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發展范文10篇

摘要：在當今時代，計算機信息技術不僅在信息時代中占據重要地位，在現代化建設中其發揮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隨著社會不斷發展，該技術迅速開始普及，已經成為很多領域甚至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很多行業中均占有很重要分量，該技術的迅速普及也加快了人們生活質量的提升速度，令人們生活習慣有所改變，而該項技術在商業中的應用加快了我國經濟的發展，本文主要從其在貨幣流通、影視行業以及工作效率的角度入手，對其發揮的作用進行詳細分析，以便于人們切身感受它在我國經濟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計算機信息技術；經濟發展；貨幣流通

1.計算機相關概述

計算機主要是根據所設定的程序，對海量數據進行高效、自動化處理的智能電子設備，主要由軟件與硬件兩部分構成，在人類生產生活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最初主要應用于軍事領域以及科學計算中，隨著對其不斷的研究，它的應用范圍已經逐漸擴展到各領域中，其規模不斷擴大，已經成為了人類生活中的必備品。并且它對于全球技術與經濟都有很大的促進所用，無論是家庭、工作還是各部門中均已普及，在信息社會中計算機信息技術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計算機發展階段

計算機在發展過程中主要遵循由簡單到復雜，在不同時期所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均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具體可以將其發展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電子管數字計算機是其發展的最初階段，由于該階段的計算機耗能較高、體積笨重、價格高昂，因此主要將其用于科學計算以及軍事領域中，然而為其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接下來則進入晶體管數字計算機時代，與上一代計算機相比，該階段耗能明顯降低、體積明顯減小、速度有所提升，因此開始運用于工業控制領域以及事務處理中。隨著人們不斷對其深入探索，計算機進一步發展具有更快的速度，價格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在平時處理圖像與文字過程中也能運用其進行操作。現如今人們所運用的主要為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微型計算機時代隨之來臨，其應用范圍已經不僅限于事務管理、軍事領域以及科學計算中，它已然成為了家庭必備品。

一、鄉情概況

××鄉是××目前唯一的民族鄉，地處金沙江畔，位于××縣城西北部，距縣城108公里，鄉域國土面積168平方公里，東鄰萬德鄉和發窩鄉，南接田心鄉和高橋鎮石臘它，西與環州鄉接壤，北與元謀縣姜驛鄉隔江（金沙江）相望。境內居住著漢、傣、彝、苗、傈僳、拉祜、白等7種民族，少數民族約占總人口的81%。境內地形地貌復雜，山高坡陡，溝壑縱橫，勐果河、沙拉河、環州河三河南北縱貫全境，形成四山夾三河的低熱河谷地形。立體氣候明顯，最低海拔950米（甲利），最高海拔2240米（大蕎地）。年平均氣溫25—28℃，年平均降雨量580—650毫米，氣候炎熱，常年無霜，宜廣泛種植香蕉、香巴蕉、花生、番茄、洋蔥、玫瑰茄、芒果、人生果、酸角、冬早包谷、冬早蔬菜等各類多種經濟林果及熱區作物。2008年，全鄉轄8個村民委員會，60個自然村，75個村民小組，4003戶，14389人。其中，農業戶3659戶，農業人口14032人，占總人口的95.7%。現有耕地面積14845畝，其中水田5335畝，旱地9510畝，人均1.05畝。糧食總產量598萬千克，人均有糧353千克，工農業總產值517萬元，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9‰，全鄉經濟總收入為3075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344元?；A設施比較薄弱，農業農村發展后勁不足，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緩慢，鄉級財政收支矛盾突出，是一個集貧困、山區、民族、宗教為一體的典型的民族貧困鄉。

二、全鄉社會經濟發展情況

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關心支持幫助和全鄉各族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鄉社會經濟發展態勢良好，各項工作穩步推進。截止2009年上半年，全鄉共有農業戶3659戶，農業人口14034人。其中農村勞動力9387人，外出務工人員2402人。人口出生率6.22%，計劃生育率98.88%。全鄉總耕地面積14845畝。完成固定資產投資961萬元，其中，集體投資完成77萬元，私人投資884萬元，已完成我鄉全年指標任務。全鄉經濟總收入1331萬元，其中第一產業570萬元，第一產業中種植業收入514萬元，畜牧業收入480萬元，林業收入34萬元，漁業收入4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565元。

產業結構調整和科技推廣培訓力度逐年加強，農業科技水平逐步提高，確保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是鄉黨委政府長期以來一直為之努力的奮斗目標。經過多年的努力，全鄉糧經比例明顯趨于合理，以香蕉、冬早蔬菜和果蔬為主的產業科技含量得到提升，在全鄉范圍內形成了規模經濟。目前，香蕉種植5000余畝，冬早蔬菜種植8000余畝。僅2009年大春作物種植14845畝，其中糧食作物8668畝，經濟作物6177

畝。利用熱區優勢，開發熱區資源，抓特種養殖，抓規模養殖，常抓市場檢疫。僅2009年上半年，畜牧業生產生豬出欄達8363頭，牛出欄達1104頭，羊出欄達5946只，大牲畜存欄達9475（頭、匹）。

鄉鎮作為國家最基層的一級行政管理機構，肩負著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群眾致富，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是聯系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新中國成立以來，鄉鎮機構已經過多次改革和發展，對強化基層基礎，促進社會發展進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俺穮^并鄉”以來，已經過了三次“定崗、定責、定員”的機構改革，十六年以來，農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對鄉鎮機構改革的要求越來越顯得重要?，F就“整合鄉鎮人力資源，充實農村養老保險、富余勞動力再就業、合作醫療人員力量和完善鄉鎮垂直管理單位領導任免雙重管理體制”談一些粗淺的認識和看法。

近幾年以來，國家逐步減免了包括農業稅在內的各稅費和提留統籌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基層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擔子和壓力，但是以“農村、農業、農民”為內容的三農工作仍然是鄉鎮工作的重點，整個工作必須圍繞抓好“民生”來開展。鄉鎮工作是具體化的，“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線”，上級幾十個部門的工作安排，最終落腳點要由鄉鎮來具體實施和完成。當前，鄉鎮設置的事業及服務單位多數都是兩塊：一塊由鄉鎮直接管理的主要有農業服務中心（主要含農技、農機、減免等），安監站、扶貧站、鄉企站、計生站、財政所、文化服務中心等，另一塊是由縣直工作部門垂直管理的站所，主要有：國土所、林業站、移民站、衛生院、中心校等單位。在編制和人員方面，縣直部門垂直管理的站所人員基本飽和，而由鄉鎮管理的站所多數鄉鎮缺員，特別是邊遠和條件差的鄉鎮，缺員較為嚴重，多數鄉鎮缺員在10名以上。在人事管理上和供給關系上，鄉鎮管理的站所由于是直接安排和面對面的管理，工作運轉正常，工作效率較好，而由縣直部門管理的站所，因為面寬。多數督查難以到位，工作紀律松懈、工作運轉困難、工作效率不高。更為嚴峻的是，鄉鎮很多部門實行上級部門垂直管理后，鄉鎮政府能直接管理的站所和人員大幅度削減，對上級垂直管理的站所雖然實行了鄉鎮簽字同意制，但是其人事任免和財政供給仍然是空的，致使鄉鎮政府的職權受到弱化，其職能作用發揮不好，而地方政方的職能又是比較復雜的，工作千頭萬緒，諸如：人口與計劃生育、扶貧開發、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禁毒、文教衛生、整臟治亂、合作醫療等等。除了常規工作以外，臨時性接到的工作任務還比較多，就是垂直管理部門的工作，政府也必須牽頭部署與落實。實質上，造成鄉鎮政府的責權配套不夠統一協調。

自**年實行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政所職能相對弱化，而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社會事務辦和農村養老保險、合作醫療等方面的工作越來越多，鄉鎮政府的工作總量不是減少而是逐年增多和細化，對站所人員的要求不但要講數量而且要講素質。就進一步完善鄉鎮站所管理，整合人力資源，抓好各項工作，具體有以下五點建設供參考。

第一條，鞏固地方政府政權，強化職能，提高威性。除教育、衛生以外的鄉鎮站所，對其人事和經費供給，一律劃歸政府直接管理，這樣，管理和督查工作到位，工作效率會大大增加，同時還可以便于鄉鎮政府對各項工作的統一協調，真正發揮好地方小政府的職能作用。

第二，鄉鎮對站所的人事，一律征求縣直業務部門的意見后，由縣編辦審核，人事勞動局行文任免；在財政供給上實行主管部門業務工作與中心工作相結合進行綜合考核。

第三，對農村養老保險，建議歸屬于社會事務辦，每個鄉鎮的人員編制應在3人以上；富余勞動力就業，建議歸屬于組織辦，并確保3人辦公；農村合作醫療單設一個機構，并在財政所、醫院等部門抽3—4人組成。

鄉鎮作為國家最基層的一級行政管理機構，肩負著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群眾致富，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是聯系黨和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新中國成立以來，鄉鎮機構已經過多次改革和發展，對強化基層基礎，促進社會發展進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撤區并鄉”以來，已經過了三次“定崗、定責、定員”的機構改革，十六年以來，農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對鄉鎮機構改革的要求越來越顯得重要。現就“整合鄉鎮人力資源，充實農村養老保險、富余勞動力再就業、合作醫療人員力量和完善鄉鎮垂直管理單位領導任免雙重管理體制”談一些粗淺的認識和看法。

近幾年以來，國家逐步減免了包括農業稅在內的各稅費和提留統籌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基層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擔子和壓力，但是以“農村、農業、農民”為內容的三農工作仍然是鄉鎮工作的重點，整個工作必須圍繞抓好“民生”來開展。鄉鎮工作是具體化的，“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線”，上級幾十個部門的工作安排，最終落腳點要由鄉鎮來具體實施和完成。當前，鄉鎮設置的事業及服務單位多數都是兩塊：一塊由鄉鎮直接管理的主要有農業服務中心（主要含農技、農機、減免等），安監站、扶貧站、鄉企站、計生站、財政所、文化服務中心等，另一塊是由縣直工作部門垂直管理的站所，主要有：國土所、林業站、移民站、衛生院、中心校等單位。在編制和人員方面，縣直部門垂直管理的站所人員基本飽和，而由鄉鎮管理的站所多數鄉鎮缺員，特別是邊遠和條件差的鄉鎮，缺員較為嚴重，多數鄉鎮缺員在10名以上。在人事管理上和供給關系上，鄉鎮管理的站所由于是直接安排和面對面的管理，工作運轉正常，工作效率較好，而由縣直部門管理的站所，因為面寬。多數督查難以到位，工作紀律松懈、工作運轉困難、工作效率不高。更為嚴峻的是，鄉鎮很多部門實行上級部門垂直管理后，鄉鎮政府能直接管理的站所和人員大幅度削減，對上級垂直管理的站所雖然實行了鄉鎮簽字同意制，但是其人事任免和財政供給仍然是空的，致使鄉鎮政府的職權受到弱化，其職能作用發揮不好，而地方政方的職能又是比較復雜的，工作千頭萬緒，諸如：人口與計劃生育、扶貧開發、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禁毒、文教衛生、整臟治亂、合作醫療等等。除了常規工作以外，臨時性接到的工作任務還比較多，就是垂直管理部門的工作，政府也必須牽頭部署與落實。實質上，造成鄉鎮政府的責權配套不夠統一協調。

自20*年實行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政所職能相對弱化，而又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社會事務辦和農村養老保險、合作醫療等方面的工作越來越多，鄉鎮政府的工作總量不是減少而是逐年增多和細化，對站所人員的要求不但要講數量而且要講素質。就進一步完善鄉鎮站所管理，整合人力資源，抓好各項工作，具體有以下五點建設供參考。

第一條，鞏固地方政府政權，強化職能，提高威性。除教育、衛生以外的鄉鎮站所，對其人事和經費供給，一律劃歸政府直接管理，這樣，管理和督查工作到位，工作效率會大大增加，同時還可以便于鄉鎮政府對各項工作的統一協調，真正發揮好地方小政府的職能作用。

第二，鄉鎮對站所的人事，一律征求縣直業務部門的意見后，由縣編辦審核，人事勞動局行文任免；在財政供給上實行主管部門業務工作與中心工作相結合進行綜合考核。

第三，對農村養老保險，建議歸屬于社會事務辦，每個鄉鎮的人員編制應在3人以上；富余勞動力就業，建議歸屬于組織辦，并確保3人辦公；農村合作醫療單設一個機構，并在財政所、醫院等部門抽3—4人組成。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傳入山西，但直到光緒年間，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種植。本文通過對山西與相鄰各省在玉米引種時間上的比較分析，對山西各縣區玉米別稱的來源及玉米傳入山西的途徑和時間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歸納，進而指出玉米這種高產作物對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山西玉米傳播引種經濟作用

山西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最初比較簡單，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個別地區在物產中只記錄了玉米的名稱。乾隆年間，南部的絳縣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對玉米的形態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葉胥似高粱，穗如秕麥，葉旁別出一苞，垂吐白須，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1]光緒年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對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內容：光緒六年（1880年）《聞喜縣志》記有“玉蜀黍（山地園地藝，補麥缺）”；光緒九年（1883年）《懷仁縣志》中記載：“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廣種）”；在民國時期方志中，才見到如“玉蜀黍……顆粒有大小之別，小顆粒晚種合宜，大者宜早種”[2]這樣一些對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比較詳細的記載。一、玉米在山西的別稱及來源玉米的別稱甚多，全國約有70余種，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麥、玉麥、棒子等10多種。在這些別稱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圍最廣，其他別稱通行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如表1所示，稱“玉米”的地區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縣；稱“玉蜀黍”的縣份在山西全省各個地區中都有，從北部的大同、懷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陽、壽陽，再到南部的岳陽、安澤、翼城、襄陵、沁源、安邑、聞喜、絳縣、新絳，都做如此稱呼；稱“玉茭”的地區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東南部的襄垣、長子、陽城；稱“包谷”的地區有清源、文水、河津；稱“玉谷”的地區有安邑、芮城；稱“御麥”的地區有陽城和新絳；稱“玉麥”的有南部的鄉寧和翼城；而其他別稱只出現在個別縣的方志記載中。同治《建始縣志·物產》曰“包谷，山陜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記載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現的，這是因為“……谷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關西呼蜀黍為稻黍，今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通呼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見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別稱，因為玉米“其苗葉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稱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對“玉秫秫”和“玉茭茭”這兩個別稱，光緒八年（1887年）《壽陽縣志》中這樣記載：“玉秫秫，莖葉似秫秫，為實大而有光澤，故名。一名玉茭茭，蓋秫聲之轉，而字之認猶之椒菽同，從叔聲而異讀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稱為“包谷”，大概是因為“結實有皮包之”[8]和“《本草綱目》始入谷部”[9]這樣的原因。中國直呼玉米的地區不廣，在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區，“包谷”是對玉米最普遍的稱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別稱，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學誠說：“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謂合五而六也?！奔螒c《河津縣志》：“包谷一名禹谷”，嘉慶《商城縣志》也載：“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稱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這樣寫道：“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秫，蓋亦從他方得種。”[10]玉麥之稱，在明清兩代多見于云南、貴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肅、陜西中部、河南等地區，另外，安徽、直隸、山東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記載。為什么叫玉麥？據光緒《名山縣志》的解釋：“粒豆，色黃潤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廳志》曰：“麥者，言可磨面如麥也”；道光《新津縣志》則說：“玉麥，言其粒如麥也”。看來，果實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麥子，是玉麥稱呼的由來。表1山西玉米別稱及通行縣區分布名稱|通行地區玉米|（光緒）定襄縣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笸?、絳縣（道光）繁峙縣、大同縣（光緒）懷仁縣、清源鄉、壽陽縣、聞喜縣、盂縣（宣統）文水縣（民國）昔陽縣、岳陽縣、安澤縣、翼城縣、襄陵縣、沁源縣、安邑縣、新絳縣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柍强h（嘉慶）長子縣（道光）繁峙縣（同治）河曲縣（光緒）定襄縣（民國）太谷縣、平定縣、襄垣縣包谷|（光緒）清源鄉、文水縣（嘉慶）河津縣玉谷|（民國）安邑縣、芮城縣御麥|（乾隆）陽城縣（民國）新絳縣玉麥|（民國）鄉寧縣、翼城縣禹谷|（嘉慶）河津縣舜王谷|（萬歷）稷山縣棒子|（民國）安邑縣表注：括號中朝代系后列府縣鄉志書的刊版年代。關于“御麥”這一別稱的由來，在同治十三年《陽城縣志》中這樣記載：“以曾經進御，故名”。在兩湖地區也有將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為玉米曾經是貢品，而在稱呼前冠以“御”字。總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過程中，名稱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繼承了玉米來源地的名稱。二、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和途徑玉米在國內的傳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由明代中葉到明代后期是開始發展時期，到明代后期這種農作物已傳播到全國近半數省區，清代前期全國各省縣份多已種植。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稷山縣志》的《物產·谷屬》中列有“舜王谷”，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和相鄰省份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相比，山西早于直隸，晚于河南、山東和陜西。另外，對玉米有較早記載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陽城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絳縣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慶、道光年間，南部的長子和河津縣，北部的大同縣和繁峙縣在其地方志中對玉米有了比較簡單的記載。[11]但是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對玉米的記載卻是在光緒乃至民國時期，即使是主產玉米的晉中地區也是在民國時期才有了關于玉米的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御麥，今潞屬廣植”，[12]這說明直到十九世紀末，玉米在山西的種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緒年間的大部分縣志中都不見有玉米的記載）。根據以上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的先后來判斷，玉米在山西省內的傳播途徑是由晉南和晉北同時向晉中地區推進的。情況可能是這樣：明朝末年，晉南的稷山縣首先開始種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晉南的陽城縣、絳縣和晉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種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種植分別由晉南和晉北逐步向晉中地區推廣；光緒前期，晉南、晉中和晉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種植，但分布范圍狹小；民國時期，在山西大部分縣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見到玉米的記載了。從玉米最初傳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圍內的普遍種植經歷了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可見玉米在山西的種植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其原因應與山西的地理氣候條件及有清一代相當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尤其是光緒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對山西的影響極為嚴重。據方志記載，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內的任何地區都發生過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康熙《五臺縣志》卷八收錄閻襄《饑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饑轉徙十之六七，斗米錢數百不得……”；民國《永和縣志》卷一《祥異考》載：“（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晉省連遭大旱，永邑更甚……盜賊遍地，餓殍盈野，性命賤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二《大事記》載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饑，民食樹皮草根”；民國《萬全縣志》《雜記》載：“嘉慶九年，夏無麥，秋無禾，糧價騰貴，麥石價銀二十五兩，人民離散。十年，無麥無禾，餓死、逃亡過半。”所以，在玉米傳入山西的最初時期境內各地區就遇到頻繁發生的荒旱。這些災害的直接結果就是農作物的大幅度減產或絕收，饑不得食的農民或就地餓死，或流離失所，勞動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玉米雖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長期中要求高溫，蒸發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區，灌溉條件好才能生長。山西南北地理氣候條件迥異，農業生產條件差別很大。晉南與晉東南地區在農業生產資源及地理條件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臨汾與運城兩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無霜期長，氣候較為溫暖，因此，農業生產水平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區略強一些，但該地區一直以生產小麥為主，外來作物玉米還一時無法取得主導地位；晉中地區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兩大盆地，地勢平衍，氣候適中，水利條件一般化，是山西最為普通的產糧區，但由于人口眾多，糧食供給也相當緊張，每有災害，人口流失也很嚴重；與南部相比，晉西、晉北地區土地貧瘠，無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條件極度低下，糧食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條件，當地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傳播種植范圍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白晕页ǘσ詠恚穸儆鄽q，中間水旱交咨，在所時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從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災如光緒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山西境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有間斷過，直到光緒初年發生了“丁戊奇荒”這場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災害，全省上百個縣似乎沒有例外地同罹慘禍，山西南部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張鑒衡《壽陽縣災賑碑計》稱：“溯自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秋雨傷禾，谷米多黑，則晉災之始也。至丙子（光緒二年，1876年），省南一帶，饑謹薦臻，至丁丑，則赤地千里?！盵14]山西農業生產條件最為優越的晉南地區尚且如此，更何況自然條件遠不如晉南的晉北和呂梁地區，就更沒有進行玉米種植的能力了。災害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絕對下降，過半勞動力的死亡和逃移，[15]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光緒前期只有少數縣份對玉米做了記載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勸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來到山西，補充了嚴重短缺的勞動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產量高而穩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適應范圍廣，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種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晉南地區普及開來，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處處有玉米了。據研究，玉米傳入我國的途徑有海陸兩路：陸路一自波斯、中亞至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海路則自美洲、東南亞至沿海的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這三路玉米傳播源逐漸向中國腹地進行滲透并最終融合。[16]從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別稱來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肅兩股玉米傳播源，因為江浙閩粵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別稱絕大多數都尾綴“粟”字、“豆”字，或帶有“蘆”字，山西對玉米的別稱卻不曾有這樣的字，而是像陜西一樣稱為“玉蜀黍”，像云南一樣稱為“包谷”，或像河南一樣稱為“玉麥”。這兩股玉米傳播源相繼抵達山西之后便開始融合，這種融合大概結束于光緒初年，其表現之一是在同一地區具有指示兩種玉米傳播源的別稱，如地處山西中部的文水縣，在其光緒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標志云南傳播源的別稱“包谷”，又有標志甘肅傳播源的“玉桃黍”[17]；表現之二是這時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羅列多種玉米別稱，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18]玉米是如何傳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不能確切考證。但根據山西在明清時期的情況推測，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由當時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種子帶回到山西，經過本地農民試種獲得成功，繼而在山西各地推廣開來；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開墾荒地的時候，種植了在家鄉時曾賴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錯，山西的農民也開始種植。關于山西商人的經商活動情況，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經商以商品的長途販運為主，明朝中葉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如山西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太谷縣，“自有明迄于清中葉，商賈之跡幾遍全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盵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及新疆的經濟活動史料中多有記載：山西潞澤二州是與三吳、越閩齊名的絲織專業區，“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閬指四川保寧府閬中縣）”,[21]“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盵22]潞澤絲棉織物的染色，對顏料的需求很大，因而絲綿生產又推動了山西顏料商的發展。山西顏料商見于碑刻記載的有平遙和臨汾縣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經營，所售顏料出自本地，或是販自四川。日升昌票號前身山西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所販顏料中，有銅碌一種，出四川省，因自行重慶府制造銅碌，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23]明代，隨著山西鹽商在國內地位的日益顯赫，河東鹽銷往“陜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今洛陽）、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以及澤、沁、遼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來就參與了西茶市與西番的交易（交易地點在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楊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買茶，讓茶商與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盵25]我們沒有發現山西商人在甘肅的活動資料，但在張掖、武威見到過山陜會館和山西會館的遺址，雖然已經破敗不堪，卻能充分說明山西商人在甘肅曾經有過長期的經營活動。四川、甘肅、云南、陜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萬歷之前先后開始種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與這些省份頻繁的經濟往來中，玉米傳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按照晉商的經營習慣，分號與總號之間在人員和貨物上的往來都異常頻繁。另外，我們將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最初傳入地與山西商人的發跡期、最初發跡地做一比較，發現在時間和地域上兩者都相當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對玉米做最早記載的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縣志》，稷山在明代隸屬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國取得顯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萬歷年間（1488—1619年），晉南的蒲州、平陽一帶則是山西商人最初的發跡地，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沈思孝在其《晉錄》、明萬歷進士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都曾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边@兩個事件幾乎是發生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域，為我們的推測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明朝初年開始，山西一直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但同時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遠的州縣，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當地從事耕耘”，[27]這些州縣有隰州、吉州、嵐縣、岢嵐、臨縣、永和、浮山、岳陽等。光緒六年（1880年）刊《續修岢嵐州志序》中提到當地的客民問題：“第山高土瘠，絕少平原，地廣人稀，苦無產殖，土人儉而不勤，業農賈者率多他鄉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隴、川、楚客民錯趾于境，來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繼螟蛉，豈五行有所克制歟？”由此可見，進入到山西的客民來源相當廣泛，河北、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們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穡，善于商賈，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這些客民引種到山西。當然，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這兩種途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總之，明清時期山西人口的頻繁流動對玉米這種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起了決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概況和經濟作用清代山西有關玉米單產的記載極其罕見，根據表二所示民國時期山西玉米的平均畝產量，可推測清末整個山西玉米的單產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麥平均畝產是44.2公斤[28]）。玉米作為逐漸推廣的作物，其種植面積在清代變化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況可以參照民國初年的情況作些粗線條的估計。如表2所示，估計到清朝滅亡時，山西每年至少有150萬畝耕地種植玉米，以40公斤的單產計，清末山西每年可產玉米60000噸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種面積、產量及畝產年代玉米播種面積（萬畝）總產（噸）畝產（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頁。在清代各縣方志中雖然很少見到對玉米產量的記載，但到光緒以后，玉米成為“山農之糧，視其農欠”，[29]“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產亦頗不少，麥后種之，亦為秋糧之一”，[30]可見，玉米以其高產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區的糧食作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晉東南的潞安府，“今潞屬廣植，每炊必需”。[31]民國27年（1938年）《平定縣志》記載了當地玉米的平均年產量，約為183750石，同時還記載了粟的年產為91875石，豆為18375石，高粱為36750石，小麥及其他年產約為36750石。[32]可見，抗戰前夕玉米是平定縣年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到1949年的時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種面積為536.56萬畝，年產量為463950噸，雖然只占到山西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的8%，但在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中卻達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產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麥薯類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2頁。根據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情況來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和推廣對當時糧食的增產是有極大意義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夠適應北方的旱地，種植玉米可擴大耕地面積。山西農田一直以旱地為主，清代旱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5%，約有65400萬畝的荒山荒地尚待開發。[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積從53,285,401畝增至56,609,070畝，[35]增加了300多萬畝，和當時玉米種植的推廣可能有一定的聯系：其次，玉米是一種優異的高產作物，種植玉米可“種一收千，其利甚大”。[36]對處于封建剝削壓榨下的大多數農民來說，通過推廣特別高產的外來農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種更容易提高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傊衩椎耐茝V，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因而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食糧，特別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民食問題的解決。玉米在山西的推廣種植不僅促進了糧食的增產，還間接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玉米本身用途廣泛，既可當糧，又可充作手工業原料，對山西農戶來說，用玉米釀酒和養豬在光緒時期已是極為普遍的事情，“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桿干以供炊，無棄物”。[37]玉米的傳播種植對山西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推動作用遠不止以上所述內容，還需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注釋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產》。

[2]民國18年《翼城縣志》，卷8，《物產》。

[3]山西省農業廳農業志編寫組：《山西方志物產綜錄》，1995年，第39頁。

現今社會經濟發展計劃

一、*年*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

*年,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共*市委的領導下,全市人民以鄧小平理論和“*”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決策為主線,大力實施科教興市主戰略,切實把中央精神與本市實際有機結合起來,保持了國民經濟增長較快、效益較好、活力較強的良好勢頭,促進了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取得新成就,全面完成了市*二次會議確定的各項目標和任務。

*年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主要指標完成情況

(一)綜合經濟實力邁上新臺階

國民經濟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預計全市生產總值達到744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13.5%,年度增量首次突破1000億元。工業增加值增長16.1%;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12.9%,增速為“*”以來最高。二、三產業增幅差距從上年8.1個百分點縮小到2個百分點。

一、新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

(一)不斷加強了組織的規范化管理，逐步確立了建設的思路和規劃

2001年7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相關部門就編制了農村文化場館建設的統一標準，規范了縣、鄉、村三級文化設施，分別達到了自治區建設標準要求;2008年3月又了《自治區關于進一步加強全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管理和活動工作的通知》，要求注重基層農村文化管理，做好鄉鎮文化站評估定級工作。公共文化政策的出臺表明新疆關于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組織管理向規范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建立了激勵和監督機制。近年來，新疆還陸續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使新疆農村文化資源保護及開發管理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例如，2010年7月8日通過了《自治區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保護條例(草案)》;2013年3月30日批準的《吉木薩爾北庭故城遺址保護條例》等。從“十一五”開始，新疆全面系統地制定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規劃，并于2006年12月和2011年10月分別頒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事業發展的第十一個和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圍繞自治區所確定的思路和制定的規劃，各地州縣以及鄉鎮也紛紛制定了反映本地實際的文化建設思路和規劃，普遍提出了富有縣域特色的文化發展戰略，并制定了具體措施。例如，葉城縣、莎車縣的“文化塑縣”戰略，庫車縣的“大文化”建設思路，特克斯縣啟動了“現代文化促進周和促進月”活動等。

(二)組織實施了新疆農村文化建設的各項公共文化服務工程

為了推動全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快速發展，自1994年以來，由國家相關部委倡導或組織實施，在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領導下，由文化廳牽頭，在全疆組織實施了一系列文化建設重點工程。具體包括自治區絲綢之路邊疆文化長廊建設工程、“東風工程”和農家書屋工程、“西新工程”及“2131工程”、“村村通工程”、農村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等。此外，2003年起，國家文化部、財政部等相關部委又實施了“送書下鄉”工程、流動文化車工程;自治區自1996年起實施了新疆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等。截止到2012年，全疆基本達到了縣縣有圖書館、文化館的目標，博物館、紀念館等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農村縣、鄉、村(行政村)三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已基本建成，③全疆14個地、州、市轄下的858個鄉鎮、8932個行政村及300個農林牧漁場已成立了9家農村電影院線公司。截止到2011年4月，全疆100%的行政村通了電話，20戶以上自然村通電話率達到88．3%，行政村、鄉鎮通寬帶率分別達到64%和99%。④截至2010年，全疆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已完成縣級支中心試點和5078個村級基層服務點建設，基本形成以自治區圖書館為中心，以各地州市、縣圖書館為分中心，社區、鄉鎮文化站為基層站點的自治區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網絡平臺。各地、州、縣實施了適合于本地的文化建設工程。例如，昌吉州實施了包括“文化興邊”鄉鎮文化站建設工程和農牧民體育健身工程的“四大惠民工程”;伊犁州的特克斯縣實施了文化傳播工程、文化建設工程、現代文化引領工程;莎車縣實施了文化引領、文化素質提升、文化惠民、文化精品以及文化凈土五大文化建設工程等。⑤

(三)強化和優化文化機構服務職能，堅持開展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農村文化活動

一、*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

*年，我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和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省委九屆六次全會及市第四次黨代會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圍繞“全面推進奔小康，再造一個新汕尾”的奮斗目標，抓好“八大措施”的落實工作，國民經濟呈現出增速加快、效益提高的良好態勢，經濟和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順利實現。

（一）經濟增長加快，產業結構逐步優化。

全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224.02億元，增長16.3％，創10年來的最高增幅。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63.12億元，增長6%；第二產業增加值86.46億元，增長28.4%；第三產業增加值74.44億元，增長12.3%。三次產業結構由2004年的30.3：35.4：34.4調整為28.2：38.6：33.2，全年一、二、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1.2%、63.0%和25.8%。三產穩定發展，一些新興服務業發展較快，運輸、郵電業和批發貿易、旅游、餐飲業、住房消費等發展勢頭較好。

（二）農業經濟穩步發展，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

*年以來，我市繼續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農村稅費改革步伐，千方百計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保證農村穩定，農業穩步發展。全市糧食生產穩定，優質蔬菜、水果、水產品等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生產規模繼續擴大，農業產業化經營有新的發展。農業總產值完成107.9億元，增長6.1%。全年糧食播種面積154.47萬畝，總產量51.7萬噸，同比增長2.8%；水果總產量13.6萬噸，增長7.1%；漁業和牧業繼續發展，總產量分別為56.5萬噸和11.3萬噸，分別增長1.5%和7.1%。水利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防災減災抗災能力進一步加強。解決農村飲水困難工程順利進行。

20*年，全區人民在區委、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以*理論和“*”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圍繞區第三次黨代會和區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確定的目標任務，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著力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各項社會事業協調發展，人民生活持續改善，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卓有成效地推進了金山國民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

一、國民經濟

經濟總量：20*年我區完成國內生產總值（GDP）305.6億元，同比增長20.1%，可比增長18.2%。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9.2億元，同比增長8.2%，可比增長1.0%，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3.0%；第二產業增加值196.9億元，同比增長18.8%，可比增長17.4%，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64.4%，其中工業增加值184.5億元，同比增長19.7%，可比增長18.5%；第三產業增加值99.5億元，同比增長24.1%，可比增長21.7%，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32.6%。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9%，拉動經濟增長了11.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8%，拉動經濟增長了6.9個百分點。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按現行價格）1031.4億元，比上年增長23.5%。

財政收入：20*年，全區財政收入保持適度增長，全年完成財政總收入75.3億元，同比增長13.0%；其中：中央級財政收入39.8億元，同比增長18.6%，市級財政收入12.7億元，同比增長11.1%，區級財政收入22.8億元，同比增長5.5%。

第一產業

20*年，我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三農”工作，農村經濟全面發展，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全區糧食生產面積穩定在30萬畝，種植業生產基本地全部完成無公害產地認證；養殖業基本完成了布局調整、綜合整治的目標，形成奶牛、肉豬、禽、蛋、白山羊的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格局，畜禽規模場全部實現無公害認證，通過驗收的標準化生產基地有44個，畜牧業生產出現了恢復性的增長；水產養殖業效益不斷提高，名特優水產養殖發展迅速，面積達到2.4萬畝，由于價格的因素，漁業生產仍呈增長態勢。全年完成農業總產值（現價）26.6億元，同比增長10.6%。其中：種植業15.5億元，同比增長6.0%；林業0.96億元，同比增長3.4%；牧業6.5億元，同比增長26.1%；漁業3.5億元，同比增長9.2%；農業服務業0.19億元，同比增長5.0%。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業組織化發展穩健。以銀龍蔬菜、大昌雙匯等8家企業化龍頭繼續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農業產業化發展穩健。20*年，全區農業組織化穩步發展，在去年的基礎上新發展合作社8家，總數達83家，主要是糧食、蔬菜、水果等，通過農業產業發展帶動我區農業的發展，從而帶動農民的增收。加快推進經濟薄弱村的發展。20*年，區委、區政府十分重視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尤其重視經濟薄弱村的經濟發展，實施了“政策扶持、資金扶持、人才扶持、項目扶持和掛鉤扶持”五項工作舉措，推進了經濟薄弱村的加快發展。

第三篇轉變政府職能，實現規劃目標

全面完成“*”規劃確定的各項目標和任務，必須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發揮政府對規劃實施的組織、引導和保障作用；必須動員全社會力量，形成全民參與和實施規劃的合力。

第十七章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

堅持執政為民、科學決策、依法行政，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推進政府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創新，提高行政效率，促進政務公開，努力建設憂民所憂、樂民所樂的服務政府，務實高效、廉潔勤政的責任政府，依法行政、公正嚴明的法治政府。

（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按照“強化、轉化、弱化”的要求，在履行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主要運用經濟、法律等手段，通過制定規劃、政策指導、信息以及規范市場準入，引導和調控經濟運行。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保證市場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為市場主體服務，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依法加強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注重加強社會公共政策的研究設計，完善實施機制，妥善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增強維護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加大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公益性事業的投入，逐步縮小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獲得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