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駕馭突發事件的能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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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領導活動中，突發事件是最難把握和駕馭的。因為引起突發事件的導火線往往是外在的、偶然的、隨機的，而其內在的、必然的、確定的因素則潛藏在事件的深處，使人很難發現。但對突發事件的防范與處理，卻是領導者尤其是"一把手"的基本能力素質之一，各級領導者必須學會敢于和善于駕馭突發事件。在我黨的歷史上，對"皖南事變"的防范與處理，可以給我們提供非常豐富的政治營養、思想營養和精神營養。

從在"皖南事變"前的未雨綢繆看領導者駕馭突發事件的洞悉力

1940年下半年，從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出發，一再向黨內發出警告：要有足夠的精神準備，來應付突然發生的事變，應付最危險最黑暗局面的到來。

當時，華中地區處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在華北敵后抗戰的戰略展開大體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這塊重要地區上來。他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任務。會后，1939年春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幫助確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正確方針。

但當時主持新四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過分夸大了新四軍向華中發展的一些困難，舉棋不定，貽誤了新四軍向華中敵后發展的最好時機。

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應該放在哪里?項英認為，華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眾基礎上都對我有利，主張努力發展和增強皖浙贛等地的工作。這是與中央的決策不相符的。

中央書記處會議經過研究，致電項英并東南局，重申了中央關于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十天后，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強調主要出路在江北，并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根據這個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即抓緊時機向皖東敵后發展，到1940年3月間就從原來的5000人發展到15000人左右，為向蘇北發展開辟了道路。

然而，新四軍剛取得一點發展，立刻命令國民黨顧祝同、李品仙、湯恩伯、韓德勤等四路大軍向江北新四軍進攻。這是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信號。

面對這種嚴竣局勢，立即發出"磨擦中心將移至華中"的警告，并且及時作出應對部署，特別提醒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皖南新四軍軍部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遵照的部署，江北的新四軍以勸告和爭取的態度暫時制止了桂軍李品仙部的東進，同時在軍事上擊退了蘇北方面韓德勤部的進攻。

這時，已打算將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因此，顧祝同在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時，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以便切斷新四軍與八路軍會合的可能，并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后加以消滅。

對國民黨的這種企圖，已有察覺。但他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因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北面是受到日本軍艦嚴密封鎖的長江，東、南、西三面有國民黨的重兵，隨時有被突然襲擊的可能。他致電項英詢問情況，稍后又電告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采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惟決不可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于險境之中，但面對如何走出險境，項英同、粟裕之間又出現不同的意見。項英主張"江北之葉(飛)、張(道庸)兩團全部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陳、粟則建議"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和中共中央支持陳、粟的意見，致電項英、并告劉少奇、張云逸："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5月4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新四軍的指示并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這個指示到達后，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各種部署日益加緊。

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12月26日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指示他"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要求他"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

與此同時，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著最后的努力。27日，一面請繼續向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日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但是，這時的形勢已難以逆轉。顧祝同根據將皖南新四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已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1941年1月6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終于爆發了。

從在"皖南事變"前的未雨綢繆，對照項英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和疏于防范以致突圍失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突發事件，貴在防范。防范之要，貴在領導者練就深刻的洞悉力。這就要求我們：第一，必須具有高瞻遠矚、全局在胸的遠大的戰略眼光。凡事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凡事先看明天，后看今天，看不到今天是空談，看不到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凡事既要根據當前情況研究部署，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正如在事變后總結中所說："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做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第二、必須深刻地把握事物運動的軌跡與法則。既要看到事物過去一現在一未來三者的"歷時性"，更要看到其"共時性"，即事物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融合與同時，因為現在的內涵在過去與未來，它是過去的"結晶"與未來的"先在"。剝離了過去與未來的現在是空洞的、抽象的、難以把握的。這正是導致一些領導者一切臨事猶豫不決、優柔寡斷的深刻的哲學原因。如新四軍軍部領導人項英就是這樣。則深刻把握了國民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和事物運動的軌跡與法則，所以，他才堅定而果敢地指示項英"不要對國民黨存在任何幻想"，才能對事物做出科學的分析與預見，才有過人的駕馭突發事件的洞悉力。

從在"院南事變"后的"妙手"連出看領導者駕馭突發事件的藝術力

因為通訊被阻斷，事情發生后三四天，才得到確實消息的電報。他立即決定，由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克服困難，繼續執行北移任務。并要劉少奇、"就近隨時去幫助他們并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隨軍行動北上。"

新四軍軍部的命運緊緊牽動著的心。他一方面致電、要蔣下令停戰撤圍，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出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國民黨反共高潮。

由于力量過于懸殊，皖南新四軍在奮戰七天七夜后，終于因彈盡糧絕而失敗。奉命同國民黨軍隊談判的軍長葉挺被扣；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1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于項英、袁國平等沒有反磨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錯誤。他提出：袁、項的錯誤須立即宣布，如何處置交七大解決。他還提出：我們要實行全國的政治反攻，像我們前次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時一樣非常強硬的態度，只有不怕決裂，才能打退國民黨的進攻。他又說："左派主張我們馬上與國民黨大打起來，我們也不能實行這種政策。"

1月17日，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把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到頂點。國共關系已處于異常緊張的狀態。這時，反而更加冷靜。他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提出"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

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局勢的辦法。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指出皖南反共事變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于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他說："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視事變的發展，準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絕對不能粗心大意。"并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的這個談話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響，在國際上也引起廣泛重視。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持的作法，對他形成很大壓力，使他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評論說：這對"是一瓢極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判斷："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

的判斷完全符合實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攻勢下，幾次派張沖、張治中找商量妥協辦法。這時，國內政治斗爭的焦點已轉到中共方面的參政員是否出席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問題上。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單是在皖南事變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參政員仍是、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這給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必須爭取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這次參政會呢?同電報往來，反復協商，認為不能無條件出席。

經過這場斗爭，在參政會的講話中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但不得不宣稱："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這實際上標志著發動的這次規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擊退了。這以后，國共關系又逐漸走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從在"皖南事變"后的"妙手連出"，我們可以看出領導者駕馭突發事件的高超的藝術力。

其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沉著冷靜地應對。突發事件要么其爆發的時間、地點、范圍、程度、后果等超出人們的預先估計；要么整個事件本身突如其來，超乎常理。此時，領導者的沉著冷靜顯得尤為重要。沉著，則方寸不亂，六神有主；冷靜，則應對有方，方即良策。達此境界者，方法有二：其一，決策者先排除干擾，"亂"中求靜，獨自沉思，應對良策自然會涌上心頭。再將"良策"交與集體討論，修改完善，形成決議而后執行。其二，先集思廣議，形成若干方案，決策者后獨自沉思，優中選優，再交與集體議決，而后付諸實施。這里，獨自沉思是基礎，集體議決是關鍵，二者缺一不可，沉思之要在于一個"靜"字，沉思之功在于平常養成。

第二，靈活果斷地處理。對突發事件處理，往往需要領導者在短時間內迅速拿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和對策。猶豫則貽誤時機，或致使主動變被動，或致使被動變不可收拾。果斷則能化不可收拾為把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變被動為主動。領導者猶豫不決，優柔寡斷，除去前述的哲學原因外，還有個人性格原因。果斷的領導則不然，他們具有強大的人格力量，敢于和善于迎難而上，奪取勝利。情況越緊急，他們精神越振奮，精力越充沛，思想越集中，思維越敏捷，措施越得力。其中的奧妙就在于，他們具有遠見卓識，總能在關鍵性的時刻，及時抓住并解決關鍵性的問題，總能立即提綱挈領地提出在這種局面下，應該采取的方針和政策，指明繼續前進的方向。遠見卓識的基礎在于博學善記，決竅在于深思熟慮，竅中之竅在于早想與多想。對事情總是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在走這一步的時候，往往已經考慮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更多步的需要，他極推崇"多想出智慧"的古訓。多想還得和早想結合起來。因為世界上的人才，按出智慧的速度來分，無非兩類：一類是"快才"，一類是"慢才"。"快才"者，想在事前；"慢才"者；想在事后，所以二者之間并不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對于駕馭突發事件的領導者來說，非具備"快才"的能力素質不可。

果斷還需要與靈活相結合。如在與國民黨斗爭中所采取的"以打對打，以拉對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非此，既不能打退反動派的進攻，又不能爭取中間派力量和廣大群眾對我黨的擁護與支持。因為反面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中間的力量，不經過反復多次的拉鋸，就爭取不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