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詩學論文：本文詩學建構理論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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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友峰單位：溫州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眾所周知，文學的物質載體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經歷了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當前的電子媒介文化幾個階段。作為口傳文化時期的口頭文學其物質載體是人類的口頭語言，在人類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發達的時期，人類早期文學的偉大成果就是通過人類口頭語言的代代相傳而得以保存，像《荷馬史詩》這樣偉大的史詩作品就是通過人類的口傳而得以傳遞的，人類最初的口頭文學創作絕對不是任性而為的，它是對語言創作規律的自覺把握，同時也是對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與生命情感的自覺想象和詩意還原，因而在口頭文學中也存在著當下文學所要具備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義。隨著人類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術的出現，人類的文學有了印刷文本這樣的物質載體，這對于人類文學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口頭文學的發展主要借助于語言的口頭化和記憶的便捷性，也就是說，口頭文學創作只能基于“記憶和傾聽”，離開了這兩者，口頭創作是不可能發生的。而文學文本的誕生則確立了文學自身的書面文本，人們通過閱讀、分析和體認這些書面文本可以形成對文學的認知；它可以使創作者的思想意圖永恒化，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文學接受的可能，從而使創作本身有了直接的可以體驗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現確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歷程，它擺脫了口頭創作文體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單元和情節單元的非明晰性，這對于文學的健康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進入了電子傳媒時代，在電子傳媒時代，文學的載體又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不可否認，進入信息化時代，傳統文學存在形式和傳播方式遇到了嚴峻的挑戰，即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書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網絡傳播的信息數碼的形式取代的趨勢，似乎一個文學作品‘無紙化’的時代即將到來?！盵5]也就是說，隨著電子高科技的發展，網絡技術的出現，文學的創作和傳播似乎越來越簡捷，文學的“超文本”時代已經到來。文學“無紙化”時代以及“超文本”時代的來臨對文學的發展應該說并非是一件壞事，文學作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學的創作和批評一直是在狹小的知識分子空間中進行，當文學超越了紙質文本的束縛在廣闊的網絡空間播撒時，大眾就可以直接參與到文學的創作和批評中來，這也就直接導致了“網絡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然而，面對信息技術時代的幽靈，文學也似乎品嘗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無奈。電信技術的高度發展，圖像制作技術也就越來越方便快捷，圖像出現了幾何級的增長勢頭，電影、電視和圖像廣告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學這一傳統的紙質媒體藝術逐漸出現了衰落之勢，現在閱讀文學作品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人們借助于圖像的視覺感官來認知這個“圖象化”的時代，諸如中國傳統的文學著作被拍成電影電視、純文學期刊的改版和停辦等等，大有圖像壓倒文字的趨勢。因而“在電視、電影、網絡等電子媒體的強大攻勢下，曾被視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已節節敗退，失去社會生活和公眾意識的支持，循入日漸逼仄的‘邊緣化’境地?！盵6]正是在這種電信時代科技進步的時代背景下，文學的生存境遇問題成為了許多文學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國的解構主義者德里達就認為“在特定的電信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①,德里達的信奉者、美國加州大學文學教授米勒也認為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電子媒介時代已經悄然逝去，過去在書中讀到而在現實中無法見到的事物“出現在今天的電影和電視屏幕上，就如同舊日里潛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恐懼現在被公開展示出來了，不管這樣做是好是壞，我們可以跟它面對面、看到、聽到它們，而不僅是在書頁中讀到。我想，這可能就是德里達所謂的新的電信時代正在導致精神分析的終結?！盵4]這也就說明了在電子媒介時代圖像不僅能夠滿足人們的視覺欲望，而且還能夠將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過數字模擬技術給呈現出來，例如電影《侏羅紀公園》中的恐龍、《冰河時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跡等都是在現實世界中無法見到事物，這說明電子媒介時代的數字模擬技術的確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在影視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書本中也許根本無法看到。電子媒介時代“圖像對文字的優勢”被有的學者稱為“讀圖時代”的“圖文戰爭”[7]：在“讀圖時代”圖像取得了文化上的“霸權”，文字淪為了圖像的“奴仆”。如果這一論斷符合事實的話，“圖像”取代“文字”的時代將指日可待，“文學的終結”也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樣，“從美學角度來說，文字和圖像本來各具特色，圖像以其直觀性和具體性見長，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聯想性著稱。文字讀物可以喚起讀者更加豐富的聯想和多義性的體驗，在解析現象的深刻內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著獨特的表意功能。圖像化的結果將文字的深義感性化和直觀化，這無疑給閱讀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抽象的文字和直觀的圖像互為闡發，無疑使得閱讀帶有游戲性，從文字到圖像，再從圖像到文字，來回的轉換把閱讀理解轉變成視覺直觀?！盵7]這說明了文字和圖像是各具優勢的，由文字語言組成的文學在思想深刻性和想象性方面具有自己的優勢，而圖像在感官化和形象性方面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這說明了在電子媒介時代由圖像組成的影視藝術和印刷文化時代由“文字”構成的文學是兩種有著不同表現形態和藝術特質的藝術種類，文學與影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在各自的藝術特色范圍內相互促進和發展。影視是現代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影視藝術是通過畫面、聲音和蒙太奇等影視語言，在銀幕屏幕上創造出感性直觀的形象，再現和表現生活的一門藝術，它通過直接作用于觀眾的視覺聽覺器官，使觀眾獲得一種視聽感官上的享受；而文學由于以語言文字作為媒介和手段，使得文學形成了許多自身獨具的審美特征，集中體現在情感性與思想性、間接性與廣闊性、結構性與語言美等幾個方面。任何文學作品都包含著作家的主觀情感。文學的情感性越濃烈，越能感染讀者，就越富有藝術魅力。文學由于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由于文學作品能夠深入到人的內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復雜、最豐富、最隱秘的情感，使得語言藝術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實、更加深刻。文學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廣度上也遠遠超過了其它藝術形式。雖然所有文藝作品總會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作家、藝術家的審美意識和對生活的認識，從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類藝術中，還是以語言為媒介的形象最富有深刻性和思想性。語言藝術之所以具有這種優勢和特長，同樣是與它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分不開的，因為只有語言才能直接表達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認識、評價判斷方面具有最強的藝術表現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思想性總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過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只有將情感滲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能具有震撼心靈的藝術魅力，使讀者在激動不已的同時去深入領會作品蘊藏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文學作品的情感性也離不開思想性，因為這種情感往往是在理性思想指導下成為具有特定愛憎情感的傾向性。文學作品的結構與語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們不僅是構成文學作品的重要藝術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審美價值。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就必須需要利用結構這個重要手段來完成。對于文學作品來講，結構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關系到整個作品的成敗得失。文學所具有的這些語言藝術的特征是作為視覺藝術的影視所無法比擬的，在思想深刻性、情感表現性以及語言結構美方面文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即使以圖像為主因的影視藝術再發展也不可能使文學消亡，因為“看圖像”和“讀文字”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消費方式，圖像的感性形象和文字的理性抽象只是一種互補的關系，而不存在著彼此替代的關系。因而，西方學者所提出的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終結論”可能有著西方的學術背景，但是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拔膶W危機”另一方面的知識背景是文化研究的興起所導致的“文學的越界和擴容”問題。文化研究的興起對于文學理論研究的沖擊是當前我國文藝學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近幾年來，“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在我們的文藝理論界吵得沸沸揚揚，持“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主張的學者認為“在今天，審美活動已經超出所謂純藝術/文學的范圍。占據大眾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經不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等經典的藝術門類，而是一些新興的泛審美/藝術門類，或審美、藝術活動，如廣告、流行歌曲、時裝、電視連續劇、居室裝修等，藝術活動的場所也已經遠遠逸出與大眾的日常生活嚴重隔離的高雅藝術場館，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間?？梢哉f，今天的審美/藝術活動更多地發生在城市廣場、購物中心、超級市場、街心花園等與其他社會活動沒有嚴格界限的社會空間和生活場所，在這些場所中，文化活動、審美活動、商業活動、社交活動之間不存在嚴格界限?！?/p>

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就是要消解傳統的精英主義美學思想，促進審美進入日常生活領域，“它的性質就是企圖以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來取代審美文化?！盵9]它在美學文藝學領域的主要表征則在于對人文精神的消解，讓消費文化進入正統的審美文化之中。落實到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藝理論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促成了文藝學的邊界移動和擴容。日常生活審美化對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審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區分喪失意義。雅的文化為了表示自己“親民”的姿態，主動紆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現時代的懷舊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術的包裝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臺。其背后的動力更多的是商業化原則在操縱；雅俗文化不但喪失了彼此曾經有過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喪失了各自的主體性。其次，由于審美主體性的喪失，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對感性解放的功勞就要打折驗收了。主體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著他們在藝術審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費社會的商業化原則在作祟，主體好像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中得到了感性欲望的滿足，而實際上這一切在其深層處處受到經濟權力話語的制約和商業化原則的左右。文化大眾化在這里所表現出來的負面影響，比起它在審美上的積極意義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它在商業化原則下所強調的物質性與當下性，如今正不斷地使人與人的關系產生疏離感，人存在于這個社會的自由感、社會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蝕。其結果是，審美活動在擺脫了理性強制之后又遭到物質化的清洗，演變成了一種適時轉化個人物質欲望的代償性活動，更多地依存在物質享受之上。由此我們自然可以推論出日常生活審美化對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個癥候式表現，即，從文化領域看，高層文化或雅文化也與現實同一起來。高層文化本來與現實相疏遠、相脫離，而這種疏遠化的特征正是高層文化能夠保存與現實不同的另一個向度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高層文化超越現實向度的體現，即任何高層文化總有理想的向度。確實，高層文化過去總是與社會現實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權的少數人即精英知識分子才能享受它的樂趣，描繪它的理想?，F時代，高層文化與現實的“間距”已經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看來高雅文化與俗文化沒有任何的界限，這樣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內涵，喪失了對社會的批判和介入功能?！叭粘Ｉ顚徝阑崩碚撍鶎е碌奈乃噷W邊界的移動和擴容則是引起文藝理論研究界爭論的核心問題?！叭粘Ｉ顚徝阑崩碚摰某珜д哒J為，文化活動、審美活動、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之間并不存在著明顯的界限，在審美泛化的理論語境下文藝學的出路在于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緊密關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化/藝術活動方式、及時的調整和拓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這樣傳統的文學研究所關注的文學經典將會終結，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學研究的未來方向在于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因為“日常生活審美化以及審美活動日常生活化深刻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的變化，乃至改變了‘文學’、‘藝術’的定義……這應該視作對文藝學的挑戰，同時也是文藝學千載難逢的機遇”[8]。挑戰在于對文學經典的背棄并轉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審美感性問題，而機遇則是“它已經極大地超出了體制化、學院化的文藝學研究藩籬，大大的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則已經不是簡單的揭示對象的審美特征或藝術特征，而是文化生產、文化消費與政治經濟之間的復雜互動。”[8]很明顯“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所倡導的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擴容已經與經典的文藝學研究有著很大的不同，經典的文藝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現象、文學問題和文學活動，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學活動各個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審美規律，文藝學的邊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事實、文學活動和文學問題這一點應該是無可懷疑的，無論文藝學邊界如何移動也不可能拋棄文學活動自身規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因為文學活動的“審美”功能在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使人們走向作為精神意義的超越之境，其含義是“無利害靜觀的自由愉悅”，而“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中的“審美”卻是一種欲望的消費，其功能是快感的自我滿足，其實是一種“非審美”，按照康德的觀點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快感，并沒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操縱下所制造的審美假象[10]。因而通過倡導“日常生活審美化”來認定當下文學的危機也是不成立的。電信時代的文學處境和審美泛化的事實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我們的文學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說我們當下的文學研究根本就不存在著危機和困境，形勢一片大好呢？當然也不是，我們當下的文學研究的確出現了危機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觀社會氛圍的變化，而是在于我們的詩學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問題，他們關注文學理論自身的建構，直接從某個哲學體系或者抽象命題出發來推演詩學體系，相對忽視了對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闡釋，即使有對作品的闡釋也只是作為其體系的例證而存在，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之間脫節的現象，如果詩學理論遠離了自己的研究對象——文學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賞和滿足，不出現危機才是怪事。因而在詩學嚴重理性化的今天，詩學不應該再在邏輯化、體系化的封閉結構中繼續兜圈子，我們呼吁一種重返文學文本自身的詩學理論建構。

解釋學-接受美學的興起

本文詩學作為隱含在具體文本中的一種詩學思想，它是詩學的原初形態。詩學的原初形態，實質上就是批評家立足于文學本文，從本文出發，將作家創作的文本中隱含的“本文詩學”進行理性化的歸納與呈現的結果。通過“文學本文”，建立詩學的基本立法，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就是這樣的范例。當然，也必須認識到，沒有荷馬，沒有悲劇家，就不可能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同樣，沒有先秦兩漢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劉勰的《文心雕龍》。當然，后起的傳統以詩學思想史為依托，尋找詩學與人文學科的溝通，評價文學的功能價值，超越于具體的文學本文之上，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領域和獨立思想立法。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本學詩學作為創作者內在文學意識與文學觀念的創作詩學，其形態是隱含著的，它隱含在具體的文學文本之中，這種內在意識的詩學觀念在接受美學看來是一種虛假的觀念。按照現在接受美學的觀點，當作家創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經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物在歷史的視域中接受讀者的審閱，也就是羅蘭.巴特所說的“作者死了”；當然，我們今天重建“本文詩學”也不是要回到亞里斯多德和劉勰的水平上，因為亞里斯多德所建構的本文詩學雖然是建立在古希臘文學的基礎上，但是由于理性詩學的作祟，亞里斯多德試圖為整體的文學立法，他采用了科學主義的完全歸納方法來建構本文詩學，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試圖在古希臘的全體的文學作品中歸納出詩學的基本話語主要研究路徑，在研究對象上雖然具有本文詩學的特征：即從文學本文出發的特點，但是在方法論上則是科學主義的本質歸納法，并將文學的本質歸結為“摹仿”，這樣就造成了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內在矛盾，從而導致了本文詩學的衰微和理性詩學的勃興。亞里斯多德的這一方法論困境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興起時逐漸被詩學家認識到，從這個時期開始人們對希臘文學的認識就不再企圖對整體的希臘文學發言，而是從某一個視角切入古希臘文學，采取“詩思”的方法重構古希臘詩學，這種超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方法就是不斷的返回古希臘文學文本自身，以“詩性之思”為中心，重新建立文學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關聯，達成對詩學觀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將古希臘與近現代文學進行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從而認識到，古希臘文學偏重于一種素樸精神的表達，是一種素樸的詩學，而近現代詩學則偏重了一種感傷情調的表達，構造的是一種感傷詩學，盡管他并不否定近現代的感傷性詩學，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樸的詩學。落實到古希臘詩學的具體分析之上，他特別重視希臘人所具有的一種自由而質樸的生命文化理想從而達到重構希臘詩學的目的；尼采通過解讀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悲劇藝術，特別是建基于對古希臘語言和古希臘神話的深刻理解，尼采認為古希臘詩學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特別以狄奧尼索斯為象征的酒神詩學，這是一種生命化詩學。這種以“詩性之思”為中心的詩學方法論就是本文詩學所追求的目標，這一思路也應該是我們今天重建本文詩學所遵從的基本范式。劉勰的《文心雕龍》雖然是建立在先秦兩漢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當時純文學與雜文學沒有區分開來，《文心雕龍》在研究對象上就包括了騷、詩、樂府、頌、賦、贊等35種體裁，有些體裁則根本不是文學文本，雖然在“文”的本體論“原道”的統攝下展開，但是具體落實在文學創作、批評、發展等環節時，劉勰采取了詩話和詞話的方式，對具體的詩學思想不能明確提煉出來。這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基本精神：雖然能夠對某一文本發表高明的見解，但是缺乏系統性，也就是說，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為普遍性的詩學觀念。因而今天我們重建本文詩學，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處，透過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尋隱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批評家通過對本文的分析、論證和思考，去考察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詩學思想是怎樣由本文建構與消解的，因而本文詩學考察的不僅僅是文學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現代文論系統中經歷了由“作者中心論”范式、“文本中心論”范式到“讀者中心論”范式文論的轉換。“作者中心論”范式文論主要包括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直覺主義、早期精神分析文論等類型。它們的共同特征在于，從“作者中心”的角度出發，將文學視為一種幻象、直覺或白日夢，把主體的直覺、表現、乃至元欲（性本能）作為文學的根本動源?！白髡咧行恼摗狈妒轿恼搹娬{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創作實踐問題以及在創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問題，比如說“天才”、“想象”、“白日夢”和“無意識”等；在“文本中心論”范式中，蘇俄的形式主義開創了文本中心主義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結構主義，巴黎的結構主義，20世紀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評也重視文本的闡釋。俄國形式主義只關心文學作品本身的語言形式和結構，以及由語言形式和結構所組成的“文學性”問題，而對作家是如何進行創作的，作家創作的心理狀態如何則完全不予考慮；英美新批評的“意圖謬見”說和“感受謬見”說更是把文學作品與作家、讀者的相互關聯徹底隔斷，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學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語言，主要因為文學語言具有某種特殊的“文學性”，這種文學性還必須通過語言書寫的陌生化來加以表達，就整體而言，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主要想通過一種內在的結構理論來闡釋文學作品的基本結構。比如俄國的普洛普就在《民間故事形態學》①一書中通過一百多個民間故事的分析，認為故事雖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擔的功能卻只有31種，這種從文本的內在結構出發去解釋文學作品的方法直接導致了結構主義的興起。到了結構主義階段，更是把文學文本作為了唯一的研究對象，因而出現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脫節

我國當前的文學理論研究確實面臨著危機，這危機表現在何處？我們該如何認識這種危機呢？我想，當前文學理論已經沒有了新時期之初的輝煌和耀眼，文學理論在80年代確實引領了學界的風潮，但是這種引領并不意味著理論成果的優秀，而是當時的時代造就了文學理論的輝煌?！澳鞘且粋€思想解放的時期，一切都在撥亂反正，文學理論也被據以了很大的厚望，成為了‘撥亂反正’的主導，扮演其文學界的‘先鋒’角色，人們要尋求文學創作的突破，或對新突破加以合理化闡釋，都需要求助于理論的突破，或者與理論的突破一道前進。”[13]因而在那個年代，人們非常相信理論的力量，崇尚理論的魅力。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學理論的魅力逐漸消失，原因何在呢？我想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大眾文化開始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電影、電視等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們的文學理論似乎只是關注經典的文學作品，對大眾文化的闡釋力度不夠，理論介入現實的力量薄弱，導致了人們對理論的興趣減弱。第二、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相互脫節，大多數文論研究者日益疏遠了批評，而只是在做理論的建構工作，最重要的是，這種理論的建構工作幾乎都是在文論思想史尋求理論資源，而不能夠基于文論家自身的閱讀經驗和批評實踐，這樣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間的鴻溝，拉大了兩者之間的距離。當前中國的文學理論確實處于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上，一方面新的理論層出不窮，文學本體論的探究、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西方文論的引進等都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另一方面，占文學領地半壁河山的“青春文學”、“網絡文學”、“玄幻小說”等還沒有很好的理論能夠對其進行解釋，表現為“理論貧乏”的癥狀。文學理論在當前的文學批評中似乎集體離席，很多文學理論家的批評似乎處于一種“紅包批評”的吹捧之中，或者是網友們在網上進行一個“狂歡化”的自我陶醉似的酷評一下，那么，我們的理論與批評之間的脫節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呢？有學者指出：“文論家自身對于文學理論的這種困境（理論與批評的脫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文學理論推向社會的重要人選恰恰是文論家本人，只有當他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對作品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時，才可能切實地證明其理論的有效性。而我們的文論家們卻長期沉醉于對文學經典的反復咀嚼和理論體系的仔細打磨，結果是批評鋒芒日益暗淡，鑒賞能力日漸愚鈍，對于當代文學的實踐越來越隔膜?！盵14]可謂是一語道破天機，文學理論家在建構文學理論的時候，很少去涉及文學批評問題，對具體作品的闡釋也只是作為其理論建構的一個例證，這種例證在其理論體系的窒息下也無法煥發出文本自身所具有的生機和活力。另外，文論家的知識儲備也使得他們無法去把握當代的文學批評實踐，“從現有的文論著作來看，許多文論家的文學修養和知識儲備已經十分陳舊，他們對于中國現代當文學的了解主要限于‘五四’到‘’之間，而對于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尤其是90年代以來最新的文學動態較為陌生；對于西方文學的了解又主要限于19世紀以前，對于20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抱著一種拒斥和否定的態度。這一方面是由于評價標準的僵化，另一方面是對自己貧乏的理解和欣賞力的一種掩飾。知識上的這種缺陷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與當代文本對話的資格?！?/p>

由于當代文論家的知識貯備陳舊，對文本的感悟能力較差，使得他們所建構起來的文學理論可讀性較差。從文論史發展來看，一部偉大的文學理論作品一般都與文學作品一樣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諸如中國古典文論的《文心雕龍》、《詩品》、《二十四詩品》、《滄浪詩話》、《人間詞話》等本身就是以詩評詩，以詞評詞。就連以理論性和邏輯性聞名的西方現代文論著作，也有非?？勺x的優美之作，諸如尼采《悲劇的誕生》、弗洛伊德的《創作家與白日夢》、馬爾庫塞《新感性》、薩伊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等，讀起來要么神采飛揚、激情四射，要么是觀點新穎，也很能吸引人把該著作讀下去。反觀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著作，要么是固守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不放、要么是新潮術語滿天飛，有些術語連文論家自身都弄不明白，更何況我們讀者，而這些文論家滿足于在概念中自我愉悅，理論失去了作家的親睞，很多作家坦言他們從來不讀文學著作，他們認為文學理論對他們的創作毫無裨益，這也說明了我國當前的文學理論對文本的闡釋能力和批評的解釋能力在下降。針對理論脫離現實的批評，學界已經做了很多的闡釋，諸如“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爭論等；這是一個文學理論越界的工作，文學理論要研究人們的“日常生活審美現象”，要研究廣告、生日派對，研究營銷方案，筆者認為，如果文學理論去做這些活，那確實不是我們眼中的文學理論了，而成為了社會文化理論，這可能是文化研究要做的事情。那么，我們的文學理論要做哪些事情呢？我想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歸文本，在批評的實踐中重建文學理論的威信。那么，當前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脫節，理論又如何在批評中重建理論的威信呢？學界對此的闡釋過于薄弱，很少有人針對這一問題提出鮮明的闡釋方案，王一川曾提出“理論的批評化”和“批評的理論化”主張，要求理論和批評要相互結合，去解決理論和批評之間的鴻溝問題[15]，但是他的立足點是在批評，而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理論的水平，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去溝通理論和批評之間的鴻溝呢？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對文學理論進行深入的反思，文學理論一般認為是一種對文學的普遍的言說方式，文學理論關心的是普遍性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對一切文學現象都行之有效。而文學批評只關注個別性問題，文學批評只是針對個別作品有效，離開這個作品就很難以對其他的作品產生影響力。文學理論就如同黑格爾的美學體系的架構，在一定的哲學范式的指導下推演出來，而文學批評就如同法國批評家圣伯夫有關雨果等作家的傳記批評。因而，文學理論是普遍的，而文學批評則是個別的，在這個普遍性與個別性之間會產生鴻溝。本文詩學的建構能夠填補這種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間的鴻溝。本文詩學是從具體的文本批評中建構起來的一種詩學思想，它立足于個別的文本，而它所建構起來的詩學卻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為本文詩學是一種詩學思想，普遍性是其根本性的追求。因而本文詩學一面連接具體的文學作品，在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闡釋中建構了深刻的詩學思想，而詩學思想又具有普遍性，這樣，本文詩學就是從個別的文學作品出發，達成了對普遍性詩學建構的目的，從而完成了其溝通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鴻溝的目標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