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代化進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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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孫的說法，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屬于“后發外生型”，是在殖民侵略，國家遭遇外部挑戰的情況下“被迫”開啟的，可以說是一場激變，一次劇烈的脫節，一次對外部挑戰的積極回應。

中國的現代化覺醒從林則徐、魏源到李鴻章、曾國藩，再到康梁和五四時賢，對西方的學習經歷了由軍事到技術再到制度最后到全盤吸收西方文化的過程，并且最終選擇了革命這條最徹底的道路。

在遭遇殖民侵略之前，中國自身是缺乏足夠的現代性因素積累的，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中國社會對現代化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霸绨l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手段是創新，而“后發外生型”國家的主要手段是“采借”，因為他們可以在早發型國家的現狀中看到自己未來的前景。但中國在“采借”的過程中呈現出一些畸形的表現：以西方的現代化指標為標準，一味追求“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以西方的理論為圭臬，一味的強調民主、人權，將幾千年的中國經驗化為零，缺少對現實的反思和對傳統價值的認同，我覺得，這種將西方價值理念奉若普遍真理的思想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化過程遭遇的深刻危機。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西方是不同步的。中國剛進入前工業時期，西方“早發內生型”國家已經步入了后工業時期，而且“后發外生型”國家的現代化具有“一攬子解決”的特點，因此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與西方相比，除了一些共性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大，腐敗滋生，道德失范、環境惡化等，也有一些不同于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特殊問題.

這種現代化進程的不同步一方面使中國可以采借西方國家已經積累起來的現代化因素，另一方面也給中國現代化造成了不利的國際環境。西方國家雖然鼓吹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但他們無法容忍中國與之自由競爭，他們掌握著全世界的話語權，必然會利用其所謂的道德優勢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與經濟利益。根據沃勒斯坦的“核心-邊緣”理論，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屬于依附型的地位。我們通常只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卻沒有看到在GDP的快速增長中，中國付出了勞力和血汗，過半的利潤是流向外資企業的！另外，中國也存在盲目跟隨國際潮流的問題，在實體經濟未發展成熟時將注意力轉向金融業，其實是將自身置于被動、危險的境地，因為世界金融體系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美國利用金融工具向全世界借錢，中國用產品換取了大量外匯，而拿到的只是賬單不是貨款；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又把“負責任大國”的帽子扣給中國，試圖讓中國為其危機買單。

政治方面，以西方為主體的現代化在全球蔓延的過程實質上也是西方意識形態在全球被兜售、推銷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催生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群體，就是所謂的金融買辦集團。這些人是現代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消費者和宣傳者，再加上中國歷史上缺少明確的“國家”觀念，多強調“天下”觀念，因而中國現代化不僅沒有像“早發內生型”國家那樣強調民族國家甚至民族主義，相反，卻引發了我們民族認同的危機和“西方化”危機。

文化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貫穿著一條向西方學習的主線。五四時賢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全盤否定，對西方文化進行了全面歌頌，后繼的知識精英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習慣性的忽視了本土文化資源，傳統禮俗和社會人倫。一個人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的認同。為了維護其知識的有效性，他們也必然要維護西方的意識形態，而不知甄別辨析。這種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切斷了民族文化傳播的途徑，是一種單向的文化選擇，中國思想界逐漸失去了精神獨立，中國的知識界逐漸失去了支持產生的熱力，知識精英將西方的思想理論奉若神明，在社會科學界表現為學科主體性的消失，一味的崇拜西方經典理論和研究方法，不能立足中國經驗、回應中國的現實問題，這種知識界自信心的消失其實是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思想精神崩潰的寫照。公務員之家

其實在路徑選擇上，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備普遍性，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選擇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歷史傳統?，F代化的思想中包含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把人類社會的實踐理解為一個通向終極目標的途徑，這一點與馬克思的思想有契合之處，馬克思也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種現代化工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曾經歷的，如孫提出的四大現象：錯位、失衡、畸變、兩難。因此我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范本，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世界秩序的不公、西方話語霸權更是為中國現代化設置了障礙。中國，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應該如何應對現代化的沖擊？“早發內生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標榜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思想，而在“后發型”德國，李斯特也提出了“幼稚工業保護主義”，實際都不具有普遍性，都是國家利益本位的。將西方的東西理想化，拿來作為我們抽象的價值模式，不注重文化特殊性，就會導致全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就等于默認了西方的霸權主義。我覺得，中國首先應該從精神奴役中掙脫出來，創造出符合中國現實的維護自身現代化利益的學說，掌握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體性，而不是去尋求同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對話，更不是去擁抱西方的意識形態，而是與之分庭抗禮。就像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中講的，在“文明的交往中，區分‘我們’與‘他者’，尋找那些使我們成為我們的東西”，要敢于挑戰世界的潮流，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