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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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扶貧貴在“精準”，難在“精準”，“精準”是扶貧工作的價值核心和內在要求?！耙獔猿忠蛉艘虻厥┎撸蜇毨г蚴┎?，因貧困類型施策，區別不同情況，做到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不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大而化之?！保?］自從2013年11月3日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要求以來，學術界圍繞著“精準扶貧”展開了理論探討。大體上目前討論的重點在精準扶貧的“過程”層面，側重于“政治—過程”研究范式，即主要圍繞著“誰來扶”(扶貧主體)、“幫扶誰”(扶貧對象)、“扶什么”(扶貧內容)、“怎么扶”(扶貧方式)維度展開。具體而言，在“誰來扶”(扶貧主體)問題上，學者認為應該將非政府主體也納入扶貧視閾，構建政府—市場—社會—社區—農戶五位一體的貧困治理模式［2］，運用社會資本理論構建政府、市場及社會多元協同扶貧機制［3］;在“幫扶誰”(扶貧對象)問題上，學者聚焦構建科學的精準扶貧瞄準方法，實現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的精準識別———以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為標尺，實現貧困縣的精準識別［4］，以“指標打分貧困村分類法”和“二元檢索貧困村分類法”為手段實現貧困村的精準分類［5］，以Logistic模型為技術支撐準確預測貧困家庭［6］;在“扶什么”(扶貧內容)問題上，學者認為扶貧應該內含扶“智”與扶“志”，主張金融扶貧、產業扶貧與文化扶貧、教育扶貧協同推進，將“經濟扶貧”與文化扶貧、教育扶貧相結合，構建以培育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文化“自組織”能力建設為中心的“文化扶貧”新機制［7］;在“怎么扶”(扶貧方式)問題上，學者認為應該完善體制機制，通過協商機制的建構優化扶貧運作環境［8］，構建農民主體、政府主導的政府、市場、社會、農民參與式扶貧機制［9］，發揮政府政策設計和執行監督功能，建立扶貧動態管理機制和績效監督考核機制［10］，加大技術“供給”，運用大數據技術實現扶貧開發資源的高效整合，提高扶貧成效［11］，強化技術“支撐”，依托“社會工作”的技術靶向功能提升精準扶貧實效性［12］。盡管目前學者基于“政治—過程”研究范式對“精準扶貧”進行了深入探討，但往往忽視“精準扶貧”的社會背景———鄉村社會文化結構。由于扶貧是在特定的“鄉村社會背景”中進行，扶貧過程無疑會受到“鄉村社會背景”的結構性影響，同時扶貧過程的行為“輸入”也會反作用于“鄉村社會背景”。因此，鄉村扶貧物質資源的供給，尤其是資源的“超額”供給(包含相對超額供給和絕對超額供給)必然會對鄉村傳統的文化、社會、政治結構產生脈沖影響。本文試圖“解剖”政府向鄉村“輸入”扶貧物質資源“過載”問題，探究其負效應和生成邏輯，尋找產生原因，提出有效對策，為政府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指明方向和路徑，同時也為“政治—過程”研究范式和“政治—結構”研究范式搭建連接橋梁。

二、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負溢出效應的內涵

“溢出效應(SpilloverEffect)”一詞源于經濟學，是指一個組織在進行某項活動時，不僅會產生活動所預期的效果，而且會對組織之外的人或社會產生的影響［13］。溢出效應有正向和負向之分，如果行為主體的活動結果既達到了自身預期的目的，又帶來了周邊其他主體收益的增加，則為正溢出效應，反之，則為負溢出效應。在現今不少地方的扶貧工作中，政府缺少對貧困鄉村實際發展需求的理性分析和精確把握，盲目通過即時性的物質“輸入”或“轉移”來快速“解決”貧困問題，表面上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貧困戶的生活水平，改變貧困落后面貌，但這種“輸入”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輸入”效果也值得懷疑。過多的物質資源“輸入”會強化貧困戶的“依賴心理”，促使“等、靠、要”思想進一步發酵，弱化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甚至導致越“扶”越貧，無法達到扶貧的預期目的。另外，高標準的扶貧供給也會形成不良的“逐利”導向，致使村民普遍陷入“理性算計”和“價值迷失”之中，加大鄉村價值整合和鄉村治理的難度，不利于鄉村社會福利的增長。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鄉村扶貧過程中，過多的物質資源輸入會產生外部負收益，降低扶貧效能，引起資源供給“負溢出效應”。

三、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負溢出效應的生成

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的“溢出”機理通過“村民價值理念—鄉村人際關系—鄉村治理”鏈條傳導，并通過村民之間的負向互動得以強化。村民與鄉村文化、鄉村社會和鄉村政治此時形成(雙向)解構—建構關系，即村民間的“利己”心態和“短視”行為一方面解構著傳統的鄉村文化、社會和政治結構，另一方面又建構著“全新”的(虛無化的)鄉村文化、(疏離化的)鄉村社會和(碎片化的)鄉村政治結構，并在此(話語)結構中重新確證自己的身份(原子個體)、利益(相對收益)和行為意義(機會謀利)，其邏輯結果是既降低了扶貧物質資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貧效能，又戕害了鄉村傳統的文化生態，肢解了鄉村傳統的人際紐帶，摧毀了鄉村治理秩序生成的可能，如圖1和圖2所示。第一，降低扶貧物質資源的使用效益。全方位無差別的扶貧物質資源“涌入”缺乏“精準性”，統籌不科學，供給種類單一化、資源同質化、配置粗放化，致使扶貧資源分配不均衡(形成“精英俘獲”現實)、供給和需求不對接(形成扶貧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扶貧成本大幅度上升，扶貧邊際收益逐漸下滑，扶貧預期目的難以達成。扶貧目標偏移、扶貧資源“廉價化”、扶貧效益低下化成為必然結果。第二，導致村民價值理念的內向化、虛無化。在扶貧資源“過度供給”的背景下，村民逐漸變得只關心自己的“私利”，關注于從扶貧中自己比其他村民多得還是少得(相對收益)，對“公利”和“公益”漠不關心。自我關注的重點由外轉向內，關注的重心由公共事務轉向私人事務。自我的“私利”邊界無限擴張，被刺激的“物欲”開始擠占傳統的價值空間，膨脹起來的消費主義消解著主體性價值，“他們不知道人為什么活著，不知道應該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價值”。［14］公共行動參與意愿低、政治冷漠、困惑迷茫、對未來缺乏穩定的預期逐成為村民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第三，加劇鄉村人際關系的理性化、疏離化。超額的扶貧物質資源供給會強化村民“有利可圖”的投機心理，刺激村民對扶貧資源“占有”與“爭奪”，村民“等、靠、要”思想進一步發酵，短視的“機會謀利”行為成為“過度供給”背景下村民的理性選擇?！霸谫Y源不斷輸送的利益鏈條中，權力尋租者、地方富人與灰黑社會勢力、謀利型的機會主義農民等幾個行動主體相賴相生，形成分利秩序?！保?5］其行為結果無疑將肢解鄉村傳統的人情關系紐帶和人際關系網絡，血緣、地緣、榮譽和面子不再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中的絕對價值標的，物質利益開始成為絕對的、甚至是唯一的價值尺度，人際交往的即時性、唯利性特征凸顯，人際疏離感和不確定性大幅度增加。伴隨著扶貧物質資源的不斷“涌入”，村民間的利益逐漸分化和重組，進一步加劇了鄉村內部階層的分化與對立，導致了鄉村社會利益“共謀”和利益“沖突”的現實。第四，導致鄉村治理的高成本、碎片化。即時性的利益網絡開始取代傳統的鄉村價值網絡，基層權力的合法性需要與每個村民個體建構利益聯結，基層權力運行的效力取決于是否合乎“原子化”的村民個體的“私利”?！鞍殡S著傳統鄉村熟人社會行為邏輯的消解，鄉村治理的支配規則正在由傳統禮俗與規范向經濟理性轉變，鄉村治理中各行動者之間的關系也正在由想象共同體轉變為利益共同體，最終導致鄉村治理的內卷化?！保?6］集體行動和公共事務的傳統基礎逐漸消解，村莊公共議程設置困難，關聯度降低(議程設置碎片化)，民主協商、民主決策越來越因為彼此間的“派性”斗爭而止步不前(治理主體碎片化)，民主化進程受阻，集體行動變得成本高企，鄉村治理權威時刻面臨著個體主義的嚴峻挑戰(治理對象碎片化)。

四、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負溢出產生的根源

“負溢出效應”是政府向鄉村輸入扶貧物質資源“過載”或“過?！钡漠a物，政府的扶貧供給“過度”與扶貧定位“失準”、溝通交流欠缺、扶貧理念“錯位”、扶貧動機“偏移”不無關系。具體而言，政府職能轉變遲滯、政府和鄉村信息不對稱、政府畸形扶貧觀和扭曲政績觀是導致“負溢出”效應的現實根源。首先，政府職能轉變遲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放管服”改革成為當前我國政府的“必修課”，作為扶貧一線的縣鄉政府在這一方面卻顯得有些滯后。扶貧管理部門對扶貧事務“大包大攬”，干預過多，導致主責不清，主業不明;幫扶部門精準識別、動態管理和跟蹤評估工作不細致，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駐村工作隊和幫扶責任人“官老爺”心態嚴重，服務理念和責任意識不強，難以真正“平視”貧困戶權利，“正視”貧困戶需求?！盀槊褡鲋鳌碧娲白屆褡鲋鳌保罢洳恕碧娲鞍傩拯c菜”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的扶貧工作“常態”，這是“大政府”理念固著和思維固化的結果，也是政府“權力強勢”和村民“權利貧困”的現實。其次，政府和鄉村信息不對稱。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以及“現代性”對鄉村主體性的沖擊，使鄉村逐漸被“邊緣化”，再加上鄉村又缺乏可靠、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導致鄉村處于話語弱勢地位，普遍處于“失語”狀態。尤其是廣大貧困鄉村很難通過“自下而上”的合法渠道表情達意，政府科層體制又進一步削弱了基層表達之聲，鄉村到政府的信息傳遞渠道受阻。另外，政府到鄉村“自上而下”的市情調研、下訪體察工作又難以常態化，這一切都致使政府和鄉村信息交流不暢，信息不對稱加大，政府無法準確掌握貧困地區的真實需求，進而導致扶貧政策“跑偏”。再次，政府畸形的扶貧觀和扭曲的政績觀。現階段不少地方政府把扶貧簡單化為向貧困鄉村“輸入”物質資源，認為只要“輸入”物質資源越多，提供越充足的物質保障就越能解決貧困問題，而越快解決貧困問題就越能“體現”自身政績。在這種錯位的扶貧觀和扭曲的政績觀作用下，某些地方政府開始向貧困鄉村大規?！稗D移”或“輸入”物質資源，物質資源供給量甚至超過了貧困鄉村生存發展的實際需求，供給“過?！?、資源“過載”在不少貧困地區已經成為“常態”，扶貧也因此異化為物質資源的“供給競賽”，外化為扶貧指標的層層加碼。

五、規避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負溢出效應的有效路徑

在現實語境下，鄉村扶貧物質資源的供給應該講求方式方法，把握“度”與“效”，注重外部收益。轉變政府職能、加強雙向交流、優化供給方式是解決目前某些地方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過剩問題的關鍵，也是規避供給負溢出效應的有效路徑。從本質上說，轉職能、強交流、優供給的過程是推進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也是實現扶貧物質資源供給正溢出效應的過程。第一，推進“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地方政府應加快職能轉變步伐，推進“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納入扶貧視閾，充分“賦權”，注重激勵，加強引導，有效發揮市場主體和社會力量的幫扶作用，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協作幫扶機制，實現扶貧資源來源多樣化、扶貧供給主體多元化;加強管理，結合各職能部門“技術特征”建立“幫扶清單”，將職能部門的“技術優勢”與幫扶對象的“差異需求”有機結合，提供差異化資源，促進“技術優勢”轉化為“有效供給”，實現扶貧工作協同化、扶貧供給精細化、監督管理常態化;優化服務，通過教育培訓和民主評議制度建構基層幫扶工作人員的“為民”服務理念，激勵和懲戒并舉，軟性引導和硬性約束并用，強化“服務員”和“配送員”角色意識，尊重和保障貧困村民的主體地位。第二，打破信息壁壘，加強雙向交流。政府可將“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和“自上而下”的調研下訪相結合，形成常態化、長效化的信息交流機制，加強信息雙向傳遞和有效溝通，打破“信息壁壘”，彌合“數字鴻溝”，削弱政府與鄉村間的信息不對稱。在政府調查了解鄉村現實發展之“需”、村民發展之“盼”的基礎上，由村民代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共同商議扶貧物質供給種類和數量，共同確定扶貧供給之“度”，做到供給種類差異化、供給數額精確化，確保扶貧供給的“適度”和“高效”，實現資源配置的“精準”與“科學”。第三，革新扶貧理念，優化供給方式。政府應自覺樹立“大扶貧”、“內涵式扶貧”理念，克制扶貧政績沖動，優化扶貧資源配置，創新扶貧供給方式。政府可將扶貧資源“下沉”到村集體一級，由村集體協商討論、統籌配置，并形成相應制度和程序，使村民在民主協商、互助勞動和收益共享中培育自組織文化，加強正向行為互動，強化社會聯結，增加彼此信任，凝聚行為共識，轉變身份認同。讓村民能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感受到“村莊集體身份”帶來的“好處”和“利益”，把村民的價值“基點”從“個人”轉向“村莊”，增強村莊認同感，提升村莊集體行動和動員能力，厚植村莊內生發展動力，從而構建“村民—村莊”價值鏈條，打破“物質供給—物質需求—物質供給”循環，形成“物質供給—價值生成”閉環，推動鄉村價值整合和“生態”修復，實現扶貧物質資源供給正溢出功能，提高扶貧外部收益。六、結語鄉村扶貧工作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能簡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簡單為“扶貧”而“扶貧”，應該有全局視閾和整體思維，應該將鄉村扶貧納入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治理層面來統籌考慮、綜合謀劃，注重扶貧工作的系統性、協同性和聯動性，充分考量鄉村扶貧物質資源供給的價值“生產”功能，謹防陷入“扶貧需求—扶貧供給—扶貧需求(擴張)—扶貧供給(增加)”的惡性循環，落入越“扶”越貧的悖論陷阱。

作者:王巍 單位:中共華鎣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