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約型經濟研究論文

導語：節約型經濟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說是要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它與積極的環境保護是內在一致的?？沙掷m發展戰略的中心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生態化，生態化的具體目標應當是建一個“節約型”經濟系統，而不是“循環型”經濟系統。

[關鍵詞]中國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戰略；節約型經濟系統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21世紀議程》的主導思想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1994年，中國政府發表了《中國21世紀議程

——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1]，中國政府的這個行動被國際社會譽為落實聯合國《21世紀議程》的“NumberOne”（一號）。十年來，中國政府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國際社會矚目的成就，在此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2002）等文獻已做了詳盡闡述。本文試對十年來在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出現的新的認識問題進行探討，這些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哲學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們是關系到我們國家下一步的發展、如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現實問題。其中有的方面過去曾提到過，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后來在實踐中問題又發生了新的演變，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勢必對未來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在當前強調樹立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下，這個方面的討論就顯得更加有必要。

一、“發展是硬道理”是不是針對環境保護而言的？

1992年1~2月，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這個思想對于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了關鍵性的指導作用。這一年6月，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環境與發展大會”，會議發表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通過的《21世紀議程》[2]，把“可持續發展”正式提上了國際社會的議程。1972年6月，聯合國曾經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這次會議是在發達國家的公害問題接連惡性爆發、民間生態運動大規模興起的背景下召開的。斯德哥爾摩會議的最大功績在于喚起了世人的環境覺醒，所以《斯德哥爾摩宣言》被稱為“第二個人權宣言”。但是，在這次會議上，西方國家僅就污染談環境問題，沒有把環境問題的解決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聯系起來，南北國家的立場出現了高度的對立。20年后，世界各國都深化了對環境問題的認識，183個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坐到了一起，所以里約會議被稱為“地球峰會”。會議通過的《21世紀議程》是一個廣泛的行動計劃，它提供了一個從當時起到21世紀的行動藍圖，涉及與地球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所有領域。在通過這個文件并簽署了其他關于環境的公約之后，中國政府總理李鵬鄭重表示：“中國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簽署了公約，就要覆行公約規定的義務?！崩锛s大會一結束，中國政府就立即著手組織編寫《中國21世紀議程》，并于1994年5月正式公布。

《中國21世紀議程》根據聯合國《21世紀議程》的精神并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了中國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政策和行動框架，具有綜合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是一個全面協調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但是這個文件的貫徹執行并非一帆風順，一個重大的認識問題就是把環境保護與發展對立起來，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是針對環境保護而言的。于是，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在不少地方就始終處于兩個層面（俗稱“兩張皮”），有些地方領導干部甚至不惜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大搞所謂“政績工程”。一般說來，環境破壞可分為剛性破壞和柔性破壞兩類，排放污物、濫伐森林、獵殺野物等屬于前者，而浪費型的消費則屬于后者。目前的情況是剛性破壞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而屢禁不止，雖然制止這種破壞執行起來十分棘手，但畢竟有法可依，應該說還不是最難的；而柔性破壞是在謀求發展的旗號下進行的，所以顯得不僅合理合法，而且理直氣壯，這就很難對付，后者往往又是前者的動力。環境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其解決要牽涉思想、體制、資金、技術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認識問題顯然是首要因素。例如，對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地環境、礦藏資源都影響很大的家用轎車問題，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包含著消費觀念等問題。如果深究下去，許多問題的產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機制。這類問題似乎是正當行為下附著的不當行為問題，在很多場合下人們還很不情愿正視它是什么問題，或者說它屬于不是問題的問題，但實際上它又是危害很大的問題。因此，要實現協調發展，必須從根本上澄清認識。

“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是針對僵化保守的觀念而言的。鄧小平講這句話的背景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特殊的政治形勢。當時擺在中國面前的有三種選擇：一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二是步蘇聯東歐國家的后塵；再就是排除“左”、右干擾，繼續前進。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拒絕了前兩條道路，選擇了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在這個前提下，鄧小平提出了經濟建設的緊迫性問題。他說：“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是要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以擔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薄敖洕l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盵3](P377)

根據自組織理論，任何有活力的系統都必須具備四個條件才能維持與進化：第一，系統必須開放，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引入負熵流來抵消自身的熵增加；第二，系統必須遠離那種不隨時間變化的熱力學平衡態；第三，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存在著非線性的相互作用，通過這種作用使各要素之間產生協同作用和相干效應；第四，系統中某個變量和行為對平均值發生偏移，使系統脫離原先的狀態。因此，所謂發展，就是系統進化，即從舊的穩定狀態躍遷到新的穩定狀態。這是鄧小平講話的精神實質。實際上，只有突破舊的穩定，才能實現真正的穩定。在當時背景下，如果中國社會不抓住機遇加速發展，人民的生活狀況得不到改善，那么社會矛盾就會激化。當社會的安定、甚至國家的主權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時候，自然環境絕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護。而且，我們已經看到，鄧小平強調把效益和發展作為加快發展的前提，同時把加快發展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和教育，強調科學地而不是粗放地發展，這與積極的環境保護思想是內在一致的。

1990年，鄧小平在《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一文中談到：“核電站我們還是要發展，油氣田開發、鐵路公路建設、自然環境保護，都很重要?！盵3](P363)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指出：“當前，要緊緊抓住有利時機，加快發展，有條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質量高、效益好、適應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的，就應當鼓勵發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綜合平衡，不要一講加快發展，就一哄而起，走到過去那種忽視效益，片面追求產值，爭相攀比，盲目上新項目，一味擴大基建規模的老路上去。要真抓實干，大膽而又細致地工作，齊心協力辦好幾件大事，走出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的路子?！盵4]龔育之在回顧總結黨的十四大前后這一段歷史時，提出鄧小平南方談話有五個理論貢獻，其中第四個貢獻是：“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在發展中生產力是根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還要講綜合國力、兩個文明、全面發展?！盵5]

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公報進一步提出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的任務：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黨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會公報的形式把資源利用方式問題列入全局工作。在兩個轉變中，后者是生產力發展的本質，前者則是后者的體制保證。環境問題的本質是由于對自然資源的不當利用，或者是資源的消耗速度超過了資源的更新能力，或者是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以廢棄物的形式向環境排放，如果按照真實的生產成本進行核算，許多生產的所謂“效益”是完全虛假的，所以，粗放型的生產就是低效益的生產，也就是環境危害型生產。積極的環境保護并不是要去遏制生產，而是要設法改進資源的利用方式，既能使人們的正當需求得到滿足，又能使資源得到可持續利用，這就是集約型生產。所以，把“發展是硬道理”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完全是一種曲解。這是對兩個不同層次問題的回答，前者回答的是“要不要發展”的問題，后者回答的是“如何發展”的問題。

有一種錯誤認識，認為環境問題是改革開放造成的。其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于人們的主人翁地位被嚴重扭曲，社會早已陷入經濟貧困——人口膨脹——環境破壞的泥淖，著名的寧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區就是這樣的典型。改革開放以后的許多問題是由歷史積淀造成的，而歷史造成的許多問題也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得到高度重視并被治理。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只有以積極的姿態，通過提高資源的開發能力才有可能。正確的道路應當是，首先通過改革經濟體制，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使物質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加大對教育（包括環境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使人的素質得到提高、開發手段得到增強，同時推進積極的人口、資源和環境政策，才有可能使人口、資源、環境進入良性循環。所以，“發展是硬道理”，不僅不與環境保護相矛盾，而且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惟一正確思路。當然，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缺陷，這種缺陷也會導致資源環境破壞，而且破壞的力度甚至會超過僵硬的計劃經濟。兩相權衡，停滯和倒退的結果是絕對的破壞；而前進雖然充滿了風險，但畢竟存在著走出困境的可能。明智的抉擇只能是前者，這就需要正確的思維、高超的技巧，特別是要利用特定的社會機制來駕馭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應當在此發揮重要作用。

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哪里？

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內涵非常深刻的概念，可持續發展戰略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21世紀議程》是一個內容相當廣泛的綱領。如何落實這個議程，十年來我們開展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從實踐來看，整個工作應當有一個中心，否則在千頭萬緒的日常工作中，很容易使可持續發展流于口號。自組織理論中的協同學指出，一個系統所包含的子系統數目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協同學通過對不同參數的不同作用的分析，發現從無序到有序轉化的臨界過程中，不同參數的相對變化快慢是不同的，而且往往還差到幾個數量級。因此，在臨界過程中按照衰減的快慢，可將參數分為快變量和慢變量兩大類，慢變量就是主宰系統最終結構和功能的有序度的序參量。協同學在解包含有快變量和慢變量的方程、且快慢變量的阻尼參數相差懸殊時，經常采用消去快變量的方法，使方程變得簡單可解。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說過：“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6]要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有更大的成效，必須抓主要矛盾，用“彈鋼琴”的思想方法開展工作。

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什么？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人的發展，應該說，這種說法已經捕捉到了問題的根本，因為任何工作、任何戰略、任何事業，歸根結底都是要依靠人來運作的。如果人的素質低下，人際關系不融洽，社會運行有障礙，都會造成基礎性的困難。十年來，我們在政策、法制、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意都在促進人的發展。這些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不少成績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譽，但是其中很多工作與可持續發展并不搭界或不完全搭界，有的工作甚至與可持續發展的宗旨背道而馳。例如，在較長時期內，對干部的考核內容以傳統的經濟增長指標為主導；教育和文化活動確有空前發展，但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卻有著大片的盲區；工程項目都有民意支撐，但在論證中環境保護部門的聲音最小。于是，一方面，到處都在提人的發展；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危機又在不斷加重，因為人的利益有真正利益與虛假利益、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之分，它們的關系并沒有得到正確的處理。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沒有明確的依托，人的發展只是飄渺、空洞的概念。

馬克思在《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關于人的個體發展的“三階段論”，他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盵7]綜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關于人的全面發展，主要包括三層含義：第一，人能參與全面的活動，能適應不同的勞動需求，使自己的一切天賦（潛能）得到充分發揮，由此產生極大的創造力；第二，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發揮；第三，人的個體發展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相互協調。更深入地看，人的全面發展思想與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需要三個條件：擺脫對必然性認識的盲目性，實現意識的自由；擺脫自然界中盲目力量的統治，實現對自然的自由；擺脫人與人關系的束縛，實現對社會的自由。意識的自由是前提，對自然的自由是基礎，對社會的自由是條件和手段。

在意識、自然、社會三者中，對自然的自由是根本點，因為說到底，其他兩方面的自由都是為實現對自然的自由服務的。人的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但自然存在畢竟是第一性的因素，只有這樣認識問題，才能真正把握問題的關鍵。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撇開了在自然界中爭取自由這個基本任務，抽象地談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抽象地調整社會關系，最后完全違背初衷，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重心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這才使社會恢復到正常狀態從而產生了活力。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社會發展的新模式，但同樣必須遵循以上規律，把經濟建設生態化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所謂生態化就是把生態學的原則滲透到人類的全部活動范圍中，用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的觀點去思考問題，并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可能性，最優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所謂“生態化”，實際上是生態學化。只有緊緊把握這個中心，才能理順可持續發展戰略各個方面的關系，產生綱舉目張的整體效應。

從經濟社會形態發展的角度來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說過：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8]后來在《資本論》中，他又進一步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盵9]顯然，在這里是把合理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作為共產主義的標志來看待的，這個境界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三個自由的境界。要達到這個境界，必須經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得到確立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市場經濟階段，否則就不能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體系。

經過多年的痛苦摸索，我們終于明白了，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同樣是不可違背的。當然，如何走過第二階段，我們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從表面上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采取大體相同的經濟運作方式，但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邏輯上就應當有意識地把合理調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作為奮斗目標。筆者早在1992年就提出，從技術社會形態的角度看，迄今為止人類的歷史可劃分為采獵業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三個階段，按照生產勞動的本質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這個觀點，未來的技術社會形態是“生態產業社會”而不是“信息社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特別是經過20世紀中下葉的公害沖擊之后，生態產業革命的步伐明顯加快，而中國則面臨著工業革命和生態產業革命并存的雙重任務，所以，正確的選擇就是走集約化增長的道路，即新型工業化道路，可以說，這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心任務。社會主義能否比資本主義具有更多的優越性，在新型工業化面前將得到嚴格的檢驗。

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激烈的變革之中，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不管工作如何千頭萬緒，中心問題還是要解決經濟增長的問題，但經濟的增長應該是集約式的增長，而不能是粗放式的增長。由于中國社會已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所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必定影響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的變化又會深刻影響社會各個領域。新型工業化道路代表著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時也需要進行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奏效，這種發展觀與片面追求政績的發展觀是完全對立的。按照新型工業化的要求，干部必須樹立科學的自然觀、社會觀、價值觀，要具備生態經濟學的知識，從而必須接受生態文明的熏陶，這有助于從根本上蕩滌靈魂、提高素質。從古今中外社會管理的經驗教訓看，法制手段是必要的，但法制手段畢竟是外在性手段，最根本之點還是要激勵正氣，形成高尚的情操氛圍，而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優勢所在。過去講思想教育，往往只重視社會觀的教育，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與自然觀是不可分離的整體，科學的自然觀的教育不等于一般科學技術知識的普及，而是哲學思想的灌輸，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切實而持久的動力。

新型工業化道路客觀上要求開發優化的資源利用技術，更有效的技術能使低品位的資源甚至廢物得到利用，能使貯量更豐富的資源替代行將耗竭的資源。這樣，不僅資源環境狀況將得到改善，而且由于生產的集約化可以使生產成本下降、產品質量上升，還由于資源開發范圍的拓展，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在中國，經濟貧困問題突出，根源在于資源的利用效益低下，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切實提高人的素質，促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轉變，從而使國家的財力得到切實增強，這就為解決其他困難創造了先決性條件。目前面臨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調、城鄉發展失調、區域發展失調的問題，都可以在人與自然的失調問題上找到根源，因為毀滅性開發的本質是社會失范。只要縱容毀滅性開發，就可能導致道德淪喪、罪惡叢生，結果是社會的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受到傷害。正如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的轉軌激活了全局一樣，經濟建設的健康運行也將帶動全局工作的健康運行。

三、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經濟系統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目前，關于發展“循環經濟”的問題已經在學術界引起越來越大的關注。所謂循環經濟，按普遍的說法，其核心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路循環過程，其基本思想是，遵循生態學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通過物質的不斷循環利用來發展經濟，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應該說，這個設想的出發點是正確的，這就是要達到生態化，然而要達到生態化，“循環”這種表述是不準確的。如果作為一種模式推廣，可能會在現實生活中產生歧義、甚至誤導。

經濟活動生態化，即建立一個與生態系統和諧共處的經濟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是生態系統的兩大基本功能。根據耗散結構理論，任何生態系統都是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它要不斷與周圍的環境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從而使自身的熵增為零甚至為負，即保持有序程度不變甚至使有序程度上升，其結構就是所謂“耗散結構”。任何經濟系統都必須以一定的生態系統為支撐，人類生態系統是由天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交織、耦合而形成的復合系統，技術是這兩個系統的中介。人類利用技術手段可以強化生態系統內物質和能量的流動，同時，還可創造出原生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物質流和能量流。這樣一個復合系統的結構也是一個耗散結構，必須不斷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而且，由這種交換產生的負熵流要足以抵消系統內部熵的產生，才能維持或提高系統的有序狀態。與天然生態系統不同的是，人類生態系統內部的熵增不僅受到物理學的熵增原理的支配，而且還受到人的需求力量的驅動，所以熵增速度遠大于天然生態系統，因而物質和能量的消耗也遠大于天然生態系統。

在自然界已經知道的100多種元素中，有30～40種是生物所需要的，其中有一些元素是大量需要的，另外部分則是少量的甚至于微量的。人不僅在生理活動中需要40種基本元素，而且在復雜的文化活動中，幾乎用完了所有其他的元素，還有一部分被利用的元素是人造元素。在天然生態系統中，存在著生物小循環和地球化學大循環，各種元素能沿著一些特定的路線進行周而復始的運動。在此運動中，不同的循環路線將把各種元素引入生物體內，而后又由生物體引向環境。即使如此，循環也不能總是有規律地進行，還會出現停滯的狀況，例如當某一環節上有機物大量堆積時，則此堆積物中的元素就很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駐留。對于人類生態系統來說，元素的利用則不僅有生物性利用，而且還有非生物性利用。由于人的作用，元素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反常分布，產生了嚴重的循環障礙。

從根本上說，無論是對天然生態系統還是人類生態系統而言，在元素的利用中重要的還不在于元素本身，而在于元素的組織形式，即依靠低熵物質的輸入和高熵物質的輸出來抵御系統的衰退及實現進化。在輸出的高熵物質中，有一部分通過自然力的轉化可以再度進入低熵狀態，而有一部分在自然狀態下則很難進入低熵狀態，尤其在自然資源大規模開發、合成材料大規模產生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作為理想化的設定，似乎可以通過人工的推動來實現物質材料的完全循環從而保證低熵物質不致枯竭，但人工的推動難免要增加能量的消耗。這又從另一個方面加快了環境的熵增。同時，即使增加能源消耗，由于技術和經濟條件的約束，也很難讓所有的物質材料完全得到循環利用；而且，能夠進入循環的，很多也不得不降格使用。根據能量轉化和守恒定律（熱力學第一定律），自然界的能量應當是不滅的，但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能量的傳遞又是有方向性的。在地球上，被轉化的能量最終都會以熱的形式向太空散射。至于散射到太空去的熱能否重新聚集起來為人類所用，在可見的歷史時期內恐怕很難有明確的答案。因此，要建立“循環經濟”，無論從理論上看還是從實踐上看，目前尚很難成立。

隨著核技術的進步，核能尤其是熱核聚變能的大規模開發已經越來越有希望；隨著空間技術的進步，地外資源的利用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它們似乎展示了永遠擺脫資源約束的前景。但是這些瞻望即使得以實現，另外一個問題也會應運而生，這就是嚴重的廢熱污染問題，它將帶來氣候嚴重變異的災難。當氣候變異到不適合于人的生存時，一切資源的開發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當然，人們總會繼續尋找解決新問題的技術，盡管技術進步總是滯后于問題的產生，這是所謂“車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使然。該信念的危險在于：當問題嚴重到技術一時難以解決時，崩潰性的后果是否會出現？這是值得深思的。單純的技術進步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人過分貪婪，那么往往是用技術手段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有可能引發新的更大的問題。應當認識到，地球能滿足人的正當需要，但不能填滿人的欲壑。事實上，人類對自然秩序的每一個擾動都有相應的代價付出。自然界沒有“免費的午餐”，如果大規模擾動自然，就必然遭致大規模的報復。我們能做的，只能是把擾動盡量控制在一個容許的范圍內。這樣，在可見的歷史時期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能夠得到實現的。

比較明智而現實的做法是，積極開發能源節約技術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所謂可再生能源，并不是可循環再生的能源，而是在可見的歷史時期內不會枯竭的能源，主要是太陽能（包括由太陽能衍生的各種可再生能源）和地熱能、潮汐能等。與一般礦物能源和核能源相比，這些能源除了可持續供給之外，還有低污染或無污染的優勢。特別是太陽能，它的直接利用是無污染的，因為無論被利用與否，其最終結局都是變為分散的熱能，使地球和太空之間的熱平衡維持在一個合適的水平上；只要采取適當措施，太陽能新型間接利用的環境影響也會不大。通過能源技術的變革，推動物質材料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這種經濟可稱為“節約型經濟”[2]，它含有生產的集約化即資源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義，同時還有適度、明智地消費的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資源循環，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環。節約型經濟的建立，必須以人口數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尤其是人口素質的提高為基點，因為許多資源環境問題明顯是人為因素所致，如果沒有這一保障，再先進的技術恐怕也無濟于事。

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從理論上說，在這種機制的推動下，經濟活動的主體必然盡量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使資源盡可能多地轉化為產品，盡可能少地以廢物的形式排放。同時，市場競爭還會使經濟效益高（按說生態效益也應當高）的生態主體對資源的支配力度將日益上升，這就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有利于環境保護，但實際上事態的發展并非如此、或并非完全如此。這是因為：第一，要使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一改，就必須要使資源價值得到充分體現，然而這個前提至今尚未得到確立；第二，即使資源價值得到確立，也還有一個矛盾，這就從是生產個體自身看來是節約的，但從社會總體看來卻可能是浪費的。于是，便出現了一個二律悖反：不建立市場經濟便只能陷于貧困，而在貧困條件下，資源環境最終是難以得到保護的；建立市場經濟，資源環境也難以得到保護。

以上悖論早已在西方國家出現，只是它們將矛盾盡可能向國外轉移而使其在國內弱化下來。對此，我們沒有條件也不應當仿效，因為上述行為不管有多少借口，其實質只有一個，那就是“生態侵略”。其實，損人也不一定就利己，因為全球環境是一個有機整體，只要全球環境惡化，任何“綠洲”都會蕩然無存。真正值得仿效的，倒是西方公眾在許多方面的環境意識和環境行為。整體上破壞、局域上保護，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可惜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高消費的一面。于是，我們一方面對資源的利用率低下，另一方面又不切實際地鼓動奢侈性消費，加上長期小農經濟養成的盲目攀比心理烘托，這就造成了不少災難性的后果。因此，我國要建立節約型經濟系統，必須專門研究相應的社會機制。

要建立節約型的經濟，首先要使自然資源的真實價值得到體現，這個問題目前在理論上尚有很大困難，有的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是世界性的難題。毫無疑問，應積極推進這方面的工作，以改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但同時也不能把它的作用絕對化。至于大眾消費的取向，除了少數違法犯罪的行為之外，更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加以解決。特別應當注意的是，國家行為取向對可持續發展有強烈的影響。國家的作用可分為正面的引導作用和負面截止作用，相比之下，前者更為重要，“亡羊補牢”固然必須，然而往往損失過大。以土地資源為例，之所以出現大面積的失控，這與對城市化的片面理解和少數特大城市的示范效應直接相關。如果我們在宏觀上不做深刻反省，那么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難以挽回的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圍繞經濟體制的轉變做了大量的工作，到現在，無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來看，工作重點都應當放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上來。第一個轉變當然要繼續深化，但它歸根結底只是實現第二個轉變的條件和手段。為此，必須盡快把建立節約型經濟系統作為中心任務，這實際上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Z].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

[2]中國環境報社編譯.邁向21世紀——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文獻匯編[Z].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2.

[3]鄧小平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

[5]龔育之.黨史札記[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

[6]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7.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