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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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國以后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在戶口、政策、福利待遇等各個方面，城市和農村完全不同。這種二元結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許有某種合理成分和積極意義，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經濟的持續發展，這種人為的二元結構的弊端日益顯現。如何消除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已成為了政府和學術界非常關心的政策和理論問題。

關鍵詞：二元結構；勞動力轉移；農民工權益；制度創新

從歷史上來看，勞動力轉移在國家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戰略性的角色。一般來說，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總是伴隨著大規模的農村向城市勞動力轉移。從農村的角度來看，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脫離農業，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因此而減輕，這使得農業有可能實現規模經營，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的現代化。對于城市而言，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往往是廉價的）不僅保證了工商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而且通過較低的用工成本，大大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保證并支持了城市工業化的發展。這種發展經濟學的普遍規律在我國也是適用的，在了解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歷史的基礎上，本文試圖通過經典二元經濟理論模型，說明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的經濟意義，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一、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歷史

新中國成立時，國民經濟貧窮落后，1949年工農業總產值為466億元，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6．1元。結合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從當時的發展階段和知識水平看，實現國家工業化，幾乎是發展經濟、擺脫貧窮落后的同義語。按照發達國家的工業化經驗，工業化過程應該有序的走過“輕工業—基礎工業—重工業”的發展階段。由于較高的重工業比重標志著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強的經濟實力，結合當時新中國對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新中國選擇了不同于發達國家的超越發展階段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配合這種發展戰略，需要建立一系列的社會制度和組織結構。由于當時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使得中國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不能利用市場機制去獲得，這時城鄉分割體制應運而生，成為獲取工業發展所需資本積累的制度保障。其中以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最為典型，影響也最為深遠。1958年1月全國人大討論通過，經主席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戶籍管理法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此，使城鎮和農村之間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種嚴格的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把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地區差距不斷擴大，致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嚴重失衡，終于形成了城鄉分割二元經濟結構。

二、二元經濟理論模型和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的經濟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

較為系統而完整的二元經濟理論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提出來的。劉易斯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經濟體系中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模型。在該模型中，發展中國家經濟被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進行的、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非資本主義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方式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的資本主義部門。前者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后者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這二者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它們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源于城鄉不同的資源特征而自然形成的。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政策思想，就是提出了剩余勞動力的概念，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其表現是這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極低，這部分勞動力形式上在勞動，實際上處于隱蔽失業狀態。這個概念的提出也就等于指出了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問題是剩余勞動力的轉換問題。只要農業部門中存在隱蔽失業，只要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收入保持差距，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就會對工業部門形成源源不斷的無限供給。劉易斯的理論表明，傳統部門勞動力無限供給構成了二元經濟的內在特征，二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向現代部門轉移的問題″也就是說，通過現代大工業的發展，取得資本的積累，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充分的轉移，誘發產業結構的演變，使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最后經濟由二元變成一元。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費景漢和拉尼斯于1964年在劉易斯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的模型。他們發現，劉易斯模型中忽視了農業對促進工業和整個經濟成長所起的作用，并進一步指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以獲取更多的農業剩余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為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本身要以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有如下的假設：（1）封閉經濟；（2）傳統部門的工資水平固定，且勞動的邊際產出很低甚至為零；（3）工業部門勞動力供給曲線具有完全彈性；（4）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很小或接近于零。

在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勞動力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在（a）圖中，ss曲線水平部分。在劉易斯模型中，包含了技術中性的假設，即資本勞動的比率不變，由此勞動的邊際產品曲線隨著資本不斷積累而向右逐步平移（沒有資本排擠勞動力的現象）。而在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認為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應該采取勞動密集型技術，從而邊際產品曲線在橫軸上比在縱軸上移動得要快一些。在圖（a）中，縱軸表示實際工資和邊際產品，經濟中實行固定不變的工資制度。在圖（b）中，縱軸表示總產品，因此生產函數切線的斜率代表邊際產品。由于生產函數切線的斜率在AD段上是平直的，表明邊際產品為零。在圖（c）中，OW表示固定工資，WVE表示平均產品。很顯然，邊際產品曲線MPP上的OC段也代表了邊際產品為零。由于利潤用于再投資，于是帶來了經濟的增長（勞動需求曲線dF向右移動）。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數量OC＝AD。在P點，邊際產品開始上升，剩余勞動力轉移完成，經濟發展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小于工資水平，經濟中存在隱蔽性的失業。在此階段，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此時，可能發生糧食的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的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的上升。因此，在圖（a）中，超過P點，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上升，勞動力供給曲線無限彈性的狀況結束。這一階段勞動力轉移得越快，糧食價格越高，貿易條件越發對工業部門不利，工業勞動力供給曲線也就越發陡峭。

在圖（c）中的E點和圖（b）中的R點，邊際產品＝工資，經濟商品化了。此后，經濟進入第三階段。此時，由于農業生產也資本化了，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來進行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將會加速上升。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中，經濟達到商品化那一點之前，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工業部門貿易條件的惡化使工業利潤減少，從而抑制了工業部門的擴張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結果經濟無法進入第三階段。所以，他們認為工業化過程中，必須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與劉易斯模型相比，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的平衡增長對避免經濟增長趨勢趨于停滯是很重要的。

（三）喬根森模型

美國經濟學家喬根森1961年提出了一個不同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即喬根森模型。喬根森模型與建立在剩余勞動力基礎上的劉易斯模型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完全不同，他把對二元經濟的研究從剩余勞動轉向農業剩余。喬根森將經濟系統區分為現代部門和落后部門。勞動在兩部門之間的分工決定于農業剩余：如果農業部門沒有剩余，全體勞動人口就必須在農業部門就業；如果出現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在工業部門就業的增長率等于農業剩余在農業總產出中的增長率。由于農業剩余的出現，現代部門的發展成為了可能，即農業產出達到了人口最快增長時所需要的農產品數量，農業部門就會出現剩余勞動力。這部分剩余勞動力是需要轉移的，而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取決于農業剩余的增長速度。同時，還取決于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狀況。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越快，其儲蓄率就越高，勞動力增長越快，經濟也就增長越快，最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

三、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若干政策問題的建議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了解到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在消除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國家工農業均衡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但如何保證并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則成為了當前政府和學術理論界非常關注也相當棘手的一個政策和理論問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1）需要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十分龐大。2004年我國城鎮和鄉村人口分別為5．43億和7．57億人，可能需要轉移2．5億農村人口，1．3億農業剩余勞動力，年均約轉移1500萬農村人口，其中轉移800萬農業剩余勞動力。（2）農民工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存在政府管理的缺位和法律制度的缺失。大家都知道農民工是弱勢群體，這種弱勢體現在經濟利益、法律權益、政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等多個方面。（3）外出務工人員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培訓機制不健全。目前農村外出就業農民工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高達80％以上，未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的占70％左右。

針對以上具體問題結合二元經濟理論模型，給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政府財政政策適度向農村傾斜，注重提高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和富裕農民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在他的論文《不發達國家中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失業的模型》和著作《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研究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中勞動力流動的問題，認為城鄉預期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基本動因。并以此為基礎解釋了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與城市失業同步增長的矛盾。強化重農理念，把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上是托達羅模型的一個重要特色。發展農村經濟（包括中小城鎮和鄉鎮企業）不僅可以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業剩余，而且賦予了農民緩解城市就業的壓力。同時根據喬根森模型，我們可以得出農業剩余的增加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持久有序轉移的保證，進而推動了工業的發展。

（二）實行制度創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提高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

首先是戶籍制度。從長遠看，要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消除附著在戶口上的城鄉居民的權利不平等制度，保障公民的遷徙自由、居住自由和擇業自由。近期，要降低城市戶籍門檻，分層次放寬入戶條件。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戶口應全部開放。在大中城市，對擁有合法住所（包括合法租借房屋）、穩定職業和生活來源的，允許進城定居，登記戶口，并依法享有并承擔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特大城市，可施行居住證制度。

其次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關系密切。目前，要促進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并根據中西部地區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實際，適當放寬土地的宏觀控制，以適應產業的梯度轉移，加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

再次是社會保障制度。從長遠來看，城鄉勞動者應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近期，應根據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流動人口的不同情況，建立多層次、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網絡。（1）降低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障的門檻。交費基數、交費年限要與他們的實際工資相適應，并與所在企業按比例分攤，讓更多的農民工年老時能領到養老金。允許企業為農民工在農村交納養老保險，農民工可以到當地社保部門參保和退保。（2）建立方便合理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跨省區轉移機制，不論他們轉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憑卡交納養老保險，憑卡領取社會養老保險金。

（三）加強農民工培訓制度和模式建設，把農民工培養成適應新時代需要的勞動大軍

開展農民工培訓，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是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關鍵環節。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2003年，農業部與有關部門共同制定了《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根據《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的指示精神和統籌安排方案，我覺得抓農民工的培訓工作，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可以從這么幾個方面入手：（1）加大對農民工的財政支持力度，要增加政府和用人單位的資金投入。目前，農民工培訓的資金主要還是由農民工自己承擔，政府及用人單位投人嚴重不足。應該以黨中央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指示精神，按照健全公共財政體制的方向，中央和省級財政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并將其納入財政預算范圍以確保與所在年份上一年度財政收人總量的同步增長。（2）協調農民工輸入地與輸出地的關系，整合培訓資源。要重點支持勞動力市場和農民工培訓相關的信息服務體系建設，通過在農民工主要輸入地建立對農民工的需求數據庫，在輸出地建立勞動力供給信息庫，并加強相互之間的協作與溝通，及時收集整理有關信息，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勞動信息網絡。結合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信息，整合培訓資源，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和用人企業達成“定向式”、“定單式”培訓協議。（3）引入多元培訓機制。目前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陽光工程”中，全國民辦培訓機構的參與率還不足10％。為此，政府可以在加強全國勞動力信息網絡的基礎上，加強中介服務體系建設，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來激發和利用市場主體對需求的發現功能?鴉積極扶持企業、民間培訓機構和行業協會培訓體系的成長；逐步形成并鼓勵不同培訓主體有序分工、公平競爭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進而實現培訓與就業的有效對接。（4）重視培訓工作的反饋與引導。各級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以實現高質量就業目標為導向，制定評價標準，定期對開展農民工培訓的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的專業設置、培訓內容、課程安排、收費標準、招生情況、學員結業率、結業學員鑒定通過率、就業率、工資水平等狀況進行調查統計，并及時向社會，加強政府的監督職能。（5）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在教育安排上，要繼續鞏固并擴大九年義務教育的覆蓋面，同時進一步發展農村中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以提高潛在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能力，逐步實現就業公平，實現教育與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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