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與裂變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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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十七年”；女性文學；成長；敘事

[論文摘要]在特定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中，“十七年”的女性小說主要描述“愛情——革命”對立中女性解放與成長的故事，但在革命敘事中仍然融入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審美經驗，體現出從主流話語向女性話語裂變的特點。

由于社會參與意識的無限膨脹極度消解了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十七年”文學給人的印象是英雄的文本、革命的文本、無性的文本，有人甚至認為“十七年”不存在女性意義上的文學。事實上，“十七年”不僅有女性文學，而且出現了像楊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紅豆》、茹志鵑的《百合花》等眾多可以代表時代最高成就的小說，是20世紀女性文學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學是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誕生的，與五四時期和新時期女性文學相比，呈現出特異性、復雜性、隱蔽性特征，具有浮表層面和潛隱層面的多重解讀性。所以，戒除對女性文學作過于狹隘的理解，充分考慮“十七年”女性文學特定的歷史和現實語境，我們發現，“十七年”女性文學一定程度上仍然在對極端社會化的女性生活的文學表現中，繼承了生命化的女性寫作傳統，表現出對女性成長的傾注，并在關于這種女性成長的革命敘事中融入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審美經驗。

一、“十七年”女性意識的全面萎縮

在中國的封建倫理體系中，“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男主外，女主內”的禮教觀念根深蒂固?！芭桓烧钡膫惱砝K索將女性牢牢地捆綁在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中，女性的從屬意識和附庸觀念格外強烈。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密切相關，地位是角色的基礎，角色是地位的表現。千年不變的“女主內”的社會地位，使女性喪失了與男性一同參與公共事物的社會參與意識，她們對政治極為冷淡，對公共事物更是不聞不問。新中國的成立給中國婦女帶來的最直接的變化，就是沖破了“女主內”的思想束縛，從家庭走向社會，從男性的附庸變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頂起了“半邊天”?！笆吣辍边@段歷史，在后來以婦女社會地位甚高而著稱，但“男女都一樣”這種社會實踐，對于婦女的進步與解放其實也是雙刃劍。一方面是國家政策推動，女性普遍社會化，另一方面則因兩性地位差異縮小，生活中“兩性沖突”模糊化、弱化，精神意識方面也缺失新的批判傳統性別秩序的動力。與20年代婦女解放發生于新文化運動中突顯精神意識層面與特立獨行的女性形象不同，“十七年”婦女解放由于融入全社會解放中，女性意識的作用因政治強力的遮蔽而不顯其“在場”。主流話語在女性身上沿著兩個向度展開：一方面是大肆宣揚男女兩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在經濟上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是對女性性別特征情感生活的極度貶抑。女性政治地位的極大提高，使女作家從歷史敘事的邊緣躍為革命話語的講述中心，她們以社會代言人的身份出現，而對女性性情的貶抑使女性意識無法在文本中得到合理的表現。這樣，她們的文本中，階級解放的現實遮蔽了婦女解放的種種困惑，女性意識作為一種單獨的社會意識被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所替代，全面萎縮。

在無限膨脹的社會參與意識驅使下，女作家首先將自己的視野從閨室、廚房拓展到廣泛的社會生活。新中國成立前夕，丁玲、草明就分別以自己的中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原動力》從華北的農村和東北的礦山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寬廣的歷史畫面。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上卷)則以作者本人的經歷為藍本，描述一個“五四”時代的中國女性，跨越幾個時代，為追尋自我存在的價值，爭取女性的職業地位，在傳統與現實雙重挑戰的夾縫中倔強掙扎。此后，女作家將寫作的焦點聚集在女性如何徹底壓抑、舍棄“個人主義的愛情”而完成向社會運動、集體主義境界的徹底融入。宗璞的《紅豆》以北平解放前夕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了女大學生江玫在愛情與政治信仰發生沖突時，最終用革命置換了自己的愛情。楊沫的《青春之歌》則以主人公林道靜的成長故事，揭示了舊社會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必備因素。茹志鵑的《百合花》將微妙朦朧的異性情感升華為“圣潔”的軍民情誼。劉真的《英雄的樂章》向人們訴說了清蓮和張玉克這一對革命青年在戰爭年代以愛情讓位于革命的悲壯故事。

在這樣的時作中，統一的革命信念隱沒了對女性心理、命運、社會地位的關心與思考，也使得“十七年”女性小說敘事深陷“愛情——革命”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二、“愛情——革命”二元對立中的女性成長敘事

傳統所掠奪女性的莫過于她們沒有社會參與權，而革命則帶來了女性參與社會創造的可能。這一邏輯演繹的結果必然是，女性的解放必須通過革命來實現。因此，“十七年”的女性文學在革命中心敘事的“正軌”上往往傾注于女性在革命道路上的解放與成長。

在“十七年”女性文學的成長敘事中，由于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知識分子已由啟蒙的主體淪為改造的對象，知識女性的革命成長成為主要的敘事內容。知識女性成長的本質就是要女性去掉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去掉溫柔的感傷主義，去掉個人主義的觀念，融入集體，融入社會，投身于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偉業中去，成為一個堅強的胸懷遠大理想、把全部身心獻給黨獻給革命的共產主義戰士。在這樣的文學想像中，有兩個因素不可或缺：革命和愛情。革命是女性成長和解放的必經之途，并使禁欲時代的愛情敘事獲得合法性地位；而人類最具私人化的情感——愛情在“十七年”的語境中往往作為社會化、集體主義的對立面出現，也就常常和革命構成尖銳激烈的沖突，成為走向革命的阻礙。這就意味著女性必須實現對愛情的決絕才能成為純粹的職業革命者。由于女性意識的缺失，“十七年”女性小說一般不表現兩性沖突，而側重于描寫女性脫離愛情而革命的人生道路抉擇。

《青春之歌》里林道靜經歷兩次逃亡而走上革命路。父母要將她賣給有錢有勢的局長，她逃出了；后來她又走出只允許她“陪著丈夫”以及將來“照顧孩子”的“太沉悶”的余永澤的家，也是再度逃亡。兩次逃亡中還有北戴河的小學校長要將她獻給縣長作姨太太，娛樂場所闊公子對年輕女性的騷擾等插曲。林道靜實際是在這樣一個不斷逃亡的過程中接觸到革命者和革命思想，與革命越走越近的。從封建婚姻和性別奴役的大羅網中逃亡而分外真誠堅定地走向革命，是現代中國很典型的一條女性解放和成長道路。從文本的顯層結構(故事層面)看，林道靜不屈從于命運的指定，苦苦掙扎、尋求，最終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的故事構成了全文的情節內容；文本的潛在結構(喻義層面)則是作為各種符號的象征而出現的三個男人余永澤、盧嘉川、江華對林道靜的拯救過程。也就是說，林道靜的革命成長是通過與三個男人的愛情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與余永澤的“五四”式的個性主義愛情還是與盧嘉川的“個人的命運是和廣大群眾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朦朧情懷，甚或與江華的獻身黨與革命的同志式婚姻，男人已經完全脫離了性別色彩，而只不過是舊式知識分子邁向革命必經的三個階段(資產階級的啟蒙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農運動結合的社會實踐)的象征符號，因而，在“拯救”實施的時候，愛情是林道靜的革命推進器；當“拯救”的使命完成，男性的性別意識逐漸顯現，愛情就成了林道靜革命道路上必須逾越的障礙。

如果說在“五四”時期的愛情被賦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題，但隨著中國的主導話語從對自我、個體的關注轉向勞苦大眾，革命從反封建轉向階級斗爭、民族斗爭。在爭取勞苦大眾并以大眾為核心的主導意識形態下，個人的自我體驗走向邊緣，愛情與革命的沖突強烈起來。愛情被認為是革命意志中的腐蝕劑。在宗璞的《紅豆》中，女主人公江玫選擇了革命，戰勝了愛情。這是理智對情感的勝利，高尚對自私的勝利，革命階級對非革命階級的勝利。以斬斷愛情的痛苦，來表現知識分子在十字路口進行選擇的艱難，這是一個知識女性改造自身獲得前進與成長的模式。因愛情不是志同道合的產物，江玫和齊虹一開始就存在的生活態度和政治立場的分歧預示著這愛情的悲劇性。時局迅速變化，江玫在同屋蕭素的影響下越來越多地關心社會形勢，越來越主動地參加社會活動，而愛情的對方齊虹毫無變化，既不關心政治，也不支持江玫，反因江玫的社會活動影響到他們的愛情而戚戚。感情越來越深，分歧也越來越大。最后，是答應齊虹遠走美國讀書，還是留在自己的祖國加入社會革命的行列，江玫必須做出抉擇。雖然抉擇是痛苦的，并且多年后重返故地仍然淚眼迷蒙，但江玫最終選擇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必然走的革命道路，而她的成長也因決裂的艱難而更具意義。

饒有意味的是，“十七年”女性文學的成長敘事中還有一種特別的“愛情——革命”對立敘事類型，就是將愛情巧妙地隱退在革命的背后，其結局雖然往往帶有遺憾，但沒有了抉擇的痛苦，更顯示人物精神境界的崇高。《百合花》中那位小通訊員并沒有表現出多少讓人感到可敬的英雄品質，反倒是一位十分靦腆害羞的小伙兒，小說敘述的是一個非常矛盾的超我結構，敘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主人公，在我與通訊員的一系列接觸中，都蘊涵著十分鮮明而自覺的情愛沖動，就作者來說，賦予女主角以多情主動等性格特征，增加了文本可接受性，也為女性讀者提供了一個情感得以自由呈現的想象空間。但這又產生了用個人情感解構革命敘事的可能性，為了避免這一可能，作者迅速地將我從文本的情節中撤出，由新媳婦出場來完成這個情感上的空白結構。從通訊員為傷病員借被子，新媳婦不舍唯一的嫁妝，到年輕的通訊員因掩護民工而犧牲，新媳婦含淚把心愛的嫁妝為他入殮；從新媳婦最初羞于為傷員護理，到最后為犧牲的通訊員擦拭身體，縫補衣肩破洞。前后劇烈的反差，形成一種內在的情感張力，使女性的靈魂在戰爭中得到了“圣潔”的升華。因此，才有了茅盾給予它的權威性闡釋與定性：“反映了解放軍的崇高品質和人民愛護解放軍的真誠?！本哂小扒逍?、俊逸”的風格。朦朧的異性情懷被刻意轉化成“軍民魚水深情”，實際上仍然隱含著“愛情——革命”對立模式中革命對于愛情的絕對勝利。

劉真的《英雄的樂章》在敘事上比《百合花》更為“單純”，“我”和張玉克成了“朋友”，此后長達8年中僅三次半見面，每次只是幾小時甚至幾分鐘，并且主要是在公眾場合，所談多不關私情私生活，而是時代與戰爭。青年指揮員張玉克的情緒總是處于激越之中，談的多是敵人殘暴、被捕同志英勇不屈、形勢艱難與發展、革命勝利定都北京……作者努力以人物的革命精神來使人物的愛情得到更多諒解。張玉克犧牲后，“我”用慷慨激昂、“長串的熱淚”、理想來沖淡壓抑，振奮自己，譜完這篇“英雄的樂章”小說通過愛情讓位于革命的悲壯，完成了人物向革命崇高境界的飛躍。

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個漫長的對傳統男權文化予以反駁的過程，沉重的倫理文化積淀深植于人們的內心深處，女性的成長與解放不是僅僅依靠某一場革命的社會化實踐活動就可以完成的。在戰爭文化心理支配下，“十七年”女性文學將女性的成長簡單理解為“愛情——革命”沖突中的取舍，以革命、戰爭等暴力敘事拒絕與塵封了女性成長的豐富內涵。

三、女性成長敘事的裂變

“十七年”女性小說主要表現女性的社會解放與成長，雖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當時意識形態的要素，是一種相對缺乏性別意識流露的“女性文學”。但是，考察具體的文本，我們發現，“十七年”女性小說還是在迂回曲折和參差錯落中憑著文學自身的豐富性和混沌性，頑強地表達出女性的情感與意愿，流露出女性的風格。作品中女性對人生道路的自主抉擇和愛情敘事中細膩柔婉的筆致使得革命成長敘事由主流話語向女性話語裂變。

“十七年”，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講述過關于女性的愛情故事，如《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等，但女性在那里主要體現為男性英雄的陪襯，革命敘事的點綴，女性作為一種社會性別的精神地位卻顯得十分空洞。與此相對，同樣被批為“小資產階級情調”的《青春之歌》與《紅豆》卻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其中的男性似乎都是這個女性的陪襯?！肚啻褐琛分袟钅耘c革命敘事所不相容的個人化敘事，使得對林道靜的成長敘事與以往“一個男性與幾個女性”的故事不同，講了“一個女性與幾個男性”的故事，從拋棄余永澤，選擇盧嘉川，到對江華的仰慕，這都是林道靜自主選擇的結果。宗璞的《紅豆》，江玫不愿意為了愛情犧牲自己的個人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在愛情與自我的意志、理性與感性之間，她選擇了后者，離開了大資產階級公子齊虹。她和齊虹的愛情是真摯的、純潔的，雖然他們的分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但更重要的則是江玫自己的選擇。作者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擇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體性。

“十七年”女性小說藝術手法上的女性特色主要是在形象描繪、心理刻畫方面體現出的柔婉細膩?！肚啻褐琛分?，楊沫在塑造林道靜形象時既以戰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細膩較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轉變過程中的細波微瀾，如林道靜在同余永澤離異時的道德焦慮，在初見江華時的少女心態等?！都t豆》中，江玫初戀的羞赧，熱戀的纏綿，以及愛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時的彷徨痛苦，都通過江玫的內心加以展示。

劉真的《英雄的樂章》和茹志鵑的《百合花》中的女性視角雖然并不能代表它們的意圖是女性的，可是在寫法上，它們都是把英雄人物平常化、普通化。因為女性的細膩和感性，兩部小說中的英雄敘事變成了溫馨的家庭式敘事，這無疑為“十七年”中那些“志如鋼毅如鐵”的“鋼鐵戰士”注入了情感的渦流?！队⑿鄣臉氛隆防镉⑿蹚堄窨耸怯兄S富深厚的愛的，愛士兵，愛祖國，愛和平，愛戀人。革命和戀愛不是完全對立的關系，熱烈浪漫的愛情可以為革命生活輸送強勁動力，可以克服伴隨著革命和殘酷的戰斗而來的恐懼。在當時的禁欲語境中，它無疑是不合時宜的。相比之下，《百合花》中的愛情描寫則含蓄朦朧得多。小說很大篇幅寫的是“我”眼中的小通訊員：年輕、質樸、羞澀、熱愛生活和美?！拔摇标P心他的一切，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心里的。不難看出，這是一種女性對異性朦朧的愛。另一個女性是新媳婦，這是一個“正處于愛情的幸福之漩渦中的美神”，他們之間微妙的情感交流是通過“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在小戰士犧牲后，她“細細地、密密地縫那個破洞”，最后，還把那“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征了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薄栋俸匣ā坊\罩著一層女性朦朧的愛意和母性的憐惜之情。

這些在文本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女性意識，顯現女性話語特質的女作家無一例外地遭到了以男性話語為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嚴厲批判和指責。楊沫被迫離開自身經歷，在第二部中構造陌生的革命故事，《紅豆》作者宗璞被指責描寫資產階級人性和不健康的感情，遭到了長時間的嚴厲批評。劉真、茹志鵑也因作品遭遇了同樣不幸的命運。然而，在政治的夾縫中倔強生長著的“十七年”女性小說，經過歲月的汰洗，恰恰是這種成長敘事裂變出來的女性意識的部分顯示著其存在的價值。

半個世紀過去，當我們細細梳理當代女性文學發展的脈絡，打撈“十七年”女性小說中閃亮碎片時會發現，在任何一個微弱的個人聲響都會被巨大的時代轟鳴所淹沒的政治話語時代里，女作家們雖然遵循了革命中心敘事的文學規范，但并沒有放棄一貫追尋的女性自我，她們在關于女性的成長敘事中或隱或顯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別意識和審美經驗。她們發出的聲音或許微弱，但足以穿透那段非常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