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企業清潔生產改善綠色技術轉換環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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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供應鏈傳導作用下的綠色技術擴散；綠色技術擴散動力渠道分析；市場誘致的綠色技術擴散案例分析；研究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清潔工藝注重在生產過程中合理利用資源、減少污染、物質流層面的綠色技術擴散、綠色產品制造本身就被視為綠色技術第三種層面上的技術擴散、信息流層面的綠色技術擴散、綠色信息流更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交易傳染型”綠色技術擴散、企業群落中所有的企業被理解為一種群落總體、基于交易的綠色技術“傳染復制”、“成功主體模仿”型綠色技術擴散、美國環境管制部門最終同意采納和推廣低鉛技術方案、市場機制對綠色技術擴散的自發調節作用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指出了產品供應鏈的系統傳導作用為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中的擴散提供了自然和充分的系統動力,綠色技術在物質流和信息流兩個層面上的擴散是這種動力作用的具體反映。繼而,運用演化博弈數學模型對綠色技術擴散的動力渠道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市場誘致作用下的“交易傳染型”和“成功主體模仿型”是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內得以高效擴散的兩類最重要的動力渠道,反應了企業個體實施綠色技術變革的內在動機。在兩類動力渠道的作用下,企業的清潔生產意愿得以強化,綠色技術轉換環境得以改善。

關鍵詞:綠色技術;擴散層面;動力渠道;市場誘致

1引言

綠色技術(GreenTechnologies)或稱清潔技術工藝(CleanTechnologiesandCrafts)是指能減少環境污染、節能降耗的技術、工藝或產品的總稱,從經濟學意義上看,綠色技術的應用是為了使整個產品系統(或生命周期)的內部、外部成本總和最小化,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效應。根據綠色技術進化程度以及與環境的匹配情況,可以將綠色技術分為三個層面:末端治理技術、清潔技術工藝、綠色產品制造[1]。末端治理技術是在生產的最后環節消除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清潔工藝注重在生產過程中合理利用資源、減少污染;綠色產品是從設計、研發、生產、銷售的全過程來節約能源,預防污染。

從外在來看,綠色技術的擴散與應用是企業群落可持續產業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群落系統內大多數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減弱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開展廢棄物資源化活動、企業投入專用設施與其他企業建立工業共生合作(工業廢物或副產品的交換利用)等。從內在來看,綠色技術實際上是促進企業生態化經營,進而推動整個群落生態化演進關鍵的知識(技術工藝)與物質(材料設備)保證。企業的綠色技術應用究竟發生在哪一層面和環節、綠色技術在群落中是通過何種渠道和方式來擴散和應用的,所有這些都是市場調節、政府管制下的企業自主決策結果。其中,企業所處供應鏈系統的自發傳導作用、迫于外部壓力的信息共享、為了獲得市場競爭力的策略反應等因素,是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內得以擴散與應用的主要系統動力。

2供應鏈傳導作用下的綠色技術擴散

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中的擴散與應用,可以從產品供應鏈系統傳導活動中的物質流和信息流兩個視角予以觀測與解釋。

2.1物質流層面的綠色技術擴散

物質流層面的技術擴散表現為:在產品供應鏈系統傳導活動中,當下游企業獲得上游企業提供的清潔替代能源、原料和中間產品后,下游企業的整個產品系統(從產品設計、生產直至終端消費使用)隨即也就具備了生態化品質。

這是因為,綠色產品制造本身就被視為綠色技術第三種層面上的技術擴散[1],在綠色中間品、產成品被制造和輸出的同時,綠色技術實際上也就在擴散了。例如,下游廠商購買了來自上游供應商的“光伏發電系統”(可以利用太陽能的整套發電系統),由于“光伏發電系統”沒有機械運動部分,無污染、無噪音,當下游廠商用這套清潔能源裝置為本企業的生產系統提供清潔、可再生動力時,下游廠商的生產活動也就自然具備了清潔技術工藝特征。在此,綠色技術伴隨產品綠色供應鏈系統的傳導活動得以有效擴散[2]。

同樣,企業群落中的橫向生態耦合鏈接關系也同時伴隨著綠色技術的創新與擴散,如圖1的虛線框所示:被觀測企業出于“三廢”綜合利用、環境保護的考慮,將其產生的副產品———“工業排泄物”進行無毒化、無污化和原料化處理,出售給關聯的、處于“工業食物鏈”下游的企業作為工業原料使用,被觀測企業這一舉措本身就內含綠色技術的利用或創新。另外,在對潛在成本與潛在收益權衡的基礎上,處于相同“食物鏈”的上、下游企業會在綠色技術擴散問題上達成交易。反過來,在滿足潛在收益大于潛在成本的前提下,來自“食物鏈”下游企業的綠色供應需求(可循環使用、無公害原材料、低耗能產成品)、第三方的法規監管,均能促使被觀測企業從其上游企業或者科研機構(多數是政府支持的)購買、獲得清潔技術工藝[3]。在此,綠色技術在橫向生態耦合中得以擴散。

2.2信息流層面的綠色技術擴散

信息流層面的技術擴散表現為:當企業迫于某種“現實性壓力”(技術、成本、消費者偏好、法規管制等)提升產品系統的生態品質(資源節約、清潔環保)時,就會在產品的設計階段考慮清潔能源、環保材料的技術替代問題,因此對其上游供應商提出了“綠色供貨”

需求信息。為了維系與傳統客戶的供應關系,上游供應商按下游顧客的“綠色”供貨需求,向其提供清潔替代能源、原料和中間品。在此,下游廠商的清潔生產活動信息、綠色產品需求信息促進了上游供應商的綠色技術應用與開發,這里呈現出信息流的順向或逆向運動(圖1中虛線指示的方向)。

綠色信息流更為重要的促進作用是:在控制成本、強化市場反應能力、提高垂直分工效率的戰略考慮下,群落中規模大、實力雄厚、對群落經濟起帶動和主導作用的企業,通常會將綠色創新技術(如替代材料生產工藝和使用技術)有償或無償轉移給上游供應商使用。

下面將通過對國內OEM電子產品企業在無鉛焊接技術上合作的案例來說明這一現象①(見圖2)。

在電子產品的生產過程中,應用無鉛焊料可以杜絕產品報廢后和報廢處置過程對環境(水系、土壤)形成具有毒害作用的鉛污染。隨著歐盟2003年頒布電子廢棄物管理指令(RoHS)后,在歐盟市場上銷售的電子產品都必須在歐盟設定的時間期限內(2007年以前)實現無鉛化生產。在此壓力下,國際知名品牌電器商出于成本控制、提高跨國垂直分工效率的考慮,早在2003年歐盟法令頒布后就著手對中國境內的OEM(貼牌制造)企業進行無鉛焊接技術培訓,從而將這項在中國基本空缺的清潔技術工藝轉移、擴散給中國的電子產品生產企業。國內的OEM電子廠商大多集聚于同一專業生產地帶,如廣東的深圳、東莞、惠州,上海、蘇州、常州等長江三角洲地帶。群落的聚集效應為同類企業之間進行技術工藝、管理方式的比較、揣摩、模仿,甚至內部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另外,OEM電子廠商同樣是為了提高垂直分工效率,直接將學習得來的無鉛焊接工藝(免費)轉移、傳授給自己的供應鏈上游企業———集成電路板、電子元件、板卡等群落內或附近的國內電器材料供應生產企業,而這些電器材料生產企業為了保證無鉛焊接電子元件的阻燃性、耐高溫性能,又與無鉛焊料供應商在技術上進行著頻繁的溝通,進一步促進了無鉛焊料生產廠商的綠色工藝技術水平。

3綠色技術擴散動力渠道分析

基于市場誘致的綠色技術擴散的動力渠道主要可以分為:“交易傳染型”和“競爭模仿型”兩類模式。

3.1“交易傳染型”綠色技術擴散

在被觀測企業A的前向和后向供應鏈上(圖1的橫向線框所示),企業A對清潔工藝的采納會通過與其上、下游企業的交易關聯,促進綠色技術的運用和擴散。另外,在企業間的橫向生態耦合過程中(某一企業的副產品成為另一企業的生產原料,如圖1的縱向線框所示),處于“工業食物鏈”下游的企業對上游“排泄物”的原料化利用行為也衍生出綠色技術的交易和擴散,這類擴散模式可以稱之為“交易傳染型”擴散。交易傳染型綠色技術擴散的實現機理可以通過應用“傳染復制”總體博弈演化模型予以解釋[4~10]。

(1)“傳染復制”演化模型說明企業群落中所有的企業被理解為一種群落總體I。

不同的企業個體i之間發生交易關聯(“遭遇”)的情況是一個不確定的隨機事件,總體中的個體出現在不同交易項目(產業供應鏈關系或者工業共生關系)上的概率bi(x)被假定服從泊松分布。

當某個企業個體在某個具體交易項目上“遭遇”

到具有“綠色需求”的交易伙伴時,所采用的策略主要有兩種:其一,采納策略h(如迎合交易伙伴的“綠色需求”,采用新技術改善產品的生態品質,向客戶方提供節能、清潔型原材料或設備);其二,不采納策略r(依然因循傳統生產工藝)。

假定每個具有“綠色需求”的企業都是一個實際的h策略者,而每個仍然因循傳統生產工藝的企業都被暫時作為r策略者對待。

當前企業群落中持有h策略的企業比例(流行度)為xih,持有r策略的企業比例為xir,一個h策略者與一個r策略者彼此遭遇的概率為bi(x)xihxir(對任何h,r∈Si,Si為策略集)。在此,策略具有傳染性,r策略者變成h策略者的概率為phir(x),而h策略者變成r策略者則反過來。

假設在統計上是獨立的,可以發現:當(h,r)對“遭遇”時,它們變成(h,h)的概率為phir(x)(1-phih(x)),變成(r,r)的概率為prih(x)(1-phir(x)),其他情況下則成為(h,r)對或者(r,h)對。第一種情況下,h策略者數量增加一個,r策略者數量則減少一個;第二種情況則正好相反。在后兩種策略組合對中,企業總體中采納綠色技術與因循傳統技術的企業比例保持不變。

(2)基于交易的綠色技術“傳染復制”

通過以上的說明和定義,可以得到一個基于流行病學的綠色技術采納企業的“生殖能力”動態預期:x·ih=bi(x)∑k∈SIxir[phir(x)(1-prih(x))-prih(x)(1-phir(x))]xih=bi(x)∑k∈SIxir[phir(x)-prih(x)])xih(1)公式(1)這個流行病學(統計力學)模型被視為傳染性復制子,這里可以假定傳染概率phir(x)是采納策略h平均收益ui(ehi,x-i)的增函數;是不采納策略r平均收益ui(eri,x-i)的減函數。對某個在第一自變量ui(ehi,x-i)上遞增、在第二個自變量ui(eri,x-i)上遞減的函數(Lipschitz連續)來說,令:phir(x)=δi[ui(ehi,x-i),ui(eri,x-i)](2)prih(x)=δi[ui(eri,x-i),ui(ehi,x-i)](3)因此,(1)式可以改寫成:x·ih=bi(x)[∑k∈SIxir(δi[ui(ehi,x-i),ui(eri,x-i)]-δi[ui(eri,x-i),ui(ehi,x-i)])xih](4)從式(4)中可以看到:類似許多動態演化一樣,這種流行病學動態成為企業選擇純策略(采納綠色技術或者不采納綠色技術)的依據,即企業群落中實施清潔生產工藝的流行度xih的變化率x·ih在“綠色遭遇率”

bi(x)(在供應鏈關系活動中遇到“綠色需求”企業的幾率)不變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企業策略轉變(生態化技術變革)的收益差。由此可以發現,綠色技術在群落內部得以擴散的根本機理是:企業的自利考慮以及市場機制的誘致作用———采納清潔技術工藝可以維系與“綠色需求”客戶企業的商業交往,所獲收益要高于因循傳統工藝、有可能失去交易機會的不采納綠色技術策略r。在現實中,“傳染型”綠色技術擴散的具體渠道主要有:A實施清潔工藝生產屬于工藝型綠色技術革新,而不是采用末端型治理技術,因此在產品的設計階段就強調綠色替代原料的應用,對上游供應商提出了“綠色供應”要求,促進了上游企業開展綠色制造,從而間接刺激了其實施綠色技術的采納和創新。例如,通用電氣公司要求與其有合作關系的所有供應商企業都必須自覺遵守環境法規,做到達標排放,而且所供原材料必須具備環境友好品質,這使得那些希望維系與通用商業關系的供應商必須采納綠色技術工藝來滿足通用的“綠色需求”。

A采用清潔工藝生產出的綠色產品系統提供給下游企業,使得下游廠商的生產具備了清潔品質。而接受A的綠色產品系統必然導致下游企業對傳統生產工藝進行綠色變革,因此綠色技術得以有效擴散。

A與上下游企業之間就綠色創新技術資源的受讓問題達成交易。出于獲得垂直分工利益的考慮,A將自身的綠色創新技術有償或無償提供給上游企業以獲得綠色原料的供應保證,或出于引導消費和開發市場的需要,將技術提供給下游企業使其具備應用A企業綠色產品系統的能力。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A具有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和獨立的研發部門,綠色創新技術轉讓本身就能實現可觀的經濟效益,即轉讓的潛在收益遠大于潛在成本。

居于“工業食物鏈”下游的企業能夠以A的“工業排泄物”為生產原料,說明企業之間構筑了事實上的產業生態鏈接,即前文所指的企業橫向生態耦合。在這種主導產業鏈活動衍生出的橫向生態耦合關聯中,處在相同“食物鏈”的上、下游企業會彼此促進對綠色技術的運用,如FutureGen項目中的煤炭氣化產生的二氧化碳被用于強化采油(EOR)。另外,雙方也可能在綠色技術轉讓問題上達成交易。例如,上游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會把對“三廢”的處理從其生產邊界內排除,而下游企業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會自愿選擇“三廢”

治理和綜合利用業務,在此過程中同樣可能伴隨著相關技術的交易轉讓。

3.2“成功主體模仿”型綠色技術擴散

在企業群落中,綠色技術有效擴散的另一種重要途徑,是通過群落里生產相同或同類產品的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實現的。其中,模仿成功的“綠色企業”的做法是清潔生產技術工藝得以有效擴散的重要途徑。

競爭模仿型綠色技術擴散的實現機理,可以通過“成功主體模仿”的總體博弈演化模型予以解釋[9~14]。

(1)“成功主體模仿”演化模型說明在研究中,可以假設企業群落總體中選擇采納某種綠色技術策略h(h策略表現為產品系統中較為具體的、某個環節的生態品質改進)的概率phil(x)與企業群落內策略h的流行度xih成比例。持有采納策略h的企業當前收益越高,該比例就越大。

ωir[ui(ehi,x-i),x]>0用來表示企業群落總體I中反思策略l者(l策略是指因循傳統生產工藝的做法)賦予純策略h的權重,其中ωir為一個(Lipschitz連續的)函數,它在第一個自變量(收益)上是嚴格遞增的。

(2)基于成功模仿的綠色技術選擇通過以上的模型說明和變量定義,可以得到企業個體采納某種綠色技術策略h的概率為:phil(x)=ωil[ui(ehi,x-i),x]xih∑k∈Siωil[ui(eki,x-i),x]xik(5)在“成功主體模仿”的總體博弈演化中,反思策略的企業個體i未必知道博弈方位置所有純策略(例如選擇變革產品設計方案策略h、選擇采用綠色替代原材料策略k、選擇清潔節能的加工制造技術策略m、對生產廢料的資源再生處理策略g、對產品報廢后的回收再利用策略e等)的當期預期收益,對所有的i∈I;企業個體不需要知道當期的總體狀態(群落中究竟有多少家企業實施了生態化經營、生態化經營的企業在產品系統的哪些環節應用了綠色技術等);企業個體也不需要知道其他企業個體實施生態化經營的具體收益。但是,企業個體卻可以通過了解群落內采用某類綠色技術的企業(這樣的企業總體為J,且JI)的總體收益概況,做出是否采用該類綠色技術的決策。

那么,促成企業個體采納某類綠色技術的系統動力(動態選擇情況),可以通過式(5)中的綠色技術策略h選擇概率phil(x)、策略的流行度xih與h策略占策略總體收益的比值來予以構造(如式(6)):x·ih=∑i∈Jωil[ui(ehi,x-i),x]xih∑k∈Siωil[ui(eki,x-i),x]xik-1xih(6)同理可以獲得其他純策略的動態選擇情況,例如:x·ik=∑i∈Jωil[ui(eki,x-i),x]xik∑k∈Siωil[ui(eki,x-i),x]xik-1xik(7)………

x·ie=∑i∈Jωil[ui(eei,x-i),x]xie∑k∈Siωil[ui(eki,x-i),x]xik-1xie(8)式(6)~(8)說明:在企業群落中,某類綠色技術選擇(純策略)的動態生長主要取決于運用此類技術企業的總體收益概況(企業規模的擴張、市場份額和稅收上繳額度的增加等)、運用該類綠色技術的企業比例(技術流行度)兩個因素帶給企業個體的啟迪,在此基礎上不同的企業個體會根據各自對x·ih,x·ik,…x·ie值的主觀判斷進行排序①,以便選擇自己的綠色技術模仿點。當某種綠色技術通過模仿機制被采納后,新的一輪策略選擇在同樣的機制下又自發持續進行。

假設被觀測的A類企業運用綠色技術,尤其采納的是工藝型綠色技術,其生產排污、耗能耗材情況得以有效的改善,而且其產品系統具有顯著的“生產者責任延伸”特征[15],另外A類企業還和位于“工業食物鏈”

下游企業建立的綜合利用其副產品的契約機制。更重要的假設是:由于產品系統的清潔、節約品質被越來越多的責任型消費者和具有“綠色原料”供應要求的下游企業所青睞,因而A類企業的綠色生產工藝以及橫向產業生態耦合為其帶來了可觀的綜合效益。

A類企業的成功模式引起了同行業者B的注意,出于競爭的需要,對A類企業產品系統的綠色技術特征進行模仿被納入了企業B策略選擇集中。模仿點主要出現在:產品工藝設計階段(含替代材料選擇)、加工制造階段、副產品處理階段、產品報廢后的處理與循環利用階段(該階段是在傳統產品系統基礎上延伸出的企業責任階段)。模仿點可以在產品系統的某一環節出現,也可以是在許多環節上同時出現,這主要取決于企業對模仿成本、資源環境法規約束力度等因素的考慮。模仿點的出現必然導致模仿企業對綠色技術的吸收和運用。

假如模仿點出現在副產品處理階段和產品報廢處理階段,那么該階段的綠色技術運用則屬于末端治理型技術,事后性與被動性是這類綠色技術實施的特征;假如模仿點出現在產品工藝設計和制造加工階段,那么企業B采用的是工藝型綠色技術,即注重整個產品系統生命周期內的生態化運作,突出典型的“3R”原則?！案偁幠７滦汀本G色技術擴散的核心機理在于成功開展生態化經營、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的企業對同行業企業產生的啟發,其技術來源不一定是創新性技術資源(需要購買),絕大多數可以是成熟的環保節能技術,或者只是在產品的設計中增添了對整個產品系統(生命周期)的環保、耗能品質的考慮。

4市場誘致的綠色技術擴散案例分析

美、日電子企業在無鉛焊料技術選擇路徑上的比較(見圖3)電子產品制造過程中的傳統電子元器件連接方法,包括印刷電路板的表面涂料、電子元件的回爐焊工藝等,都離不開錫鉛焊料。

以錫鉛焊料工藝生產的電子產品在報廢后難以回收,并且導致了廢棄物拆解場地和作業人員的鉛污染、電子垃圾填埋場的地下水系鉛污染等,來自電子廢棄物的鉛污染引起了各國環境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為此,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由個別大企業開展了無鉛焊接工藝的研發(見圖3),但在無鉛焊接技術的研發和推廣過程中,存在著個別企業單獨研發和應用無鉛技術,缺乏必要的生產系統技術轉換環境、環境經濟收益無法補償高額成本、傳統有鉛焊接具有的技術和市場優勢形成了強大的技術慣性等,阻礙了無鉛焊接技術工藝在企業中的推廣。

在電子產品制造商的大力游說下,美國環境管制部門最終同意采納和推廣低鉛技術方案(減少印刷電路板中鉛的消耗、鼓勵研發集成度較高的印刷電路設計),另外在政策上鼓勵企業加大對廢棄電子產品的回收力度(末端處理)。相對美國而言,日本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末才涉足電子產業的無鉛化,但日本企業卻將無鉛化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看作是電子產業界的重大機遇。松下電器公司于1995年開始無鉛化技術開發,并于1998年推出無鉛MD播放器后,日本企業憑借其縱橫交錯的產業網絡、緊密的上下游企業協作關聯、日本企業群獨有的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為電子產品的無鉛焊接工藝的普及創造了系統的技術環境,其間還得到了日本焊接協會在研發和培訓上的大力支持。隨著歐盟電子廢棄物管理法令(RoHS)于2003年的出臺,日本電子企業普遍采用的錫銀銅為主料的焊接工藝被確定為電子產品市場的主流技術(見圖3),并已經成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無鉛元器件、無鉛材料和無鉛系統產品的供應商[21~23]。

該案例說明了日美兩國電子企業在企業分布特征、綠色技術流行度、綠色“遭遇率”、技術變革收益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兩國企業不同的綠色技術變革路線,日本企業最終采納了無鉛焊接工藝(RoHS許可的技術主流),美國企業則選擇了低鉛化技術(含有末端治理的技術特征)。

事實上,“交易傳染”型與“成功主體模仿”型兩類綠色技術擴散特征都能夠見之于本案例的分析。無論是綠色“遭遇率”bi(x),還是無鉛焊接技術流行度xih,日本電子企業都比美國企業高。這首先應歸于日本電子企業的高聚集度,例如日本山梨市井底瘦地區聚集了幾十家電子產品和電子元器件生產廠商,是典型的電子產品專業生產帶。在產業網絡密集、地域相對集中的技術環境中,上、下游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綠色供應需求能夠相對容易地得到與之有供應鏈關聯的企業響應,出于節約談判時間、便于垂直分工、迅速應對市場需求變化的考慮,企業間往往能夠就新技術的研發、交流、轉讓達成高效的溝通與協作,從而加速了新技術在群落內的應用和擴散。因此,當RoHS法規下的無鉛供貨壓力增強(可以理解為“綠色遭遇率”

bi(x)增大)時,隨著無鉛焊接工藝收益被大多數企業認可,無鉛焊接技術必然在企業群落內呈現出高流行度xih態勢,其技術應用增長率(擴散效應)自然得以提升。

5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綠色技術擴散層面和渠道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在產品供應鏈系統的傳導作用下,綠色技術在企業間的擴散主要經過物質與信息兩個層面,即物質傳導作用表現為產品的綠色制造、工業廢料與副產品的交互循環利用,客觀上促進了綠色技術在企業間的傳播使用;信息傳導則體現在為了提高整體供應鏈運營效率,企業個體間自發傳播綠色技術的動機是客觀和充分的。

綠色技術在上述兩種層面上的擴散,實質上體現了市場機制對綠色技術擴散的自發調節作用。事實上,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中得以高效擴散的根本動力在于企業個體自愿和持續的市場行為選擇。這種選擇主要是基于對綠色技術采納的收益與成本、政府監管等變量的權衡和反應,具體而言,兩類渠道動力促使企業自發地采納綠色技術工藝。

其一,群落系統內從事清潔生產的企業越多、具有生態需求的用戶越多,產品供應鏈系統中“遭遇”綠色需求(環保、可重復利用材料,低耗能產成品或中間品)的概率越高,為了維系與客戶的供應鏈關系,企業有足夠激勵去采納綠色技術,而非因循傳統的“三高”(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技術。

其二,群落系統中的其他企業采納綠色技術所獲收益會提供一個有效的模仿效應,出于獲得市場競爭力的考慮,企業會根據自身的成本技術約束選擇適合的技術模仿環節,以綠色技術工藝代替傳統技術工藝。

模仿效應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增加從事清潔生產的企業數量和密度,企業間商業交往的“綠色遭遇率”也因此提高,在高“綠色遭遇率”的群落系統中,企業實施綠色技術變革的技術環境得到改善、技術轉換成本較低,因而綠色技術在企業群落中被擴散和應用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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