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新聞學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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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聞真實嗎？如果任何一則新聞事件都是被符號承載著，那么符號本身的建構原則自然會限制和引導事件意義的展開。符號就會以遮蔽事件的方式，給事件以意義。如果新聞不是真實的，那么我們通過媒體接觸的各類信息為什么可以成為做出判斷和行動的依據？當符號學與新聞學相遇的時候，符號學告訴我們符號是有遮蔽性的，所言不等于被言之物。新聞又始終把真實、客觀、中立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任何一則新聞都寄居于某種符號之中。

在符號學的視野下我們如何揭示真實與所言的關系；在新聞學的視野中，我們又該如何堅定真實的信念？正是在這一系列的追問和思考中，引出了符號學VS新聞學的一系列話語。

[關鍵詞]符號；符號學；新聞學

Abstract:Isnewstrue?Ifeverynewseventisexpressedwithsymbols,theconstructionprinciplesofsymbolsthemselveswillrestrictandleadthedevelopmentoftheevent.Symbolswillgivemeaningtotheeventinawaythatscreenstheevent.Butifnewsisnottrue,whytheinformationwereceivefromthemediacanbethebasesforourjudgmentsandactions?WhenSemioticsmeetsJournalism,Semioticstellsusthatsymbolscanscreentheevent,andwhattosaydoesnotequalstowhattobesaid.Truth,objectivity,neutralism，arealwaysthebasicprinciplesofnews,whileeverynewsisexpressedwithsymbols.InthevisualangleofSemiotics，howwerevealtherelationshipbetweentruthandthewords?InthevisualangleofJournalism,howwesticktothefaithtotruth?Facingsuchaseriesofquestions,IwillintroducethesituationsofSemioticsversusJournalism.

KeyWords:Symbols，SemioticsJournalism

一、符號學的想象力

對于符號學研究者來說，都會記得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1]中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我們稱之為符號學”。[2]從符號學研究范疇看，它以所有符號系統為研究對象，包括文字、圖像、動作、音樂、物品，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儀式、或表演，在更大的范圍理解，一個事件被賦予另外的所指—意義后，這個事件也成為一個符號。因此，符號學的研究涉及到意義表達的一切領域。在大眾傳播日益發展和廣泛滲透到生活的所有項目的今天，大眾傳播媒介的符號性和用各種符號建構意義的方方面面，已引起人們的充分注視。羅蘭·巴爾特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中還不敢肯定除了人類語言之外是否存在著其他具有某種廣泛性的符號系統······所有的符號系統都與語言糾纏不清。[3]

1、索緒爾語言學的啟示

（1）語言/言語（Langue/Parole）的對應關系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切言語活動的表現準則。語言是一個整體，一個分類原則。是言語機能的社會產物，是社會集團為了使個人有可能行使這種機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規約。正是語言的原則性、社會性、集體性，才保證了言語活動的有效性。

言語是指人們所說的話。與語言相比，言語活動基本是個人選擇和實踐的結果。言語是根據語言規則形成的有差異的個人的表達。從歷史上看言語先于語言存在。但是，今天我們卻找不到不符合任何語言規則的言語。言語的多樣性不能改變語言的規則，否則言語無法交流。而語言存在的合法性，要依賴言語的實踐需要。

語言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東西，同時對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言語在這個共同的“集體中”[4]是指人們的語言實踐——所說的話。言語本身卻又是以說話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個人組合，它的表現總是個人的和暫時的，[5]沒有“集體”的東西，因此它的整體活動沒有辦法認識。言語的個人性和語言的集體性使它們必須分開兩路走。

這樣，二者通過區別和歸附關系闡明一切。索緒爾的研究就是對這種語言關系的創造性的陳述。

（2）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

索緒爾認為每一個語言符號包括了由能指與所指兩個部分。能指是符號的物質形式，由聲音-形象兩部分構成。這樣的聲音-形象在社會的約定俗成中被分配與某種概念發生關系，在使用者之間能夠引發某種概念的聯想。這種概念就是所指。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自由選擇的，對于使用它的語言社會來說，又是強制的。

語言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變的。把語言結構拆分成兩個部分思考，首先給我們的啟發是作為能指—聲音、形象部分與所指是不同的。那么，誰最初規定了這種對應關系？其二，既然一開始的對應就是約定俗成的，那么，改變關系是可能的了？誰又有權力改變呢？索緒爾的結論是個人無法改變，改變是在集體約定的基礎上發生的。這個結論勢必吸引我們對語言的成規如何形成，個人如何在成規下進行語言實踐產生濃厚興趣。

（3）組合/聯想（syntagme/associations）[6]

索緒爾認為在語言狀態中，一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組合/聯想是在兩個不同的范圍展開的語言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組合構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征為基礎的關系。在話語中，一個詞語和一個詞語連接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意義。意義就產生于言語的鏈條之中。每一個詞語是在與排列在前、或者排列在后的兩個詞語相對立，才獲得意義價值的。例如：“如果不下雨，我們就去游泳”?！皭凼切枰湎У摹钡确枠嫵傻木渥颖徊鸾忾_放在字典中，變成“如果”、“不”、“下雨”、“我們”、“游泳”等單個的詞語，它們就沒有句子表達的意義了。

另外，在具體話語之外，許多詞語都可以歸放到和自己有某種共同點的一類詞中。如教師這個詞與“老師”、“先生”等聯系起來。這種聯想的關系是在人們的記憶中發生的，也就是說這些有共同點的詞語不是以句子的長度為支柱的，它們屬于每個人內部的語言詞典。

2、羅蘭·巴爾特[7]的符號“神話”說

和語言符號一樣，任何一個符號都包括了能指/所指兩個部分。羅蘭·巴爾特從意義建構過程將兩個部分分成了表達層面（pland’expression,E）和內容層面(plandecontenu,C)，有時候這一對概念也可以用直接意指/含蓄意指替代。意指行為（R）相當于兩個層面之間的關系用ERC表示。這種表達被制成下列表：能指E1所指C1

能指E2所指C2

這個表說明當我們進入使用符號的實踐過程后，有一些符號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對應的關系（能指E1+所指C1=能指C2），例如，在各種字典或者詞典中一個字或者詞語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在進入第二層表意活動后，符號學研究不是要對這些已經形成的原始對應關系采取拆解工作，當它發現了原始對應關系建立的規則后，告訴我們今天在使用的符號大部分已經不在原始對應的關系中心，它們已經離開中心很遠的距離。有些詞還保留回去的路，有些已經對過去的樣子模糊不認了（能指E2+所指C2）。不論它們現在是哪一種，它們又都可能成為新的對應關系建立的原始基礎。依次繼續，不會完結。

（1）意指功能（thesignification）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關系模式。也是以整體的方式看待能指與所指。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模式主要有3個層次。

A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指同時既是意義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義方面它又是充實的。因為空洞，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有偶然性，是約定俗成的。所謂充實，是說它提供一種閱讀方式和感覺方面的現實。當我們識字的時候，它在我們的認識中一直是充實的。因為在我們認識它之前，所指已經把意義延置到能指上?；蛘哒f外延的關系已經確立。如照片，通過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紙上，這張照片與被攝者的基本關系確立。在這個層次，能指本身的價值首先是具備足夠的合理性（文字符號中樹具備的“木本植物的總稱”這一意義也由于集體的約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識、記憶，還有事實、理念、相對秩序等。[8]而當它成為一個固定形式時，又自我掏空，變得赤貧。從另一個意義來講，赤貧的形式具有了繼續被操縱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發生，重新填滿意義。當最初的意義大舉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發生在能指與所指構成的第二個層次上，即能指E2+所指C2。

B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羅蘭·巴爾特強調符號構成的一個基本的要點：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義，只是使意義貧乏化。在第一個層面上建立的意義在第二個層次失去了一些價值卻保持著被激活的生命元素，為接納新的意義做準備。對形式而言，意義總是在歷史的瞬間保留過，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層次上，符號意義的產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無限性所致。即符號能指與所指的第一個關系確定后，以第一層符號外延的意義為基礎，并將另一層意義附加其上，構成另一個所指。這種附加從理論上講似乎是沒有限制的。

C主體間的互動

了解主體間的互動首先需要了解“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們承認某物的存在既非獨立于人類心靈，也非取決于單個心靈或主體（純主觀的），某物的存在有賴于不同心靈的共同特征，這個共同特征就是主體間的。心靈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隱含著不同心靈和主體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傳播溝通，這便是它們的“主體間性”。一個心靈不僅能夠體驗到其他心靈的存在，而且包含著與其他心靈溝通的意向。

巴爾特分析使用符號的雙方——指碼者和解碼者之間的“彼此可進入性”，“心靈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證實。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爾特認為不論編碼者還是解碼者對符號意義的感知在本質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們首先是臣屬于一個文化群體，共同的文化背景為他們提供了互相影響的意識。不論是制碼，還是解碼，都可以意識“彼此傳達信息的意向”。因為，所有的感知都是針對符號而發的，符號的意義在認識到彼此傳達信息的意向后，進入解讀過程。解讀就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心靈彼此進入，然后獲得“共享世界”。

這一類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稱作“意志共通感”）為同一文化群體成員所有，因為這個世界的主體間性“對于許多個體來說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著主體性”，[9]使我們對許多符號所代表的意義產生一致的領會。這種“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歷史的積累，也是時勢的產物。它在歷史的進程中，或當下的社會里，成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員共同感受的知識與經驗，這種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約中被認可的。因此，它也是符號能指與所指關系確認的前提，它允許同一群體每個成員認識的深淺差別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響群體所有成員的路徑，而文化的成員屬性也由此產生。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共享既是一個獲得意義的過程，因為意義既不是傳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財產，也是一個意義交換的過程。意義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義在收聽或觀看的實踐中出現。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員間的符號交流也有許多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歷史的，可以發生變化，有時候變化會在沖突的過程中發生，只是表面難以察覺罷了。

（2）符號的“神話”性

“神話是一種言談”[10]，任何一種有意義的單位，無論是話語符號還是視覺符號，都是一種言談。言談是一種傳播，是信息傳播。任何言談都不是自在之物，只是針對自在之物的說法。將言談解釋為神話，就是強調言談不是一件物、一個觀念或者一種想法，而是一種意指作用的方式。因此，意指作用就是神話本身。

巴爾特如此描述言談被神話化的過程：當一個概念被賦予在一個已經存在的形式—意義上時，它并不使已有的意義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擴張原有的意義；當神話賦予在第一個層面上的時候，神話掏空了第一層面的概念，只保留形式-能指，然后將神話置入其中，便構成了表達新的意義的符號。[11]

A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

巴爾特認為任何一個符號的形式必須經常能夠再度生根于意義之中。它必須能夠藏在意義互換的現象中，繼續意義與形式不間斷的“捉迷藏的游戲”。在符號的神話性產生過程，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義被馴服后，逐漸地退到遠處，再度植入的意義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的某種認識。它一旦被植入，就具有了意義，不過這個意義不是自然形成的。

巴爾特在分析一張法國國旗下敬禮的黑人軍人照片時，詳細而生動地解釋了意義再度植入時發生的變化[12]：

敬禮的黑人不是法國帝國的象征，他有太多的面，他展現了豐富、經驗、隨興、天真等。但同時，這個展現被馴服，置于遠處，幾乎變得透明了（前面所言“赤貧化”。作者注）（再度置入意義后。作者語）他變成一個全副武裝的共謀者，法國的帝國氣派·······當他是法國帝國的概念時，又再度與世界的整體性、法國的一般歷史、他的殖民冒險史和他現有的困難相聯系。

B神話——文化意義的召回

讀者在這個層面上看到的不是一位名叫查里·約翰遜的正在敬禮的黑人，而是法國的帝國性。帝國性一旦進入照片，便使照片神話化了。照片的寫實性提供了法國帝國性進入的基本條件，帝國性一旦進入，寫實性就會被棄絕。黑人查里·約翰遜已經符號化為一類人，同時也淡化了其直接意指的意義。這個符號與法國少數族群效忠法國的概念建立起對應關系。

另例，2003年世界愛滋病義演晚會的名字叫“466/64”，這個數字是南非前總統著名的世界人權領袖曼德拉被關在獄中牢房時的號碼[13]。這個號碼在今天早已經和數字以及選取這個數字的原因沒有直接的關系，它也不是數字順序中的一個位置?！?66/64”是曼德拉獄中生活的象征。曼德拉的監獄生活又是反對種族歧視的象征。反對種族歧視又是平等、和平的過程，作為過程又與這個號碼沿用了26年有關。關愛愛滋病人體現的是人類世界的和平、仁愛的主題。這就是說“466/64”作為能指其所指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新的所指的不斷移入，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義淡出，越來越多的文化意指進入到“466/64”這個符號中?！?66/64”也就與更多的所指建立了對應關系。

3雅克布遜的“語義路線”

雅克布遜認為符號意義不論在哪個層面上運作，其表達意義的主要手段是隱喻和轉喻[14]。

雅克布遜認為交流主題（topic）的發展可以沿兩條不同的“語義路線”進行：這就是說一個主題是通過相似性關系或者毗連性關系引導出下一個主題的。這兩種關系分別在隱喻和轉喻中得到最集中體現。

隱喻：是指一個詞（能指）以一種破除老套、非字面意義的方式，應用到一個目標物或動作（所指）之上，它強調能指與所指的相似（對應）關系。當我們把支撐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稱為“腿”時，這個“腿”字與人腿的“腿”發生了相似性關系，即隱喻的關系。這種相似強調了二者之間作用的某種相似之處。

轉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屬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體，轉喻強調毗連性關系。例如，當我們用白宮發言人這個稱謂替代美國政府發言人時，白宮與美國政府之間的聯系是轉喻功能——毗連性關系發生作用。[15]

當轉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語的視覺符號上時，我們看到圖像符號和它所表達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是自然構成的。一張瑪麗蓮·夢露的肖像促使我們接受，是因為二度空間的視覺表現足以代表三度空間的實體。同樣，只要我們能找到一些相對應的特點，地圖和比例模型也可以用來代表原物。例如，電視中的視覺符號在第一層面的表意階段，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毗連性關系，即符號和它所代表的實體之間是一種被技術建筑出來的部分相等，就是使用了轉喻的手段，它將真實的世界的部分轉移到電視畫面中。

在第二層面的表意階段，其含蓄性主要是隱喻功能起作用的結果。如，當我們從電視中看到春節晚會出鏡拜年的人物由各類娛樂明星換成科學家，或者科學家出現在屏幕上的次數已經超過歌星、影星時，表達的意義是科學家在社會中受到尊重的程度。在此，意義的移位現象是由一個社會價值的平面轉移到表現頻率的多少的平面。兩者之間的關系是通過隱喻建立的。

二、符號學VS新聞學

當符號學VS新聞學時，兩者對話題的選擇顯得十分關鍵。關于符號學已經有較充足的篇幅進行闡述，新聞學的哪些構成要素與符號學有對話的價值呢？新聞學涉及的內容很多，這里選擇了信息—事實、傳播者與接受者三個話題構成“VS”的過程。

1、信息—事實

什么是事實？按照習慣的解釋：事實是指事情的真實情況。事情又被解釋成人類生活中的一切活動和所遇到的一切社會現象。信息（消息）在信息論中是指用符號傳送的報道，報道的內容是接受符號者事先不知道的。不論是事實還是信息，它們在哪里，以什么方式存在著，這是我們的基本問題。按照上述解釋，事實是客觀存在著的，信息是通過符號被傳送的。事實如何與我們發生關系？事實被你或他目睹，事實被言說。任何耳聞目睹，它只要出現在人的記憶中，不管是以何種方式被保留，它也是被語言組織過的。事實在符號中，是指以書面或者口頭、影像記錄，它自然就是一種符號了。從這個意義講，不存在不依附于符號的事實，信息也是如此。

對一個概念的理解總是包含在另一個概念之中，也就是說解釋是可以無限進行下去的。一個概念尚且如此，那么，我們對一個事實的認定也是在另一種說法之中，事實也永遠在被言說之中。

（1）真實性與神話性

按照符號學的觀點，符號能夠表達的意義首先要獲得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歷史的、當下的）約定俗成的規則對能指與所指對應關系的認可。我們每個人出生和成長過程已經有了語言系統，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也必須接受約定俗成的語言事實，因為語言不是個人的。因此，真實性也是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的，也需要以集體的認可為前提。但是“神話”何以成為“事實呢”？

A神話的有效性

神話的有效性是通過兩個方面支持的：

在第一個層面上符號（權且稱它為基本符號，類似于詞典中一個詞的本意）的特定性和信息的準確性給予支持。當能指與所指在第一個層面上的對應關系確立后，在第二個層面上，基本符號又可以與第二個所指建立對應關系，組成新的符號。根據這個原則，符號可以在第三個層面，第四個層面建立新的關系。

以下三幅圖片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符號賦有意義的過程。

第一幅圖：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正撞向世貿中心大樓（“9·11”事件經典鏡頭）。這個鏡頭在第一時間播放時，新聞價值是最突出的，它傳達的主要信息是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飛機正撞向世貿中心的大樓。這個鏡頭被新聞報道語境召喚的信息元素有：時間——2001年9月11日；地點——美國紐約世貿中心；事件——一架飛機（圖1是第二架飛機撞擊大樓的情形）正向世貿中心大樓撞去；原因-不明。

第二幅圖：在倒塌的廢墟上豎著兩根光柱，圖中有自由女神像、美國國旗和象征和平的美國兒童（這是一幅畫）。用兩根光柱替代不存在的高達427米有110層的世貿中心大樓。光柱與“9·11”具體事件的直接關系再連接自由女神像、美國兒童，表達了人們對兩座被撞毀的大樓的懷念，也表達著美國人對恐怖行為的一種挑戰和譴責。如果說兩個光柱已經不是新聞意義上的真實，那么就意味著它是“符號（ERC）”，這個符號作為新的“能指E2”與“所指C2）”相遇，又構成一個新的能指—符號。

第三幅圖：用數字9、11、01構成。其中數字“11”高聳其中，用美術手法處理后，成兩幢大樓的形狀。圖3已經讓圖1、圖2的意義進入到自身，圖3從真實性講已經離開圖1很遠了。圖3完全是一個象征符號，一個用于紀念的標志。

從圖1的直觀（記錄）到圖2的記憶，再到圖3的表征，非常巧合地可以用來說明巴爾特關于意指行為過程的解釋。當然，恐怖分子選擇世貿中心作為轟炸目標，也是因為世貿中心是美國的一個象征，轟炸世貿中心就是對美國的恐怖行為。這一個鏡頭—能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恐怖”意義占據，甚至像歷史一樣占據。在紀念“9、11”一周年，兩周年，一直延續下去，這個鏡頭中冒煙的世貿中心大樓永遠成為象征（圖1），不再只是一座建筑的影像。因為它可以被放在其他的圖片中成為構成另外意義的一個元素。甚至被模仿、改變，這種所指的轉移恰恰是任意性與成規性導致。它告訴我們，任何被視為自然的象征符號，是有歷史積累和文化積累的，而且也是多變的。

今天，也許在今后無數個周年的紀念活動中，我們接受它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照片傳送的信息，恰恰相反，我們已經不在乎它作為事件的時效價值和真實價值。因為它一旦被記錄并且公示過，它就成了一個符號，一個永遠可以被第二層、第三層表意占據的符號，這個過程回應了羅蘭·巴特關于意義生成兩個層次的解釋。我們看到符號是這樣在“事實”（我們可以暫且把符號規則的某些原始意義看作是事實，如時間、地點等）的基礎上占據其他意義的：有一些符號早已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對應的關系（能指E1+所指C1），例如，在各種字典或者詞典中一個字或者詞語具有的基本意思（本意，延伸意等）。這種占據使符號在進入第二層表意活動時有了合法性。

符號學研究不是要對這些已經形成的原始對應關系采取拆解工作，當它發現了原始對應關系建立的規則后，告訴我們今天在使用的符號大部分已經不在原始對應的關系中心，它們已經離開中心很遠的距離。有些詞還保留過去的痕跡，有些已經對過去的樣子模糊不認了。不論它們現在是哪一種，它們又可能成為新的對應關系建立的原始基礎。依次繼續，不會完結。如果把新聞事件當作一個符號的話，這個符號在占據了新聞的五個W之后，它就可以再生成許多意義來。意義越多，離開中心也就越遠。

第二個層面上符號與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靠我們對一種概念的認可程度給予支持。這種契合決定了神話能夠與外在真實（相象）相溝通，并且同時給與“真實”以我們的文化價值觀。這正是概念自然化為神話的基本功能。在語言的原始表達中，因果關系是順其自然的關系——類似“因為大旱少雨，西瓜價格上漲”的邏輯關系。在符號學——神話的層面上，因果關系是構造的結果。例如一張表現法國帝國性的黑人查里·約翰遜的照片。

符號作為神話的有效性在于它利用話語規則取得對某個事件的合法性表述后，只要符合不斷地將新的意義植入的符號產生的邏輯就可以了。

B真實性遵循的規則

總結以上新聞圖像神話化過程的細節，我們看到所謂新聞的真實性在符號學的視野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已經確認的規則性的話語中信息可以被檢驗。例如新聞的五個W——時間、地點、人物、事情（這里的事情應該是指事情的類型，如天災、人禍等都是可以被驗明的，驗明的規則又是大家認可的）、原因（同樣可以通過調查用證據說明）。二是人們認可的語言本身具有的“轉換”特征。如果在語言的第一個層面上（直接意指）人們已經達到了某種共識的話，在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含蓄意指）被人們視為深度理解。當然這種深度理解必須具備合理性與邏輯性。這種深度常常被用來作為可以共享的思想，或者當下受用，或者延續下去成為歷史的共識，沉淀在文化的海洋里。在巴爾特的文化符號學中，我們看到當下共享的和沉淀在歷史中的意義，不是一種單純的最美好和最崇高的，它也包含著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滲透過程，包括個人的偏見和企圖。我們舉例子分析個人好惡與媒介偏好如何操縱話語的傾向。

例：關于美國7歲女童杰西卡駕機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新聞報道。

1996年4月10日，美國《時代》周刊、美國廣播公司先后報道了美國女神童杰西卡英雄般的創舉。杰西卡駕駛一架單引擎的飛機從加州的哈夫蒙貝機場起飛。她還計劃橫穿美國大陸，成為世界上架機橫跨美國東西海岸年齡最小的飛行員。當時許多觀眾都在所在地通過電視節目看到這位小英雄，并且十分關注她的全部飛行計劃實施情況。如果從媒介的傳播效果看，關于杰西卡的報道是成功的，杰西卡事件是典型的體現媒介偏好的事件。只有在飛機失事后，媒介才開始反思對這個事件報道的初衷。美國《飛機》雜志總編說：如果沒有媒介的哄吵，類似這樣的飛行就不會有，聯邦民航允許孩子駕駛飛機只是為了促進教學，并非鼓勵冒險，而且少年飛行員也要滿16周歲才能獲得駕駛執照。他批評媒介是造成杰西卡死亡的幫兇。美國廣播公司《晚間熱線》節目主持人直言不諱地說：是的，我們的確對此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還在錄制關于杰西卡飛機失事的節目，因為這是當晚收視率最高的節目。[16]

從上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符號學的視野中，事件的真實只能在被描述中表現，只能在約定俗成的語言規則中體現。描述所用符號的非透明性就注定了“描述的”不等于“真實的”，但是它可能具備真實性。因為存在一個未被描述的事實，描述之間互相驗證（例如五個W是否相同）后，其相同部分證明了這種存在，這也成了獲得真實性的唯一途徑。因此，新聞傳播在符號學視野中不提及真實的問題，它只關注符號中能指與所指是如何建立起對應關系的。

（2）新聞文本的隱喻與轉喻模式

我們已經在雅格布森關于隱喻與轉喻的論述中獲得共識，這一對概念不是只涉及到特殊的、個別的修辭方式。媒介在傳播活動中建構任何的意義都離不開隱喻與轉喻的方式。這就使得它們從遣詞造句的文本中走出來，成為社會敘事這個大文本所有意義彼此相連接、相對應的主要方式。因此，隱喻或者轉喻本身的功能也從純粹的修辭功能轉變成具有使個別意義加入到另外意義中，不斷系統化，融貫一體的功能。這種復雜功能的具備，又可以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考查。任何隱喻都在構思過程中完成，構思主要是一種認知過程和思考方式。因此，隱喻也意味著一種思考方式。轉喻在社會大文本中主要起到連接上下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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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隱喻的框架作用[17]

臺灣學者把隱喻看作是認知歷程和構思方式[18]，指出新聞報道里的概念和故事有豐富的隱喻，這種隱喻有系統性和融貫性。新聞報道中的新隱喻提供新的選擇材料的角度和觀察的方式。例如，在中國大陸關于反腐倡廉活動的新聞報道中，我們經?？吹结槍ν倒p料不符合工程設計標準要求的建設項目——橋梁、防洪大堤、住宅、公共設施等，用“豆腐渣工程”來隱喻?！岸垢痹谖覀円呀浻械母拍钪惺侵钢谱鞫節{剩下的渣滓，因此它也因為歸入“渣滓”類而被作為可以遺棄之物。其次，“豆腐渣”完全松散，無法成型，不堪一擊?！岸垢币辉~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隱喻沒有價值之物，或者不可靠之物。再來看關于工程的概念：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產、制造部門用比較大而且復雜的設備進行的工作，如水利工程、機械工程等。[19]因此“豆腐渣工程”所隱喻的主要是屬于國家或地方政府投資的不合格建設項目。在《人民網》刊登的關于“湖南衡東‘豆腐渣’工程黑幕曝光”報道中[20]，有如下關鍵內涵與“豆腐渣工程”相對應：

投資數額大（投資上億元的——衡東大源渡水利水電工程投資上億萬）

項目來源與政府有關（衡東大源渡水利水電工程是國家重點工程）

項目承包涉及到政府官員的行賄受賄

承包公司非法經營

損失大（“豆腐渣”工程造成的經濟損失達800多萬。）

處理嚴厲（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莊湘吉團伙成員作出刑事判決：和莊湘吉團進行權錢交易，為其提供保護的衡東縣其他25名黨政干部也分別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衡東縣法院院長和檢察長也被調離原職。）

這些內涵構成的隱喻的框架作用類似一個取景框，它帶出社會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斷和新聞故事情節的特點和思考方式，也為新聞報道提供了重新框架關于披露官員腐敗行為的新聞報道的隱喻空間。

從政治智慧看，“豆腐渣工程”這個隱喻既是創新，又承襲了舊有的傳統。創新在于將“豆腐渣”與“工程”放在一起構成一個隱喻，“豆腐渣”物質結構的松散和工程的復雜性放在一起，產生觸目驚心的效果。承襲是指它與我們生活中已有關于“豆腐渣”的概念和這個概念包含的價值訴求、感覺經驗結合起來，直接、明白地揭露了類似工程的腐敗性。使公眾很容易地接受這個隱喻。使它在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中，很快成為揭示腐敗官員非法行為的有效概念，這種隱喻一旦與腐敗工程的對應關系建立起來后，對于政府政治改革反對腐敗形成有力的支持。

“豆腐渣工程”這個隱喻為新聞報道提供的隱喻空間包括了“政績工程”、“指標工程”、“泡沫工程”、“爛尾樓”等。例如，一則關于“政績工程”泡沫現象分析的新聞列數了政績工程的特點[21]：

買官、賣官有價有市；透支地方財力、物力，策劃“形象工程”；虛報發展數字，計委與“一把手”討價還價；以地生財成為官員、商人非法謀財的捷徑。

類似的隱喻也會扣連出一群相關的語匯，這些語匯形成的網又可以與任何一個類似事件建立對應關系。

B隱喻的意識形態性

筆者曾經對大陸和香港電視廣告創意中隱喻方式進行了文化分析，探討兩地的差異和產生差異的原因。研究結果發現在兩地廣告中，隱喻方式應用的區別，展開了意識形態差異對隱喻過程的影響面。[22]

研究選取了一則廣告進行對比分析，廣告的主要畫面是：

夜靜時分，在一處停車場，一位司機正在發動汽車，突然一位身著紅色衣裙的女鬼飄然而至，女鬼把臉貼在汽車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嚇昏了司機。畫面出現與手機有關的內容。

在這則廣告中，作者用人們見到女鬼會受到驚嚇的效果隱喻手機跌價將會帶給消費者的驚訝程度。實際上告訴消費者手機低價是不可思議的。[23]

選擇女鬼形象出現的效果以隱喻廣告要表達的“價格低至嚇死人的程度”的意義，說明在香港廣告創意者那里，它們可以歸為一類。這種認可體現出了香港生活風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環鏡中，“鬼”在人們的“日常定規儀式和實踐活動中”沒有經歷過被徹底批判的實踐，鬼的形象沒有到過政治的話語系統里被否定。因此，它的出現與大陸相比較而言，是獨特的。

大陸文化發展中，有過對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話語中又被階級陣線統統劃到人民的對立面，牛鬼蛇神等于“地富反壞右”，所以鬼曾經臭名昭著。在公開的場合中裝神弄鬼是沒有“市場”的。經過了對“鬼”形象的口誅筆伐后，在公開場合人們對鬼的認識是一致的，完全負面化了。在通過正面的渠道組合一個完整意義時，“鬼”不可能有出現的機會。

以上隱喻可以從香港人接收知識習慣的分析中，找到解釋。在香港電視廣告圖像意義生成中具體表現為夸張、虛構的傾向，這種夸張、虛構建立在一種大驚小怪的反應方式上。它與“香港人的生活風格中有‘大聲’、‘招積’的風格不謀而合”。[24]這類廣告在敘述事件時常常尋找令人驚訝不已的對應物以解釋其目的，不管對應物是什么？也就是在尋找對應物時沒有政治意識的限制，只要能夠強烈刺激觀眾就行。所以在香港的電視廣告中“以邪壓正”的例子也時常出現。

在大陸，即使是廣告中的角色也不可能由一個在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面角色來擔任。人們潛意識地會排除以反面人物或者事情為中心點建立與他人或物的對應關系。例如用女鬼來對應削價的程度等。

2、編碼者與生產性文本

信息與物質材料不同，信息在編碼或者解碼的過程中不斷生產著意義。了解意義的生產過程是符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斯圖亞特·霍爾在《編碼，解碼》一文中分析了編碼者與解碼者在“生產性文本”中生產意義的過程

霍爾首先對傳統傳播學研究關于傳播的概念化解釋進行批評，指出：傳統傳播學關于傳播由發送者/信息/接受者構成的線形特征，只是在信息交流層面上的認識?；魻栒J為傳播模式是“表現相連而各異的諸多環節——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生產并維持這個結構”的模式[25]。這個結構由幾個環節組成：在生產/流通環節，機制、關系和生產實踐以符號載體的形式開始運作，符號又是根據語言規則構成，最終“產品”的形式就是話語形式，話語在傳播通道中流動。

（1）編碼的形式中包含的意義

編碼形式的意義是由媒介制度、媒介知識（生產程序、技術支持、職業的觀念、文化背景、媒介定位、設想和預期效果、有關觀眾/讀者的期待）等建構起來的。因此，在大眾媒介的傳播過程中，話語中的意義不是完全通過話語一對一地再現“真實”，而是依據真實的關系和條件用語言準確表述后而獲得的產品。對于解碼者而言，他通過媒介所接受的永遠是被言說的事件—意義。解碼者首先接受“閱聽形式”或者“閱讀形式”，根據符號約定俗成之規則獲取其中的意義。雖然解碼者不是語言記錄儀，他自己的解碼環境對符號承載意義做第二次建構。但是第二次建構與第一次建構仍然有一致之處，即他們所面對的是同一個符號。這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傳播有效性的基本保證。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在具體的語言群體或者文化中許多符號的內涵部分呈現較大的差異呢?；魻栒J為，這種差異的存在是因為符號似乎獲得了全部的意識形態價值，似乎可以自由、清楚地表達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話語與意義。因此，在其“聯想”意義的層面上講，意義和聯想的流動性完全被不同的語言群體和文化利用。

霍爾一方面肯定了符號的外延相對內涵是有一定的確定性的，這種確定性由于人們幼年就可以通過學習得到，因此符號中能指與所指似乎就是“天生的一對”，這種關系已經被“自然化”了。[26]但是，霍爾也看到符號的內涵層次更具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導致的多義恰恰又是解碼過程出現差異的事實。差異并不完全是自由表達，而是多重的被利用。

從流通角度看，當生產建構起“意義”時，流通就從這里開始。信息的傳播效果在于解碼者接觸到這些針對他們而來的信息后，是否能夠如其（傳播者）所愿的接受意義。因此，在整個傳播過程中信息/意義都是符碼化的，也就是說語言形式“占主導地位”。一個事件在報紙上刊登出來，經過了報紙話語的“閱讀形式”符號化，在電視中播放，經過電視話語的“閱聽形式”符號化，可以依次類推到其他媒介。閱讀形式是不同媒介的語言形式。任何事件—現實都在話語（媒介話語）[27]之外，我們所能知道的和所說的一切不得不在話語中通過話語產生。媒介不同，符號形式不同，也形成意義的差異。如，當一張一歲兒童的照片出現在家庭照相簿中，他/她是一個有具體姓名和身份背景的人——某人的孩子，籍貫，出生地，還有國籍；當這張照片出現在“如何培養健康兒童”主題展覽中，他/她是代表健康兒童；在有關兒童營養米粉廣告中出現，他/她是吃了營養米粉的兒童代表。符號的選擇也包括了話題設置、事件選取、人物的知名度、社會的關注度等。

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對應關系建立在已經符號化（巴爾特所言意義生成的第二層次的符號。）的各種意義與符號化的文化的深層意義相互交叉的地方，交叉地還活躍著意識形態的支配和控制，也有“對支配和控制功能的反抗，以及反抗產生快感的過程”。每一個交叉點產生的意義都是可能成為附加于一個能指的所指（意義延異）。

（2）編碼形式受制于“主導文化秩序”

聯想意義與能指建構起新的關系首先受到“主導文化秩序”的限制。任何一種文化/社會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封閉（封閉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恰恰是特色保存之地），其文化、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秩序要“強行”推行到所有處在其中的每個人身上。所謂“強行”可以理解為必須推行一系列的制度保證其秩序的維持。也可以理解為隱蔽地使每一種話語事件就范的力量的存在（尤其是面向社會的話語）；其二，建構起“主導性話語結構”。社會生活領域的劃分實際上也是不同話語領域的劃分，各個話語領域安排組合主導意義或者選中的意義進入其中。因此，在我們生活周遭發生的事件只有被選中進入話語領域才會被認為是有意義的。盡管媒介從它的生產邏輯看，應該是組織各種意義進入其領域的，但是媒介的意識形態性和商業性往往使它在此方面的所作所為包含著輕重緩急，體現其利益的意義總是在優先考慮之列。這種被優先考慮的意義在編碼過程中支配其他意義，或者讓其他意義服從于它。這種優先的意義總是以因為“有意義——代表了媒介的利益”而被選中。對于“選中”的過程霍爾有細致合理的描述：[28]

······其內涵層次雖然也是固定的，但更為開放，服從于利用其多義價值的更為活躍的轉換······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似乎被劃分為各個話語領域，等級分明地被組合進主導的或選中的意義······事件必須首先安排進各自話語的領地才可以說“具有意義”?！ぁぁぁぁぁぐ研率录才胚M現存的“問題重重的社會現實圖表”的某個領地?！ぁぁぁぁぁの覀冋f“主導的”，是因為存在著一種“被挑選出來的解讀”方案：在這些解讀內鐫刻著制度/政治/意識形態的秩序，并使解讀自身制度化。

被“被挑選出來解讀”方案和由方案選中的意義既“鑲嵌”進整個社會秩序，又“顯現為一系列的意義、實踐信仰”系統，也在強調解讀方案是對每一次解讀實踐的限制，是對具體事件從頭至尾的支配：選擇、解讀、形成認識。

3、解碼的“生產”意義

用“生產性文本”的觀念理解“解碼”與新聞學關于新聞傳播的效果研究的根本區別是：前者關注解碼者何以做出如此反映，后者在意解碼者做出了什么反映。在前者的立場上，解碼被視為“將符號放在它們之間及與其他符號之間的創造性關系中”[29]的主觀能力。后者把解碼者放在“獲得信息與知識的”接受者位置上。傳統傳播學提供了“選擇性感知”的思路，但是，這種思路認定的可以不斷提高甚至達到“完全清晰的傳播”（只要不斷地進行實證調查，如發現解碼者回憶起多少條消息，就可以據此找出增強理解度的有效辦法，再次實施）的目標本身，總是在面對“意義被扭曲般地解讀”的傳播現實時遭到質疑。因此，即使是通過實證獲得的結果必然是被“扭曲”后的結果，主要的是這種結果“隱瞞”了扭曲的存在。因此，不存在“完全清晰的傳播”。

在符號學看來，解碼與編碼沒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自己的存在條件與后者大相徑庭。有效傳播必須包括編碼的時候與解碼的時候建立某種互換關系，即編碼過程建構某些界限和參數，解碼是在這些參數和界限中發生的。這一點保證了傳播交流的實現。解碼是在限制——接受限制/中斷限制——生產意義（最后的環節也是傳播的出發點）過程中完成的?；魻柤僭O了解碼的三種地位：主導——霸權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協調的地位（negotiatedcode）、對抗的地位。從話語的層面理解這三種地位，本文將其分成主導性話語、協調性話語和對抗性話語。

（1）主導性話語建構了信息秩序

信息秩序包括信息、編碼與解碼。從表面看，解碼者直接接觸媒介并從中獲得內涵的意義。他們遵照信息編碼的規則解碼，以達到“完全明晰傳播”的理想狀態。

事實上，任何傳播首先進入主導性話語結構。職業傳播者面對的各種信息已經是被社會“主導性話語結構”選中的信息，是這種話語霸權的產物。就是說這些信息先有被選中的地位，然后才被選中。傳播者要將這些信息傳送出去，只需要使它們符合職業對信息符號的要求，即進入“職業性話語結構”中。這種“職業性話語結構”被霍爾稱作“職業符號”——職業要求、技術特性和實踐標準，它相對于“主導性話語結構”有一定的獨立性。

雖然，信息變成職業性符號是對原符號的轉換，但是，它沒有逃離“主導性話語結構”的控制，只是從職業傳播的需要上對體現主導性話語霸權的信息進行的轉換。這種轉換只是對主導性話語結構中意義的一種再生產，并沒有新的意義出現。以電視訪談節目嘉賓選擇為例的分析，使我們看到職業選擇的背景。所謂嘉賓一般是社會中的精英（例如，在關于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中我們通過屏幕看到的各種軍事專家。），他們的精英身份既與主導性話語結構相關，又有共同的利益。

由于“主導性話語結構”與“職業性話語結構”之間有差別，強調媒介的獨立性使人們容易產生誤解，甚至忽略主導性話語結構的存在。通過下圖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主導性話語結構對解碼者的影響以及最終對信息的影響過程：

由于編碼在主導性話語結構中，新聞傳播的信息環境始終是主導性話語控制的環境。編碼置于解碼之前的順序也規定了解碼對編碼的依賴。所以任何的解碼首先是在主導性話語結構中進行的，他的生產也是對這種話語的延伸。

（2）在主導性話語結構中的協調性話語

解碼者既與媒介有長時期的接觸，又與社會主導性話語結構發生關系，因此，他們對什么是主導性結構中的話語，什么是職業性結構中的話語是清楚的。在具有霸權性質的主導性話語結構中，“事件或含蓄或明顯地與宏大的總體化、與宏大組合的世界觀結合起來：他們對各種問題采取‘夸大的觀點’，他們將事件與‘民族利益’或者地緣政治學相聯系······”[30]。因此，霍爾指出主導性話語結構能夠保持主導位置有兩個方面的支持：1）它用自己的語言界定可能產生意義的精神世界和社會文化中各種關系的完整層面；2）它帶有合法的印記。它與社會的關系被看作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協調的位置上，解碼本身即有相融的意愿，又有相對抗情緒。它認可在宏大意義生成方面的合法性，又會在自己的基本規則——依據所屬利益群體以及個人價值取向制定的一些規則與各種事件的主導界定一致起來。這種使主導界定在“部分——有限、群體地位”后，通過它繼續維持各種話語和權力邏輯有差別、不平等的關系的現象，在宏大意義生成方面，產生血緣、地緣和文化的一致性并且相融的動力。在群體或者個人的價值取向方面，對抗情緒因為群體和個人利益的暫時或者較長期不被重視而滋生，又因為主導性話語結構的界定獲得一致。

（3）主導性話語結構接納對抗性話語

解碼者總以為他們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讀主導性話語，并且能夠將它們放置在自己選擇的參照框架內重組話語結構。例如，當他們收看關于伊拉克戰爭的新聞報道時，當聽到美國維和部隊進駐巴格達市區的消息時，會把維和部隊解讀成侵略。在關于提高物價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說法中，他們把國家利益解讀成特權階層利益。在這個層面大眾暫時獲得勝利，他們把主導性話語結構提供的信息作為建構新話語結構的資料，形成對抗性話語。

霍爾肯定了大眾對抗式的解碼過程，他認為大眾解碼式的對抗力量勢必要求任何的編碼過程去了解對抗的意義，并在適當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協。與第二種協調式解碼不同之處在于這次是編碼者向解碼者尋求共同性。但是，對抗性話語的存在并無力徹底改變主導性話語的地位，對抗性話語永遠是主導性話語的“對面”，不是“第一面”。因此，即使對抗，也期待著被主導性話語的接納。

以上三種假想的解碼地位在現實情形中，并不是穩定不變的。對抗的力量和堅持的時間總會在協調中失去，協調在吸收了對抗性話語后，也會將其納入主導性話語結構。

三、符號學VS新聞學的終結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對于我們的重要意義在于他揭示了語言的非自然狀態，即語言相對于所言之事不是一對一的透明狀。語言自成體系，雖然我們總是在各種各樣的言說中看到語言的存在，但是由于語言所表述的事件（或著叫做言說之事）的凸現，很難將語言看作獨立的部分，甚至忽視語言的獨立性。不過，語言本身沒有因為我們的忽略而削弱了自己規范言說的力量。事實恰恰相反，語言不是事件貼身的、透明的服裝[31]。語言給所有被言說事件一個表達的同時，也使這些事件臣服于語言的規則之中。如果說一切意義都是某個范式策劃的結果，那么，新聞事件的意義主要在于它的被說，而不是它的發生。不在于事實本身，而在于事實的意義。

因為我們所說的事件只能在語言中被閱讀，即使是直接閱讀事件，也有語言的先在才使事件成其為事件。[32]從這個意義講，事件沒有語言就無法組成（事件就是語言表述結果）。語言的可操作首先使語言與事件的原本狀態開來。其次，使語言有了建構一切事件的權力（不是沒有事件就沒有語言，而是沒有語言就沒有事件）。

羅蘭·巴爾特的文化符號研究是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在文化研究中的應用。巴爾特關于符號的神話性的研究，繼續堅持了語言的非自然性的認識，更加深刻揭示出語言非自然性的規律。[33]

雅格布森是從詩學研究的立場出發討論語言的意義。他認為詩學即語言學。正是在對詩何以成為詩的回答中，我們再次看到語言的獨立性和可操作性。詩之所以是詩就是因為他有了關于詩的所有要素：講究平仄、押韻、對仗等。例如，杜甫的詩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之所以是詩，因為它符合詩的規則要求。如果根據其意義用非詩歌的語言表達，就不是詩了。例如：看不到邊的樹正在往下落葉，從遙遠不見盡頭的地方長江水滾滾流過來。我們輕而易舉地根據詩的規則說：這不是詩。這些研究更進一步證明了詩的非遮蔽性-非透明性。這些來自對詩歌語言符號的分析，為符號的非自然性存在的觀點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在已有的眾多關于新聞符號的研究中，符號只是被放在的意義生成的第一個層次被言說，即使在第一個層次，符號的約定俗成原則也被忽略。因此符號在使用符號者手中強調成了“透明”的載體，符號與被符號承載的意義之間完全打通了，使用者便在這里給自己一個合法性確認。同時，也排斥人們對符號與表達意義之間的遮蔽性和遮蔽的合理性的質疑。

符號學VS新聞學之后，新聞學看到自己研究的一種局限。如果新聞學將符號學的思考導入自己的研究視域，那么，新聞學的許多基本觀點將被重新確認，例如本文一再提及到的新聞學為新聞確認的基本原則。如果新聞學延續自己的研究范疇，那么，符號學將從自己的批評立場出發，對新聞進行符號學的研究。這樣一來，新聞學成為新聞知識學，即新聞是什么。新聞符號學將成為對新聞知識的反思與批判的研究，它提供關于新聞的另一種知識，回答新聞何以是這樣的問題。

不論從符號學的哪個角度思考新聞學的問題，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都是一種神話，一種理想。符號學不會在揭示符號的神話性的同時，又去制造一個新的神話。所以，符號學是對新聞是什么的解構。

[1]索緒爾是本世紀最出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镀胀ㄕZ言學教程》是索緒爾的學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根據學生們的課堂筆記和索緒爾的一些手稿以及其他材料編輯整理的。1916年第一版在法國巴黎出版。

[2]索緒爾著，高明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8頁。

[3]羅蘭·巴爾特著，王東亮等譯：《符號學原理》，三聯書店1999年6月版，第2-4頁。

[4]索緒爾用如下方式表示語言的存在公式：1+1+1+······=1（集體模型）。參見《普通語言學教程》第41頁。

[5]索緒爾用如下方式表示言語的存在公式：1+1’+1’’+’’’······參見《普通語言學教程》，第42頁。

[6]也有學者將這一對概念解釋成組合/聚合。用軸線表示兩者的關系：橫向是組合，縱向是聚合。

[7]法國符號學家。主要貢獻在于文化符號學研究。將索緒爾語言學研究的主要觀點成功地運用到文化符號研究方面，并且有進一步發展。影響到后來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等。

[8]羅蘭·巴爾特著，許薔薔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頁。

[9]伽達默爾著：《真理與方法》，第二部分，3，b（格蘭-多培爾譯）1975年，第219頁。轉引自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頁。

[10]羅蘭·巴爾特著，許薔薔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224頁。

[11]羅蘭·巴爾特著，許薔薔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頁。

[12]羅蘭·巴爾特著，許薔薔譯：《神話——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

[13]曼德拉曾經被關押在南非羅本島監獄5號牢房長達26年。牢房門外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到：曼德拉/466/64。意思是曼德拉是1964年進入羅本島的第466號囚犯。

[14]隱喻：是指一個詞（能指）以一種破除老套、非字面意義的方式，應用到一個目標物或動作（所指）之上，它強調能指與所指的相似（對應）關系。當我們把支撐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稱為“腿”時，這個“腿”字與人腿的“腿”發生了相似性關系，即隱喻的關系。這種相似強調了二者之間作用的某種相似之處。轉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屬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體，轉喻強調毗連性關系。例如，當我們用白宮發言人這個稱謂替代美國政府發言人時，白宮與美國政府之間的聯系是轉喻功能——毗連性關系發生作用。參閱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頁

[15]參閱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頁。

[16]參閱李巖著：《大眾傳播的異化現象》，《新華文摘》1998年第1期，第145-148頁。

[17]隱喻是建立一類事物與另一類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的方式，隱喻的框架作用是指通過取舍性的構思，編織出可以將一類事物放在其中被解讀的意義網，也可以看作是構思一類事物與意義網的對應關系的過程。

[18]鄧育仁，孫式文著：《隱喻框架：臺灣政治新聞里的路途隱喻》，《新聞學研究》2001年·67第87-90頁。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376頁。

[20]《人民網》2001年8月06日，引自“央視國際”。

[21]王巧麗著：《安徽阜陽“政績工程”的泡沫》，《作家文摘》2003年第696期第1版。

[22]參閱李巖著：《從電視廣告創意看大陸香港兩地的文化差異》，《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3]這則廣告后來因為觀眾投訴其過于恐怖而被取消。

[24]參閱李巖著：《從電視廣告創意看大陸香港兩地的文化差異》，《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5]斯圖亞特·霍爾著，王廣州譯：《編碼，解碼》，載于羅鋼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8頁。

[26]在一個文化群體中，符號中能指與所指關系的“自然化”，在另一個文化群體中就不同。例如，紅色在中國的民俗中與節慶與喜事聯系，在西方文化中則不同?！凹t燈區”另有所指，它是色情業所在之處。

[27]此處媒介話語強調具體媒介，如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網絡等。事件的存在方式至少有兩種：一個事件或者意義在成為媒介話語之前，是一個純粹的現實，即以自然方式存在，沒有被言說；已經被言說的存在。媒介的信息源有直接來自事件的自然狀態的，也有來自言說的。言說之事成為再次被言說的資料。

[28]斯圖亞特·霍爾著，王廣州譯：《編碼，解碼》，引自羅鋼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54頁。

[29]斯圖亞特·霍爾著，王廣州譯：《編碼，解碼》，引自羅鋼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57頁。

[30]斯圖亞特·霍爾著，王廣州譯《編碼，解碼》，引自羅鋼等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頁。

[31]芭蕾舞男性演員演出時總是穿著這種透明的、貼身的舞蹈服。

[32]事件的基本元素是在言說中被確定的，語言給這些元素一個大家共同認可的聲音-符號。例如：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結果等。

[33]符號的非自然性是索緒爾語言的非自然性觀點的繼續。在巴爾特這里強調非自然性的目的是強調語言的文化性。即語言的言說意義功能不是來自自然的賦予，而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習俗、現實需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