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國有銀行投入經濟

導語：淺析國有銀行投入經濟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資本品是對銀行正常經營和業務發展具有特殊用途的經濟資源。這種資源在金融外部性問題作用下被賦予特別重要的意義。由于我國國有銀行特有的公有金融產權形式，這種經濟資源的重要性異化為對資本品的過度需求，并呈現以資本品重復、分散與低效為特征的超常增長，給銀行可持續發展帶來一系列不良影響。

一、外部性問題對銀行資本品的特殊需求

外部性是指某個經濟主體的行為不通過價格體系而對其他經濟主體產生直接影響。也就是說，當一種經濟活動的成本或收益自動地“外溢”到未參加這種經濟活動的其他人或企業身上時，就會產生外部影響。外部性以多種形式出現，有些是積極的（收益外溢），稱為正外部性；有些是消極的（成本外溢），稱為負外部性。前者是指某個經濟人的行為給其他經濟人帶來了福利，但其他經濟人不必向帶來福利的那個人支付任何費用，可無償地享受福利；后者是指某個經濟人的行為給其他經濟人帶來了損害，但卻不必為這種損害承擔任何責任，可不進行賠償。外部性問題在金融領域突出反映為銀行業的脆弱性。金融行為與一般企業商業行為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它所具有的“公共產品”特性。一家不健康銀行的擠兌（負外部性），會迅速傳染給健康銀行，這種傳染的危害程度取決于健康銀行的抵御能力，能力相對弱者有可能被逐出市場。

由于資本品作為銀行營銷組合的一部分，構成銀行持續經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其需要首先取決于銀行的市場定位，即銀行的形象通過新穎、別致的建筑物（資本品）獨特地表現出來，容易更廣泛地為社會公眾所識別和接受，是無聲的、永久的廣告。隨著人們對金融外部性問題關注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認識到銀行業是信心行業，資本品僅僅作為識別標志遠遠不夠，還應成為競爭手段和支撐公眾信心的強力標志。資本品作為可以物理識別、接觸和比較的有形產品，是銀行實力的最直接體現和公眾最易接受的有形信號。因此，資本品具有顯露實力和塑造形象的特殊需求，已深深融入銀行的經營理念之中，并通過資本品規模擴張或提高其科技含量等形式表達出來。我們常見到一地的標志性建筑，往往是銀行的營業辦公場所。這在一定意義上昭示著銀行實力雄厚，信譽良好。此外，銀行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爭先恐后地采用先進技術手段，如大量運用電子、通訊與網絡技術等，并把它作為金融競爭創新的主要工具，銀行業成為電子技術與信息革命的最先受益者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些資本品的投入為銀行營造經營優勢地位，廣納客戶并攫取市場份額，最大限度消除負外部性影響奠定了基礎。

二、國有銀行資本品投入內生機制及制度上的缺陷

國有銀行因有國家信譽的強力支撐，盡管存在資本品擴張，但與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西方銀行不同，較少受到金融外部性作用的影響，其資本品投入的內生機制在于國有銀行特有的公有金融產權制度存在缺陷。雖然國有銀行自80年代初即已從單一的國有銀行制度分解為多家專業銀行，但經“分家”處理后形成的每一塊金融產權并不具有排他性，任何一家專業銀行都是公有金融產權的代表。這種產權的同質性必然形成以下博弈格局：相互爭奪那一塊沒有產權邊界的公有金融產權。誰都想多切一塊，以增加利益追求的籌碼。既然是公有的，誰都有份，那么，誰的博弈技巧更高明，誰就可以多得一份，因此引起另一方的攀比。由于博弈的“兄弟競爭”，最終導致國有銀行資本品需求的過度投入和剛性增長。有關數據表明，1991年至2000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品投入（主要指固定資產購建，包括各類大型建筑標志，現代化支付系統，電子電器設備及軟件，交通工具等的購置與建造）呈集團化膨脹之勢，其中境內資本品存量十年間，由296.63億元增至2976.65億元（已剔除報廢），增長10余倍，年均增長10.03%，遠遠超過凈收益增長。盡管這些資本品投入有其業務發展合理需求的一面，但產權模糊或稱虛置產權是銀行資本品非正常增長的重要原因。

現行制度缺陷的另一面是預算軟約束，這進一步加大了國有銀行對資本品投入的隨意性，導致資本品擴張和產出水平的迅速提高。預算軟約束首先表現為資本品投入資金供給的彈性，它是由金字塔式組織管理結構決定的。由于國有銀行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為特點，與契約性協議不同，條款大多是不可談判的，而行政性分配易形成大量的計劃外分配。如下級向上級謊報虛假信息，或留下“硬缺口”，都有可能獲得了相當于立項概算的超額資本——專項撥補。其次，預算軟約束還表現在資本品投入資金來源的多樣性。銀行作為經營貨幣資金的特殊企業，其“資金自籌”能力遠大于普通工商企業。普通工商企業穩定增長的現金流建立在卓有成效的經營基礎上，其資本品投入能力被牢牢鎖定于銀行存款。而銀行則不同，其現金流由所辦業務現金流（如居民儲蓄存款等）和自身財務現金流組成，由于自身財務現金流只占極小部分，因此銀行現金流一般十分穩定。穩定的現金流不論來源如何，作為硬通貨其購買力是完全一樣的，這為銀行擠占挪用信貸資金，擴大資本品投入大開方便之門。也就是說，銀行不一定靠贏利來增加資本品投入，一家虧損累累的銀行，因有穩定的現金流，仍可蓋大樓，購名車等。此外，銀行擠占成本籌資，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如在管理費或利息支出中列支資本性支出等。

三、國有銀行資本品投入與決策者行為分析

在公有金融產權形式下，我國國有銀行資本品投入的決策者可簡化為委托方決策者和方決策者，他們構成經濟學意義上的委托—關系。委托方作為資源的分配管理者，承上啟下。一般來講，委托方將較高的資本積累視做“政績”，并容易受到部門利益或利益集團的影響，導致資本向某些地域或行業部門傾斜，因而這些地域或行業部門相對具有較高的資本積累率。由于資本品是一種排他性稀缺資源，其分配非此即彼，不可調和，資本積累率顯然取決于委托方可支配的資源量，而資源量又與委托方的努力程度有關，“會哭的孩子多吃奶”就是這個道理。因此，更多地從上層分割資源并依據自身決策偏好向下釋放分割來的資源，成為委托方的行為模式和“理性選擇”。方作為資本品的直接受用者，其熱衷于囤積資本品的動機，隱含在我國國有銀行既不清晰也缺乏有效監督的基本產權安排之中。盡管方決策者的任期長短、提升機會及貨幣收入都與資本品數量無關，但他亦不必承擔因資本品“過多”而占有的成本，不必對資本品的占用支付租金，而把它當做儲備多多益善。此外，還可能與方決策者的思維定勢和個人偏好有關。如基本建設“三超”（超面積、超標準、超投資）之所以成為家常便飯而且愈演愈烈，往往基于這些決策者追求個人膽識和威望的需要，或為尋求局部利益而贏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贊譽（故有“房子是職工最大福利”）。而超標準購置、乘坐豪華轎車則在于謀求個人體面風光、方便舒適的在職消費等。有的決策者即便遵紀守法或囿于有限理性，或害怕老實人吃虧，也“貪大求全”，競相加入“三超”行列。在現行的資本品產權制度下，委托與雙方基本不接受市場經濟信號，資本品投入背離成本導向。道理很簡單，產出是一系列投入的成本函數，與公有制相聯系的獎懲制度對決策者追求有效率的產出具有的激勵很弱，他們沒有動力去尋求有效的產出。

四、結論

我國國有銀行資本品投入非正常增長的根源在于公有金融產權制度存在著缺陷。因此，加速產權制度改革，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規范并明晰國有銀行產權，讓銀行作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參與經濟活動，使行政性分配自然讓位于契約性談判，資本品盲目擴張沖動也變為理性經濟人的投資行為，并可大大降低體制性監督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