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素質論文

導語：中國人口素質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人口素質"是多學科研究的對象。從中西比較來看，對人口素質或者說對人口質量問題的關注可以說是中國人口學和人口問題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學說史上，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注向來較少，如著名人口學家豪塞和鄧肯于1959年為"人口學"下定義時，"經過審慎考慮"，還是刪去了有關人口"質量"的內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學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發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論》中曾區分過"量的人口學"和"質的人口學"，并認為后者以人類生理、智能、倫理、優生學的資質為研究對象。法國著名人口學家阿。索維（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論》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討論了西方人口學家向來不予關注的人口素質問題。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關質量人口學的幾個問題，如優生問題、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關系問題、智力遺傳問題、各民族差別問題及安樂死問題等。索維還區分了優生學和環境學，在他看來，兩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進人類的質量，不過前者是通過遺傳，后者則是通過改變環境。現代西方學者對人口素質的討論最著名當首推從經濟學角度對人口質量進行探討的人力資本理論，人口質量就是人力資本，舒爾茨的"人口質量經濟學"早已成為人口經濟學中的一門顯學。但與其說這是人口學的研究，不如說是經濟學的探討。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并無本質區別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頻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在杭州召開。關于"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區別使用；另一種認為，從邏輯分層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別的，因而需要區別使用。因為人口質量涵義較人口素質更廣泛，它是與人口數量相對稱的概念。人口素質則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標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質、身體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等，它們的總和構成人口質量，單獨的某一素質概念沒有對稱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國家教委委托，"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在京舉辦，但在這次會議上，似乎更多的學者認為"人口質量和人口素質是同一個概念"（"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朱國宏認為：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品質均相當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詞，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術語，一來與時代背景有關，二來與研究者的偏好有關。人口素質一詞的普遍作用，可能與人們對質量與素質的不同理解有關，質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質的一面，而素質似乎只能用于人類方面（朱國宏1994）。穆光宗則認為：從嚴格的意義來講，兩者也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人口質量是相對于人口數量和就人口的總體而言的，而人口素質則是指人口質量的某一個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人口素質"的說法，這可能是90年代顯著區別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厮輫鴥冉?0年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大致可以分出幾個方面來回顧和評述：

一、對"人口素質"涵義的探討

中國人口學者認為，"人口素質"是一個具有多義性的概念，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和界定（朱國宏1998）。也就是說，"人口素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視野里可能有著不同的規定。"人口素質"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理論問題是70年代初中國人口學復興以來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至今依然見仁見智，未有定論。

過去，雖然像社會學家陳達、經濟學家馬寅初等學者也十分重視人口質量問題，但似乎一直沒有嘗試對人口質量的內涵作出界定。對人口質量內涵和外延的討論曾經是70～80年代中國人口學界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對人口質量較早給出定義的可能是北京大學的張純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論教程》一書中定義如下："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國人口科學研究成果的《人口學詞典》也持相同看法，并進一步將"人口質量"的含義概括為"反映人口總體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亦稱人口素質"。張純元的定義雖然很有影響、并廣被引用，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幾乎與此同時，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質論》一書中就給出了不同的定義，他們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種構成的總和。這一定義與前蘇聯學者的定義相同，如巴茲德勒夫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構成體系的總和。他所說的人口構成包括年齡性別構成、人口健康狀況構成、業務技術熟練程度構成、教育水平構成和社會階級構成等。

這種從結構的角度來定義人口素質的做法應當說是給人啟迪的。雖然"人口"與"人"的關系如同森林和樹木一樣的密切，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從現象上看，人口是個人數量的集合；從本質上看，人口是個人關系的聚合"（閻海琴1992），但畢竟"人口素質"不同于"人的素質"。"人口"范疇和"人"的概念的兩個最大區別：一在總量，二在結構。系統論的觀點早就告訴我們，結構決定功能。也就是說，一定的人口結構決定了某一個人口所具備的功能。這種種"功能"自然能夠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質"或者說"質量"。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完全可以說，人口的結構就是人口的素質。無視人口總量的和結構的特點來談所謂的"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很容易與一般意義上的"人的素質"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辭地在"人"的層面上做"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的文章，這當然是似是而非、大謬不然的。蘭州大學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經很獨特地認為："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之概念內涵明顯相別，各有所指。前者說的是一個人與生俱來自帶的屬于先天本有的"東西"，泛指"人"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質地"，如生理機能、固有心性、潛在智慧、氣質特點。后者說的則是一個人通過后天自覺地努力多獲得的"東西"，其實也就是"人"對其"素質"在社會化過程中進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發展的實際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觀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實可以將"人口素質"視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價值再造的"基礎"，而將"人口質量"視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發展的人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談到：人口質量的本質實為一個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會的人力，就其具體存在而言，往往表現為潛力、儲力、顯力三種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長，并以其統一的擁擠構成共同體現人口質量的實際水平。他顯然將"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與"人的素質"或"人的質量"相混淆，將重點做在"素質"和"質量"的差別上，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前提：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與"人"的關系。實際上，這是將"人口素質"看作是先天遺傳的稟賦，而將"人口質量"看作是后天養育的狀態。然而，這種看似有些道理的觀點卻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問題：無論"人口"與"人"關系多么密切，畢竟是兩個有很大差異的概念。倘若前提錯了，推論也就可想而知。誠然，在中文中"素質"和"質量"可以有所區別，但英文中卻是源出一詞，即"PopulationQuality"，對此又作何種解釋？

到了90年代，一些學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閻海琴（1992）曾經指出：在人口學中，人與人口兩個概念的混淆是導致人口質量難以確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論界所討論的"三要素"或"兩要素"’論，其實幾乎沒有脫離開從人的素質出發研究人口質量的模式，研究的出發點大多是從人的素質延展開來的。譚琳則主張拓展"人口質量"概念，她認為應該從系統的觀點思考人口質量。廣義的人口質量應不僅僅涵蓋一定時空中人口系統中個體素質的總和，而且包含個體素質的整合和互動。因此，從廣義上認識人口質量，首先要區分個體的人的素質和總體的人口質量的差別。人口質量不是個人素質的簡單加總或任何形式的加權和，而是個人素質的有機組合，具有系統性即整體性、組織性和動態變化的特征。

這兩位學者的思考都是很有價值的，但當時沒有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關注。其實早在80年代中期，鄭禎誠對"人口"與"人"的關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闡述。首先，他區分了"一般人口"與"具體人口"。作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應該有"一些最簡單的規定"，而不應該加上種種只適用于具體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歷史規定性。其次，他認為，人口質量是人口屬性所要求的全部內容。人口屬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屬性&#0；&#0："生命"和社會屬性&#0；&#0："勞動"。他在1986年曾經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為人口屬性，把特殊人口混為一般人口，因此他們在論述人口質量時總要加進一些只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才產生，才具有的內容來作為一般人口質量的內涵。然而，由于中國人口學界真正的學術規范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學術評論工作以及評論中的學術承繼始終不盡人意，所謂的學術研究常常處在低水平重復甚至思想倒退學術萎縮的窘境中。因為多年來國內學界對"人口"概念認識不清、定位不準，已經導致了理論上的混亂，以致于到了20世紀末，一些有識之士還不得不舊話重提，來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與"人"的區別。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郭志剛（1998）認為：人口是一個抽象，原義上是統計學的概念，代表人類群體在定量方面的屬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數量抽象，不區分階級，沒有社會屬性規定性。本質上的規定性是生存著的人的集合，其實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據此，他反對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續發展"中心的觀點，同時還反對"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的傳統看法。不過，筆者以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夠，還應當看到"具體人口"，因此，看到"人口"與"人"的區別并不夠，還應當看到兩者的聯系；進而從統計學角度界定人口也還不夠，還應當從社會學角度來觀察"人口"。否則就會像馬克思曾經所說的：人口就變成了一個混沌的表象、一個數字的堆積、一個沒有意義的抽象。總之，人口的屬性是雙重的，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

閻海琴認為：個體的人與人口之間有一個"差"的概念。這個"差"抽象地說，就是所迸發出的人口聚合力；具體地說，便是人口各種構成。顯然，個人素質水平或者構成人口總體的個人素質的平均水平，決不等于或者決不代表人口質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差"的概念存在。單個的個體是無所謂"聚合力"和構成的。認識了這一點，人口質量的概念和內涵也就比較容易確定了。即從總體來講，人口質量包括各種人口結構和人口聚合力兩大方面。人口結構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為了延續人口的存在和發展），還應包括人口的社會結構（為推動社會的進步）和人口的地域結構（為了認識、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紀律性以及改造和認識實世界的共同能力。簡言之，即指一種集體的力量。這里，人口結構與人口聚合力是相輔相成的。譚琳的看法與閻海琴的觀點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在學術承繼上關系可能是微弱的，這也恰好說明了學術性的綜述和評論是多么重要。

筆者認為，他們能夠看到個人之間、人群之間"聚合力"或者說"互動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來界定"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稱得上是理論上的一個突破。閻海琴提出的那個"差"的概念是相當重要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質"替代著"人口素質"，混淆著這兩個雖然聯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區別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沒有看到這個"差"的存在。總之，對于真正人口學意義上的人口素質來說，堅持系統、結構和互動的觀點是絕對必要的。我們或許可以說，所謂的人口素質或者說人口質量，就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口的結構和組合狀態所展現的各種社會功能和影響力。較高的人口素質和人口質量，一般總是具有較為合理的結構和組合，同時也會產生較強的社會功能和較為積極的影響力。

從人口素質的外延來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爭。傳統的"三要素"論認為，人口素質包括了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這三個方面；并認為身體素質事實人口質量的自然條件和基礎，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是人口質量的中心。以張純元（1998）為代表的一種觀點認為："人口的身體素質"是指發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體力大小、體質強弱、耐力的持久狀況、動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標有：平均身高、體重、胸圍以及平均增長速度、相對的平均體力和耐力水平、呆殘低能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嬰兒死亡率、總死亡率、平均預期壽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學素質"是指一個人口群體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水平、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標有：在校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知識分子占總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質"是指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包括人生觀、道德觀、思想品質和傳統習慣。直接或間接進行衡量的指標主要有：忠誠的愛國者占總人口的比重、尊老愛幼者占總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總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總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種也產生過影響的"三要素"論則認為，"素質"即"潛能"，包括生理潛能和心理潛能；就人口素質的內在結構來看，包括了身體素質、智力素質和非智力素質或簡稱心理素質（穆光宗1989；許金聲1991）。之所以用"智力素質"代替"文化科學素質"，是因為文盲人口雖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學方面的素養，但決不會缺乏一定的智力發展水平；換句話講，"文化科學素質"的說法無法測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學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質"也是相對理智、客觀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質"的說法更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種"三要素"論認為，人口綜合素質不是個單項素質相加之和，而是各單項素質在人的活動過程中有機組合構成的一個動力整體。具體來說，"人口綜合素質"是人口之"動力素質"、"能力素質"和"倫理素質"的乘積。據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響著生命主體完成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可歸類為"動力素質"，如需要、動機、理想、意志、興趣、進取心等；舉凡影響生命主體完成活動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質都可歸類為"能力素質"，如體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體的心理結構中起行為準則的作用，控制主體傾向以某種相對穩定的方式從事活動，就可以歸類為"倫理素質"，如道德、性格、世界觀、態度或是國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論則認為，"人口素質"只能由身體素質和文化科學素質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質包括進去，由于缺乏統一的衡量尺度，就難以進行人口素質的國際比較；即便是泛人類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進行指標分類和量化也是很難解決的問題（陳劍1988："中國人口生活質量比較研究"課題組1992）。

從目前的認識來看，無論是"三要素"論還是"二要素"論，在認識上似乎都沒有完全擺脫將"人口素質"等同于"人的素質"的嫌疑。但退一步說，倘若考慮了結構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無疑問，我們既要看到"人口素質"和"人的素質"的聯系，又要看到兩者的區別。所謂"人口素質"或"人口質量"也就是總量平均、系統有機和結構組合的意義上的"人的素質"。

二、人口素質的作用力和影響因素研究

"人口素質"為什么重要？這里涉及了"人口素質"之作用力和功效問題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學界在理論上探討"人口素質"的含義和重要性的同時，已經有一些學者轉向實證性研究，開始將"人口素質"問題與"脫貧致富"問題相聯系。作為80年代初期一項有影響的研究，王小強、白南風（1986）兩位學者曾經提出發人深省的假說：人的素質差是所謂"落后"概念的本質規定，"人的素質"或者說"人口素質"被看作是貧困、落后的決定性因素。許多后續研究都是以此為基礎的。筆者本人也對"人口素質"與"脫貧致富"的關系進行過細致的研究，結論是：人口素質低或差本身既是廣義貧困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狹義貧困（經濟貧困或物質貧困）的一個重要根源。具體來看，首先，健康素質好不一定就能脫貧致富，但健康素質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響了對勞動和生活的參與，則會明顯地成為脫貧致富的阻力；換言之，健康狀況對脫貧致富的負效應要大于正效應。其次，貧困的本質規定是一種惡性循環，是經濟貧困和文化貧困的共生、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的交織。作為脫貧致富的非經濟障礙，文化貧困和精神貧困是比物質貧困更深重、更長期、也更難克服的特殊貧困問題。所謂文化貧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質低所產生的一種特殊貧困問題，即教育的貧困，如缺乏理性、視界狹小、目光短淺等；而精神貧困則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質弱所產生的一種無形貧困現象，即心態的貧困，如人窮志短、內心空虛、只求溫飽等。再次，人口素質的改善程度本身應視為脫貧致富系統工程新的、重要的標準?；蛘哒f"素質脫貧"是我們的本質目標，文化脫貧和精神脫貧必須擺上議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學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還有對我國22個省區23個貧困縣的一份實證研究。張純元等的研究結論是：人口因素從多方面制約著貧困縣的脫貧致富進程，但低素質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比過多人口數量的制約作用更大；發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是貧困縣脫貧致富的基礎工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則是貧困縣脫貧致富的根本手段。這一結論再一次在理論上證實了各界人士早已達成的一個共識，"治窮先治愚"的經驗就早已被基層社區組織所認同并付諸實施。

有較多的研究者談到了"文化素質"在控制人口和發展經濟中的作用。楊耀臣（1993）的研究曾經得出一個結論：人口再生產的長勢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強烈反作用。也就是說，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實上這也早已被國內外大量的研究所證實，特別是育齡婦女的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高度負相關這一點尤為突出并廣為人知。這是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育齡婦女一般更具備"經濟人"的理性，更能冷靜、客觀地對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時代潮流的生育決策，她們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質量，也不能不考慮生育的機會成本，更樂意在生養孩子和個人發展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在楊耀臣（1994）的另一項研究中，他強調了教育的經濟價值，他通過定量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億元投入到普及9年義務教育，15年后人口數量可望減少6000萬，全民文化程度的起點為初中畢業；還清原先增設的教育經費，還可獲得年利1700億元以上。重要的或許不是這誘人的數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資是"一本萬利"的投資行為，而且是早投資、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筆者近年來一直堅持的觀點：人的建設是最基本的建設，人的投資是最重要的投資，人的發展是最關鍵的發展。也有學者認為，中國要實現人力資本依托型的經濟增長（康曉光1995；張朝尊，吳光炳，高玉喜1996）。魯迅先生早年說得好：人立爾后萬事舉。發軔于20世紀中葉的人力資本理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到了80年代，西方新興的四要素經濟增長理論更是把知識看作是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來對待（穆光宗1999）。這些都是發人深省的。

"國民素質"的確是中國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事業命脈所系的大問題。國務院研究室教科文衛司司長解思忠曾經對國民素質從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健康、職業、審美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考察，歸納出了24種缺陷（解思忠1997）。但中國人口素質的作用長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這一點卻成了國人皆知的事實。1992年，朱國宏曾經嘗試用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的勞動投入分解法來測度中國人口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結論是：在中國1952～1986年間的經濟增長中，資本投入量增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勞動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質量作用在內的"殘差"的作用則只有12%，在國際上是偏低的；進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質量作用在"殘差"中大概占了40%左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則約為5%～6%.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勞動力人口質量的轉化受到了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從而出現了轉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狀況（朱國宏1994）。但遺憾的是，后續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見到。從理性上推論，90年代以來勞動力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定是上揚的趨勢，特別是近年對"知識經濟"的倡導使得知識和人才升值的趨勢幾乎襲遍全國。但確切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與此同時，有幾項研究得出了一個共性的結論：這就是中國的人口素質發展水平超前于經濟發展的水平（朱國宏1991）。理論上的解釋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國的人口素質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還沒有轉向良性循環，使人口素質在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的障礙因素。正如朱國宏所指出：這些障礙因素，既有人口質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經濟發展本身的，還有人口質量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過程所必然產生的。所有這些障礙因素的存在，從人口質量投資角度分析，又主要與投資機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聯系，而這正是改革的關鍵所在。1995年筆者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面臨的不僅是國民素質不高，而且是國民素質潛能轉化率不高的問題。國民素質問題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化素質問題，健康素質特別是心理素質問題也相當重要。目前中國要十分警惕新的貧困即"富裕的貧困"現象愈演愈烈。在物質上脫貧致富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盡快脫貧致富的艱巨任務。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全面、可持續的脫貧致富是物質&#0；文化&#0；精神三位一體的，或許可以說，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是脫貧致富真正本質的目標。市場導向的經濟社會變革給國民健康素質的提高和改善帶來的挑戰表現在：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態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學化。表現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體制改革上，要從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向政治體制、干部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深化和推進；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從控制人口數量為主逐步轉向重視提高國民素質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對"人口素質"問題的研究不僅要超越人口學的視野進入廣闊的社會科學領域，而且研究本身還具備了最直接、最富戰略性的政策涵義。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可持續發展"概念和命題的流播，研究者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將"人口素質"問題與"可持續發展"問題相結合。許多學者都深刻地意識到：在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中，必須高度重視"人口素質"在中國人口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在中國人口的基本國策中，控制人口數量畢竟是手段，進而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才是我們的目的所在。然而遺憾的是，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軟"’，即抓控制人口數量用硬指標，抓提高人口素質用軟指標或無指標，致使對控制人口數量的目的產生迷惑，最終變成為控制人口數量而控制人口數量。在中國的生育率已經降到不能再低的時候，如果不及時糾正"一手硬、一手軟"的做法，不僅不利于人口發展，而且會通過多種途徑影響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如通過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等途徑（（譚琳1996）。毋庸諱言，中國所謂的人口政策實際上是偏狹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質"這般重大的戰略性問題常常是停留在口頭的呼吁上，理論上的強調和實踐中的忽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孫兢新（1998）對中國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探討，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證實了我們已知的一個結論：從時序變化的角度看，近20年來，中國的國民素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壯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減少，在業人口的文化素質有所提高；但從橫向比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體系中觀照中國的國民素質，則不容樂觀，如中國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在業人口中15～24歲青年學齡人口依然占了相當的比例。

如何使一個"人口大國"變成一個"人才強國"的確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深長思之的問題。鄧小平非常重要的一個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強調提高國民素質的重要性。1985年5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的講話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話，這就是"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

可持續發展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而所謂人的全面發展最重要的標志歸根結底是人口素質的全面提高。筆者曾經指出：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人口素質問題是人口與發展之間諸多問題中最值得關注的，因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協調人口與發展的關系，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要設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質。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可持續發展"課題組（1995）曾經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觀點：（1）未來世界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國民綜合素質的競爭。要保持經濟持續的發展，就必須全面提高國民的綜合素質。在課題組看來，國民綜合素質是由人的體力素質、智力素質、文化素質、科技素質、政治素質、道德素質等多方面的素質構成，其中體力和智力素質又是科技文化素質的前提條件，科技文化素質則是國民綜合素質的基礎素質。（2）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缺乏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在于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提高人口質量，用人力資本代替自然資本。這樣不僅能實現對"增長極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內保護自然資源。（3）提高國民綜合素質，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國科教興國的戰略部署，?純平絳斯?幕?∏疤崾僑?褡宓目蒲Ы逃?幕?刂實拇筇岣擼?庥鐘欣滌諤辶?、智力、健繖n然?舅刂實奶岣摺R虼耍?平絳斯???刃絲平?；科教?耍?匭胂韌蹲視諉瘢?岣吖?竦淖酆纖刂省?quot;國民素質"這種提法現在已廣被接受。筆者認為，這種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質"和"人的素質"這兩種提法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是一個更靈活、更貼進實際的一種說法。但遺憾的是，在課題組上述的定義中，還是不自覺地把"人口素質"與"人的素質"劃了等號，他們似乎忽視了結構的力量、人際的互動以及由此體現出的功能和影響力。"用人力資本代替自然資本"這是一個重要的想法，198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沒有極限的增長》中就以"最后的資源"為題討論過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的戰略性價值。要科教興國，首先要國興科教，這無疑也是一條重要的思路。近年來，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對此大聲疾呼（孔憲鐸1998）。進一步的問題或許是，不僅要投資于民，而且要激勵我們的人民。對貧困地區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經表明，家庭教育投資可能產生的效益與投資主體對教育的需求或者說看法有關，僅僅投資于民，還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

實際上，即使在"計劃生育"的視野中，"提高人口素質"也完全可以通過"保障生育質量"來落實。近年來，高層領導顯然已經看到了"生育數量控制"和"生育質量保障"之間兩不平衡的隱患和弊端，開始強調計劃生育部門也要為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而努力。1998年1月5日至7日，在天津召開的加強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工作會議上，國務委員彭佩云談到：中國雖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數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方面還面臨著許多的問題。據有關研究推算，中國每年約有20至30萬肉眼可見的先天性畸形兒出生，加上出生數月和數年才顯現出來的先天殘疾兒童，總數高達80至120萬。每年新生兒因發生窒息而導致腦癱、癲癇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萬。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新口號，具體要求：使高發致殘、致畸的出生缺陷發生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圍產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婦女缺碘所導致的兒童智力損害，不斷提高出生嬰兒的身體素質和智能。這無疑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一個大問題。這可以看作是一種進步，因為這無疑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一個大問題。一般認為，"出生素質"是"生命素質"的基礎，"生育質量"是"人口質量"的基礎。先天遺傳的素質是奠基性的，后天養育的素質往往有其生物學的極限。或者說前者是"潛在素質"，而后者則是"表達素質"。

談到影響人口素質的因素，我們可以分出"先天遺傳"和"后天養育"兩個角度來分析。這就不能不涉及"優生"和"優生學"的話題。優生學自19世紀末英國遺傳學家弗蘭西斯。高爾頓創立以來，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中國自建國以來，優生學也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受到貶抑。在中國優生學說史上，一位已故學者是不應該被忘懷的。他就是中國老一輩的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戰時期編譯的名著《優生原理》至今仍被專業人員看好，此書共分8章，前4章闡明了優生學的基本觀點并介紹了國際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章則介紹了如何提高人類素質的一些優生學方法。在"優生"問題上，一個共知的問題是：遺傳和環境、先天與后天、性與養從"優生學"創立之初起就開始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對此問題的爭論種種，潘光旦（1981）的觀點相當精辟：我們論人才，原有兩個很分得開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條出路；二是造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達什么程度；前者的決定大半由于環境，而后者的決定則大半由于遺傳?；蛘哌€有一個更簡明的說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緣"大多寄寓于環境之內，而所由產生人才??quot;因"卻要在遺傳里尋覓。"

有些學者的議論也是很富啟迪的，胡紀澤（1986）在重溫潘光旦先生《優生原理》時的感悟是：一個人能否在某項事業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環境條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還與他的氣質密切相關。不同的事業，需要不同氣質的人。一個人的氣質主要也是由遺傳決定的。近年來，有關優生學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蘇蘋、侯東民編著的《優生學概論》一書中。該書不僅論述了遺傳和優生、環境與優生的關系，而且強調指出優生也是一個社會學問題，并嘗試從社會醫學的角度闡述了社會與優生之間的關系。錢信忠先生（1986）也曾從普及知識的角度探討過優生優育即提高人口素質的問題，并主張制定優生保護法。

對人類的優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條途徑是生育選擇。然而，中國人口政策的偏狹性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這樣的特點：在人口數量的控制上做得很嚴，而提高人口素質的措施卻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學者提出：控制過死則缺乏優生學的遠見，"一對夫婦只生一個"的提法太籠統，缺乏科學預見性。殊不論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在幾十年后可能會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僅從優生學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紀澤1986）。對獨生子女問題的探討似乎支持了這樣的觀點。在近年來有關中國生育率下降代價問題的研究中，"獨生子女問題"是最引人注目的代價問題之一，確切說包括了原生性的獨生子女新生代素質發展失衡的問題（如非智力素質問題比較突出、次生性的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問題和獨生子女自己的婚姻問題等（穆光宗1994，1995）。

當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優生，筆者曾經分析過計劃生育對提高人口素質的作用效果，初步結論是：（1）中國的計劃生育通過一系列的綜合措施在較大程度上降低了廣大育齡婦女的生育風險，或者說減少了她們"風險生育"的概率。如通過一系列預防性措施，提供多樣化的可供選擇的避孕節育措施，幫助廣大育齡婦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產，從而促進了她們的身心健康。（2）在計劃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眾普遍歡迎和擁護的地方，計劃生育對婦女健康的影響大多比較積極。如計劃生育"三結合"的成功實踐所形成的良好的社會心理氛圍對育齡婦女的身心健康有著良好作用。（3）計劃生育對生育質量的正面影響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都是積極且顯著的。主要表現在：其一，"少生"這一結果本身對下一代的優生優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優生優育措施的落實有力地促進了優生優育事實的形成和擴充；其三，母親一代在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狀況兩方面的俗話子改善對下一代的生育質量具有強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質逆淘汰問題研究

中國人口素質逆淘汰問題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紀澤（1986）認為，如果鼓勵少生，率先響應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多半因為事業的緣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個就已滿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級知識分子更是大有人在。這樣就帶來了嚴重的反選擇、反優生的后果：高智能階層的后代不斷減少，這樣勢必拖住整個種族進化的后腿。雖然他沒有用"逆淘汰"一詞，但"反優生"的說法其實并無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農村人口多生這種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質結構性下降的悲劇。顯然，其時人口學界還沒有普遍關注這個問題。1987年11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國人口素質研討會"對此問題不置一詞似乎就足以證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開"中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問題）科學研討會"時，已有多位學者討論人口素質逆淘汰問題。如此看來，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關注應該是在進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筆者同時在《社會學研究》撰文討論了"人口素質的逆淘汰"問題，周孝正認為：所謂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質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縮小，而低素質人口所占比例擴大的過程或者說現象。筆者則認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總人口中低素質以及零素質的人口比重越來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產在質量方面"劣勝優汰"惡果的一種社會現象（穆光宗1990）。

事實上，"逆淘汰"一詞源出高爾頓。高爾頓在接受達爾文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理論后提出了這一概念。但在高爾頓的研究中，當時他注意到的是遺傳素質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義為：現代文明社會，包括科學技術、法律、宗教、倫理道德等可能會創造這樣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不僅一些被認為身心俱健的"適者"能生存繁殖，同樣使一些被認為應是屬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機會，這樣勢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這樣勢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遺傳頻率，最終嚴重地削弱人類的遺傳素質（趙功民1992）。在過去的10年中，人口學界的認識大概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觀點明確提出了"人口素質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陳劍1992）；第二種認為"人口素質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腳，甚至是錯誤有害的一種認識（戴星翼，侯東民1992）。第三種則認為，從全局看，"人口素質逆淘汰"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場虛驚；但從局部看，"人口素質逆淘汰"現象也是存在的，對此不應當熟視無睹（穆光宗1991，1995）。具體來看，這三種代表性觀點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種觀點認為"人口素質逆淘汰"可以分為"總體人口素質逆淘汰"和"身體遺傳素質逆淘汰"兩種。陳劍認為：總體人口素質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體，由于自身素質的差異和外界環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農村婦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長期下去就會形成一種不利的人口結構，即能為人口素質提高創造較好條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為人口素質提高創造較好條件的農村人口比重則提高。身體遺傳素質逆淘汰，則是指由遺傳素質差異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遺傳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為社會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體健全的父母則限定在嚴格范圍內。陳劍強調了三點：一是總體人口素質逆淘汰現象應當引起關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縮小而不是擴大了總體人口素質的逆淘汰，三是由身體遺傳素質的差異所引發的逆淘汰則與人口控制有關。筆者認為，將生育率的差異當作人口素質的差異不僅是一種牽強的看法，而且是一種靜態的封閉人口的錯誤假定。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雖然城鄉生育率存在著二元化的格局，但農村人口、農民人口的比例卻在非農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顯著地下降。再者，極其個別的因為遺傳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現象雖然曾經存在過，但其負面影響被夸大了。在這個意義上，圍繞"人口素質逆淘汰"所展開的討論就好象當年的堂吉柯德那樣對著"風車"大戰了一場，似乎是杞人憂天而已。

陳誼（1998）的碩士論文曾經探討過"城鄉人口的生育率差異與人口素質的關系"。她把"人口素質逆淘汰"定義為：在人口素質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對人口素質提高產生消極影響和阻礙作用的因素，結論是：城鄉人口的生育率差異對人口文化素質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進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認為：受教育條件的改善和提高對人口文化素質的影響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響次之，城鄉生育率差異的影響最小。她特別強調人口遷移對于"逆淘汰"的緩解作用。該文將對人口素質提高產生消極影響的因素歸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爭議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統開放的現實性是值得肯定的。公務員之家:

作為第二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認為：逆淘汰現象宏觀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論上，"逆淘汰"是失敗的。斷言中國發生了逆淘汰現象，至少是輕率的。因為"無論人們如何談論"逆淘汰"或"不利的選擇"，到時都會發現這不過是一場虛驚，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著"足夠多的好東西"。侯東民則認為"人口控制導致人口素質逆淘汰"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論斷與認識，因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質"逆淘汰"的功能。對此，陳劍和筆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區分宏觀和微觀的觀點有他的道理，事實上，筆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見解。只是作為謹慎樂觀主義者，筆者在一些具體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兩種。

作為第三種見解如果成立的話，筆者的看法主要是：其一，從結構的角度討論人口素質問題時，最需要關注的是不同素質發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說帶有特定質量標識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變化。因此，在理論上的確有一個人口發展是"正淘汰"（優勝劣汰）還是"逆淘汰"（劣勝優汰）的問題。其二，"逆淘汰"現象在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所謂人口逆淘汰可界定為低素質的亞人口群規模不斷擴大或者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鄉差異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時，不應忽視"正淘汰"，兩者最好結合起來研究。因為人口素質的發展水平必然是正負兩種淘汰力此消彼長的結果，也是正反兩種社會選擇機制動態平衡的產物。總的來看，"正淘汰"是主要的；從發展的眼光看，"逆淘汰"也是不足為憂的。其四，"逆淘汰"現象大概可歸為三種：一是自然性逆淘汰，這是由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所引發的；二是遺傳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統長久地自我封閉，導致通婚圈縮小，出生人口素質呈現結構性下降的趨勢。三是社會性的逆淘汰，這是指由于社會發育不良，教育衛生條件落后，導致對人口健康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產生威脅甚至對某些人群帶來嚴重的危害。

在研究人口素質問題的過程中，筆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開放人口系統的重要性。事實上，要遏止人口素質的逆淘汰，促進人口素質的現代化，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使人口系統走向開放。人口流遷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機制力量變得強大起來，使區域人口成為開放系統。人口流遷對人口系統的現代化是絕對必要的，但人口流遷也應當有個度，這個"度"包括向度和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