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職業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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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觀（professonalideology）指的是人們對某一特定職業的根本看法和態度，也是社會對從事某種專業工作人員的較為恒定的角色認定，海外有學者譯作“專業理念”或“專業意理”。社會生活中職業化程度越高、職業地位越鞏固的職業，人們對其從業者的角色認定也越明確。如醫護人員被稱為“白衣天使”，郵遞員被認作“綠衣使者”，教師被視為“園丁”、“紅燭”等。職業觀是在長期的職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有其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它一經形成，又反過來影響甚至指導具體的職業工作和職業行為。特別是當一種職業觀內化為從業人員價值體系的一部分時，往往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據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有時候這種自主性可能達到與職業組織力量相抗衡的程度（Tuchman,1978）。

新聞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不同時代、不同體制、不同新聞觀念、不同價值取向的新聞工作者有著不同的職業觀。通過考察新聞職業化的歷史和現狀，我們把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觀概括為三種：鼓吹者、旁觀者、參與者。必須指出，這里的“鼓吹者”、“旁觀者”和“參與者”只是一種描述性概念，不含價值判斷色彩。我們認為，用它們來描述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觀是合適的，因為它們從根本上對以下三個問題分別做出了不同的回答：1、從事新聞工作的目的或意義是什么，即為什么從事新聞工作？2、怎樣從事新聞工作，即新聞工作者干些什么進而是什么？3、新聞工作者將以怎樣的立場和態度從事自己的工作？

一

從新聞傳播職業化的歷程看，鼓吹者是最早形成的一種職業觀。新聞傳播的職業化過程開始于近代報紙誕生以后，而我們知道，近代報紙是伴隨著17、18世紀英法資產階級革命誕生的，它們一開始就被新興的資產階級用作政治斗爭的工具。與此相對，封建專制政府先是制定嚴格的管制政策，以限制報刊的出版發行，隨后便學會自己辦報或利用報刊來維護其統治。因此，正如新聞史家業已指出的那樣，傳播新聞和信息起初只是報刊的附帶功能，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才是其主要功能。當資產階級獲取部分權力、階級地位得到相應鞏固時，內部的矛盾和紛爭也隨之開始暴露?！罢h報刊”（1）正是這種矛盾和紛爭的產物。堅持所屬黨派的立場、宣傳所屬黨派的觀點和主張、捍衛所屬黨派的利益，是一切政黨報刊的共同特征。可以說，政黨報刊把早些時候政治性報刊宣傳鼓動的功能推到了極至，報刊完全成了各種政治喧囂的機器、黨同伐異的工具。“鼓吹者”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新聞職業觀，其典型特征是將報刊的性質界定為一定政治集團的“喉舌”，把報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宣傳一定的思想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國新聞事業發展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現過一批很有影響的政治性報刊或政黨報刊。這無疑是“鼓吹者”作為一種新聞職業觀得以普遍存在的實踐基礎。絕大多數政治性報刊都積極倡導鼓吹者的職業觀，包括無產階級黨報。事實上，在無產階級黨報理論中，這種職業觀得到了更加系統、全面的闡發，并在其報業實踐中不斷得以鞏固和加強。概括起來，持鼓吹者職業觀的新聞工作者堅持認為：報刊或媒介是為政治宣傳而存在，它們本身只是手段，必然要服務于一定階級、一定黨派或一定集團的政治利益；新聞工作者實際上是政治宣傳員和鼓動員；他們在具體的新聞工作中應該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鮮明的政治態度。

集權主義是這種職業觀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如弗雷德•賽伯特所說，“當印刷術在西方傳播約二百年后，集權主義理論提供了決定大眾報刊對于當代社會的作用和關系的唯一基礎”。（2）集權主義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人類天賦智慧不同，真理一開始只是被少數有智慧的人所掌握，這樣一來先知先覺者啟蒙、教育后知后覺者便成了天經地義的事。而報刊是傳播和宣傳真理最有效的工具，報人也就成了天然的“鼓吹者”。集權主義的另一個基本前提是集體比個人重要，個人只有通過集體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個人必須服從集體。在現實社會中，集體的一般形式表現為黨派、共同利益集團或階級等，最高表現形式就是國家。從這樣的基本前提出發，新聞事業必然成為一定黨派、共同利益集團或階級手中的工具，成為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具體的新聞工作者只能充當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或組織者。在集權主義新聞理論指導下，“鼓吹者”眼中的“理想受眾”或“期待受眾”是被宣傳者或受教育者，此時傳播者往往有一種“天下為師”的啟蒙主義心態，對受眾的態度是居高臨下的“我啟你蒙”，“我想讓你知道什么”，“你必須知道什么”，“你應該知道什么”，這是一種“傳者本位”或“傳者中心”的立場，其間組織傳播的特征較為明顯，傳播方式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宣傳和灌輸。

通過辦報來教育民眾、喚醒民眾、組織民眾，以實現某種政治理想，這是早期報人的普遍心態，馬克思、恩格斯如此，王滔、梁啟超同樣如此。而實現這一辦報目的最直接、最便捷的傳播體裁是言論。這就是早期絕大多數報紙輕新聞重言論的重要原因。事實上，重視言論已經成為黨報的一種風格或傳統。只是隨著新聞傳播業的不斷發展，受眾需要的不斷提高，新聞本位觀念才不斷得以確立。在這種情況下，是繼續傳播一定的思想觀念影響、教育受眾，還是傳播新近發生的事實滿足受眾的需求？黨報選擇了調和的方法，即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調和集中表現在典型報道和“用事實說話”的客觀式報道上。典型報道是通過選擇典型、報道和宣傳典型來帶動一般，指導工作；而“用事實說話”則是通過事實說明和表達觀點，即用事實進行宣傳。兩種報道方式都服務于“鼓吹者”的傳播目的。

“鼓吹者”是黨營媒介和多數國營媒介所普遍推崇的一種職業觀。所謂“黨和政府的喉舌”便是最形象的說明。應該看到，作為“鼓吹者”的新聞從業人員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都起到過積極的作用。這從馬克思辦《新萊茵報》、列寧辦《火星報》、馬拉辦《人民之友報》、梁啟超辦《時務報》，以及中國共產黨最早辦的《勞動周刊》和延續至今的各級黨報身上都能夠得到充分證明?！秳趧又芸返淖谥季褪恰氨局袊鴦趧咏M合部的宗旨，鼓吹勞動組合主義”。但同樣應該看到，這種職業觀忽視甚至抹殺了新聞工作的專業特征，降低和弱化了新聞傳播在社會生活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限制了新聞工作者主體性的發揮。在社會生活中，每一種職業化的分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專業特點，這是該專業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條件。抹殺了這種理由或條件，該專業就不可能獲得自身應有的社會地位，也難以發揮其獨特的社會作用。向全社會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是新聞工作的根本任務，是新聞傳播業得以存在的理由，因為社會上沒有其他任何職業可以承當這項任務。新聞傳播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正是通過報道事實、影響輿論來確立和實現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旁觀者”的出現確實是新聞傳播職業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標志。

二

作為一種職業觀，“旁觀者”的誕生與19世紀30年代后出現的“大眾化報刊”相聯系。大眾化報刊開西方現代報業之先河。這類報刊起初多為個人所辦，沒有什么政治背景和黨派后臺，因此要想很好地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小心避免介入政治斗爭或黨派紛爭。此外，追求大量發行以賺取較大利潤也是它們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既能使自己避免得罪某些實力集團，又能擴大報紙的發行量，從而為報紙贏得利潤。后者正如曾任美國約翰遜總統新聞秘書的喬治•里迪分析的那樣：“意識形態濃厚的報紙，其銷路必然局限在贊同這種意識形態的一小批抱有黨派偏見的人范圍以內，而銷路如此小的報紙是不可能贏利的?！保?）可見，置身事外進行客觀報道可以產生一石雙鳥的效果。正是“大眾化報刊”所奉行的一套實用主義方法奠定了現代新聞事業的基本工作原則，作為一種職業觀的“旁觀者”是這些基本原則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典型特征是將報刊的性質界定為社會大眾的“耳目”，把報刊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傳播新近發生的事實。新聞工作者應該始終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記錄和報道事實，他們實際上是社會環境的守望者、社會信息的傳播者；客觀公正、不偏不倚是是其應有的職業品質?！疤热粢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p>

著名報人普利策這段反復被引用的比喻是對上述特征的最好說明。

自由主義為這種職業觀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自由主義是作為集權主義的對立面出現的，它的理論基石是西方世界源遠流長的“天賦人權”和理性主義傳統。與集權主義理論相反，自由主義者堅持人生而平等，人類天賦智慧也是平等的，因此不存在先知先覺者，每個人都有學習知識、認識真理的能力，只要他們能獲取可靠的事實。報刊等大眾傳媒應該成為人們了解事實、探求真理的“社會公器”，而不是少數先知者教育、啟發社會大眾的工具。此外，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個人才是獨立的實體，其重要性居于首位；集體、國家或社會只是個人的組合，它們不過是每個個人有效實現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報刊等大眾傳媒首先要滿足個人的言論權和知情權，大眾傳媒不僅要擺脫政府的控制，而且應成為獨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因此新聞傳播業應該不為任何權力左右，新聞工作者必須站在客觀、公正、平衡的立場上報道事實，盡可能把個人感情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把對新聞事件評價的權利交給受眾。美國最早的《記者守則》中，就提出記者要“堅持超然地位，不為成見和權力的貪欲所動搖；新聞報道必須真實、正確、公正與符合社會公益；一家大眾的報紙必須為大眾服務”等職業道德理念。（4）正是自由主義理論的有力支持，新聞傳播業的社會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新聞傳播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梢哉f，新聞工作者手持新聞自由這柄長劍才得以馳騁社會、笑傲江湖。這恐怕也是絕大多數新聞從業人員何以對新聞自由情有獨鐘、倍加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旁觀者”的職業觀強調新聞本位，提倡客觀報道。美聯社駐華盛頓記者勞倫斯•戈布賴特曾如是說：“我的職務是傳播事實。我接到的指示不允許我對任何事實發表任何評論……因此，我只報道我認為是正當的新聞，而且力求真實和不偏不倚?！薄都~約先鋒報》和《紐約世界報》的執行總編輯回憶當時的新聞寫作說：“事實、事實，除了事實，什么都不要?！保?）這股重“事”輕“理”的思潮既適應了當時美國社會的“民主革命”，又與19世紀中后期美國社會盛行的科學主義思潮相呼應。至于言論，正如舒曼所言：“評論是社論部門的專屬園地，現代報業要求評論和報道要絕對分開，一個是陳述事實，一個是對事件做理論解釋，混而為一的危險，一如將教會與政府合而為一?！保?）事實上，持“旁觀”立場的新聞工作者并非不重視言論，但在對待言論的態度和處理言論的方式上，他們與持“鼓吹”立場的新聞工作者則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從有學者對李普曼和梁啟超的比較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不同。李普曼只是兼職的政治家，新聞才是其主業，他以新聞為公眾預卜吉兇，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李普曼傳》作者羅納德•斯蒂爾語）；梁啟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報人，他以辦報服務于“新民”、救國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熱情執著的“殉道者”。他們都聚焦輿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啟超輿論觀的基礎和重心，而李普曼則對報刊的客觀公正、公眾輿論是否純潔、可靠表示憂慮和懷疑。他們以不同的視角對輿論公眾作出不同意義的理解。在梁啟超身上體現了一種實踐理性，在李普曼身上則滲透著一種精神理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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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上看，實踐理性以實踐為目的，注重的是將思想轉化為現實，以歷史的具體性，實踐的策略性與操作性為特征；精神理性則以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為目的，試圖超越歷史的階段性和現實的具體性，因此以理性的普遍性和永久性為特征。但是，“思想”和“實踐”常常有巨大的落差。就“鼓吹者”而言，其精神理性也是為最終建立一個大同世界服務，在馬克思那里，新聞事業的目的就是探求真理。列寧作為一個革命實踐者，為適應特定歷史時期的革命需要，將馬克思的精神理性轉化為實踐理性，提出報刊三大作用說，形成了媒介的政治取向。就“旁觀者”說，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最初也是植根于“天賦人權”和“理性至上”的精神理性，力求通過客觀、全面、公正的手段來實現“意見的自由市場”和“真理的自我修正”。但在實踐中“理性至上”要么被“政治第一”或“政治掛帥”所取代，要么被“金錢至上”或“利潤至上”所取代。

三

在西方國家的新聞實踐中，一方面，經濟利益集團取代政治利益集團控制著媒介；另一方面，濫用新聞自由的事件屢屢發生，甚至有些新聞從業人員把“只管報道事實，不必考慮后果”作為職業信條。這樣，“旁觀者”所遵從的客觀中立便成了利潤追逐者們不負社會責任的遁詞，冷靜無私的職業立場則演變為部分新聞工作者冷酷無情的職業病態心理?！澳剖录痹雒绹侣劷鐚Α芭杂^者”職業道德的反思?！抖砝諏鶊蟆酚浾咄?#8226;墨菲在驅車經過一座大橋時，目睹一對夫婦扭斗，以及隨后丈夫跳河自殺的全過程。他沒有去救人，而是用相機拍下了5張照片。當這些照片在《俄勒岡報》刊登并被一家電訊社轉發給全國多家報紙后，憤怒的電話與信件開始涌來，有人指責“他為了拍到好照片，就讓一個人死了”，有人責問“新聞倫理沒有指出救人性命第一，新聞報道第二嗎”？（8）幾年前我國新聞界報道的“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也引起過類似的討論。這里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新聞工作的職業特點就是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但他們究竟為什么要報道這些事實？難道不是為了人類的文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嗎？是的，“你首先是人類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聞工作者”。我們贊同美國新聞攝影師協會前任主席威廉•桑德斯的這一觀點。為此，在“鼓吹者”和“旁觀者”這兩種對立的職業觀之外，我們提出并倡導第三種職業觀——“參與者”。

“參與者”以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為指導。馬克思指出：過去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問題在于解釋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社會上各種不同領域的從業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新聞工作者也不例外。職業化程度的提高，專業特征的凸現僅僅意味著該專門化的職業在社會生活中的必要性，在人類社會實踐中的不可替代性，而不是說這一職業可以游離社會實踐之外，超乎社會實踐之上。新聞工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表現在新聞報道以及通過新聞報道對輿論的作用和影響上。從這個意義上看，新聞事業有其自身質的規定性，新聞工作者有其特殊的使命，他們應該有自己的職業規范、職業道德和職業良知，所謂真實、客觀、公正等正是這種規范、道德和良知的體現。但任何職業規范都不應該違背社會規范，任何職業道德都應符合社會道德，任何職業良知都必須服從社會良知。因為我們都是社會實踐者。新聞工作者應該把自己看成社會的一分子，明確新聞傳播的最終使命是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發展，并通過新聞報道承擔起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他們是新聞人，更是負責任的公共信息傳播者。這就是我們倡導的“參與者”。

確立什么樣的職業觀，關鍵在傳媒工作者的價值選擇。馬克斯·韋伯認為，“一切有倫理取向的行為，都可以是受兩種準則中的一個支配，這兩種準則有著本質的不同，并且勢不兩立。指導行為的準則，可以是‘信念倫理’也可以是‘責任倫理’?！保?）“信念倫理”是不問后果的，只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讓它熄滅”，“責任倫理”則強調為自己的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在行動領域，韋伯強調后者的優先性。韋伯在他的著名演講《以政治為業》中，問了一個問題：什么人有資格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上？他認為有三種素質是決定性的：“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10）韋伯認為這種情、意、知平衡地結合在一起的人是具有堅毅的自我克制的熱情的政治家。在韋伯那里，新聞工作者是被歸入廣義的政治范疇之內的，我們的媒體工作者同樣應具備這三種素質，在面向公眾發言時，同樣應該想到，自己是把手放在歷史舵輪的握柄上的。

不言而喻，最適合“參與者”的報道方式是以分析性新聞、解釋性報道和調查性新聞為代表的深度報道?！叭绻f，客觀報道的基本要求是‘實事’，那么，深度報道的本質要求就是‘求是’?！笨陀^報道以報道“事件”為本，深度報道則以解析“問題”為本。（11）深度報道本身并非一種特定的文體方式或報道體裁，它是一群文體類型的總稱。深度報道關注的重心不再是客觀報道的“What”，而是“Why”和“How”。在西方，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都屬于深度報道的范疇；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現的“大特寫”、多維組合報道、立體報道等也屬于深度報道之列。深度報道的產生跟時代和社會生活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導致人類既有的“文化版圖”大面積失效有關。在信息的大海中，人類個體反而像一只失去坐標的小船，失去判斷能力，記者袖手旁觀地記錄事實已無法滿足時代的需要，“中立但膚淺”的立場也難以達到“真實”。深度報道的出現，突破了“一人一事一報”的模式，通過對信息的組合達到使信息增殖的目的；同時，深度報道打破了“客觀性”的神話，“事實”與“評論”、“分析”不再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深度報道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記者的身份由“記錄員”變成了“調查研究人員”，由新聞事件的旁觀者變成了新聞事件和時代生活的參與者。

最后，我們倡導“參與者”的職業觀，還有以下幾方面的理由：第一，是由新聞事業性質決定的。在我國，新聞事業具有上層建筑和第三產業的雙重屬性，不能片面強調鼓吹者身份而導致新聞等同于宣傳，也不能片面夸大旁觀者身份而放棄對輿論陣地的引領。參與者身份要求新聞工作者既要對黨和國家負責，又要對人民群眾負責。第二，信息時代提出的要求。在信息時代，獲取信息已非難事，但太多莫衷一是的信息反而讓人無所適從，此時，作為時代參與者的新聞工作者就需要對信息進行解讀和分析，發掘“新聞背后的新聞”。第三，受眾的需要。受眾對于新聞傳播者高高在上的形象不再認同，受眾需要平等、互動的交流，希望新聞工作者以“平民”、“社會人”的面目出現。第四，新聞體制的影響。中國的新聞體制是完全的國有制形式，不同于美國以私有制為主體，也不同于西歐各國公私并舉的雙軌制模式。我國的新聞體制可以有效地避免西方出現過的以利潤為導向而引發的一系列矛盾，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媒介的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梢姡覀兯^的參與者身份和西方社會責任論提出的參與者身份的內涵不完全一樣，后者在媒介私有制條件下企圖走的“第三條道路”，它已被證明是不徹底的，軟弱的，很難真正解決矛盾。比如歐洲各國公營臺的處境就令人堪憂。我們認為，“參與者”的職業觀既合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又適應新形勢下新聞職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注釋：

（1）此處的“政黨報刊”及后文中的“黨報”泛指隸屬于政黨的各類新聞媒體，不特指報刊，此處沿用的是傳統提法；

（2）《報刊的四種理論》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8頁；

（3）轉引自李良榮《中國報紙的理論與實踐》，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轉引自李良榮《西方新聞事業概論》，第28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6）轉引自《探索新聞》，第79頁，第82頁，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

（7）參閱秦志希、汪露《梁啟超與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聞觀》，載《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

（8）見《新聞道德評價》，第336-338頁，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9）（10）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第37頁，第100頁，三聯書店，1998版；

（11）喻國明《深度報道：一種結構化的新聞操作方式》，選自《媒介的市場定位》，第334-335頁，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