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戰爭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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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戰爭報道是媒介研究的一個重要論題，而中國正欠缺這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是美國著名的傳播學者，對這一課題進行過專門探討。文章認為整體戰爭時代是一個全民總動員的時期，國家和公眾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場，此時國家對新聞的控制尚不嚴格。局部戰爭時期國家與公眾關系出現較大分裂，媒介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研究者著力探討的焦點，主要提出了主導與跟隨作用兩種意見。同時，這一時期政府和軍隊加強了對媒介的控制。哈林還在社會學意義上對戰爭時期媒介與輿論的互動、意見領袖的作用、記者在戰爭報道中的角色等問題作了探討，并把戰爭納入文化體系進行研究。

［關鍵詞］媒介戰爭戰爭報道書報檢查制公眾國家軍隊記者主戰反戰

自農業革命深深介入到科技、文化、社會和政治結構的重大變革中以來，戰爭就一直處于社會生活的中心。但是，本應成為重要研究課題的戰爭研究，卻被排除在社會研究主流之外。在媒介研究中也是如此。盡管一戰期間戰爭新聞的刺激，使得基于調查實驗的媒介研究取得了更重大的擴展，但這方面的研究文獻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思維范疇上都顯得十分薄弱?，F在情況有所改變。越戰以后，學者的興趣向“媒介與戰爭”這一研究主題轉移，馬島戰役（即馬爾維納斯群島戰役）促使這種趨勢在英國加速發展，隨著海灣戰爭的打響，更使之成為多國學者的思索范圍。

本文將分3個部分對“媒介與戰爭”研究進行考察。

整體戰爭時代的媒介

從戰地職業新聞報道來看，現代戰爭新聞起始于克里米亞半島戰爭已被普遍認同。南北戰爭中產生的由書報檢查制度和官方許可制構成的雙重系統十分重要。這個體系在后來的戰爭中不斷得到改進。“官方許可——書報檢查體系”的存在與“整體戰爭”的發展緊密相連。在對戰爭與社會的綜合性研究中，“整體戰爭”的概念是理解現代進程的關鍵。

整體戰爭時端于法國革命的人民起義及隨之產生的全民武裝的觀念。法國革命在戰爭中實現了一場空前的社會總動員，并由此產生了一個國家全民參戰的思想意識。其他歐洲國家不得不緊隨法國模式而實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飛躍。美國南北戰爭對工業生產的動員則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一戰時達到其全盛期。投入此領域的人口比例是巨大的——相當于法國革命人口的20%。他們針對所需而進行了一場技術大戰。這意味著，這條“內部戰線”對軍事勝利來說具有決定性作用，不能不被看作是軍事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整體戰爭需要經濟上空前的統一調度，并與公民“士氣”聯系得空前緊密，因為公民作為這個代價昂貴的事業中的人力和政治選民資源，必須把他們動員起來為經濟生產服務。公民士氣也將成為敵方軍事活動的打擊目標，尤其是在空中力量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因此，軍事指揮者必須要親自介入到對輿論和媒體的系統管理之中。

整體戰爭時期，媒介與戰爭問題在美英出現的幾個特點是值得關注的。

首先，控制輿論的戰略得到發展，以塑造輿論的積極行動為宗旨，強調宣傳更甚于書報檢查制度。

其次，“內部戰線”的動員還包括更重要的自愿行為——整體戰爭的外部文化是一種參與文化，而對整個國家的強烈情感能在相當程度上減輕政治多元化和民族感情的散淡這兩個弱點，這一點在一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三，戰爭期間，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得到發展，它不再是最初的國家對人民的鎮壓而代之以合作。

二戰以后，隨著核武器的出現，整體戰爭顯得不那么現實。局部戰爭的新時期到來了，并由朝鮮和蘇伊士危機發端。盡管如此，從整體戰爭而來的對戰爭的認識，仍然延伸出一個廣闊和空間。隨后而至的戰爭在它們的前期，呈現的是二戰的典型重演。來自于整體戰爭的文化和局部戰爭的政治現實之間的沖突導致了戰時傳播的很多矛盾之處。

越戰、馬島戰役、海灣戰爭與媒體

越戰標志著局部戰爭的轉變。政治決策者們并不想為它動員全美社會。約翰遜政府確實盡了全力使這場戰爭免于對其他政治權利造成破壞，這在媒介與軍隊、媒介與國家關系上存在兩個重要后果：

其一，它意味著書報檢查制度并未實施。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委派的一個條件，記者必須接受一系列軍事安全保護的指導。在越戰中，記者第一次得到許可與軍隊同行而不必進行書報檢查。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媒介與政府在政治上從未達成過一致，并最終兩極分化。這就是說，記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在二戰期間持有的態度，即以國家戰爭力量的一部分的立場進行政治性報道，此時則大大不同了。

多年以來形成的一種慣性思維認為，公眾放棄對戰爭的支持，媒介首當其沖要對此承擔責任。這種觀點在美國的政治圈內廣泛傳播：保守黨人把媒介形容成戰爭中的罪人，導致了國家意志的崩潰；同時，開明人士，包括很多記者，把新聞界視為英雄，因為他們說出了政府意欲隱藏的真相。前者的觀點在其他國家也很普遍。馬島戰役時，很多英國軍人認為，從越南戰例可以看到媒體報道對軍事行動存在內在的危害。電視常常被認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戰是第一次通過電視展現的戰爭，爭論由此產生。通過電視，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了“戰爭真實的恐怖”，從而對戰爭的繼續極為反感。

然而，一些研究者并不支持這種觀點，認為媒介幾乎沒怎么影響到公眾觀點。早在戰爭開始時，公眾就已逐漸放棄了對戰爭的支持。其他一些研究者堅持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媒介是持有反戰態度的，并導致政策和民意向反戰方向轉變。

我是前一種觀點的支持者。在考察1960—1965年《紐約時報》和1965—1973年3家電視網的新聞之后，我曾指出，戰爭初期，媒體把冷戰思維等同于二戰時的地緣政治學理論系統，大力支持美國卷入越戰。其后，隨著精英態度和大眾觀點的變化，及人們在撤退開始后士氣的低落，媒介也更具批判性了。在我看來，電視不是反映了“戰爭真實的恐怖”，而只是作了相對的澄清。的確，二戰中形成的對戰爭的浪漫主義思想在早期一直影響著人們。同時，電視更傾向于跟隨而不是主導這場變化，它隨著其他媒體或社會團體的轉變而逐漸確立了批判性的立場。而且，大多數學者在此基本問題上達成了廣泛一致，即媒介在戰爭初期多持主戰傾向，直到后來才跟隨反戰主流形成批判立場。

馬島戰役也是一場局部戰爭，但它的某些特點使之有別于越戰。一是獨特的地理，它發生在地球上交通和通訊極度困難的地區。這意味著，媒介比以往更依賴軍隊的幫助以參與戰事和傳送新聞。其二，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規模海戰，致使記者處于軍隊的嚴密控制之下。第三，它歷時短且獲取勝利，所以在國內幾乎沒受到什么異議。針對戰地新聞而設的書報檢查制度，使得新聞在從戰地發出和到達倫敦后都要經過審查。這些因素使此事件的新聞氛圍在很多方面類似二戰期間的情形。

作為媒介與馬島問題的重要研究者，默瑟（D.Mercer）、芒厄姆（G.Mungham）和威廉斯（K.Williams）詳細描述了政府和軍隊的公共關系組織及其策略。他們重點討論了戰時公關活動必須平衡的重要性。一方面要求最大可能地減少信息流，以保護機密和避免潛在爭端暴露出來；另一方面，官方宣傳機構如果想左右公眾觀點，就必須具有可信度，這需要提供大量合理而準確的信息。即使是在馬島戰役這樣特殊的事件中，英國政府也不能壟斷信息，而不得不經常參照由阿根廷或華盛頓發出的消息。在戰爭中，宣傳既構成對政府的威脅，同時又是一個必要的政治工具，把握好這對矛盾是相當困難的。

總之，對此次戰爭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

首先，來自戰地的信息流總是被很多因素所限制，在某種程度上是出于軍隊和官方宣傳部門的謹慎。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海戰環境和技術問題，如地理環境、艦隊的緊急出動和媒體報道的后勤缺乏計劃等原因。

其次，國防部的公關政策在很多方面不協調，導致同新聞界關系緊張，有時戰地指揮官和倫敦政府會在控制媒體和發送特殊信息的問題上相互指責埋怨。

第三，有特派組跟隨的記者，盡管常常惱怒這種工作條件，但往往逐漸認同了他們所面臨的軍隊人事安排，尤其當他們與岸上的陸軍相處時還會對他們大加贊譽。

第四，媒介的新聞報道對英國的這次軍事行動褒譽有加。無論是極端沙文主義的大眾新聞界，還是略具分裂傾向的印刷媒介和電視都進行了支持性的報道。

許多研究者看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事例：英國死難者的相片從來不曾在英國新聞媒介上出現過。新聞界所反映的戰爭的形象在某種程度上被高度凈化了。這種情況似乎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如缺乏傳送設備、參與戰事的攝影記者很少，導致整個戰爭時期僅有202張相片從戰地發回?；蛟S國防部扣下了一些可能會引發事端的相片，但記者團也顯然未能成功地傳送部分遇難者相片，而編輯往往不去使用那些相片。

研究者更多地關注那些有特派組陪同的記者，卻對國內的編輯甚少注意。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在戰地的記者反而沒有在家里的編輯起到更關鍵的作用——這真是一個諷刺。

波斯灣戰爭延續了從馬島之戰開始的一個策略，即對媒體的緊密控制。美軍在海灣戰爭中建立并第一次實施了戰地書報審查制度，并專門設置了一套系統用以控制記者的行動和去往戰場的自由。同馬島戰役一樣，這場戰爭自身的特性也阻礙了媒體深入戰爭，同時加強了軍隊對信息的控制。戰斗大多在空中進行，這意味著，雖然軍事布置和發動空襲都是從基地和艦船上發動的，但除了親身在伊拉克的記者有機會目睹戰后余殃外，其余的人僅能通過二手資料進行轉述報道。地面戰展開后，軍隊對新聞的控制弱化了，很多記者自己單方面行動，致使控制系統趨于瓦解。然而，對于記者反控制的蠶食行為來說，地面戰過短過快就以勝利告終，以至于來不及等到戰爭新聞的態度改變就結束了。海灣戰爭又是第一場通過全球電視進行現場報道的戰爭。因而大多有關它的論著都囊括了軍隊控制和全球實況電視報道這兩個方面。在軍隊控制方面，菲亞爾卡（J.Fialka）提出了報道戰爭時記者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其中重點論述的是軍隊對記者進入前線部隊所采取的控制。他認為這種控制在對報道的影響上遠大于書報檢查制，而且還描繪了這樣一個景象：“記者們坐在高級賓館的豪華房間里最好的位置上，或從設在五角大樓東環廣播室里那灰色的金屬椅子里觀看這場戰爭?！?/p>

另一方面，海灣戰爭顯然是一場國際戰爭，它發生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新聞環境中。這意味著新聞機構的國家性在某種程度上被弱化了。由于能從國家和國際的多重渠道獲知新聞，這場戰爭擁有了全球的觀眾。不少學者已把海灣戰爭的全球性作為研究的焦點，而有些學者在對多國的電視新聞進行比較后發現，全球化并未使媒介超越國界而實現報道中的統一口徑。

總之，研究發現，海灣戰爭報道與馬島戰役一樣，被官方的意見和要求過濾、凈化和牢牢控制，對軍事行動是大大有利的。海灣戰爭反應出的“媒介——軍隊”關系往何處去的問題——當然是老調重彈——仍是模棱兩可。早期的一些文章曾認為，它標志著進入了一個對戰爭報道的高度軍管時代。這個說法太簡單，甚至準確地講，在某種程度上是錯誤的，因為往往到了戰爭尾聲階段，軍隊對媒介的態度就似乎變了，轉而與二戰時期相似，把媒介當成了戰爭力量的有效組成部分。這時，軍隊的公關政策仿佛又達到了一個不需猜忌和拘束的積極時期，它成為這一個階段戰爭的一個特征。

[page_break]媒介與戰爭研究的重要領域

對媒介與戰爭的研究總是由于涉及輿論的影響而進入一個更大的領域，尤其是媒介在激發或消解公眾的支持立場上所產生的影響。

對戰爭和公眾意見最廣泛的引證工作可能是由米勒（Mueller）作出的，他考察了朝鮮和越南戰爭中美國公眾的主戰傾向。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初期支持戰爭而后逐漸降溫。米勒認為，這種降溫根本上來自人們對日益增多的美方傷亡人數的反應。米勒并未直接論及媒介角色，只是從零散的證據中觀察到電視似乎是增強了而非削弱了人們對戰爭的支持，因而朝鮮和越南戰爭中類似的下滑模式與電視促使人們反戰的觀點互相抵觸。但是，把支持率下滑解釋為是累計死傷數造成的，恐怕并不足以令人滿意。傷亡在隨時間推移而增長，其他很多事情也一樣。米勒卻沒有提及那些可能會改變輿論的其他因素，如意見領袖的作用、部隊撤退的消息或公眾對勝算的揣度等。他總結時指出，反戰抗議示威并未造成支持率下滑，甚至產生了反效果，因為往往有些反戰的人對反戰抗議示威并無好感。

米勒提出了一個“集結效果”（rallyeffect）的概念。其內涵是指公眾在集會中支持政治領導層介入國際危機的立場，它常常極違背公眾對已有的政策成敗所應有的反應態度。因此肯尼迪的聲望戰勝了后來的入侵豬灣的危機，盡管他出現了明顯的政策失誤。布羅迪（R.A.Brody）和夏皮羅（C.R.Shapiro）以一種意見領袖的回應重新解釋了這一概念：當意見領袖聯合起來時，就會形成團結的群體，他們一致支持總統或削弱公開譴責的聲音。意見領袖的這種行為使新聞報道極利于總統，而公眾意見也會受到這個信息環境的影響。布羅迪把此模式試用于海灣戰爭，發現在戰爭早期，即從1998年8月至10月，媒介反映出的領袖意見導致民眾觀點明顯向總統傾斜。

扎勒（J.R.Zaller）提出了有關觀念形成的理論，基本上側重于研究意見領袖和媒介在傳播他們的觀點中扮演的角色。他認為，很多公眾都是由于受到他們所信賴的意見領袖的影響而形成觀點的。媒介在其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告訴公眾意見領袖所持的是什么立場。因此，媒介對公眾形成戰爭觀點到底產生多大影響，這有賴于意見領袖是否團結。以越戰為例，扎勒的研究顯示，在其早期和晚期，媒體的曝光效果不同。早期，他們總的來說比較團結，媒介則形成一股“主流影響”；那些最常在媒體上曝光的人幾乎一致對戰爭持支持態度。后期，以1968年為標志，媒介的曝光觀點開始走向兩極：保守主義者支持而自由主義者反對這場戰爭。在海灣危機中，扎勒概括了媒介的主流觀點（即支持，例如在派兵去沙特阿拉伯的問題上）和分歧觀點（即反對，例如在是否應該提前開戰的問題上）。在他的模式里，媒介雖重要卻也只是一個供協調的變量，在它的新聞含量中包含了更多的黨派性，它對戰爭的態度就同對其他政治事件一樣。

媒介與公眾之間的影響是互動的。很多學者同時考查了海灣戰爭時期公眾對媒介的態度，普遍顯示出公眾對媒介極高的滿意程度，并表示出對書報檢查制和報道伊拉克問題的支持以及對反戰示威的敵視。不過也有資料顯示，有相當數量的公眾認為，在某些時期電視和報紙（尤其是小報）“過譽戰爭”了。

在“戰爭與輿論”問題之后，得到人們關注的是媒介社會學，它涉及媒介與戰爭的研究從何而來，有關媒介功能與結構的問題及媒介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相互作用的問題。例如，如果我們要說明美英在海灣戰爭報道中的強大主戰勢力，以下因素可能需要研究：

1.以書報檢查制、通道控制、信息控制或施加壓力來實現國家權力；

2.意見領袖可能會設置爭論的主題或成為提供信息者；

3.記者的傾向和文化層次；

4.新聞業的操作規范；

5.媒體的經濟壓力，包括行業競爭和廣告收益；

6.主管部門或業主；

7.輿論，前面我們曾把它看作一個“尋求依賴的變量”，但它對新聞生產可能有自身的影響，甚至影響戰地新聞士氣報道的基調。

顯然，所有這些在對新聞內容進行考察時成了某種延伸。但大多研究只討論一二，幾乎無人試著從一個更寬的思路上思考問題，而這正是最重要的。例如，討論海灣戰爭時期軍隊控制的重要性時，一些人稱許這些控制行為果斷地控制了新聞內容，另一些人則認為是由于國內意見領袖態度統一或新聞機構內部的過濾機制的作用，才使軍隊控制最終沒有受到異議。又如，一些研究發現，即使是在戰事有利時期，編輯和電視制作人也不愿使用附圖的戰爭報道和照片。編輯的選擇必須同受眾、廣告商、軍事部門、人事機構及文化規范緊密相連。

記者和編輯們可不一樣，盡管有一大堆條例、規則，他們還是在報道過程中多多少少加入了個人意志。

在莫里森（D.E.Morrison）和圖伯（H.Tumber，1988）的一項關于戰地通信情況研究中，他們發現，馬島戰役中記者和軍隊之所以產生緊張關系，一方面由于在使用通訊工具、交通工具和采用信息上產生的矛盾，另一方面則由于文化差異。后者中的政治傾向因素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來自記者職業競爭中的個人主義和軍隊里的等級制度、集體主義之間的反差。他們還發現另一種顯著現象，即無論記者的政治傾向如何，他們都要與他們所處的部隊相認同，分擔危險，并希望被軍隊接受，掌握他們的思考方式——簡而言之，更多的是以一個參與者而不是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去報道戰爭。

同樣，我對新聞操作中的3種不同規范進行了劃分，即意見一致、合法論爭和越軌行為3種情形。多數媒介社會學研究關注合法論爭的情況，以顯示媒介職業規范中的協調作用和“客觀性”的普遍原則。但我看到，在戰爭及局部戰爭時期，另一種情形也會出現，記者們有時跨越了而有時則是極不情愿地配合著政治性報道的規范路線。他們不希望站在一邊當個旁觀者；而不顧一致規范的反復重申，積極地參與戰爭。

于是，莫里森和圖伯就看到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在戰地的記者都面臨著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一個記者真正的角色是應做一個旁觀者還是一個愛國者呢？利布斯（T.Liebes，1992）注意到美國和以色列戰爭新聞中表現的愛國主義。當記者們在報道“他們自己”的戰爭或其他國家的戰爭時，就會按報道習慣突出顯示出差異。例如，顯示出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我們”這邊而不是“他們”那邊的態度傾向。研究馬島戰役的文章很多都描述了這樣的論爭：BBC是否具備充分的愛國主義，是否執行了適當的協調行為。它的理事會主席說，要在我們國家和侵略者之間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同時他也強調應該保持行業獨立以維護自己的國內和國際名聲。

另一個引發大量分析文章的事件，是從海灣戰爭開始的新聞邁向實況電視報道的巨大變遷，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這種形勢對新聞這一行業意味著什么?？ù模‥.Katz，1992）認為，向實況報道的變遷意味著“新聞業的完結”。因為它給記者帶來很多麻煩，如收集背景資料、深入思考并解釋他們和觀眾都看到了什么。他們擁有“正在進行”所產生的威望，當他們戴上無形的面具或拒絕接收時，他們就將作為電視“劇本”中的重要角色進行“表演”；但他們除了那些觀眾能聽見能看見的東西外，又有什么更多的東西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則成了多余的。當他們報道電視會議新聞時，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因為實際上，軍隊官員此時已接管了報道新聞的功能。

媒介與戰爭研究中最大的弱點之一，是缺少把戰爭本質作為一種文化體系來研究。也就是說，把戰爭作為重要的社會活動來分析，并把戰爭在媒介中的反映與社會意識的廣泛構成聯系起來。

把戰爭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綜合性論述既不夠廣泛又不能使之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對此領域的研究，尤其需要接受來自于對戰爭虛構反映的研究（往往在文學理論領域發展）和對媒介與戰爭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那些積極有益的東西的影響。

在過去的幾年里，大致從海灣戰爭開始，一些學者已經逐步把一種文化研究手段應用到媒介與戰爭的研究之中，并為未來的探索展開了一個大有可為的領域。

吉特林（T.Gitlin，1980）和我把戰爭理解為大眾文化的一種形式，認為，戰爭不同于其他政治事件，不但因為它極大地激發了文學想象，而且因為在戰爭時期，普通民眾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這一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在平時，這是不可能的。當然，他們生活在危機時刻，也面臨著機遇——無論是士兵還是后方民眾，都可能成為媒介的戰爭故事中的英雄。大眾及大眾媒介根本不把戰爭看作是一個政治上的策略，而看作是個體和國家自我表達的一種方式。這種文化表達具有兩個根本內涵：首先，人們對待戰爭，是把它作為個人和國家在顯示優勢、專業化、力量（即戰勝敵人和完成任務的能力）上展開的一場競爭；第二，戰爭被看作是一個團結的儀式、一個平時見不到的社會大團結的慶典。根據吉特林和我的看法，戰爭的文化闡釋根植于把戰爭作為一個社會活動的觀念，而不需要政府和媒介宣傳機構的東拼西湊。

泰勒（J.Taylor，1991）的研究中有關個體英雄和愛國主義表現的平民研究尤為重要。他把戰時普通市民高尚的表現戲劇化為象征愛國主義的群塑。國家主義論著認為，它具有一個光榮顯著的地位，而新聞報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英美傳統中，新聞報道倡導平民化風格，通過把前線士兵和國內民眾的感情牢牢維系在一起，并把戰爭描繪成普通人的活動，從而使民眾感覺自己就是戰爭力量的一部分。泰勒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新聞界的報道多把家庭生活的形象徹底理想化了。家庭生活形象的描述，既有利于戰爭在感情上更貼近大眾，又有利于把國家設計成一個家庭形象以利用關切的情感去支持戰爭。

另外，把一些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的方法運用于新的戰爭研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開始，女權主義文章在告訴人們戰爭的文化分析該是什么樣子上提供了一個特別值得借鑒的樣本。

結語

為推動媒介與戰爭研究，我在結尾提出幾點綜合性的建議，有的可能在上文已提及過。

1.應對本領域進行更完整的綜合，對媒介與戰爭的研究方法的種類在更大范圍內進行介紹，因為它們往往是孤立的。

2.媒介與戰爭研究應與社會理論中更廣泛的問題接軌：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形成、公眾結構的形成中，戰時傳播扮演了哪些角色，包括新聞界的政治角色和對文化的廣泛觸及（包括公民觀念、國家團結和性別問題等）。

3.對歷史背景給予更多關注，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能超越媒介對具體戰爭的時事批評報道，而把研究目標更充分地指向社會理論問題。

4.在此領域達到思維深度的另一個方法，是介紹更多的比較研究結果。這一點并不是說，要對不同國家的戰爭報道進行簡單的描繪性考察；而是要看到不同社會所具有的總體特征在戰爭報道中表現出的差異，包括：他們的政治結構，他們新聞業的傳統和結構，他們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他們的政治文化狀況和他們在戰爭方面的歷史經驗。

5.有一個明顯的需要研究的課題，就是對冷戰后國際軍事行動的新方式的研究。國際維和行動，由多國指揮，極少表現出早期戰爭中的國家主義文化和出現一個“仇敵”。這種情況可能會為媒體新聞和觀念結構的產生提供重要的并且是全新的動力。

參考書目：

Mercer,D.,Mungham,G.andWilliams,K.(1987)TheFogofWar:theMediaontheBattlefield,London:Heinemann.

Mueller,J.E.(1973)War,PresidentsandPublicOpinion,NewYork:Wiley.

Zaller,J.E.(1992)TheNatureandOriginsofMassOpin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Morrison,D.E.andTumber,H.(1988)JournalistsatWar:theDynamicsofNewsReportingDuringtheFalklandsConflict,London:Sage.

Fitilin,T.(1980)TheWholeWorldisWatching:TheMassMediainthemakingandunmakingoftheNewLeft,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Taylor,J.(1991)WarPhotography:RealisminthePress,London: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