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農業發展融資機制模式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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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設施農業的發展，涉及土地、資金、技術和勞動力等諸多要素，最終都可歸結為貨幣化的資金供給問題。本文立足天津設施農業發展的環境，在研究國內外相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天津設施農業可供選擇的融資渠道和項目融資模式，對融資機制的創新和小額信貸等融資模式的運用，也做了初步的研究。

關鍵詞：設施農業融資機制融資模式

設施農業開辟了我國農作制度發展的新領域，在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漸突出。天津市由于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資源配置條件，設施農業生產的發展受到政府的重視，在薊縣、寶坻等縣域，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設施農業在向規?；A段發展時，資金如何保障，各資源主體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都涉及到融資機制和融資模式等融資問題。天津市只有解決好融資問題，設施農業的產業升級所遇到的資金瓶頸才會被有效打開。

一、設施農業融資問題概述

設施農業又叫設施型農作制度，是通過人工構造的設施，采用農業工程和機械技術，改造自然的微環境，為動、植物等農業生產提供相對可控制甚至最適宜的溫度、濕度、光照、水肥和氣等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對自然環境的依賴，實現高產、高效生產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設施農業生產初始投入的基本要素包括土地供給、資金供給、技術供給和勞動力供給。在市場化條件下，這些要素供給最終都歸結為資金的供給。發展設施農業投入是關鍵，資金是難題。因此，設施農業的融資問題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

設施農業融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各資源主體間的資金供給關系即融資機制問題；二是設施農業項目的資金以何種方式籌集即融資模式問題。

二、天津市設施農業融資機制的鍛造與創新

由于設施農業的初始投入較大，運營成本相對較高，這些投資最終都依靠高技術含量的高產出來加以回收，并使投資者獲利。從投入到最終收回成本，通常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期。因此，設施農業的持續發展，建立在有效的資金保障的基礎上。如何建立有效的融資保障體系，并隨設施農業的發展而加以創新，首先是公共管理者即政府的責任。

1．設施農業融資渠道和方式

設施農業的發展，基本上依賴于三種類型的投入。一是純粹的公共產品形式的投入，如電力、道路、橋梁、水利和教育等的投入。二是準公共產品性質的投入，即不能完全避免“搭車者”的產品投入，如農業生產區域內的專屬電力、道路、水利和環境等的投入，以及農業技術服務的基礎性建設、產品銷售的共同渠道的建設等。三是私人產品形式的投入，專屬服務于特定生產者的需求。

顯然，不同類型的投入，因其投入的回報機制不同，對融資渠道或方式的選擇也是不同的。針對上述三類投入，天津可供設施農業融資選擇的渠道和方式如下。

⑴財政融資。主要適用于純公共產品性質的投入，即設施農業所依附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包括財政投入和財政再融資投入。財政融資方式對設施農業的發展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是設施農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由于其財政杠桿作用，對設施農業的作用直接而猛烈，對整個社會的溢出效應大；但是也存在使用效率低和支出成本高的一面，因此設施農業要步入健康良性的軌道，還必須借助更多的市場化的融資渠道和方式。

⑵信貸融資。主要適用于準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性質的投入，即設施農業的專屬公共性設施建設支出和專屬服務于特定生產者的直接的生產性設施支出，包括政策性金融信貸和商業性金融信貸。政策性金融信貸由支持農村長期發展的政策性銀行和其他政府指定的農貸機構提供并管理，一般不以贏利為目的。天津市在國家開發銀行的政策性信貸上，已經發展出“薊縣模式”。涉農的商業信貸與其他信貸只有信貸投放領域的差別，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信貸很難為農村提供足夠的長期的基礎設施資金，而側重于解決具體設施農業生產者的短期資金需求。而這又取決于設施農業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活動的連續性、持久性。

⑶合作融資。從商業組織的發展過程來看，合作制的產生早于股份制；農業生產者的分散化和生產地域的相對集中化，為合作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使合作融資在融資次數上成為最普遍的農村融資方式。目前我國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非常普及，而西方的合作融資發展更加久遠。在管理方式上，合作融資的行業自治性非常強，政府除了行使央行職能外，不會實行過多干預。

⑷股權融資。股權融資在組織形式上比合作融資又前進了一步，利用現代企業制度來發展規模設施農業。股權融資提供的資金量非常大，在我國的東北等農業大省，有過運用。2008年，福建省產生的股份制設施林業擴大化的現象，是設施農業的又一重要發展。股權融資(發行股票)的實現通常要借助于資本市場的功能，與債券融資一起為農業的現代化進程服務。

⑸其他融資。包括農民的主體性融資和民間融資等。設施農業的創業主體是農民，圍繞這一主體范圍內所進行的直接融資活動，主要包括農民的自有資金和農民之間的投資、抵押、借貸活動。在我國農村流動資金逐漸充裕的今天，這些融資的重要性開始突顯出來。

2008年下半年，也就是我國物權法實施近一年，中央開始反思并宣示農村的土地流轉問題，土地融資在得到法律支持后，進一步得到政策的支持。土地的流轉問題解決后，土地就會成為一種重要的融資媒介。土地融資在上海市和內蒙古自治區都有成功的范例。

2．天津設施農業融資機制的創新

⑴天津市在設施農業融資機制上的既有創新。我國的很多地方，在設施農業融資方面，既繼承了歷史傳統做法，也進行了局部的或整體的創新，既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例如，浙江義烏市等地的農村合作銀行（劉麗慶，2007）；福建石獅市的“標會”和農村合作基金會（韓俊等，2007）；山東蒙陰縣的傳統信用社貸款和民間拆借并重（王業官，2007）；臺灣的合會（李曉佳，2006）；等等。

天津市在借鑒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立足國家開發銀行信用業務，勇于創新，在一些地方也發展出了有自己特色的設施農業融資機制。如，①薊縣創立的“3+2+1”的設施農業融資機制?！?”是指建立三個縣級融資服務平臺，即管理服務平臺、擔保服務平臺、承貸服務平臺。將縣人民政府銀政合作辦公室作為管理服務平臺，主要職能是組織、協調、推動、監督。與新農村建設擔保服務平臺和貸款支持服務平臺一起，組成了適應銀行貸款需要的設施農業融資保證機制。“2”是指建立兩個鄉級融資服務機構，即鄉鎮銀政辦和小型擔保組織。鄉鎮一級銀政合作辦由鄉鎮主要領導、財政、農經等人員組成，主要職能是項目的調查匯總和貸款的進度監督以及貸款的回收；小型擔保組織由鄉鎮銀政合作辦成員、貸款村兩委會成員組成，共同為本鄉鎮、本村貸款進行貸款管理和擔保保證。在農村建立專業合作社或由村委會組建貸款貸后管理組織，提供用款農戶的基本情況、貸款使用情況、本金和利息的催收、反擔保抵押物的處置?！?”是指每個貸款戶都要參加一個專業合作社或一個信用聯保小組。薊縣模式以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業務為基礎，為設施農業提供了組織、管理、擔保、服務等環節的融資便利。②寶坻創立的“四臺一會”設施農業融資機制。利用鎮級管理平臺、融資平臺、信用擔保平臺、公示平臺和信用協會，為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業務提供管理和服務支撐。

⑵天津市設施農業融資機制進一步創新的思路。①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建立起對社會資本參與農業發展的激勵機制。通過出臺“加快特定優勢產業的設施農業發展決定”、農業產業化的支持政策和指導意見，對激勵社會資本參與農業發展做出具體規定，有效地引導了社會資本參與農業發展。②創新信用借貸方式，建立農業發展信貸支持機制。例如，建立小額農戶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機制，解決農戶大額資金需求。建立農戶經濟檔案、實行小額信用貸款證管理。③設立村民發展互助基金，建立農業發展互助機制。采取“政府鋪底、農戶入股”的籌資方式支持農業發展。④著力農業招商引資，建立農業發展市場融資機制。圍繞主導產業的設施農業本身和相關的三產綜合開發，發掘經濟效益潛力高的項目，利用外來資金進行開發。

三、天津市設施農業項目融資模式及其選擇

如前所述，設施農業的支柱是高附加值的優勢項目及其產生的規模集群效應。有了這樣的項目，就可以利用現代的項目融資模式，充分發揮市場融資機制的作用，使設施農業的發展步入快速軌道。

1．規模以下項目與小額信貸

設施農業項目的規模，是決定項目融資模式的最主要參照指標。我國的設施農業基本處于起步階段，以小規模的農業生產者為主，因此，小額信貸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農村試點小額信貸。中國的試點主要依靠補貼，由非政府組織實施，很難有效、迅速的推廣他們的經驗，所以沒能達到一定量的積累、一定程度的覆蓋率和可持續發展。我國目前從事小額信貸主要有以下機構：國際發展機構和非政府組織資助的小額信貸項目、政府主導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一般由農行、扶貧辦及扶貧社操作)和農村信用社的小額信貸業務。

小額信貸在天津的成功范例除薊縣銀政合作的小額信貸模式外，還有天津市婦女創業發展促進會，成功地利用小額貸款幫助城鄉婦女自主創業，小額信貸起點為4000元。天津婦聯、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發起成立天津市婦女創業發展促進會，是為小額信貸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而建立的治理結構合理的專門管理機構。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郵政局郵政儲匯局資金管理中心、天津財政局、天津市勞動局、中國銀行等都是小額信貸計劃的參與單位。

天津市發展規模以下項目的設施農業，可以利用小額信貸具有門檻低、易獲取、見效快等特點，但同時也要注意到小額信貸借款期短、利息高、還貸風險大的弱點。這就要參照薊縣模式，對小額信貸的組織、提供、擔保和服務等進行改進。一是小額信貸資金的來源問題。當前是天津市發展設施農業的較佳歷史時期，貸款需求日漸放大，各級人民銀行應擴大再貸款支持，增加小額信貸資金的供給。二是提供包括稅收優惠在內的措施，降低小額信貸的成本。三是增加小額信貸的風險儲備，多元渠道消化小額信貸損失。種植、養殖業受天氣、市場的影響很大，小額信貸機構本身要建立風險儲備金，天津市也應采取措施建立小額信貸的保險基金，降低小額信貸供給方的風險。四是提高小額信貸運作效率，防止政府部門對小額貸款過度干預。包括杜絕對農業貸款減免的隨意性，以提高農民的還貸信用意識；縣區、鄉鎮地方政府部門應嚴防行政亂作為，避免不當行政干涉小額信貸的運營工作，如違背項目融資規律，指定貸款對象，導致小額信貸投資失敗和損失。

2．規模項目與項目融資模式

規模以上的設施農業項目主要是綜合性的設施農業園區，科學布局，同步建設?？蛇M一步細分為溫室蔬菜水果區、農產特產種植區、生態科學養殖區、農產品加工區、飼草料種植區，等等。

目前國際國內項目融資運作成熟的模式有：產品支付、融資租賃、BOT融資、TOT融資、PPP融資模式、PFI融資模式、ABS融資。天津市設施農業可以借鑒的模式有：

⑴產品支付。產品支付是設施農業項目在投產后直接用農產品來為貸款還本付息，而不以農產品的銷售收入來償還債務。在貸款得到償還以前，貸款方擁有項目的部分或全部產品，借款人在清償債務時把貸款方的貸款看作這些產品銷售收入折現后的凈值。我國在訂單式設施農業生產中，已經出現產品支付的借貸方式。

⑵融資租賃。在生產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占較大比重的設施農業項目中，項目的管理者向經營融資租賃的金融機構申請融資租賃，由該金融機構購入設備，提供給設施農業項目，該項目分期以租金形式支付給金融機構該設備的價款及孳息。

⑶ABS融資。即資產收益證券化融資，以設施農業項目資產的預期收益為保證，通過提高信用等級計劃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具體運作過程是：①組建一個特別目標公司。②目標公司選擇能進行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對象。③以合同、協議等方式將設施農業項目未來現金收入的權利轉讓給目標公司。④目標公司直接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募集資金或者由目標公司信用擔保，由其他機構組織發行，并將募集到的資金用于設施農業項目建設。⑤目標公司通過設施農業項目資產的現金流入清償債券本息。ABS融資模式的籌資成本較高，因此只能適合規模非常大且有政府強力支持的設施農業項目。

3．利、害參半的第三種可選模式：發展中的民間內生融資內生融資，是指“在客觀供求刺激下民間自發組織形成的為民間經濟融通資金的所有非公有經濟成份的資金運動”；具有地方性或草根性、內生性、總量規模大但單個規模有限、參與各方有高度的信息對稱性和信息完備性、監管難度大等特點（馮興元等，2006）。設施農業可以利用的內生融資有：互助形式的民間直接借貸，民間直接高利借貸，合會（標會等），典當或寄賣，集資，對縫業務，民間票據貼現，民間租賃融資，民間借貸中介機構（銀背），私人錢莊，等等。就設施農業的融資順位而言，內生融資有時會很靠前。

我國中央銀行、一些高校和學者都曾對我國內生融資的規模進行過調查和推算，但結果大相徑庭，大致范圍是每年在2000億至1.4萬億（時間范圍是2002—2005年）。根據學者的研究（韓俊等，2007），由于“貸款太難，貸款期限太短，貸款利息太高，手續太復雜，金融服務品質太差”等原因，正規金融（外生融資）難以滿足設施農業的資金需求（根據杜志雄2000年和2001年對蘇、皖兩省的調查結果計算，滿足率約為17%）。同樣的調查顯示，在接受正規信貸的設施型農業企業中，有50.4%同時也接受內生融資。

由此可見，天津市設施農業也不可能回避內生融資模式。2008年11月26日召開的天津市農口與金融機構重大項目對接會，80個重大現代農業項目的資金缺口是1200億元；由此估算現代農業（主體是設施農業）的全部資金缺口應在4800－6000億左右。而天津市小額信貸的年供給資金能力在2億元（由2003年的7.8億降到2006年不足1億），2006年度天津市全市范圍銀行貸款余額也只有300億，可見設施農業巨大的資金缺口無法全部通過外生融資來滿足。

內生融資在天津大邱莊、安徽潁上八里河風景區、江蘇華西村，都發揮過作用。天津市應該趨利避害，利用好內生融資，為設施農業的發展服務。

⑴利用好內生融資的優勢①天津市民風淳樸，利于內生融資的開展?；谌司墶⒌鼐?、血緣和業緣關系和民間非正式制裁機制，借貸雙方相互了解，信息充分且對稱，借貸關系嵌入社會網絡和傳統民間社會制度之中。②借貸簡便，利于在天津農村實行。內生融資不用擔?；蛘邠ｉT檻低，擔保品在民間易于獲得。③天津農村地域范圍小，因此借貸范圍狹小，借貸雙方存在親緣關系、工作關系、商業交易關系或金融交易關系等，內生融資易于發生和執行。

⑵克服內生融資的劣勢①內生融資的信任和制裁機制容易因融資關系突破傳統關系人或融資范圍不當擴大，而遭到破壞。天津屬于暖溫帶半干旱、半濕潤季風氣候，冬季較長而寒冷，設施農業投入高、生產周期長、生產方式具有連續性，所以對內生融資模式的穩定性和長期性依賴性高。②內生融資的運作質量，還取決于天津設施農業生產、經營者的金融知識水平。因此適用范圍小、運作質量低。③天津市毗鄰政治中心，與江浙等地不同，內生融資的法律風險高。由于我國政府對非正規融資長期采抑制政策，內生融資活動及其創新，面臨的法律監管風險極高。這些都有待于設施農業融資所依賴的金融等經濟環境的改善，來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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