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中國政治文化變遷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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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二十年中，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與變遷，特別是市場經濟為基本導向的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遷呈現出從依附走向獨立，從單維轉向多維，從封閉轉向開放，從情緒化走向法理化等一系列特征。一體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客觀進程正在悄悄地進行——盡管這一進程剛剛起步。

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中，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政治文化也進入了一個變遷過程。由于政治文化是政治主體的行為準則，是其進行政治活動的重要決定因素，也影響著政治行為的方式和結果。脫離了一定政治文化，與之相應的政治系統、政治體制就很難正常運行，所以研究這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本文試圖對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變遷作一大體梳理與評析。

一、政治文化發展視角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

第一、從上層政治文化方面講，在改革開放前絕對一元化政治文化結構中，被曲解了的政治思想與理論（其凝聚化、規范化、系統化的形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政治文化的唯一圭臬，在整個政治文化體系中擁有絕對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為對內凝聚、統一全體社會成員的政治文化，扼殺內部“異端”政治文化，對外抗御外國異質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根據。亞政治文化的層次性不明顯，并且為主導政治文化所同化。

主導政治文化對內外異質政治文化表現出極端的傲慢與偏見乃至敵視。面對政治文化的這種實際狀況，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要求黨內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鼓勵群眾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1］（p143）因為，破除原有封閉性政治文化是一個根本性政治問題?！耙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共的政治方略經歷了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最終將依法治國定為基本的治國方針的過程。這種進程雖遠沒有完成，但一定會進行下去。我們不難看出，隱匿在這種政治方略變化背后的是上層主導政治文化的變遷。實際上，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遷有借鑒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喬石在全國黨校校長座談會上說：“資本主義的法制搞了幾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鑒的東西”，對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借鑒利用。［3］

政治體制如公務員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和監督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也借鑒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權力制衡等原則；前年，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說明上層政治文化實際上已承認人權具有普遍性和國際性的一面。

2000年8月15日，在接受美國記者麥克·華萊士的采訪時說：“我們要學習所有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學技術、經濟的經驗”。［4］這都表明上層政治文化已顯示出一定程度的開放性。主導政治文化走向開放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主導政治文化控制范圍由全能轉向有限。原來的政治文化泛化是泛政治化與泛道德化的，強制地控制著乃至代替了大眾文化。

改革開放后，主導政治文化開始放松對大眾文化的控制。從80年代初關于流行歌曲的爭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矛盾與爭執。但“春水擋不住，畢竟東流去”，強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繼續控制本來不該它控制的領域了。

第二、從大眾政治文化層面看，改革開往二十年來，盡管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政治文化的開放程度存在較大差異，但大眾的政治心理、政治參與意識等政治文化諸方面從整體上講，開始從封閉走向開放，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基層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實行、市場經濟的沖擊、現代傳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眾處于睡眠或半睡眠狀態的政治主體意識蘇醒，封閉的大眾政治文化開始主動向上層政治文化傳輸信息，與之進行雙向交流。還有，二十年來，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種方式涌進國門，給大眾政治文化吹進了陣陣清涼的風，強烈地沖擊著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原有的封閉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開放。

與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對比而言，其開放程度從大到小的排序依次為經濟、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與一般文化形態相比，政治文化的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強烈）在內的政治領域對外的開放程度遠不如經濟領域。與大眾政治文化相比，主導政治文化的開放程度不如后者大些。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中國精英政治體制使得主導政治文化在整個政治體制政治文化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如果轉型過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亂，進而導致政治社會動亂。從這方面說，主導政治文化在從封閉走向開放中采取審慎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政治上層領導從現實政治進程來考慮問題，將政治社會的穩定置于“壓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識者則多從政治理想價值的角度進行考慮，多帶有政治浪漫主義的色彩。

③政治文化要受政治體制的制約，而二十年來政治體制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已是不爭的實事，這成為主導政治文化轉型相對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由情緒化逐步向理性化轉變

在過去的二十中，從一定程度上說，政治現代化的努力與對政治民主化所必須的“理性化”過程的拒絕相并行，構成了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層面展開的。

80年代的調查表明，中國公民有較高的政治責任感。［5］但在80年代，無論是廣大民眾還是某些知識精英，實際上都沒有真正從理性化的角度來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權及其中國具體的實際國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態的政治民主等理論概念作為一種濟世良方用來醫治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痼疾了。

這種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的情緒化主要表現為情緒化的“左”的教條和西化的教條以及民族主義。

“左”的情緒化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方式主要表現在“兩個凡是”及其殘余意識上。它以寧“左”勿右的激進面目出現，容易激蕩起人們心中的理想主義情懷。盡管現實已證明它不可能改變中國社會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使改革步伐停滯等負面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開放前長期的文化專制、改革開放后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過程中官僚腐敗的泛濫、中西政治文化強烈的反差而導致的心理不平衡與焦慮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應引起的簡單的仿效思維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相結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階段，支配人們作出政治選擇的主流思想與心態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緒化，具有激進性、和浪漫性。［6］

這種情緒化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方式即自由化，表現在：簡單搬用西方現成的民主政治文化與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國現存的政治文化與制度，以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這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其間的幾次學潮與罷工，與其說是理性化的政治參與，倒不如說是一次社會政治潛伏情緒的無奈釋放和爆發，與“”相比，其情緒化色彩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種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方式并沒有擺脫對權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憤怒，只不過走向另一極端罷了。它見之于行動時，導致的只能是對社會政治正常進程完全沒有直接效用的自傷性破壞以及由此決定的反動性結果。

民族主義是二十年來，特別是近十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情緒，而非一套系統的學說，其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訴諸于情緒而非理性。90年代前期的《中國可以說不》叢書創作比較粗糙，卻十分暢銷，這表明潛在于普通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感情是巨大的。

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后，中國民眾自發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則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的典型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從西化式的全面“走向藍色文明”到《中國可以說不》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其間是有著某種“一體兩面”的情緒連續性，其共通之處就是缺乏理性認知與判斷。

進入90年代，以上幾種具有激進性、浪漫性和情緒化了的政治認知與價值判斷方式由于主導政治文化的導控、市場經濟的消解、世俗文化的沖擊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現有三：

其一，馬列主義、思想指導地位得以確立，鄧小平理論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幟，對電影劇本《苦戀》的理性批判表明情緒化的“左”傾教條走向式微。

其二，理性、智慧、變通、效果和社會價值這些較現代的政治意識開始進入知識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疇，他們大多數人的心態已經逐漸從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奮狀態中擺脫出來，趨向于現實、冷靜。［7］全盤西化式的政治情緒已沒有市場，自由化與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出現分野。

自由化對現實政治的全盤否定，只是基于一種情緒化的看法，這與自由主義漸進、多元化的寬容（當然這種寬容必須是多元中每元之間的相互寬容）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這種激進的情緒外化為實際政治行動，只能是沒有任何直接政治后果的，從而背離了自由主義政治精神內核。

自由化者其實并沒有完全理解自由主義的真諦所在。當然，作為一種系統的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體系，自由主義也一種西方舶來品，它能否適用于中國社會政治的實際，還是個未知數。正如有的學者所言：“鑒于中國目前的情況，一種自由主義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險的”。［8］

因為，自由主義思潮理論上的根本弱點，一個是缺少歷史性，以原子式的個人基礎為本位。而原子式的個人是不存在的，獨立自主、完全沒有關聯的個人根本就沒有。［9］

當前，自由化與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從情緒化走向理性化、從浪漫性走向現實性的一個標識。

其三，中國政府對情緒化的民族主義進行了理性引導，使其不但沒有造成大的社會政治震蕩，而且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資源。但也付出了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在談及此事時說：“我們把12億多人怒吼的情緒引導到一個理智的軌道上去，談何容易”。［4］

總之，中國在改革開放20年后，國內的政治文化發生了一個不易為人們所察覺的巨大變化，那就是一種理性化的觀念和態度開始占據了社會生活的主流，［10］妥協與寬容的政治精神與游戲規則，也逐漸發育成熟。這種政治文化與心態的變化，相對減少了大規?！罢螀⑴c爆炸”發生的可能性。從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較大的活動迥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獨立自主型轉變

原有政治全能社會體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這嚴重地阻礙政治社會改革與發展，必須消除。改革之初，鄧小平就尖銳地指出：“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么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薄罢f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書上沒有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要在黨范圍內解放思想，倡導獨立思考。［1］（p147）

隨著社會的轉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行，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深入，政治人格開始從依附型向獨立自主型轉變，政治人的主體意識明顯增強。比如見于報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漸增多。特別是市場經濟為這一轉變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與動力。因為市場經濟能培育人們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自由精神、寬容精神、平等觀念、妥協思維。

這些意識和精神必然要滲透到政治領域形成獨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國傳統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響、政治人格（特別是深層意識）固有的穩定性、政治體制改革與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少問題等諸多因素，使得我們不能對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轉變作過于樂觀的估計。應該看到，無論是從各層官員還是普通公民講，依附型依然是中國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點之一。從現實政治系統運行方面講，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錄用制度和政治監督機制殘缺造成的。

前述市場培育出了獨立自主民主意識觀點，如果用于經濟領域尚可，若說用于政治文化領域則值得商榷。也就是說，二十年來中國市場經濟培養出來的首先主要是一種經濟文化或者說是經濟人格。獨立的經濟人格轉化為獨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內能夠完成的，而需要一個相當的量的積累與轉換過程。

從影響政治人格、政治文化變化的短期因素來講，政治體制及其運行較市場經濟更直接、更重要——盡管從長期看后者更具根本性。加之，在當前政治架構內，政治主體將這種獨立政治人格納入政治運行要冒較大風險，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人離政治較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結）等因素，這都使得獨立的政治人格很難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體現出來——盡管這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自詡為“精英”的知識分子以為對抗現存政權是獨立政治人格的張揚，但他們企盼外援或試圖借助外力以壓迫或鞭撻本民族走向進步，卻是知識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

政治運行中的怕上級、怕“公仆”、隨大流的現象隨處可見。官本位、權力本位、清官等意識仍廣泛存在，某些官員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見了狼是羊，見了羊是狼”）比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時期民眾被動員起來成為革命的主力軍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覺悟已經革命化、現代化了一樣，“民告官”并不意味著民眾的政治獨立人格、權利意識有多高，他們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進行本能反抗。

這與歷史上官逼民反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是現行政治體制為這種反抗及解決提供了一種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講，與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實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贏的比例太小了。據報道，全國范圍內民告官原告勝訴率僅為35.4％，北京市僅為23％。［11］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貴民賤、民不與官斗”等傳統心理和為官者的主人心態、司法者對行政權力的畏懼心理等。

顯然，我們不能說這種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說明國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獨立。退一步講，民能告贏的，或是有高層領導干預，或已是傾家蕩產，這對勝訴者還有什么實際意義？或許能強化他們的“清官意識”、“官本位”意識和對政治運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說政治人格完整和獨立是民主政治意識成長的標識和出發點，那么，二十年來，政治主體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轉變，但以上現象表明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整體性獨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遠未形成。

四、政治思維從二元對立向務實中和式轉變

改革開放之前，階級斗爭理論詮釋統制著整個政治文化，其二元對立特征主宰著中國人的政治思維，成為阻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嚴重桎梏。改革開放之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政治思維方式從二元對立式轉向務實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影響，將貫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保?2］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政治思維方式既不是放棄政治原則與政治立場，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種務實的政治思維方式。

自由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與斗爭，涉及根本政治原則，決不能讓步。正如鄧小平所說：“自由化本身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13］在這種對抗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作無原則的妥協與讓步，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來。當然，這與階級斗爭的思維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只是在中和務實式政治思維指導下，現實政治斗爭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具有全局性與指導性。

“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是務實政治思維主要特征的生動表述。中和式務實政治思維在具體政治實踐中則表現在既防左又防右，不糾纏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兩手都要硬，國際政治戰略觀從冷戰思維轉向和平發展觀等方面。

二十年中，政治思維方式一方面正在發生轉變；另一方面，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并沒有完全消失，還時隱時現地從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有的學者指出，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改革與保守、西方與中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與計劃、私有與公有等二元論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維方式。［14］

在二十年始終不絕的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是其典型體現。民族主義的情緒化也加強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模式。在二元式思維支配下，對立雙方對各自目標的單線式固執地追求，造成了中國社會不容易出現有進步意義的公正辯論氣氛。而公正的辯論是一個民族獲得認識上的進步的唯一可行途徑。

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在某些問題上，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和平演變”策略的可適用程度和建設性效應，是值得反思的。盡管當時有西方某些大國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這一史實作基本背景。

五、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機與重建

“”以虛妄愚弄了歷史，欺騙了人生，傷害了執著于理想主義的心靈，摧毀了人們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國人的精神家園中留下了一片廢墟。

人們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治信仰大面積塌陷，出現了政治信仰危機。改革開放后，中共糾正了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條式曲解，重新確立了其主導地位，力圖消彌政治信仰危機，重建政治信仰。這對新時期政治發展、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起了重要的支撐和導控作用。

但是，社會政治的整體穩定并不一定意味著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機不再出現。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世俗化轉型中，需要在對過去信仰倫理、價值理性的合理揚棄中，創造出一種新的主流政治文化來實現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整合，創造出一種科學、民主、自由的社會新情境來培育社會每一個公民的科學、理性、法制和自由創造政治精神，從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的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要回應更深層次的現代化挑戰，必須有一個世俗化的轉型過程。但在現實世俗化過程中作為主導政治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所依托的社會政治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巨大沖擊。

所以，在中國社會的世俗化轉型中，如果主導政治文化還是以過去革命年代的政治信仰來引導和教育公民，就會與公民在世俗化社會的那種希望社會公正、平等和自由追求財富與權利的意愿相沖突，從而引起人們對那套反復說了幾十年的主流話語的反感和躲避。

因此，無論是以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為基調的“紅色經典”，還是以正面英雄人物的歌頌為基調的革命英雄主義，雖然在對歷史的反復回顧中會有著眾多的資源，但在世俗化轉型中，如果其主題不能促進公民的科學、民主、法制和自由創造的政治精神，不能培育公民的工具理性精神，不能讓公民個人在其中聯想到自身對財富追求、對財產的支配的安全和自由，而總要仰視那些英雄，總要學習這樣的英雄時刻準備為終極信仰獻出一切，這是會令大多數公民心靈沮喪的。

現實說明了這一點。正如有的學者指出，這種政治信念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預想的那樣大，盡管這一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動被反復強調和突出，人們接受起來也比較勉強，其號召力有逐年下降的趨勢。［15］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國內外各種因素又導致了政治信仰危機的重新浮出水面?；浇淘谵r村逐漸呈蔓延擴大之勢；90年代后期，泛濫，危及社會政治穩定與發展等都從一個側面證明政治信仰危機到還沒有完全得到解決。

這種危機在現實政治文化中主要表現為三種類型：

①缺失型：主要指一般公民沒有明確的政治信仰與政治理想，處于一種自在狀態。九十年代初的熱也從一定程度上反襯出普通公民心中的政治信仰缺失導致的心理迷惘。1998年8月對山東省婦女政治信仰、政治心理方面的一份調查資料表明，僅有30％的人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16］

1997－1999年北京市的一項調查表明，知識分子對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認同率在下滑，而對“兩院制、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支持率上升了10個百分點。［17］

由此可推知，相當一部分公民處于無政治信仰狀態，主導政治文化所倡導的政治信仰依然存在認同層面上的危機。

②虛偽型：這是指有的人口頭和表面上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而實質上官本位、權力本位占據著他們靈魂，在其政治觀念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權力與官位成了他們的追求目標。

這實質上也是沒有政治理想與政治信仰，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處于一種隱藏狀態。在我黨大張旗鼓地進行“三講”期間形成規模，其信徒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干部，這不能使我們對當前政治信仰、政治理想作過于樂觀的估計，也不能不對政治思想工作作全方位的反思。

③異端型：指一些人持與主流政治文化相對立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處于自在或隱藏狀態。

政治信仰的危機與政治理想的缺失無疑是一個關系到社會政治體系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卻又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全解決。二十年中，面對較嚴重的政治信仰危機與政治理想的缺失，主導政治文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進行政治文化整合，力圖重建政治信仰與政治理想。

例如，強調兩手一起抓，兩手都要硬，“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了根本”、旗幟問題致關重要，要高興鄧小平理論的旗幟；要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加強黨的建設與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整體來講，二十年中，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處于一種危機與重建之間的狀態。

六、政治價值取向在個體與集體之間調適

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兩種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也會遷移到政治領域，當它們涉及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時，就變成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價值取向。

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國家、民族、集體至上觀念占主流，個人根本沒有應有的合法地位。將集體權益完全置于個人權益之上，割裂了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壓抑了個人的參與政治的主動性，窒息了個人首創精神，忽視個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讓渡的權利，成為生成子民－臣民型政治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們開始對這種政治價值取向進行調整，力圖兼顧個人、集體、國家的利益，將之統一起來。主導政治文化仍側重強調集體主義，一方面，“鼓勵人們發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先進分子還要“公而忘私”。［18］另一方面，主導政治文化對個人主義仍保持某種戒備心理。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整體主義政治文化氛圍中，作為一種政治價值取向的個人主義易滑向極端個人主義。

從理論層面來說，對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調適，過分強調哪一方都可能有危險，如果不從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考慮，便很難判斷它的可行性。從中國當今現實來看，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一方面，在集體主義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社會，要將政治價值取向完全轉向西方的個人主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個人主義還沒有獲得應有的合法地位。

當在實際操作中二者發生沖突時，我們不難想象會發生什么。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民主化的進行、個休獨立意識的提高，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調適，將會在保持前者主導地位的同時，進一步向后者傾斜。

綜觀二十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遷，其理論層面上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19］

最近一部人治色彩濃厚的電影《生死抉擇》受到全國上下大多數人的倡導、稱贊，這一現象很能說明問題。所以，從今后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剛剛開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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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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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陳海燕：《中俄社會轉型時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較》，載《文史哲》2000年第3期。

［17］劉道福等：《社會經濟關系新變化中的知識分子與執政黨建設——北京市知識分子現狀調研報告》，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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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2000/07/2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