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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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學術規范研究方法學術倫理

[摘要]：

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術成果難以走向世界。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有四個層次的失范，從淺層次的引文注釋少；到深層次的，論題大而無當，原創性研究少；學術倫理失范擾亂正常的學術秩序；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傳統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代科學研究規范有距離。多方面的現實原因也使得學術規范難以改進。論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該不該有本民族的特色，“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進學術規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等幾個問題發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國設有新聞傳播學院系或專業的大學數以百計，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教師數以千計，博士生、碩士生難以計數，但打入國際一流刊物的論文很少，在國外出版學術著作的也很少聽說。這種現象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原因嗎？傳播學重在傳播效果的研究，意識形態的成分少得多，為什么也同樣如此呢？

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因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與西方缺乏對話的空間，學術規范的欠缺限制了對話的可能。楊玉圣、張寶生認為，各說各話是無法建設學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獻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交流和討論，才能推動學術交流和討論[1]。香港中文大學蘇鑰機教授認為，大陸新聞傳播研究屬封閉型，寫作的格式和內容均與西方學術傳統要求相去甚遠；[2]新聞傳播研究甚至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對話中也難以交流，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認知缺乏使對話與交流的平臺難以搭建。

一句話，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者難以參與國際對話，只能“自言自語”。當然，這是針對大陸學人中的情況而言的。香港、臺灣傳播學人經歷了西方實證研究訓練，能夠登上與世界主流新聞傳播學界對話的平臺，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已發表過不少成果。

本文準備主要研討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在哪些方面失范，以及產生失范的原因，并討論若干有待明確的問題。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規范。對于那些以學術為職業的人來說，他們可能已經不會在上述幾個層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規范，影響他們出高層次的成果，特別是走向世界的成果，這種情況并不鮮見。對于他們來說，研究方法的失范是問題最大的失范。本文隨后會分析這方面的情況。

二、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經談到，對于新聞傳播研究規范的強調，須和研究方法運用的考察聯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對研究成果的質量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嚴重的失范。新聞傳播學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筆者以為有三種：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許多是這三種研究方法的變化形式。三種研究方法不能分孰優孰劣，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它們分別有自己的適用范圍。而我國學人在運用這三種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處。

（一）思辨研究中有諸多毛病

我國學人最喜歡、最擅長的是思辨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規范。常見的毛病是：1、不嚴格使用定義方法，重要概念在運用中其內涵時大時小，捉摸不定，影響了全文的邏輯性。有人在界定輿論監督時，把群眾來信來訪也圈定在輿論監督的內涵之內，然后又大談輿論監督的特點是公開性。2、對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對著翻譯出來的中文望文生義，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比如，斷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聞自由，并推論，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聞自由則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講新聞自由的說法不通，因為新聞是名詞；只有出版自由的說法通，因為出版是動詞。實在莫名其妙。3、對國外的或國內歷史上同類研究的主要文獻知之甚少，就開始洋洋灑灑，結果是在淺水灘上翻跟頭，看上去很熱鬧，卻逮不著一條大魚。4、用領袖的話或者當前政策作為邏輯起點，進行推理，結果形勢和政策一改變，“學術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論文提出若干命題，卻沒有一個進行充分論證，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說”——“看上去有道理的陳述”，如果連這些假說都是別人那里搬來的，那這篇論文就不過是“經常講，反復講”的宣傳品而已。6、大膽假設，卻不肯小心求證。習慣于提出一個論點舉一兩個例子，以為這樣就算立論成功。作這樣沒有說服力的簡單論證的文章多得很。因為社會生活極端復雜，人們對任何論點幾乎都可以舉出一兩個例子加以證實或者證偽?！啊敝型ㄟ^報道不上大學的人做出成就，來證明“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進而證明大學可以不上、可以不辦。這只是一個新聞報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實質上也遵循著同樣的邏輯，運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規范的現象不能說很普遍，但也絕不是很罕見。

海外學者還注意到大陸的研究中有太多的“應然”研究。美籍華人學者李金銓教授認為大陸傳播學學術研究有著假、大、空的現象，傳播學者許多人論多證少，有人甚至只論不證，新聞傳播研究者憑直感和空話鋪成一篇篇“應該”（should）如何的論文，獨獨說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將其稱為“應然”研究?！皯弧钡姆椒ㄊ且环N從原則出發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但“應然”研究要以“實然”研究為基礎。否則會導致理想代替現實，價值判斷替代現實判斷。脫離了“實然”的“應然”是空洞、無意義的，沒有說服力的。

（二）對定性研究產生誤解

我國有些學人說中國新聞傳播學界擅長定性研究，他們舉出的例證是新聞學中大量存在的黨性、階級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階級性、黨性等概念來對新聞進行思辨研究，這顯然是陷入了誤區。更有人又把思辨簡單化地理解成有感而發，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實際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當然可以而且應該舉出許多事實和其他例證），主要使用演繹的方法。而主要使用歸納方法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一樣，都屬于操作事實，都是有嚴格操作規范的實證研究。可見，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發的隨感錄。

較早在國內介紹并倡導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學陳向明教授，1996年在對國內外定性研究的成果進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動關系中，通過深入、細致、長期的體驗調查和分析對事物獲得一個比較全面深刻的認識。定性研究方法雖不像定量研究那樣要檢測大量的因果變量，但也不是隨意而為的方法，必須遵循嚴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證其研究結論的說服力。定性研究的過程一般包括：確定研究對象、陳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了解研究背景、構建概念框架、抽樣、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結論、建立理論、檢驗效度、撰寫研究報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環境下，使用實地體驗、開放型訪談、參與型和非參與型觀察、文獻分析、個案調查等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致和長期的研究?？梢钥闯?，這些步驟和方法在形式上與定量研究有著不少相似之處[6]。

陳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專著《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中說，“中國學者目前從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沒有系統收集和分析原始資料的要求，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習慣性和自發性，發揮的主要是一種議論和輿論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種研究者個人觀點和感受的闡發，通常結合社會當下的時弊和需要對有關問題進行論說或提供建議”。為了與這種所謂的“定性研究”劃清界線，她將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為“質的研究”。她還指出，“‘質的研究’十分強調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與被研究者互動，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建構研究的結果或理論，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純粹的哲學思辨、個人見解和邏輯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工作總結。非常遺憾的是，陳教授所指的有感而發式的所謂“定性研究”，在新聞學論文中非常普遍。規范的定性研究比規范的定量研究還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規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發明的，在美國新聞傳播學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國，盡管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在我國新聞傳播學領域廣泛介紹，不少大學還開了傳播學研究方法課，但使用這個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從1995—2004年研究科技傳播的論文中，在選擇的366個樣本中，只有兩篇實證性論文。[7]在非常需要實證研究的報業集團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現象。在296個樣本中，運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論文高達212篇，占到總數的72%，實證研究論文只有84篇，占論文總量的28%，但真正意義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國大陸報業集團十年研究綜述[8]。

我國新聞傳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規范的也不多。比如進行抽樣調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維度、變量不足以回答假設；或者是同類的定量研究，其維度、變量設置每次都有變化，難以做連續調查和比較研究；有的抽樣的科學性不夠，致使信度不夠高；有的在安排調查人員時沒有重視對他們的素質的要求，調查人員中竟有不入戶認真進行調查，想當然填數字者。毫無疑問，任何一個環節的不規范，都會影響抽樣調查的質量。

進行實證研究的比較少，筆者以為，原因首先在于它們要花的金錢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內容分析，也許不要花多少錢，但精力消耗大。從中國人的閱讀習慣來說，也是喜歡讀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歡看一大堆數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義不可小視。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曾經指出，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一切科學只有在成功的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數學的證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邏輯推理上，具有邏輯嚴密性和結論確定性，這種推理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完全不容爭辯的和確定無誤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規范，它發現的原理和結論就能保證科學性，就能為不同國度的人所接受。我們要想打開通往國際學術的大門，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徑之一。

由于我國在定量研究上過于不足，筆者在這里作了倡導，以求有所彌補，但筆者也不希望出現為定量而定量的熱潮。在量化的方法論原則下，“真理是不斷發現的事實的積累這一信念壓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設”[9]，單純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時過于微觀以至于割裂事物間普遍聯系的弊端，西方學術界自己都感覺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彌補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國學人的特長不可丟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觀世界的豐富多樣性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學術表現形式的多樣性。這就決定了在學術研究中，沒有一種方法論是完美無缺的。有的項目適合定性，有的項目適合定量，有的適合多者結合。正如吳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講學中所說的，“無論用哪種方法，它的終極價值訴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傳統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代科學研究的距離

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存在許多不規范現象，有著傳統的和現實的原因。本節談一談傳統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代科學研究方法的距離。

（一）中國人缺乏邏輯性、分析性的思維傳統。在用概念、范疇去固定和網絡自己對客觀對象的認識時，主要不是以形式邏輯為依據，而是通過意會和體悟來達到對其特性的系統說明。古人的意會和體悟無需辨析、說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認識論的認同而生發出的科學精神。[10]個人的體悟、意會是一種直覺思維。沒有形式邏輯作為基礎，只能運用大量直覺思維，使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思維比較輕視經驗考證和邏輯推理，也沒有產生出用以把握對象世界的嚴謹的概念系統和邏輯規則，從而使中國傳統哲學無論是對世界本體的理解，還是對事物本質的把握，始終帶有揮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國傳統思維中的“天人合一”的觀念為例，它是中國哲學中對天人關系的一個重要觀點，強調“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的合一。戰國時子思、孟子提出這種思想，漢儒董仲舒即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這大約是天人合一的說法的正式確立。兩千多年來，很多哲人都論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學，仍在繼續論證。但是從直覺思維出發的整體把握的思維方式，卻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論向前推進。一兩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說的天人合一，與一兩千年后的程顥、朱熹所講的沒有多大差別。[12]

（二）中國人喜歡作非白即黑的兩極判斷。例如，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就沒有人說，人之初，無所謂善惡，或亦善亦惡。中國自古以來就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其實大量的人是蕓蕓眾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叭斯视幸凰溃蛑赜谔┥?，或輕于鴻毛。”其實，對蕓蕓眾生來說，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輕于鴻毛?？傁矚g把文學藝術作品分為香花、毒草兩類，要么就捧，要么就滅，其實整個綠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對事物作兩極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而現代傳播學的統計方法可以表現出無數個梯級層次，如實反映事物多樣化的特征，從而克服簡單化的毛病。

（三）中國人崇拜權威，喜歡借經立言。中國人在數學和醫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漢朝就有《九章算術》和《黃帝內經》。這些被奉為數學、醫學領域的最高峰的經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過是通過注釋經典的方式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以至于后來一直沒有超過這兩本經典的著作出現。在文科領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為經典后，沒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舉考試，考生們無不是借孔孟之經立言。不敢挑戰經典，只能借經立言的風氣嚴重阻礙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發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邏輯，依靠直覺思維，喜歡作非白即黑的兩極判斷的思維習慣，以及崇拜權威，借經立言的治學方式，不難看出會導致以下幾個缺點：其一，論證的主題往往是宏觀話題，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對于天地人的論述，議題重復，且因循守舊。而具體的社會問題則被擱置。由于思維不是從現實出發，因而得出的結論對于實踐難以有適用性。其二，論證是從概念到概念，缺乏現實的具體內容，論證過程弱化，論據以一些“原概念”為主，尊奉經典，最終的論據還原為天地、陰陽、五行等帶有神秘色彩的東西。其三，中國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當然。講究求證，肯動手做試驗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所以對知識總量貢獻甚少。對這些古人的思維習慣和治學方式，如果現代學人不能意識到其不足，在現代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受其影響，就必然會出現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規范的現象。

四、學術規范難以改進的現實原因

（一）黨報學的傳統——重心是領會宣傳方針和策略

學術失范本身，是主客觀因素，或者說是研究者與研究環境交織的產物。就新聞傳播學科而言，缺乏某種規范的原因，公正地講，客觀的原因甚至比學者們主觀的原因更具決定性[13]。新聞傳播學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對于新聞傳播學學術規范能否確立有著深刻的影響。

從我國新聞學的起源來看，新聞學研究的政治意涵對于新聞學的限制是明顯的，我國社會主義新聞學發端于延安解放日報時期，“開始有目的地、系統地建立自己的新聞學體系，即無產階級的黨報理論體系”。[14]從此新聞學變成黨報學，學科的重心在于領會執政黨的宣傳方針和策略?！靶g”，即新聞業務，成為研究的焦點。而“學”方面的研究進展緩慢，因而產生“新聞無學”的說法。隨著近二三十年新聞改革的發展，新聞改革實踐與新聞學產生積極有益的互動。階級論逐漸淡出新聞學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聞實踐層面開始厘清宣傳與新聞的關系，對于新聞學研究有直接影響；媒介企業屬性的增強，拓寬了新聞學研究的領域。但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并沒有改變，黨報理論依然處于新聞學的核心位置。在各國新聞理論或新聞哲學中都會深入研究的問題，如新聞自由問題，包括如何用法律調整新聞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等在內的新聞法問題，在我國仍很少有人研究，因為在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難面世。好在隨著改革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思想解放之風也漸漸吹進了新聞學領域，新聞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學術基金有可能變成“遵命學術”的指揮棒

學術基金是促進學術發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國學術基金除了政府的幾乎沒有民間的。政府學術基金研究指向比較單一，大部分是與促進新聞管理與控制的課題有或多或少的關系。單一的學術基金把許多人才引向比較單一的課題，造成大量的重復研究，比如幾乎每個省、市都有課題組研究突發事件報道、傳媒與和諧社會等，這些課題的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新聞傳播研究過于追逐“政策熱點”、“理論熱點”，浪費大量國家資源作重復研究則是不必要的。有的學人把各級政府學術基金這樣使用，稱為搞“計劃學術”。這當然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科的事?！坝媱潓W術”、“規劃學術”的現象[15]，充斥整個社會人文學界。這在課題的申報和評審中尤其明顯?！坝媱潓W術”意味著學術評價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學術的標準占據主導位置，課題申請前的指導性的課題指南設置了學術研究的議程，其中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傳需要，對于現行制度或者思想進行“科學性”或者“學術性”的詮釋。在這種微妙的上下互動中，行政體制掌握著學術的議題權與評價權，在學術資源的調配中，不僅隱含著研究的目標與方向，甚至已經預設了方法與結論，課題的意識形態意涵以及實用性被強調[16]。學人為了中標，獲取經費，在申請中主動追逐與臆度審批者的思路，結果真正的社會需求被擱置，甚至研究結論被扭曲。在這樣的互動中，學術發展的內生邏輯被遮蓋，其結果是泡沫學術與垃圾知識的出現。

（三）業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學術論文傳出不利于學術規范的信息

在我國新聞業界，至少省部級以上媒體都有刊物，這些刊物上的大多數文章是媒介從業人員所寫，多是實踐感想、政策詮釋和經驗介紹，寫作者的身份以及題目的性質就決定它們不會遵守學術文章的規范。這些文章對業界的作用當然不可抹煞。但媒體工作者在評中、高級職稱時必須交學術論文，而這些文章都算作了學術論文。長此以往，在青年學人中，這些文章也就成了學術論文的樣本。不但青年學人，即使一些大學新聞院系，也把它們看作學術論文。比如，某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把新華社的《中國記者》、人民日報的《新聞戰線》這樣業務性的刊物列為新聞學的權威學術刊物，而復旦大學的《新聞大學》竟算不上。他們區別是否權威學術刊物，其標準是全國性的還是地區性的，而不是按學術規范、學術水準。學術規范被何等輕視由此可見一斑。

五、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聞傳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須的，但我們不必完全照搬。這是一些人的觀點。這個觀點當然是有些道理的，但還值得作進一步分析。對于思想觀點等內容形態的東西，筆者贊成取這樣的態度。正如陳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拔蛰斎搿眳s也置于“不忘本來”之前[17]。但學術規范、研究方法屬于操作規則，畢竟與思想觀點等內容形態的東西有所不同，接軌與引入是發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強調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規則。只有武術、中國象棋你可以自立規則。當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無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國學人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會發現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

盡管學術規范與競賽規則多有相似，不能有明顯差異，但考慮到我們的治學傳統與西方差別較大，筆者還是認為，適當進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嘗不可?，F在舉一個筆者身邊的事例?？紤]到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對理論色彩的講究和追求（通常認為這才顯得有學術性），筆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寫博士論文《大眾媒介參與公共政策過程的機制研究——以武漢市取締“麻木”（三輪車）的政策過程為例》時，在進行問題討論中，與國外同類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論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內容。這是為了適應環境呢，還是本來就應當這樣做，也只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二）“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新聞制度定型幾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實然”研究。批判學派對現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卻沒有做出像樣的“應然”研究，因為他們無法提出改變現存局面的辦法。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新聞改革千呼萬喚二三十年，學術界參與其中，發了多少文章出謀獻策，才有今天這樣較好的局面。我們不能反過來把那些“應然”研究一概否定。它們至少為新聞改革增加了輿論力量。那些在實踐中還沒有或很不充分，在過去甚至連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聞自由、新聞立法、媒體創辦改革等，難道不能作一些“應然”研究嗎？理論研究不僅僅是總結實踐，還要指導實踐，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對于新的實踐提出設想和主張。

只是許多作者總愛在文中或文末談應該如何如何，這種“應然”研究確實不甚可取。某些“應然”研究，完全可以也應該改為寫研究報告。比如，多花些功夫，進行現實調查資料和中外對比研究資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見，這種“應然”研究，豈是那種在文中隨感式地高論應該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進學術規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

如果從碩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聞院系的教師在內，我國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術群體是很龐大的。這個群體中，碩士生只有比較少的一部分會繼做作學問，老教師中對大部分學術規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習慣于走老路，發揮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優勢，除了少數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們去做規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現代學術規范，登上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學人身上，特別是正在培養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嚴格按照學術規范做學位論文，是培養新的學術群體的重要環節。現在有的導師鼓勵博士生一畢業就能將論文出書，結果博士生將學位論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實際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資料，結構松散，邏輯主線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線上“炫博”、“吊書袋”。出了書也很快進入半衰期，即文章受關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個場合，李金銓教授曾問一位博士生：根據你的博士論文大綱，哪是你的創新點。對方回答：我歸納的六個特點啊。李教授問：這六個特點中，哪一個是你研究出來的。對方無語。李教授指出的問題，在筆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論文中都存在。寧愿歸納六個特點，也不肯以一個特點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是我國一些博士論文論題大而無當、文章長而空洞，充滿假說而無創新點的原因。

筆者曾請兩個博士生（滕朋、張振亭）從網上下載國外優秀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論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們的學術規范，并撰寫和發表了相關論文，作為博士生們寫學位論文時的借鑒，大家感到頗受啟發。

筆者相信，只要學人們認識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國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規范會比較快地得到改觀。

[注釋]

[1]楊玉圣，張寶生（2004）.學術規范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論.

[2]轉引自：金兼斌（1999）.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2）.

[3]段京肅，任亞肅（2006）.新聞學與傳播學學術期刊影響力研究報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現代傳播，（5）.

[4]陳學飛（2003）.談學術規范及其必要性.中國高等教育，（11）.

[5]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牛津大學出版社，4頁.

[6]何志武，孫旭培（2007）.有感而發不是定性研究——對于新聞學定性研究的思考.國際新聞界，（2）.

[7]李堯鵬（2005）.近十年中國大陸科技新聞傳播研究述評.新聞大學，（4）.

[8]屠忠俊，劉建強（2006）.中國大陸報業集團十年研究綜述.世界媒體實驗室，，2006-03-13.

[9][美]卡爾•博格斯（2002）.知識分子和現代性危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39頁.

[10]汪涌豪（1999）.范疇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631頁.

[11]楊謙（2004）.如何理解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直覺性特征.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12]孫旭培（1999）.新聞學要講究規范與方法.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13]金兼斌（1999）.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2）.

[14]吳飛（2002）.時期中共黨報理論的發展與局限.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參見：許紀霖（2004）.計劃學術何時休.中國新聞周刊，（2）；喻大翔（2005）.“計劃學術”膨脹傷害了什么.文匯報，2005-05-25；江曉原（2005）.泡沫學術是計劃學術的直接產物.科學時報，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識生產機器與行政支配下的課題審批制.中國書評，（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開放時代，（5）.

[參考文獻]

[1]陳力丹（2004）.當前中國新聞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特點與問題.國際新聞界，（1）.[ChenLidan（2004）.Characteristicsandproblemsfordevelopment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1）.]

[2]童兵（2006）.對新聞傳播理論研究幾個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國際新聞界，（9）.[TongBing（2006）.ReflectionsontheResearch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9）.]

[3]劉勇（2006）.想象力缺失：中國傳播學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6）.[LiuYong（2006）.TheLackofImagination:TheRethinking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6）.]

[4]王春泉（2001）.歷史意識在新聞學研究中的意義.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WangChunquan（2001）.TheSignificanceofHistoricalConsciousnessinJournalismStudy.JournalofXidi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1）.]

[5]孫兆亮（1995）.中國文化的早熟性與取象方法.社會科學，（4）.[SunZhaoliang.(2006).ThePrematurityandTraditionalAbstractMethodofChineseCulture,SocialScience,(4).]

[6]李景鵬（1999）.《政治學理論與方法》序言.59.67.74.3/tszz/scholar/lijingpeng/ljp001.doc.html[LiJingpeng.(1999).Prefaceof“ThePoliticalTheoryandMethods”.59.67.74.3/tszz/scholar/lijingpeng/ljp001.doc.html.]

[7]喻大翔（2005）.“計劃學術”膨脹傷害了什么.文匯報，2005-05-25.[YuDaxiang(2005).WhatdoestheInflatingofPlanningAcademicHurt,WenhuiDaily,May25th.]

[8]熊秉純（2001）.質性研究方法芻議：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社會學研究，（5）.[XiongBingchun（2001）.OnQualitativeApproach:EngenderingSociology.SociologicalResearch，（5）.]

[9]翁秀琪（2001）.臺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愿景.新聞學研究，總第69期.[WengXiuqi.(2001).TheReviewandVisionoftheCommunicationEducationinTaiwan,JournalismResearch,No.69.]

[10]風笑天（2000）.社會學方法二十年：應用與研究.社會學研究，（1）.[FengXiaotian（2000）.ResearchMethodsoftheChineseSociologyinthePastTwentyYears:theUseandtheStudy.SociologicalResearch，（1）.]

[11]鄧正來（2004）.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西南政法大學學報，（3）.[DengZhenglai（2004）.RetrospectingandCriticizingtheApparatusWhichKnowledgeIsMadeoutof.JournalofSWUPL，（3）.]

[12]江曉原（2005）.泡沫學術是計劃學術的直接產物.科學時報，2005-04-27.[JiangXiaoyuan.(2005).TheAcademicBubblesistheDirectOutcomeofPlanningAcademicSystem,ScientificTimes,April27th.]

[13]楊玉圣，張寶生主編（2004）.學術規范讀本.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YangYusheng&ZhangBaosheng.(2004).TheReadingsofAcademicNorm.Kaifeng:Henan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