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小說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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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路遙成長敘事文化身份引路人

摘要：路遙的小說很明顯地觸及了青年人的成長問題，尤其是在現代社會里，鄉下知青個人成長過程中普遍面臨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問題?？嚯y是路遙小說人物成長中的核心話語，成長的引路人則是他們成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成長是人生中的一個主題，自然也是文學中著力表現的一個母題。路遙的《在困難的日子里》《人生》與《平凡的世界》等小說就很明顯地觸及了青年人的成長問題，尤其是在現代社會里，鄉下知青個人成長過程中普遍面臨的問題與困惑。因此，從成長敘事的角度看路遙的小說，或許是一個很有“生長性”的視角，路遙小說藝術魅力產生的秘密，或許也會由此得以揭示。

一、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

在西方，有一種小說類型，就叫“成長小說”。這類小說的主題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敘述主人公從幼年開始所經歷的各種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然后長大成人并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這里的“成長”，主要不是指生理層面上的生長發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層面的成熟過程，它意味著個體存在趨向社會化，有較明確的自我意識，能協調個人意愿和社會規范之間的沖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我價值。

路遙的成長小說主要描寫具有鄉村身份的知青在“現代”文明之風的浸染以及愛情的折磨下，其鄉村身份遭遇的種種危機，以及他們如何適應與抵御，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在人世間的位置和作用，最終成為一個走向理性成熟的主體的故事。

走出家庭的避風港是每個人成長都必須經歷的一步。對于路遙小說中的主人公而言，出走往往意味著是由鄉入城。進城是一個無極的追求，是一個身份習得的過程，也是一個必須付出代價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對主人公成長的最大考驗就是文化身份認同上的危機與磨難。城鄉兩種文化的差異，甚至矛盾，導致了進城的鄉下知青在人生成長過程中的兩難選擇。兒童時代對家庭的依賴及生存環境的熏染，使他們每個人的潛意識中都植入了鄉村文化的基因，然而當他們進入了青少年時期，必然產生社會化的內在沖動，希望走出家庭，擺脫家庭的羈絆，成為社會的普通成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精彩的是它完全是一個多姿多彩而陌生的世界，無奈的則是它擁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他們來到城里后發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本身既有的文化素質根本無助于他們適應這個社會環境。這種文化身份的尷尬處境，就成為他們成長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他們常常徘徊于城鄉兩種文化身份的矛盾沖突之中，飽受精神的折磨與考驗，其結果往往是或暫時回歸于傳統鄉村文化的軌道，或在二者之間尋找到了平衡點，或始終徘徊在兩者之間，但最終他們也都因此懂得了如何應對現實生活，獲得了自我的成長。如他的小說《在困難的日子里》《人生》與《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馬健強、高家林與孫少平等，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身份——鄉村知青，有著一個共同的動作——進城，或是求學，或是務工，而且他們都面臨著一個尷尬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埃里克森認為，身份認同是指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某種心理危機或精神危機之后，獲得的一種關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健全人格，它是一個人對某種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和皈依，它深藏于個人的潛意識中，具有同一性和持續性。文化身份的歸屬感是人們獲得精神平和與安全感的自然訴求。在城里人的眼里，外來的鄉下人始終是一個“他者”，而且“鄉下人”這個名稱常常和貧窮落后、愚昧無知、狹隘自私，甚至臟臭等聯系在一起，而在鄉下人自身，生活環境的閉塞、經濟的窘困、文化的貧乏、歷史積淀的小農意識，甚至他們身上的土氣也使他們在面對都市生活、面對城里人時常常自慚形穢、手足無措，流露出一種文化上的自卑感。他們與城里人之間總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這種狀況不僅是戶籍制度的不同所帶來的城鄉身份差異，更主要的是他們分別所代表的兩種文化的現實地位的差異所造成的。孟繁華先生認為：“鄉下人進城就是一個沒有歷史的人，鄉村的經驗越多，在城里遭遇的問題就越多，城市在本質上是拒絕鄉村的。因此，從鄉下到城里不僅是身體的空間挪移，同時也是鄉村文化記憶不斷被城市文化吞噬的過程，這個過程對鄉村文化來說，應該是最為艱難和不適的。”同樣對于進城的鄉下知青來說，也是最為艱難和不適的。因為在城里，他們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被連根拔起，實際上依然生活在與故鄉群體的文化模式不可分割的聯系之中。雖無法融入都市的文化環境和群體，但城鄉物質文化的差別卻又使他們不能就此回鄉。這種肉體上的堅守與精神上的漂泊背離的矛盾也就促成了他們尷尬的生存狀態。

《在困難的日子里》中的馬健強帶著鄉親們的期望，懷著對現代文明和理想生活的向往來到城里求學，他首先面臨卻是饑餓的威脅和考驗。但對于他來說，最苦不堪言的倒不是饑餓所帶來的肉體苦難，而是由于貧窮在精神上所遭受的蔑視與嘲弄以及由此帶來的心靈上的苦難。在異質的城市文化環境中，他的內心充滿了自卑、憂郁與孤獨。

《人生》中的高加林作為一位農民的兒子，先天地接受了傳統鄉村文化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又在城里學校接受了現代文化教育，對城市生活充滿渴望，面對父母的譴責，他曾鄭重宣稱：“你們有你們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像你們一樣，在咱們高家村的土里挖刨一生。”而當他真正面對自己向往的現代城市文明時，又常常難以克制心中涌起的自卑。為了獲取文化身份上的徹底變更，他做出了有悖于傳統鄉村文化道德的選擇，拋棄了鄉下姑娘劉巧珍，選擇了城里姑娘黃亞萍之后，然而內心深處卻充滿了良心的譴責與痛苦，這種痛苦就是他文化身份認同危機的一種反映。

同高加林一樣，《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也是一心一意地想進城，為此他不惜在城里擔當攬工漢，靠賣苦力謀生，但就是不肯回鄉與哥哥一起經營磚廠，甚至為了獲取城市戶籍，甘做充滿危險和艱苦的井下挖煤工。然而戶籍的更改，并沒有徹底改變他的文化身份，鄉村文化中許多的價值理念依舊為他所認同和踐行。他在談及自己要為父親箍幾孔新窯洞時說：“窯洞的好壞，這是農村中貧富的首要標志，它直接關系一個人的生活尊嚴……但對我來說，這卻是實現一個夢想，創造一個歷史，建造一座紀念碑！這里面包含著哲學、心理學、人生觀，也具有我能體會到的那種激動人心的事情?！F在，我已經有能力至少讓父親活得體面，我要他挺著胸脯站到雙水村中人的面前!”在孫少平看來，給父親箍幾孔新窯洞，似乎是自己長大成人最重要的標志。他最終選擇了惠英嫂，而不是大學生金秀，這也是在他對自己文化身份清醒認識后的選擇。

相比較而言，面對城鄉文化身份認同的危機，路遙最后以一種道德自我完善的名義讓馬健強選擇了逃避，又以其所謂勸善懲惡、因果報應的道德觀念來使高加林得以規訓，并回歸傳統，而讓孫少平則始終徘徊于城鄉文化之間，接受雙重文化的煎熬，并試圖努力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對立。如果說，馬健強面臨的文化身份危機主要是由于鄉村物質文化的劣勢地位造成的話，那么高加林面臨的文化身份危機則更多源于鄉村精神文化的落后現實，而孫少平面臨的文化身份危機則象征了鄉村文化面對城市文化時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挫折。孫少平是路遙著力塑造的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傳統鄉村文化的美德，又有對現代城市文化的追求，然而最終也未能擺脫城鄉文化身份的尷尬處境，可以說他是一個游蕩于城鄉文化之間精神上的漂泊者的形象。

路遙筆下進城的鄉村知青的身上大多都有一種濃烈的苦難意識，敢于主動去迎接、承受和抗爭苦難，始終都能高揚理想主義的旗幟，他們對理想的執著癡迷以及悲劇性的追尋與結局，帶有一種濃郁的宗教情懷，充滿了崇高悲壯的意味，“包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充滿了照亮人心的生存智慧，教人明白這樣一些道理：沉重的苦難也許并不壞，因為，坎坷和磨難會幫助你獲得精神上的成熟和人格的發展；平凡的生活也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子平淡乏味，因為通過勞動和愛，我們完全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充滿意義感，完全可以感受到人生真正的幸福。”許多成長中的年輕人，從中汲取到了面對困難的勇氣和力量以及成長的經驗。有人因此稱路遙的小說是青年“人生的教科書”。

二、成長的引路人

每個人的成長都會受到一些人的影響，這些人從正反兩方面豐富著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對社會的認知。在觀察這些人扮演的社會角色過程中，年輕人逐漸確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這些人可稱之為成長的引路人或精神上的導師。其作用是對未成熟的青年人進行正面的道德教育。影響馬健強成長道路的主要是吳亞玲和李老師，而德順老漢則是高加林的精神導師，田曉霞則是孫少平的精神導師兼同路人。

當馬健強面臨生活困境時，吳亞玲伸出了友誼之手，幫助他渡過難關。吳亞玲的行動使他明白了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一種純潔美好的感情，懂得了同學間友情的珍貴。而當他因與吳亞玲的接觸遭受誤解，面臨同學友誼困境時，李老師的現身說教，又使他明白了李老師就是自己行動的榜樣。于是為了不損害鄭大衛與吳亞玲的關系，最終他選擇了退學，精神人格得到了提升。

《人生》中高加林每一次遇到挫折和選擇時，德順老漢都會出現，進行教導。首先在是高加林民辦教師被下后，在田里瘋狂蠻干時，德順老漢硬按著他坐下，勸慰道：“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桿子了。剛開始勞動，一定要把勁使均勻。往后日子長著呢！唉，你這個犟脾氣！”在高加林與劉巧珍戀愛時，德順老漢又借去城里拉糞，給高加林與劉巧珍講述自己年輕時的感情故事，教導兩位年輕人，珍惜彼此的感情；高加林移情別戀后，德順老漢又和加林的父親一起進城勸導他。德順老漢指責他：“你把良心賣了！……巧珍那么個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人常說，浮得高，跌得重！不管你到了什么時候，咱為人的老根本不能丟啊……”高加林沒有聽從德順老漢的規勸，結果被遣回到了鄉村。這時德順老漢又一次出現，他勸慰高加林：“你的心可千萬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這山鄉圪(土勞)了。”“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咱農村往后的前程大著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個男子漢，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變成了死狗了……”

田曉霞可以說是孫少平最初成長的精神導師。正是在她的影響下，孫少平走出了封閉的生活環境和狹隘的思維空間，開始關心國家的政治命運和世界大事，走出了純粹的物質欲望而進入精神領域。早在高中時代，他就被田曉霞引導，閱讀了大量的她帶來的《參考消息》及各種書籍，“可以用比較廣闊一些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因而對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審視的能力?！备咧挟厴I前夕，田曉霞又真誠告誡他：“不管怎樣，千萬不能放棄讀書！我生怕我過幾年再見到你的時候，你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甚至在孫少平回到鄉下之后，田曉霞還一直與他保持聯系，郵寄報紙和借書?！霸谀撤N意義上，這個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導師和生活的引路人。在一個人的思想還沒有強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時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一個比自己更強的人。也許有一天，學生會變成老師——這是常常會有的——但人在壯大的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求得當時比自己的認識更高明的指教?！睂O少平之所以能走出家門，進入城市打工，并具有一種開放的心態與遠大的追求，正是來自田曉霞所給予的影響和教誨。當他們再次在黃原相遇時，兩個人身份竟發生了變化，以前田曉霞是他的導師，這時他們已成為成長道路上的同路人，相互從對方身上汲取新的思想、知識、經驗和力量，用來充實提高，共同成長。孫少平身上的變化——出于對苦難對生活的思索得到的深刻認識，已經開始帶給田曉霞教益。孫少平寫給妹妹孫蘭香的信，充滿睿智，撥開了遮在孫蘭香眼前的那層云霧。在孫蘭香的眼里，二哥儼然是一副精神導師的形象。可以說，孫少平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這時已經基本定型，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理性主體。

不同類型引路人的選擇與設置，反映了作者路遙在文化選擇問題上的矛盾困惑及反思。從早年的德順老漢、吳亞玲、李老師到后來的田曉霞，扮演引路者的文化身份，很明顯地出現了由傳統鄉村文化到現代城市文化轉移的現象。路遙很早就理性地意識到現代城市文化的先進性，因而他筆下的主人公幾乎都在努力地由鄉入城，然而在情感上他又難以割舍對鄉村文化的深切眷戀，所以他筆下的人物常常游弋于城鄉文化之間，表現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但我們從作品中引路者文化身份的變遷，很明顯感受到他在努力地克服自身的局限，實現著文化上的超越。只可惜，路遙走得太早了，我們沒有機會看到他實現超越了。

路遙小說中的成長敘事，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的成長敘事，如陳染、衛慧等，主要寫個體內在的生理心理體驗，她們歇斯底里地張揚“身體寫作”或欲望敘事，驚世駭俗地宣泄“殘酷的青春”，表現出生猛的“個性”，更不同于80后的青春型寫作，如韓寒、郭敬明等，他們對成長理性認知的貧血，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震撼力。路遙小說中的成長敘事主要寫的是進城的鄉下知青的成長故事，凸現了文化身份差異給他們成長帶來的困惑和矛盾，這是中國社會，也是整個人類社會普遍面臨的困境。我相信，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愈來愈多的鄉村知青進城務工的今天，路遙的成長小說的意義將會為愈來愈多的人所認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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