本，提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第二，大股東-中小股東矛盾的第二類問題。首先，大股東往往并不追求較高的現金股利，以避免中小股東參與分享。黨組織作為企業的維護者，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施行經營監督權。尤其是保障廣大中小股東權益，提高現金股利發放水平，避免大股東攫取。其次，黨組織的參與會弱化信息不對稱。信號傳遞理論表示，當管理者預估公司發展前景良好時，為了傳遞有關公司盈余質量的信息，會發放現金股利。有黨組織參與治理的公司會加強信息披露，注重公司聲譽，樹立良好的國有企業形象。所以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Ha：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企業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較高。假設Hb：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

三、樣本選擇與描述性統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2015~2018年所有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初選樣本，剔除B股和H股，同時包括A股和B股，H股的也剔除，對連續變量進行1%的縮尾處理。

（二）變量選擇與定義

自變量是黨組織是否參與公司治理（PerA）與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Nu-mA）。本文借鑒馬連福（2012）的研究，用黨組織成員與管理層重合程度表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因變量是現金股利政策（CD）。采用每股分配的現金股利衡量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控制變量分為兩個方面，公司特征變量和管理層特征變量。其中，公司特征變量包括：公司規模（TA）、公司成立年數（SUtime）、兩權分離（Sep）。管理層特征變量包括：董事會規模（Size_D）、獨立董事占比（Per_ID）、高管薪酬（Pay）。另外，還設置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控制年份，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控制行業影響因素。為驗證上文所提出的假設，本文構建如下模型。模型1、模型2是黨組織參與國有企業治理與現金股利之間的關系。模型1：CD=α0+β1PerA+β2Controls+∑year+ε模型2：CD=α0+β1NumA+β2Con-trols+∑year+ε。

四、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關于現金股利的描述性統計表示，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值為0.123，標準差為0.181，總體來看，企業對現金股利支付的水平并不高，且樣本間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差別較大。但是從根據年份細分后得出的表1可以看出，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逐年遞增，說明我國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較低的情況正在得到逐步改善。通過相關性檢驗可以發現，相關性分析表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指標（Nu-mA）（PerA）現金股利支付水平（CD）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假設Ha和假設Hb相符。

（二）回歸分析

黨組織是否參與公司治理（NumA）與現金股利政策（CD）在1%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017。假設Ha得證。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PerA）與現金股利政策（CD）在5%的水平下顯著正相關，系數為0.049。表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能顯著促進現金股利支付。黨組織參與程度越高，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越高。假設Hb得證。

（三）穩健性檢驗

根據LaPortaetal．(2000)用總現金股表1變量描述性統計A：2015~2018年國有企業上市公司每股現金利/銷售收入（Cdivsale）作為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支付水平的變量進行重新回歸，主要實證結果基本保持不變。

五、結語

基于委托理論視角，在對2015~2018年的A股國有企業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現金股利支付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影響力強弱取決于黨組織參與程度，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越高，企業越偏向于選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較高的現金股利政策。在中國特色的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機制下，黨組織對企業管理層進行了有效地制衡和監督、正確地引導管理層的行為、最大限度地發揮管理者作用。黨組織的參與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企業的組織結構，通過參與治理，在企業內部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推進和制衡力量、加快決策的傳達、加強多方位的監管、加大執行的力度、進而支付高水平現金股利，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一研究結論豐富了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和現金股利政策的研究。

作者：徐愛晨 劉長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