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出路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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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現代小說大眾化傳統民粹主義文化精英底層大眾

論文內容摘要摩羅先生認為精英知識分子“一直嚴重脫離民間社會”、與底層民眾對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中國現代小說一直存在著大眾化的傳統，老舍與趙樹理就是與底層大眾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相融合的文化精英典型。摩羅先生主張以“小眾化”解決當代小說困境，其實當代小說困境另有根源。“去政治化”和“物質主義”使當代小說陷入困境。突圍之道不是“小眾化”，而是重新“大眾化”，即賡續現代文學作家與底層大眾相融合的精神血脈，建構代表底層弱勢群體利益的當代大眾文學。

摩羅先生在《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4期撰文，分析了西方現代小說興起的社會文化背景，認為中國現代小說是“西方現代小說的產兒”，是20世紀初中國急于謀求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說模式，大聲呼吁一種能夠幫助國人啟蒙祛昧、濟世救國的類似文體”［1］。鑒于這種精英文化基因，摩羅先生得出了當代小說窘境的根源，并指出了當代小說發展的途徑——“精英化，走小眾化之路”［2］。

面對摩羅先生洋洋萬言之論，筆者拜讀再三，疑問尚存，決定向摩羅先生請教一二。創造現代小說的中國精英知識分子是“一直嚴重脫離民間社會”、“絕對居高臨下”、“一直進行著無情的嘲弄、殘酷的批判和嚴厲的審判”底層民眾的嗎？［3］知識精英與底層大眾能不能溝通？現代小說史上有沒有知識精英與底層大眾溝通的文學范例？“小眾化”是中國當代小說“很尊榮的前途”嗎？［4］

中國現代小說的大眾化基因和大眾文學傳統

晚清知識精英在睜眼看世界之后，意識到大眾對于國家民族的至關重要，開始自覺地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嚴復認為中華民族之所以衰落、失敗，根源就在于“民”的奴性、不自由的存在狀態，把思想文化啟蒙的路徑與對象指向了大眾，“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保?］嚴復“開啟民智”的主張，表明文化精英的注意力已經從王公貴族轉向平民百姓；梁啟超在維新變法失敗后，提出“小說新民”的文學主張，提倡俗語文學，力圖開拓一條以小說啟蒙大眾、走向大眾、塑造“新民”的大眾化文學實踐之路。

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需從“八事”入手，其中第八項就是“不避俗語俗字”。隨后，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相呼應，提出“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白話文不僅變革了語言形式，成為傳播新文化的載體，而且使文學走向了大眾，在現代小說與大眾群體之間建立了一條精神溝通的語言渠道，大大便利了現代意識在大眾群體中的傳播，并藉此打通了一條知識精英與底層大眾、小說中國與鄉土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而言，白話文的語言變革是中國新文學區別于舊文學的質的標志，是文學大眾化的開始。因此，中國現代小說本身就是文學大眾化的產物，有著大眾化的生命基因，它在誕生之初就已經承載了走向大眾、啟蒙大眾的社會功能。

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家們提出了具體的走向大眾的文學理論主張。在提出“人的文學”之后，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學”的文學主張，“我們不應記英雄豪杰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胀ǖ哪信谴蠖鄶怠保?］，要求作家把大眾作為審美呈現的主體，表現大眾日常生活。胡適也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即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7］胡適要求作家去寫勞苦民眾，去表現社會各個領域，尤其是底層大眾真實情狀的觀點，體現了五四新文學所具有的大眾化價值取向。

在創作實踐上，五四文化精英紛紛把關注的目光轉向底層民眾為主體的大眾生活，創作了大量的大眾文學作品。茅盾在《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序中指出，1921年之后，新文學創作出現了一些新東西，“有描寫學徒生活的《三天勞工自述》（利民，《小說月報》十三卷六號），我們又看見了描寫年青而好勝的農村木匠阿貴的悲哀的《鄉心》（潘訓，《小說月報》十三卷七號），我們又看見了很細膩地表現了賣兒女的貧農在骨肉之愛和饑餓的威脅二者之間掙扎的心理的《偏枯》（王思玷，《小說月報》十三卷十一號）……”，描寫底層大眾的五四現代小說不僅越來越多了，而且“給我們看一頁真切的活的人生圖畫。”［8］魯迅在魯鎮系列的小說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受迫害、受壓抑的底層大眾形象，對現代小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1920年代形成了一個表現鄉村農民的“鄉土文學”高潮。在新文學發軔之際，幾大白話詩人的開創者如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劉大白等都曾經積極創作過表現農民大眾的白話詩歌。胡適、沈尹默的同題詩《人力車夫》表達了對人力車夫悲慘生活的深切關懷。劉半農的《相隔只有一層紙》描繪在天寒地凍時節貧富懸殊的階級不平等。劉大白的《紅色的新年》、《賣布謠》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此后，中國現代文學大眾化傳統在1930年代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出現了大眾化論爭的文學思潮；1940年代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形成以作家趙樹理為代表的農民大眾文學敘事高潮，更是構成了一種大眾文學傳統。

民粹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

中國現代小說的誕生不僅意味著文學自身體式的變革，而且承擔著更深遠意義的社會文化變革和思想啟蒙的藝術使命。正如摩羅先生所言，中國現代小說“積極參與到救亡圖存、建構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之中”。但是，問題在于，摩羅先生是否就可以由此斷定文化精英創作的現代小說是“絕對居高臨下的俯視”、“無情的嘲弄、殘酷的批判和嚴厲的審判”底層民眾嗎？摩羅先生緣何判定精英作家對底層民眾的隔膜、平民意識的嚴重缺失？

仔細考察摩羅先生的大作，就不難發現其邏輯思維的起點?！皫浊晟踔粮L時間以來，底層人與上流社會的關系一直處于利益沖突的格局之中，筆者所說的精英群體實際上也是上流社會的一部分，只不過是在上流社會的競爭傾軋中暫時失敗的破落戶?！保?］原來，在摩羅先生的意識深處有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思維結構：底層大眾與上流精英是不可調和的對立群體。因此，作為上流社會一部分的精英文學作家，就絕對居高臨下，對底層大眾一直“無情的嘲弄、殘酷的批判和嚴厲的審判”。

毫無疑問，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上層群體與底層民眾處于一種彼此對立的結構關系之中，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把知識分子作家簡單地歸結為與底層民眾對立隔膜的“上流社會一部分”？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中國古代文化精英，尤其是眾多文學作家已經形成了一種憂國憂民、關懷底層的大眾意識和現實主義思想傳統。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就已經體現了“哀民生之多艱”的歌頌勞動者、批判不勞而獲剝削者的思想意識。雖然文學史上不乏眾多歌功頌德之作，但是這一詩學傳統和平民文化意識卻從未斷絕。

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客觀上削弱了讀書人與官僚集團、文化精英與上層社會結構的緊密關系。文化精英越來越難以進入上層政治社會，處于一種民間性的存在狀態，也愈加體驗到民間疾苦?，F代白話小說的開創者魯迅先生雖然沒有經歷底層生活，但是由于家道中落而體驗到世態的炎涼，也目睹了“閏土”等農民的部分真實情況。魯迅描寫的農民形象和鄉村生活并非具象性的，更多的是指向一種內在的精神界面龐，刻畫出一個個愚昧、不覺悟、精神麻木的“國民的魂靈”。魯迅對鄉村與農民的“丑陋”描寫，是深入靈魂世界的，有著藝術真實的思想品格；但在客觀上，形成了現代小說史上的一種對中國底層農民的“污名化敘事模式”①。對于魯迅等五四文化精英在小說創作中底層形象的分析評價，必須回到歷史現場中，在具體歷史語境下分析，而不可僅僅站在當代歷史語境隔岸觀火。面對民族存亡的危機，懷著“改造國民性”啟蒙思想和審美視閾的魯迅先生，只是通過閏土、阿Q、祥林嫂等農民形象來刻畫一些中國人身上的“奴性”與“愚昧”；并非專門來批評底層農民大眾，正如茅盾所分析，“阿Q”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10］。魯迅先生絕沒有高高凌駕于農民大眾的“救世主心態”和“無情的嘲弄”的思想姿態?！鞍洳恍摇⑴洳粻帯?，才是魯迅對底層大眾的關懷意識和文化姿態。結合五四新文化的民族危亡時代語境和思想啟蒙的文學使命，魯迅先生的國民性批評有助于古老民族的覺醒和反思，是指向整個民族的文化自新，而不是單向、專指的底層大眾批判。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魯迅對于華老栓、閏土、阿Q、祥林嫂等底層民眾形象，沒有簡單地認同和虛偽地贊頌，采取的是一種嚴肅、徹底的文化批評方式，揭示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魯迅對底層大眾所持的態度既不是貴族老爺文化的高高在上“救世主”心態，也不是把底層大眾捧上天、奉為圭臬的民粹主義方式，而是深刻的底層大眾關懷意識和對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自省反思意識，呼喚個體的覺醒與民族的新生。魯迅對底層大眾的多元思考和深刻的感性審美顯現，表達了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

摩羅先生在對魯迅等人塑造的底層形象進行批判之后，進一步概括現代小說的最大罪狀，“移植的實際上只是一株既不帶泥土和枝葉、也不帶生命和靈魂的朽木。這棵朽木引進之后，精英群體也沒有及時將本土的魂靈附著其中，反倒有意識地要利用這棵朽木向本土文化的豐富性、廣闊性宣戰，決意要以此改造我們的文化和靈魂?！保?1］五四白話文學極大地激活了中國文化，傳播了現代思想，怎么會是一株“朽木”呢？對于摩羅先生對“本土的靈魂、本土文化”的無條件擁抱，是要詳細加以分析的。五四時期遺棄“本土的靈魂、本土文化”，自有歷史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已不需筆者辯解。在當代復興民族文化的新歷史語境下，對以“人民”、“底層”的名義，高揚民間底層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為至高存在、不容文化精英質疑與批判的觀點，我們不能不有所警惕。

摩羅先生以底層大眾為最終價值依托，徹底否定文化精英與底層大眾文化溝通的可能性，不容忍魯迅等作家對底層大眾的文化批判，否定文化精英的存在價值，體現出一種民粹主義思維模式。在這種民粹主義的視域下，知識精英與底層大眾是對立的，無法溝通的。但事實上，現代小說并非如摩羅先生所述。許多塑造底層人物形象的現代小說與底層文化有著不可隔絕的血脈聯系。與底層世界有著無法分割的精神聯系和情感溝通的文化精英中，最為突出的作家就是老舍與趙樹理。

窮人身份構成了老舍特殊的成長環境，他一生都處于貧窮的陰影之下。老舍幾乎是出于本能的，從生的欲望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意義上，去認識貧窮、描寫貧窮、反抗貧窮，塑造了一系列城市底層的“窮人”形象，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老舍是蘸著個體與民族的血淚、屈辱來寫出汗賣力的窮“祥子們”的?！霸蹅冑u汗，咱們的女人賣肉”，這是老舍《駱駝祥子》咳著血寫出的“勞苦社會”里窮人力車夫令人不寒而栗、深入骨髓的生命真實！趙樹理也是懷有深切底層大眾意識的典型作家。決心做“文攤文學家”的趙樹理自覺地開創了一個文學與農民大眾進行語言與思想對接的農民文學，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認可。

誰能說，老舍、趙樹理創作的底層形象與現實底層世界、底層人沒有文化的關聯和思想情感的聯系呢？

“去政治化”和“物質主義”：

當代小說的困境

摩羅先生認為，隨著時移勢易，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對文學采取了冷漠和遺棄的態度，因而，“仰賴精英群體的熱愛和需求而誕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小說，終于不知不覺失去了它的依托，變成了一個無人欣賞也無法孤芳自賞的丑小鴨，在黃昏的池塘中四顧茫然，呱呱呱地叫喊著它的焦慮和彷徨”［12］。事實上，在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自身現代化過程。從1921年起，隨著文學社團和專業作家的出現，現代小說就進入了文學本體意義的發展時期，尤其是提倡“自我表現”的創造社和探尋新詩格律化的新月詩派加速了文學自身現代化過程。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后，文學已經擺脫了單一的思想啟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從工具性存在走上了本體性發展的道路，不再需要某種政治精英的格外“青睞”。老舍、趙樹理等擺脫了政治意識形態束縛的作家從自身生命體驗出發，通過個體的獨特審美想象，創作了長篇巨制的優秀現代小說。

雖然，現代小說已經完成了建構民族國家的使命，但是在當代民主國家建構和繼續反封建思想啟蒙中，文學依然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價值，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獨特的文化語境之下，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就自覺地承擔了一種揚善懲惡、呼喚公平的社會功能。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等文化精英的一種自覺的道義承擔，也是文學的生命力源泉之所在。

當代小說的困境，并不是因為文學被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冷漠和遺棄”，而是受到了“去政治化”和市場經濟多元化的巨大沖擊。1980年代以來，當代小說在擺脫“文藝附屬于政治”的意識形態魔咒的同時，卻不知不覺進入了“純文學”的陷阱。當文學阻斷了與政治的關系，也就失掉了鮮活的生命力，成為失去歷史維度的“審美想象”。當文學不再關心現實生活，不再描寫大眾的現實境遇，大眾又為何來關注文學呢？1990年代開始的多元化市場經濟體制對當代文學大眾化傳統沖擊更大。在競爭共存的多元文學格局中，受物質主義的影響和驅動②，一方面欲望、性、暴力描寫由過去的禁忌搖身一變，成為新的文學寵兒；另一方面，中產階層、財富、消費成為新時代的文學主題，工人、農民等底層大眾重新淪落為“被遺忘的角落”。

受當代中國物質主義影響，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底層大眾不僅依然需要大眾文學，而且強烈呼喚大眾化、人民性文學。當代文學如何突破困境？應該選擇什么樣的道路途徑？是“大眾化”還是“小眾化”，是“純文學化”還是“再政治化”？關注政治，關注當代中國現實的張平創作了一系列反映現實政治、底層民眾境遇的小說作品，成為當代最受底層歡迎的大眾文學作家。張平文學創作的成功，無疑給當代小說的突圍，提供了發人深思的啟示。

在市場經濟多元價值觀與多元文化需求下，文學注定了要走向一種多元格局。摩羅先生所提到的“小眾化”只是其中的一種發展趨勢和存在形態。但他認為“現代小說實際上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眾化之路”，卻是錯誤的，也是不可能的。單一的、精英的“小眾化”文學觀念必然會扼殺文學的生機，不僅不是“尊榮的”，而且會遭到大眾的唾棄。

在當代小說面臨困境，尤其是當代中國底層大眾再次呼喚文學的時代語境下，發揚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文學傳統，賡續現代文學作家與底層大眾相融合的精神血脈，建構一種代表底層弱勢群體利益的當代大眾文學，是文化精英所必須回應的時代課題和應承擔的基本道義。同時，這也是維系文學的生命力、重振文學雄風的根本途徑之一。

分析至此，摩羅先生文章所帶來的許多困惑，我已經釋然了。原來，摩羅先生在批評魯迅等文化精英的“救世主心態”的時候，運用的是一種底層民眾至上的“民粹主義”；而在論說當代小說“小眾化”出路的時候，使用的思維方式竟然是狹隘的“精英主義”。殊不知，摩羅先生如何用“小眾化”的現代小說出路，來回答他的“民粹主義”理念呢？

注釋：

①參見葛紅兵《直來直去》，他認為：“阿Q是一個在啟蒙偏見之下被塑造出來的人物，因為他作為一個農民身上的正面要素五千年被低估了，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身上正面要素被低估的農民形象，其被當作反面典型加以認定的東西，依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再探討的。但是直到如今，中國文學界對此并無真正的反思，因而它依然主宰著許多中國當代作家對農民的認識，有的時候這種主宰是有形的，有時候這種主宰是無形的?！保ó敶澜绯霭嫔纾?004年4月第一版，第35頁）對此，筆者在《魯迅想象農民的兩極審美認知圖景》一文中有更細致的分析，參見《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②對這種“物質主義”的新意識形態的分析，參見王曉明《九十年代與“新意識形態”》，《天涯》2000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2］［3］［4］［9］［11］［12］摩羅.中國現代小說的基因缺陷與當下困境.探索與爭鳴，2007（4）

［5］嚴復.嚴復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34

［6］周作人.平民文學.每周評論，1919（5）

［7］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8（4）

［8］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第1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11

［10］茅盾.茅盾全集(1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