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銀行防范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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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的成因紛繁復雜，大多文獻認為是技術、操作的原因。筆者認為，目前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與信貸安全有許多矛盾，是信貸風險的重要根源，要防范信貸風險，必須在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上，抓好具體的執行和操作。

一、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可能帶來的信貸風險

1.短期考核目標與信貸長期風險之間的矛盾。股東往往要求銀行經營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并以此作為考核和檢驗銀行高管任期(一般一個任期為3年左右)目標完成情況和個人績效的依據。在利潤最大化的任期目標要求下，銀行高管只能選擇做大當期利潤，在存貸款利差占主要利潤來源的條件下，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發放高收益的貸款，增大利息收入，使利潤增加。而銀行信貸風險的主要特征就是風險的滯后性和長期性，很容易導致任期內的短期行為傾向，只顧多追求短期利潤，而少考慮信貸的長遠風險。

2.小股東利益與大股東關聯貸款之間的矛盾。大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是常常存在沖突的，資本多數決定原則時常成為大股東謀取私人利益、損害銀行利益或小股東利益的工具，尤其是商業銀行中，由于小股東沒有占據著控制支配地位，小股東的利益總是暴露在控股股東的強權之下，隨時都有可能受到控股股東根據關聯企業集團整體經濟利益所做出的決策以及關聯企業內部之間的不正當交易的侵害。小股東在無力對銀行進行有效控制時，他們往往希望和愿意充當銀行的戰略投資者，他們注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以期尋求更多的資本回報。但少數對銀行具有控制權的大股東往往不看重銀行的分紅，而是希望利用控制權實施關聯交易，從銀行通過貸款等手段盡快取得超過投資額的回報。如果個別大股東利用這種管理權參與信貸決策，不顧信貸風險而將貸款投放于與大股東有關聯的企業，很有可能形成風險貸款，影響銀行的安全。

3.銀行高管的政治命運與銀行貸款安全之間的矛盾。我國商業銀行的高管多為政府行政任命或由政府提名、股東大會通過，這樣就使得銀行的高管實際上具有非常復雜的身份和多重目的，但聽命于政府是其最佳的選擇。在政府協調貸款(因為按市場程序無法完成貸款時政府才會出面協調)時，這些高管難免會自覺不自覺地充當政府的代言人，幫助政府實現借款意圖，而置銀行風險于其次。[1]在這種情況下發放的貸款，很難說能夠保證貸款的“三性”。

4.股東知情權與信貸監督不夠之間的矛盾。按《公司法》規定，股東有權知道所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情況，但在現實中，股東往往很難知道銀行的經營實情。為此，監管部門要求銀行必須定期進行信息披露。但由于一些銀行怠于披露和出于盡可能少披露的意圖，往往不能充分披露，股東很難從信息披露報告中了解銀行的貸款發放情況，更無從了解每筆貸款的風險情況，也就很難對銀行的信貸經營實施有效監督。

5.約束不力與信貸責任之間的矛盾。目前大多數銀行對信貸責任有一定的責任追究，如責任終身制、扣發獎金等，對從事信貸工作的人員有一定的約束力。但是一筆貸款從貸前調查、貸中審查、貸后回收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流程鏈上所有人的共同操作方能實施，出現問題貸款很容易相互推卸責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筆貸款少則幾十萬元，多則幾十億元，如果發生風險而產生損失，不是一二個信貸人員有能力賠償的。

二、完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與防范信貸風險的對策建議

銀行業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在于這個行業的高風險性，防范、控制經營風險是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職能。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健全將嚴重影響信貸資金的安全，必須在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前提下，加強對信貸風險的控制。

1.將信貸風險納入任期考核范圍。要完善商業銀行的內部契約，尤其是對高管的激勵和約束相關的契約，在對銀行高管進行任期目標考核時，不能僅以利潤為主要指標，要計量貸款風險損失。考核期前對貸款按五級分類進行風險損失計量，到考核期結束時，要重新確認貸款風險損失，風險損失增減額與銀行高管薪酬掛鉤，并嚴格按照貸款五級分類的結果和撥備覆蓋率要求計提風險撥備，按提取風險撥備后的利潤考核。這樣可以避免以不良貸款換取銀行短期利潤的做法。

2.用“企業憲法”限制關聯交易。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山東銀行系統調研時強調“防范關聯交易風險是銀行良好公司治理的重要標桿”。[2]股東可充分運用“企業憲法”——公司章程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公司制度安排上約束關聯交易的風險。在銀行的章程中要對貸款的投放和管理單列專門的章節，進行特別的約束。要明確規定銀行的關聯交易數量和表決權限，例如，規定一般關聯交易必須由董事會審批，重大關聯交易由股東大會審批，而且在審批過程中，要實施關聯股東的表決權回避，并強化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通過降低審批效率、提高審批門檻、增加審批的獨立性來防范關聯交易風險。在銀行高管違反章程規定發放關聯交易貸款時，股東可以行使撤銷權，并可追究相關人員的賠償責任。

3.健全信貸責任約束機制。在目前的信貸審核(批)委員會制下的集體決策機制，事實上已經成了銀行推諉信貸風險責任的托辭，一旦發生不良貸款，很難去追究具體人員的責任。應當從信貸業務人員到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建立更強的信貸風險責任約束機制。一是實行信貸人員(包括分管信貸的高管)準入制，實行嚴格的考核上崗制；二是健全信貸風險責任約束機制，建立嚴格、明確、公正、長效的信貸投放風險責任追究制及其責任認定指標體系，明確信貸政策、貸前調查、復查、初審、復審、會審、貸后管理等崗位人員及分管信貸的高管在貸款投向、投放、管理、回收中各自的責任范圍。當貸款出現風險時，按照有關責任認定指標對相關人員的責任進行認定，分清信貸資金出現風險的實質性原因，明確責任，分別給予行政處理、下崗收貸、降級、賠償、禁入信貸職業、追究刑事責任等處罰。[3]

4.引入公共治理的方式。信貸風險的廣泛性和隱蔽性，要求銀行能夠從全方位、多時空、多角度防范風險，而銀行的信貸人員有限，有必要調動最關心銀行信貸風險的廣大股東共同關注。而在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下，股東不可能經常對銀行的貸款安全行使監督權，要引入公共治理方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幫助銀行防范信貸風險。

(1)股東質詢制。針對小股東不能參與日常經營管理、對銀行貸款安全知之甚少的情況，銀行股東大會應制定股東對貸款的專門質詢規則，規定股東可以定期針對銀行的貸款情況向經營層提出質詢，以增加股東對貸款安全、收益和流動性的了解，并可增加經營層和信貸人員的責任心。

(2)激勵方案公示制。目前銀行高管的薪酬只公布其實際得到的年薪數額，而不公布具體的激勵考核方案，對廣大股東和社會公眾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銀行是一種公眾型企業，尤其是國有(控股)銀行和有地方政府參股的銀行，雖然是股份制企業，但政府股份還占相當大的份額，政府只是名義出資人，真正的股東是全國人民(或地方百姓)，但全國人民并不能直接參加股東大會，或了解股東大會的內容，更無從評價對高管的激勵方案。再者，銀行從社會賺取利潤，利潤主要來源于貸款利息收入，對貸款的風險狀況，社會最有發言權。而且高管的收入水平要與其工作難易程度、復雜程度相聯系，而這種評價只有社會公眾才最公平。通過公眾的評價，使得更大范圍、更多角度的信貸安全及隱患與銀行高管的薪酬相聯系，增加銀行高管的道德壓力，使其充分履職。

5.理順政府和商業銀行的關系。政府作為商業銀行的產權所有者代表，應擺正自己的股東位置，按《章程》和股東大會決議為銀行選派主要管理人員，并為銀行的經營活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政府作為管理經濟的部門，應盡量避免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商業銀行，而采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和規范引導。政府政企職能的徹底分離表現在不良信貸資產防范上則須做到：(1)政府作為股東一旦選定銀行高管，就應該取消其政府官員身份，銀行高管只對銀行經營負責，而不必履行政府的協調貸款命令。(2)政府需要商業銀行向國有企業、重點項目發放優惠貸款時，在符合貸款條件的前提下，政府補貼利差，所需資金從政府應得分紅中扣除。(3)對銀行高管不應留有后路，即銀行經營不好，政府不得為這些“落魄”高管安排新的工作崗位，甚至于易地為官，只有這樣鍛煉出來的高級管理人員，才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