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增收問題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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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農民是當今中國積貧積弱的龐大社會群體,增收致富是中國絕大多數農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我黨農村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然而,近幾年農民收入增長十分緩慢，城鄉收入差距再度擴大至歷史巔峰，這種狀況已經嚴重影響我國繼續保持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局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了我黨和政府關于促進農民增收的“一號文件”本文主要圍繞著農民增收問題,通過對農民收入及負擔現狀的分析,初步闡述了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并進一步探尋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民增收之路。

【關鍵詞】農民增收城鄉差距制度偏斜城鄉二元結構

【Abstract】PeasantsconstitutethemostpartofthepoorinChina.Increasingtheirincomeandmakingthembecomerich,whicharethefundamentalinterestsofChinapeasants,arethebasisofurbanpoliciesofourParty.However,thepeasants’incomehasbeenincreasingratherslowlyduringtherecentyearsandtheincomedisparityhasextendedtothetopagaincomparedwiththepast.Thissituationhasseriouslyaffectedtheeconomygrowthofourcountry.Justunderthisbackground,theNo.1DocumentofourPartyandgovernment,whichhelppeasantsincreasetheirincome,hasemerged.Through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boutpeasants’incomeandburden,thearticlebringsthecauseforittolightandfurthermorefindssomemarket-basedpoliciesforincreasingpeasants’income.

【Keywords】increasingpeasants’incomedisparitybetweencityandcountrypoliciespreferencerural-urbaneconomydualism

一、引言

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大國，然而，時至今日，中國農業的發展卻始終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大而不強，成為困擾中國農業幾個時代的問題。農業效率低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頑疾。

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21%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13億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卻是在以占世界上40%的農民才養活了這21%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還相當落后，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積極發展農業、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民收入，事關我國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大局，其中許多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國農民增收難?我們又該如何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呢?這已經成為當前我們不能回避、更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當前農民增收問題存在的癥結

（一）當前我國農民收入及負擔現狀

要使農民增收，關鍵就在于減輕農民的負擔，這一點其實已經眾所周知。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就下達了《關于制止向農民亂攤派、亂收費的通知》；1990年2月，國務院再次發出《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作出《關于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然而，有令不止，農民負擔問題仍然扶搖直上。有資料顯示：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去年增長9.5%，而同期農民人均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卻增長了16.7%，農村勞動力承擔的義務工和積累工強制以資代勞就比去年增長了33.7%。據國家農業部統計，1995年農業兩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比上年增長19.9%，向農民征收“三提五統”費用卻比上年增長了48.3%，而承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集資攤派等各種社會負擔，比上年則增長了52.22%。這一年，全國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區的農民負擔，都超過了國家規定的5%的“大限”。從1991～1993年間，國家農業牧業稅收入占全國各項稅收的比重已呈下降趨勢，降到了2.2%，而到了1996年，這一比重卻又高達5.3%，比前幾年高出了一倍還多；若加上大量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農民一年辛苦到頭幾乎所剩無幾?！捌咧皇?，八只手，都向農民來伸手”，這句來自一些農村的民謠俚語，也許正反映了那些處于稅費重壓下的農民們的愁苦與無奈。

（二）我國農民增收難的原因分析

農民增收為何如此之難？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礙了農民富裕？弄清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它是農民開辟增收新途徑，創造新財富的前提，也是政府采取增加農民收入政策措施的基礎。

⒈日益加重的農民負擔，是影響農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雖然，一直以來我國采取一系列治理“三亂”、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但現行農村統籌資金制度是鄉鎮政府以“三提五統”的收費的形式直接向農民收取，實質上是屬于一種“一事一費一制”的籌資辦法，本身就具有推動開征新費的機制。一事一費需要專款專用、收入與支出相適應，當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公共事務需要時，財政預算內資金沒有力量供給，而新事務又非辦不可時，就只好相應開征新的收費才能滿足需要。加之收費又是由各部門自收自用，缺乏嚴格的法律約束和有效的監督機制，這樣在部門利益驅動下，實際執行中就極易擴大收費項目，從而導致農民稅費負擔居高不下。據中央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統計，僅中央一級機關部門制定的與農民負擔有關的收費、基金、集資等各種文件和項目，就有93項之多，涉及到24個國家部、委、辦、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費項目則多達269項，還有大量的無法統計的“搭車”收費。例如，有的地方，僅鄉鎮學校就增收有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僅喂豬一項就有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和城建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許多村鎮不管你養不養豬，一律要按人頭征收豬頭稅。

此外，農村基層行政機構的無度膨脹，人員冗余，也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自全國農村撤消之后，接著就改制為61,766個擁有自己獨立的財政利益和相應的稅收權利的鄉鎮政府。后來，這些農村基層政府的攤子越鋪越大，但凡上面有的機構，下面也有，不僅先后建立起黨委、政府、紀檢、人大、政協、武裝部六套班子，還相繼產生了代表上級政府部門的“七所八站”，真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機構的膨脹伴隨著就是鄉鎮行政人員的飆升。我國在編的黨政機關干部，1979年是279萬人，1989年則上升為543萬人；其中，當數縣鄉兩級上升最快，幾近失控！到了1997年，我國在編黨政干部人數已達到800多萬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數與同期國有企業下崗人數1,269,000人大體相當，與此同時縣鄉兩級機構和人員的飆升更是空前的，而這所有人員都無一例外需要農民養活。是誰加重了廣大農民的負擔？是誰消耗了農村改革的成果？——無限膨脹的機構和無限增加的官吏。

⒉傳統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城鄉分治拉大貧富差距。

國家現行的“三農”政策，大部分延續計劃經濟體制和推行工業化戰略時期的政策精神。在制度安排上總的特征是，經濟利益結構明顯向工業和城市傾斜，即“城鄉分治，一國兩策”。

⑴就業制度偏斜。在推進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民進城就業、向城市遷徙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使農民與土地拴在一起，強制農民滯留農村。這種制度在事實上使農民失去了居住自由和擇業自由，農村勞動力無法與城市工商資本結合。這種制度設計對城市居民有利，工業化創造的就業崗位被城里人"壟斷"了，而農民只能靠種地養家糊口。

⑵產業制度偏斜。農民不僅無法進入城市就業，而且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過程中創造的就業崗位也不屬于農民。在“國計民生”、“特殊物資”、“戰略物資”等名義下，權力部門瓜分商業利益，形成部門割據、“地盤經濟”。對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和化肥等農資實行壟斷性經營（特許經營），大量潛在就業崗位不屬于農民。加入WTO后，各行業向國際看齊，提高“準入”門檻，可能對農民更不利，尤其是對西部不利。這樣一套制度，限制了農民，抑制了農業，阻礙了農村工商業，負面影響極大。

⑶財富分配制度偏斜。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農民與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無緣。城里人已經享受了醫療、養老、失業保險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勞動與社會保障”好處，但農民尚不知勞動與社會保障為何物。在教育方面，農民額外負擔義務教育費用。本來受教育的一方享有權利，政府是義務方，但在農村卻反過來了，農民負載了義務，僅2001年農民支出鄉村辦學就達130億元。在國家政策方面，農民從積極財政政策中得到的實惠少。近幾年，國家在調整居民收入政策、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時，對城鎮居民采取增收措施較多而對增加農民收入措施較少。1999年至2000年，國家給公務員和國家事業單位人員加薪，提高城鎮居民社會保障，城鎮居民收入增加9.3%，而農民收入則僅增3.8%。國債項目也是城鎮多，農村少，城鄉收入比按可支配收入計算已經超過3∶1。

“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給中國農民帶來沉重負擔的另一種形式就是工農業產品交換的“剪刀差”。也就是說，工業品是被提高到脫離了本身的實際價值賣給農民的，而農民的農副產品又是被大大壓低了本身的實際價值賣出的，這一切源于政府制度的偏斜，并通過國家強制性的行政手段來實現的。

Y

D

工業品價格

A

1B

農業品價格

C

0X

如上圖所示，如果工農業產品的價格與價值相等，它的比價線AB就為1。但是，正是因為出現了遠離AB比價線、呈剪刀張開的AD與AC兩條線，工農業產品間的“隱性負擔”就到了農民的身上。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村人和城市人在收入和財富的道路上表現為“雙軌制”，貧富差距逐漸拉大。1999年，城市職工平均工資增加到8,346元，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雖然也有提高，但僅為2,210元，就是說，市民平均工資比農民人均純收入高出了6,136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農民人均純收入與1978年相比，實際已經下降。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財富上的“馬太效應”正在廣大農村和城市之間日益加劇的凸現出來。

⒊人力、社會資本的短缺，加大了農民增收難度。

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全國約有3.6億農村勞動力，可遺憾的是，這么多的勞動力，其總體受教育水平明顯偏低，素質不高。于是，廣大農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低素質勞動力過剩（約為1.6億），高素質人才短缺，人力資本嚴重匱乏。據統計，貧困地區文盲、半文盲率高達35%，全國外出打工農民約8,000萬人，其中80%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同時，農村社會資本也極度缺乏，“農民真苦、農村真窮”正是其真實寫照。農民個人擁有財產很少，可作為生產投入的資金必然很低。再加上農村社會基礎資本也嚴重不足，鄉村的水、電、路、訊等基礎設施極為薄弱，必然影響了農民增收渠道的拓寬。人力與社會資本的雙重短缺，導致農村科技、信息、教育發展的嚴重滯后，高素質人才缺乏，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加大了發展高效農業、特色經濟的難度，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限制了農民增收。三、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應對之策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一號文件”，顯示了我黨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給中國9億農民的送來一份暖融融的新春賀禮?！耙惶栁募碧岢隽水斍昂徒窈笠粋€時期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總體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認真貫徹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投入，強化對農業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一）進一步調整農業內部產業結構，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近幾年，農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減少，這是由于農產品出現階段性供過于求、市場價格低落造成的。為了解決我國農業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這是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主線，是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關鍵。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思路應該是：一要構筑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業產業結構。這就要求必須加快非糧食種植業和非種植業農業的發展，尤其是現代畜牧業、養殖業的發展，使其成為一個大產業。二要構筑不同地區各自比較優勢的農業區域結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上，不同地區憑借各自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地發展有市場競爭力的產業和產品，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三要構筑從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社會結構。不僅要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還要相應調整城市人口結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為此，必須大力發展非農產業。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要使農民增收，就得減少農民；要使農業現代化，就得改變城鄉二元結構。

近年來，安徽亳州結合自身農業發展特點，以效益農業為突破口，調整農業內部產業結構，在農民增收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通過調整，亳州市的種植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60%下降到52%，養殖業得以迅速發展，其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32.5%提高到40.78%，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亳州市大力推進了農業產業化，重點扶持和發展29家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2003年，其民營企業實現增加值54.3億元，從農村吸納了43.2萬從業人員，發放勞動者報酬29.3億元。

（二）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民就業水平

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制度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國內需求、消除過剩生產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笨梢?，健全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通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有助于農村現代化，有助于縮小城鄉和地區差距，為農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創造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在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過程中，如修筑鄉村公路、架設鄉村電網、建立自來水供應系統和廣播電視接收、發送裝置等，一般投資規模不大，投資較為分散，使用物質原料以國內為主，勞動力以農民為主，從而能夠創造出許多就業機會。農民就業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非農領域就業水平的提高，必然拓寬了農民增加收入的渠道。有研究認為，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摩天大樓，少建幾個“世紀廣場”，少修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連帶效應更是不可估量。

（三）加大政府稅費監管力度，切實減輕負農民擔

在我國農村不少地區，曾一度出現過稅費不分、以費代稅、稅負過重的情況，農民增產不增收，成為增收難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政府監管力度，推進稅費改革，禁止以各種形式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和以資代勞，則是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利益關系、治理“三亂”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政策舉措。農村稅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適當提高現行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稅率，取消農村一切其他收費，鄉、村兩級由此減少的收入，主要通過精簡鄉鎮機構和壓縮人員，減少財政開支，調整支出結構以及通過中央和省兩級財政轉移支付給予補助。在農村實行“費改稅”，必須同鄉鎮政府職能轉換結合在一起，改革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把農民集體經濟所有者職能，從鄉鎮政府職能中分離出去，交由農民選舉產生的集體經濟組織來實施。鄉鎮政府則從法律、規范、服務、監督方面進行工作，從而實現在農村分配關系上，政府財政分配與農民集體經濟分配分開的目標，以理順農村公共分配關系，阻斷農村政府部門用集體經濟組織名義，向農民伸手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的渠道。農民要想增收，減輕負擔是前提，要從根本上改變“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的狀況。

（四）由政府牽頭，聯動各級組織，為農民提供良好的信息、法律、技術服務

市場風險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信息的不完全帶來的生產的盲目性，因此，只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就可以將風險降到最低。對農民來說，自行搜集各類信息具有很大難度，同時由于搜集信息本身的外部性，將各類信息交給分散的農民處理，顯然缺乏經濟的合理性。即使農民能夠獲得信息，但是由于其自身各項條件的限制，他們也不能夠根據所得信息做出正確處理，使之作為自己采取行動的依據。同時，由于農村本身的閉塞性及農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盡管國家制定了種種支持農業的法律、法規，但對大多數農民來說，法律條文、技術指標還是“奢侈品”，他們缺少機會接觸，甚至讀不懂法律文件，要想讓農民掌握法律技巧更是難上加難。因此，應積極發揮政府作用，透過廣播、電視等各種手段定期或不定期地市場信息，讓農民生產經營少擔風險，多得實惠。要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為農民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服務。同時大力推廣技術下鄉，普及農業科技，完善農業生產服務系統，為農業生產、農產品的經營和流通提供技術保障。

四、結語

“三農問題”，目前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決不能忽視的關鍵問題，我們所進行的農村體制改革和一系列農民增收的舉措，無疑進入了最關鍵的時期?！八茌d舟，亦能覆舟”，這一問題解決的好，則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增強提供堅實的基礎；這一問題不能妥善解決，我們維持國家的發展甚至穩定都會困難重重。我們相信，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九億農民必將翻開歷史輝煌的一頁！

【參考資料】

1.《安徽日報》[N]第18919期2004年4月29日版

2.林毅夫：《有關當前農村政策的幾點意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3年第29期簡報[OL]

3.林毅夫：《“三農”問題與我國農村的未來發展》[M]

4.鄭曙東：關于農村市場經濟的宏觀思考[J]《財經科學》1994年第4期

5．陸子修：《農村問題答案不在農村》[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6.郝利才：為農民躋身市場架起信息橋梁[J]《銀行家》199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