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論論文范文10篇

這是我的教育管理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剛剛經過答辯。對非理性教師管理思想的認識與思考摘要：教師是學校教育工作的主體，教師的水準會直接影響學校的辦學質量。正確認識教師的地位，把握新世紀教育管理的特征，更新觀念，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在傳統理性管理的基礎上突出非理性管理思想，應成為現代教師管理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創新。關鍵詞：非理性教師管理認識思考一、問題提出：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一個學校能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合格的人才，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關鍵在教師?！彪S著我國教育改革步伐的日新月異，教育思想的不斷創新與完善，新世紀的教育管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面對新的形勢、新的要求，尋求一條具有時代特點，符合學校實際的發展新思路，提高學校管理的效能，是每一個學校管理者必須面對的而又急需解決的新問題。全國第二屆普通教育委員會理事長陶西平同志指出：“現在多數管理模式都是以泰勒的“目標到達模式”為基準的，這種模式有其優點，對督導、行政管理更為適用，但模式的單一化限制了評價全面功能的發揮。”實踐也證實了原管理帶有較強的行政色彩，許多主觀性、隨意性的管理指標有時難以被評價對象所接受，使管理對象的主觀能動性的調動，其效果將會出現最佳值。鑒于以上認識，我認為：將理性管理與非理性管理、科學管理與人文管理相結合，是實施現代化教師管理的一個創新點和努力方向。只有這樣才能更加順應新世紀教育發展的需要。二、理論認識：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在更新，為管理理論的創新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以“理性主義”為基石的科學管理理論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管理的要求，必須進行一場“管理革命”，非理性主義應運而生?？烧f，非理性主義理論的興起，正是西文管理學取得新進展之一?！胺抢硇浴?，是相對“理性”而言，是指主觀精神世界中與理性相對的范疇，是理性思維所不能理解的、邏輯概念所不能表達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覺、無意識的力量。人際間的磨擦、碰撞、調節、競爭、合作、很多也屬于非理性問題。非理性主義理論認為，管理不僅僅是一個物質技術過程或制度安排，而是和社會文化、人的精神密切相關的；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應當以人為核心，發掘出一種新以活生生的人為重點的、帶有感情色彩的管理模式來取代傳統的純理性模式；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應當重視對情感、宗旨、信念、價值標準、行為標準等“軟”因素的長期培育，從而提高凝聚力和競爭力。三、現實思考：在當前學校管理中，我們就會發現：注重管理的科學化，強調制定完善、嚴密的規章制度，強調定量評價是學校管理共有的特點。可我們更會驚訝地發現，教師的積極性并未隨規章制度的完善而提高。相反，教師心理上負荷越來越大，工作效率并未出現實質性的提高，教師的創造性難以發揮。不少的學校者只重視學校管理中的理性因素，只相信嚴密的組織結構、周密的計劃方案、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明確的責任分工，強調理性而人為地漠視非理性及其非理性教育，因而學校管理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在學校管理實踐中，除了理性、科學之外，還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在發揮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教師、學生變得越來越有“主見”，越來越有“個性”，“自我實現”的傾向正在迅速擴展，因而也越來越難控制。理性的管理只能解決“不可這樣做”，而不能解決“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學校教育和管理囿于科學的目的而忽略了非理性及其教育、管理，在管理目的、過程、內容、方法等方面暴露了許多局限性。這種管理的現狀顯然難于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人才。在當前至未來的學校管理中，非理性管理將成為管理創新的突破口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新的生長點。學校非理性管理應體現出以下的發展特征：第一、樹立“以師為本”的管理思想。1996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提出一份報告，即《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強調要把人作為發展中心，“人既是發展的第一主角，又是發展的終極目標”，這種教育新概念，“應該使每個人都能發展、發揮和加強自己的創造潛力，也應有助于挖掘出隱藏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財富”。在學校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為本”?！耙匀藶楸尽本褪菆猿秩说淖匀粚傩浴⑸鐣傩?、精神屬性的辯證統一，這是我們從事學校管理工作時應當樹立的一種教育管理哲學。在學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師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學校管理應該“教師第一”，在“以人為本”中樹立“以教師為本”的管理思想。這是學校非理性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從學校管理理論來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固然存在著哲學意義上的主客體關系，從而體現為領導和服從的關系，但也決不是“老板”與“下屬”的關系。由于學校管理系統的目的性和層次性的特點，使得學校管理系統內的所有個體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三種管理狀態。教師也具有被管理中更應凸現其管理者的身份，體現出其成為學校的“主人”，而不僅僅是“打工仔”。樹立“以師為本”的思想，其實質就是要重視教師的參與意識和創造意識，使教師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人性得到最完善的發展。“以師為本”就是要讓教師在學校事務中體現出主人翁的地位，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參與學校的管理。這一方面可以激發其主人翁意識和工作責任感，激發其主動精神和創造意識，提高教師的自我價值感，增強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教職工參與學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與可信度，增強認同，使全體教職工對學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歸屬感，使學校與教職工形成一個整體，使每個教職工明確到個人的成長、發展與學校事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提高教職工的自豪感、責任心和使命感。第二、營造一個互相尊重的環境。營造一個互相尊重的環境，這是充分發揮學校非理性管理作用的必要條件。在以權力與服從為主要管理方式的學校理性管理中，教師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動的服從，難于發揮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發揮出創造性。非理性因素對人行為的影響是以共識和情感為基礎的，在這個基礎上營造一個平等、團結、尊重的組織氛圍，這對于主體意識突出的教師們，將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在現代管理中，關心、愛護員工是最起碼的要求，但僅有關心愛護是遠遠不夠的，現代管理中越來越強調對工的尊重?！笆繛橹赫咚馈边@充分強調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強大。對教師的尊重與信任是調動教師積極性的重要因素，“校長的生命在教師之中”，學校領導者要十分明確，領導與教師的關系在學校中，只是分工的不同，每個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和為他人尊重有機融合。因此，學校管理者必須要學會尊重，尊重教師的人格、尊重教師的工作、尊重教師的合理需要。在學校管理中，學校領導要努力營造一個尊重的環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使人與人之間感情融洽，人們心情舒暢，相互發生積極的影響。其次，學校領導要主動與教師交往，做教師的知心朋友；同時也讓教師了解領導的內心世界，彼此溝通理解成為知音。再次，學校領導應給予教師充分的信任，不要事必躬親，重要的是給學校的教師創造了一個和諧、寬松環境。這樣一來，學校中的教師就可以懷著一種快樂的心情的學校工作，從上而下的成員都做自己管好自己，實現學校的自動化管理。第三、具有濃重的文化氣息，積淀深厚的文化底蘊。令人們困惑的問題是，相同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在不同的組織中會有明顯不同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由于組織的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所致。學校管理的實踐也表明，沒有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沒有合理的組織結構，學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學校管理僅有完善的僅有完善的規章制度、合理的組織結構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社會的不斷發展，人被“物化”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其結果是必然導致人的價值的衰退和生存意義的喪失，限制、阻礙甚至破壞了人際的正常交往、溝通和理解，人的主體價值被忽視了，人際的親情、友好互助的平等合作精神被淡化了，人對社會的責任意識和個性的充分發展受到了制約。因此，在學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責任改變這種“物化”現象，而要改變這種現象，就必須對學校管理重新定位，尋求管理上的突破。用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進行管理，形成學校的管理文化是學校管理的新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項文件中指出：“實現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實現發展的搖籃?！睂W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歷史傳統、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等因素，其核心是組織共同的價值觀。學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學校管理中最隱蔽最深層的因素，反映了學校成員的整體精神、共同的價值標準，對于增強學校內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保證學校行為的合理性，推動學校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建立起學校的管理文化，學校管理改革與發展就只能在一種較低的層次徘徊。因此，在學校改革中充滿尊重、理解、溝通、信任等人文精神，營造團結、和諧、奉獻、進取的工作氛圍，建立起寬松、高潔、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園文化，讓學校具有濃重的文化氣息，積淀深厚的文化底蘊，這是學校非理性管理的最高層次。學校管理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民主意識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非理性管理作用將越來越明顯，被管理者自覺性的大大增強。實現“沒有管理的管理”，管理方式由治到不治，由管到不管需要有個過程，既是素質教育的需要，又是21世紀學校管理的主要思想之一。但是非理性管理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管理中注重人性的因素，但同時也存在著忽視甚至排斥科學管理的傾向。因此在現代學校管理中，應該將理性管理與非理性管理結合起來?？梢哉f，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相互融合，將是21世紀學校管理科學發展的主題。參考文獻：（1）韓延明《管理學新論》新華出版社1996年9月（2）梁永豐《學校管理未來發展若干主要趨向》現代教育論叢1998年（3）（3）江月孫趙敏《學校管理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文字對非理性教師管理思想的認識與思考

論文關鍵詞：思想；形成；標準

論文摘要：學術界對思想形成問題爭論的實質是對思想形成的標準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斷思想形成的標準將有助于對思想形成問題的研究。本文闡述了判斷思想的四個標準，并強調應綜合考察這四個標準，不能只強調其中的某一個標準而忽視其他。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時，思想形成的標準是什么，這些問題在思想發展史的研究中歷來是有爭議的。這些問題爭論的實質，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對思想形成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斷思想形成的標準將有助于對以上這些有爭議問題的研究。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標準判斷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部分內容或基本內容的提出和初步闡述為標準

在這一判斷標準中，由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發展程度的認識有所不同，又有幾個不同的意見。有的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為標準，有的以有關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理論的提出和初步闡述為標準，有的以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形成為標準，有的以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形成和政策策略問題的解決為標準。盡管以上各種意見由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發展程度的具體認識不同而使得對判斷思想是否形成的具體標準產生了分歧，但在這些分歧之中卻有它們共同的因素，那就是這些判斷思想是否形成的標準都充分考慮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這一點是合理的。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繼續發展的實踐基礎，思想正是在這個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反過來又指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偉大的實踐，使這個斗爭實踐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因此，判斷判斷思想是否形成，理所當然離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實踐標準。

二、以思想相對完整內容的形成為標準

論文關鍵詞：思想；萌芽；開端

論文摘要：對思想的萌芽時期，學術界基本上看法一致，但對思想萌芽的開端意見不一。關鍵是因為對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認識不同。僅以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程度判斷思想是否萌芽略顯片面，還要結合貫穿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發展過程。據此兩個判斷標準，思想萌茅于1922年1月到4月。

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思想的萌芽時期也不例外。那么，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和終結又該怎樣界定呢?筆者認為，這應該先從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談起。

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到國民革命的失敗這一歷史發展階段是思想的萌芽時期，這一點學術界基本上有了一致的認同。但對思想萌芽時期的開端意見不一，這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思想萌芽的標準所持看法不同。下面筆者將對思想萌芽的標準談一點自己的粗淺看法。

關于判斷思想萌芽的標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種，以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為標準。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大”，開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分析中國的實際，并產生了最初的理論成果，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因此，按照這種觀點，黨的“二大”召開之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制定之時，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產生最初的理論成果之時。所以，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即可視為思想萌芽的開端。

內容摘要：自由與權力的關系，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當今世界許多國家仍為這一問題所困擾。被臺灣學者尊稱為“憲法之父”的張君勱堅信“人權為憲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憲政的過程中，貢獻了許多有益的思想，強調個人與國家俱要并重，政府權力與國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卻有屢屢遷就甚或屈從，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傾向性，每每落得無奈的結局。關鍵詞：自由權力憲政思想演變張君勱從政治學到哲學的轉向，可以說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嶺?！叭チ艘粋€政治國，又來了一個學問國”，張君勱由此開始了他的“學問國”和“政治國”的循環交替的人生。20年代開始的半個世紀以來，他“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不因哲學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學”，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學術方面看，他創辦過政治大學、學海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當過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觀論戰”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發起人，先后有《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明日之中國文化》、《立國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論著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新儒家的重鎮。從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隨梁啟超從事立憲活動，是政聞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組建或參與組建過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參加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并起草過1922年《國事會議憲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前者成為曹錕“賄選憲法”的藍本；后者經過修改后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底本。因此，張君勱也被臺灣學者公認為“憲法之父”。張君勱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位十分復雜而又相當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國年間無論是政治界還是知識界都極負聲譽。作為當代新儒家開創者之一，他始終為中國的民族復興和國家的現代化殫精竭慮，嘔心漓血，積極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張。同時作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憲政主義者，他一生為憲政奔走呼號，以實現憲政為鵠的，不僅起草和促成了“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法，而且一生信仰憲政，研究憲政，鼓吹憲政，“對我國憲政之實現有不可磨滅的功勞”，[①]是“近七十年中，于立憲制憲行憲方面”“貢獻最多之一人”，是“民主憲政方面的南辰北魁。”[②]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許張君勱更適宜做一個學問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不一心一意從事學術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時間用于政治活動，是其不明智之舉，也是其事業的不成功之處。作為一個政治自由主義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缺少根基和生長的本土資源，張君勱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說他的主張在中國始終沒有真正實行過。“對于張君勱說來，‘學問國’的開辟也許正構成了對在‘政治國’中施展抱負所無從規避的種種權謀的牽制，而德性的陶煉對權力意識的羈勒甚至已經注定了一個書生政治家日后的敗績?！盵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個不無書生意氣的政治家被共產黨宣布為最后一名“頭等戰犯”，遭到通緝，成為一個“學問之獨立王國”中探尋儒學復興的海外逋客，開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實際上綜其一生，張君勱于現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對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現代化的貢獻遠大于學術研究的貢獻，他有理想，有勇氣，但卻不諳于權術。一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實行國家憲法與建立有權威的議會，在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熱情、執著，為此奉獻了整個人生?！盵④]“張君勱一生從事民主運動，盡心盡智不記一私名利”，“張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國有一部好憲法，張氏參加議憲，有所貢獻；在張氏，可謂學有所用，在國家，可謂實受其惠”。[⑤]遺憾的是，張氏的憲政思想無疑是失敗的，這當然不是理想的過錯，而是再次印證了在中國憲政的實現從來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貢獻的憲政思想和實踐活動仍然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閃耀著不朽的光輝。一、保障人權：憲政理想的理論支點憲政在西方以保障個人自由、限制政府權力為出發點，是社會、文化自然演進而來的，“是一個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預設用來解決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工具，而是由個人自由出發、衍生而來的一種價值理性。而在中國，憲政是舶來品，是19世紀下半葉先進的知識分子求強求富、救亡圖存的功利性動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備發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結果。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斷裂時代，伴隨著社會經濟秩序的改變特別是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動，引發了新與舊的沖突和無序混亂的社會動蕩，使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肇端的近代中國社會，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巨變”。19世紀的70年代，早期的維新派王韜、鄭觀應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謂洋務運動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強大不僅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體”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層面。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少數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從器物轉向了制度，特別是1904年日俄戰爭后，知識階層認為是日本“立憲的結果”，于是“群信專制政體國不能自強”，“頒布憲法，召集國會，成為社會熱烈的呼聲”。[⑦]可以說近代中國從關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終把目光首先投到了“憲政”上，由生存危機所引發的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最深切的關懷是他們實用地接受西方憲政最為重要的思想動力。[⑧]顯然他們并不清楚，盡管西方憲政的成長過程伴隨著國家的富強和現代化，但是從保障人權的憲政精髓來說，憲政與國家的貧富、民族的強弱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在價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換的。[⑨]他們僅僅以樸素的熱情，抱著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目的，對西方的憲政經驗和學說進行系統的介紹，隨之，中國思想界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立憲思潮。作為立憲派巨子梁啟超的堅定追隨者，張君勱自然也參與其中，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皬埦齽甑牧椫鲝垙乃珜懙谝黄撐摹赌吕占s翰議院政治論》起就不曾發生過任何蛻變，但他的生命格范——它為立憲主張注入并非一成不變的內涵——的貞立卻并不能早于1920年?！盵⑩]但是，20世紀上半葉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憲政概念的理解，大都與民主政治的內涵相聯系甚至等同起來?！白鳛橹袊嗄挈h的領袖之一，陳啟天認為民主政治‘需要一種全國共守的根本法律來確實保障’，這種根本法無論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組織與活動以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稱為憲政’”。[11]在抗戰時期也認為，憲政就是“民主的政治”。這種說法都過于概括而沒有觸及到憲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質內涵。當然也有人洞察到憲政與民主政治的微妙差異。張君勱認為我們要學習西方，而西方國家進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標志就是行憲政。他注意到了“歐洲民族建國運動”這一歷史進程，指出“研究歐洲歷史者，看見德意民族建國之完成，以為只須有民族主義，便可達到建國之目的；須知民族主義，不過建國之一方面，其余則有待于政治組織之改善”。[12]他對憲政的理解可謂深邃而獨到，認為“人權為憲政基本”，[13]人權“即所以保障全國人民之權利，就是說凡稱為人都應有同樣的權利，不能說你參加革命，便享有人權，而不參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權。因為革命的工作是要確立人權，而非限制人權”。張君勱崇尚理性與和平，認為人應當有理性，政治應當是理性的產物。沒有理性，就沒有寬容、妥協的氣度和公開批評的精神。相反，只有寬容和忍讓，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漸進。他認為，民主憲政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他反對激進主義革命，而更為醉心于漸進式的改良。張君勱不僅備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斷參考和借鑒蘇俄等國的現實經驗，以豐富他的社會改造理論，對于中國問題癥結之所在，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的沖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擺在張君勱面前的往往不只是個人自由的價值訴求，在這之上更有國家民族的利益目標。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勢的需要，隨意抽取自由主義的內容雜糅進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變更之處頗多。可以說，張君勱的憲政思想總體而言，學理性略顯不足，邏輯也不夠嚴密，以現實需要為旨趣而使之顯的工具性顯著。因此，他的憲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現出一個似乎斷裂的前后演變過程。這一過程也反映了他對自由與權力的認識隨著社會情勢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二、理性政治：自由主義憲政的哲學思維張君勱曾聲稱，他的哲學思想是德國的，政治思想是英國的。所謂政治思想是英國的，主要是他在成長過程中接受了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影響，他對洛克、密爾有細致的研究，尤其對二十世紀初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拉斯基的學說十分推崇，曾翻譯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書。英國是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最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關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權的理論，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領域中的堡壘，打破了專制主義的絕對權威，從而奠定了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進而從美國的《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到法國《人權宣言》將自由主義的原則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進行了公開的宣揚和表達，并與孟德斯鳩的自由與分權思想一起，把自由主義思想的光輝影射到了整個西方，成為反對專制獨裁統治的有力武器。張君勱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便是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密爾《代議政治論》（又譯為《代議制研究》）一書的摘譯，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主張維護個人自由和個性發展，反對國家壓迫，保證政治自由；反對社會習俗和輿論的奴役，維護個人在社會中的自由。張君勱翻譯的文章試圖為梁啟超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立憲派的立憲主張提供理論依據，進而反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這一篇文章對張君勱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使他初步確立起關于中國政治改革的價值趨向，成為他最終的理想目標。[14]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爾等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的影響，20年代初時值北洋軍閥連年混戰、“武力政治”泛濫之際，張君勱就系統闡發了其主張“理性政治”，反對“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張。他在一篇題為《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對數千年中國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異同做了比較后認為，中國專制，西方民治；中國無憲法，西方有憲法；中國無個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個人自由之保障。并把這些差異的原因歸咎于“吾以武力解決，而彼則理性解決是已”[15]。他分析說，數千年來中國的朝代更換，無一不是最后憑武力解決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國常以一人為主，而以國民為其奴隸。理性解決則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筆墨，即通過宣傳自己的主張以爭取國民的同情和支持。要使中國不重蹈幾千年來治亂循環的覆轍，使民主制度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來，就必須改變“天下是打出來的”這種傳統的社會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國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個人心靈、意志的自由。這種以個人心靈、意志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才夠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國政治的運作應以承認和尊重個人的自由為前提，“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認人之人格、個人之自由為旨歸”，一切蔑視他人之人格、剝奪他人自由之舉，都應在排斥之列。[16]張君勱以人性論作為“理性政治”主張的立論基礎，從抽象的人性出發來觀察現實的政治，他認為“政治與人性有不可分離的關系”，[17]人類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個人心靈、意志的自由。他說：“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為政策，為法律?！盵18]他認為只有實現了個人心靈、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與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見而非以人為主，人與人的關系才會平等，“決無所謂操縱與網羅”，亦無“利誘威迫于其間”。他認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條件是建立一個理想的政黨，這個政黨不是用來進行議會斗爭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階級和黨派團體或者某一個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國以來為國民所深惡痛絕的“營私逐利”的政黨不同的而以政見主義相結合的“國民政治教育機關”，國民政治知識的發展是政黨“惟一根本”，增長國民政治知識是理想政黨的“第一要義”。張君勱所主張的“理性政治”實際上是國家民族的危亡興衰置于第一要詣。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對個人自由的忽視和放棄，在他的思想中國家民族的富強與危亡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并力求保持調和的狀態。張始終認為民國并未真正實行民主，而民主政治是唯一之途。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一直沒有動搖，“初未嘗因蘇俄共產主義獲勝而稍變，更未嘗因法西斯主義之成功而躊躇”，真可謂“三十年如一日”。正是在“理性政治”觀念的指引下，張試圖精心設計一個中國未來的國家藍圖，這個藍圖中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成為了價值追求的目標。作為一個徘徊于政治與學問之間的人，張君勱非常希望其政治理想能夠作用于中國的政治現實，這使得其理想有時不得不遷就或者與政治現實亦步亦趨。然而，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黨治”政府，張君勱沒有附和對新政府的普遍的歡迎感情，反而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國民黨的，主張實行民主政治。為避免遭受國民黨政治迫害，不得不第三次悠游德國，直到1931年才回到北平。三、權力傾向：自由主義憲政的無奈選擇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意大利墨索里尼和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的上臺引發了30、40年代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西歐的民主政治確立以來，個人的能量得到極大的釋放，經濟以前所未有的態勢突飛猛漲，創造了令馬克思稱羨的超過幾個世紀的財富。但是由于生產和流通領域所累積的矛盾日益突出，終于爆發了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為了應付這場經濟危機所引發的階級和民族矛盾，各國紛紛加強了政府權力，使不少人對傳統的議會民主政治產生了懷疑，而出現了一股肯定新式獨裁專制政治的思潮。張君勱對此不無關注與思考，他對移植西方議會政治制度也一度充滿了困惑，但是他對西方代議制的診斷是“過于自由”，“法國革命以來，歐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忽權力，如議會政治下，各黨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結社自由，因而工人挾工會以聯合罷工。此皆自由權行使過乎其度，所以有今日法西斯主義之反動?！盵19]他雖然反對獨裁政治，但認為“我們國家處在生死存亡之際，自然不能象19世紀之歐洲，專門側重于政府權力之限制一點，須得顧到國家全體之利益。”[20]在非常時期為了集中全國人民的心力以應對危機，加強政府權力是必要的。相對與歐洲各國，中國的情況更為嚴重。這樣，他斷然改變了原來的初衷，認為“吾國昔日雖未嘗行真正議會政治，然由其分派之多，傾軋之久言之，其不適于今后之中國?！盵21]其次，這場經濟危機還引發了日本為轉移本國的壓力所發動的侵華戰爭。許多知識分子如丁文江等人基于國外新式獨裁政治思潮迅速作出回應，把日本的侵華戰爭歸因于中國的不統一。他們相信如果中國統一，日本決不敢輕舉妄動，而中國要統一并順利度過民族危機，就必須立即實行新式獨裁。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人則堅持認為，民主政治在價值上優于獨裁政治，中國只能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傳統的議會民主政治。張君勱也參加了這場“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他提出了所謂“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認為要比較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價值，首先要確立一個比較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一個國家如何才能立國。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要立國必須做到以下三條：“第一，國家政事貴乎敏活切實；第二，社會確立平等基礎；第三，個人保持個性自由?！盵22]依據這一標準，他認為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各有利弊。英國的傳統議會政治雖然民主，卻是一種“以辯論為法門的政治”，不免流于空談和意見的分散，影響了國家效率；德國的獨裁政策一貫，國力增強，但是卻犧牲了言論、結社、思想以及個性發展的自由，必然導致專制。基于對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的上述比較，張君勱認為民主國家多自由，獨裁國家多權力，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應求得平衡”。由此，他提出了“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的主張，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既與獨裁政治不同，也與傳統的民主政治有別的旨在調和政府權力與個人自由的一種方案。[23]張君勱依據英國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觀點，認為“一國之主要成分不外乎三，曰個人、曰社會、曰國家”。國家（政府）應握有權力，個人應享有自由，社會應維持應公道。[24]“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調和個人、社會、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于政府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間求一種調和方案”。然而，“側重自由者，各個人之自由伸張，而忽視國家權力；側重權力者，政府之行為敏活切實，而個人之個性毀滅。”兩者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就是要以民主政治為基礎，取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政治。在他看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之所以各有長短，在于沒有很好的劃分權力與自由的范圍。他認為，作為一個國家，“一、國家行政貴乎統一與敏捷，尤須有繼續性，故權力為不可缺少之要素；二、一國之健全與否，視其各分子能否自由發展，而自由發展中最精密部分，則為思想與創造之能力，所以自由發展亦為立國不可缺少之要素?！盵25]權力和自由的范圍是：“（1）行政貴乎捷速與號令統一，鼓應以之屬之于國家權力。（2）思想與創作的工作，出于心靈之思索與修養，故應以之劃入自由的范圍?！盵26]權力和自由只要劃分適當，就既可得一敏捷之政府，又可保障個人之自由，二者之間完全可以兼容并存。他也相信，以此劃定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的范圍，必定會建立起一種在原則上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緊急時刻能夠立即集中全民意志與力量的制度。他主張中國在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時，就既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出現的獨裁國家那樣，一味地強調政府權力，而忽視人民自由；也不能像18、19世紀的歐洲民主國家那樣，一味地強調個人自由，而忽視政府權力，使政府各方之間相互掣肘，難以敏捷。而應當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求到一種平衡”，“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發展之個人”。在張君勱看來，“一個國家對于自由與權力，仿佛人之兩足，車之兩輪，缺一即不能運用自如”。并且他也相信“此即立國之要義。從這觀點來說，中國民主政治之一線光明，即在自由與權力平衡之中?！盵27]在論及如何保障自由與權力的平衡時，張君勱認為，“政權務求其統一，行政務求其集中，而社會務使其自由，思想務聽其解放”。[28]具體來說，就是要保證人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參與政府的權利以及思想、言論與結社的自由。同時要保證權力的集中統一，防止政出多門，以提高行政效率。張君勱認為依據上述構想分配權利與組建政府，就能夠使自由與權力“兩得其平”，體現對個人自由與權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也穩固和加強了政府的行政權力，“政府不因議會而動搖，議會不因其權力過渡而減之”，它在原則上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盡管張君勱相信自由與權力任何一方的濫用，對于尚在醞釀“立國之道”的中國都可能遭致兩敗懼挫的后果，并且為自由與權力劃分了大致界限。但是，面對當時日益嚴重的民族存亡的危機，仍然試圖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求取一種相宜于時勢的和諧。張君勱進一步指出，自由和權力的輕重，應當看時代而定，“得依它的環境情勢與時代要求而設法變化之，以得適應”，[29]“吾民族之在今日，正為存亡絕續之交，其不應以個人駕國家而上之，有斷然也。”[30]“及至國難臨頭，尤貴乎事權之統一與執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權力托之于戰時政府?！盵31]在民族生存權受到威脅的境況下，“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明顯偏重于政府權力一方?！凹纫懦щy，一切政策應向此目標進行，自然一切權力應集中于政府之手，讓政府放手去做，用不著像十九世紀議會可以多方牽制政府”。[32]他根據自己所定的立國原則，對西方民主政治進行了修正，并提出了11條方案，其實質是通過組織舉國一致之政府，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加入內閣，以打破國民黨的局面；通過限制立法權，加強行政權以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起強有力的政府，突出國家地位應對民族危機。這樣就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內最大限度的滿足了權力擴張的要求，所以張君勱不無得意的聲稱“獨裁政治的長處已吸收在十一條之中了”。[33]張君勱為了克服19世紀議會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權力”的弊病，將擬定的十一條方案的重點放在了“議會政治流弊之矯正”上。或許張君勱太看重政府權力的重要性了，太過于相信執政者的個人理性，同時他又急于試圖在短期內找到國家擺脫民族危機，實現國家復興的道路。他當然明白政府行政權力的集中和膨脹，勢必對個人自由的發展造成威脅，但是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條道路。因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實行政府權力的集中，個人自由才能得以保留，在其理性國家的價值排序上，個人自由在國家危機和民族存亡面前只能一退再退。在他所精心設計的政治藍圖上，試圖達到的權力與自由的平衡最終演變為權力壓倒自由的尷尬。盡管張君勱主觀上確實希望把中國政治引上合乎資產階級利益的軌道，但面隊現實，他卻又無能為力，從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張大打折扣。然而倡導權力逐一的結果，并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機，于是到30年代末40年代，他又再次重新舉起了自由主義的旗幟，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權力一端的砝碼，并隨著對自由的再度重視逐漸恢復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四、自由優先：自由主義憲政的理性回歸20世紀30年代，在民族危亡、德意日法西斯猖獗、西方民主政治式微和國家干涉主義盛行的國內外環境中，張君勱等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得不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對個人自由的呼吁和關注顯得十分微弱?！叭藱噙\動在此次大戰以前，我們的政治思想中，始終沒有成為重要的因素。”[34]在進入40年代后，鑒于國民黨對人民各種自由權利的肆意剝奪和踐踏，特別是對包括張君勱本人在內的各中間黨派領導人和民主愛國人士的打擊迫害，[35]他們痛定思痛，清楚地意識到“用磕頭的辦法，無論如何是磕不出民主來的”，[36]惟有力爭，才能得到真正的憲政。正是由于飽受人身、思想、言論、出版、結社不自由的痛苦，他們把人身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稱謂三大基本人權。作為人類尊嚴最重要體現的基本權利，國家權力不得侵犯。因此，張君勱不斷地著文，開始大力呼吁保障基本人權，為民主憲政搖旗吶喊。他認為18、19世紀歐美那段爭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權運動史，“值得加以研究，重新認識，再來提倡一番”，因為“人權運動實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37]1944年1月3日至5日，張君勱在成都《新中國日報》上發表了《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人身自由、結社集會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著名文章。文章中他批評國民黨政權無“尊重人民權利之習慣”，而“人身、結社集會、言論自由三項為人民基本權利之重且大者”，對這三項權利的保障問題“不宜待諸憲法頒布之后，而應著手于憲法未頒布之前”，[38]他強調“有憲法無人權，不能算是憲政，先有人權的保障，然后才有憲法”。[39]時論也認為：“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必須以此三項為重要的標識”。[40]1、關于人身自由。張君勱指出，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人民只有在違法的情況下才能予以拘捕。國民政府要保證人民不致遭受非法的秘密拘捕、審判和處決。但今日之中國，人民的人身自由權利沒有任何保障，政府可以“任意蹂躪人民的人身自由”，“實非國家前途之?！?。2、關于結社集會自由。他認為“政黨是多數人的集合體，也就是所謂集會結社。凡民主國家，人民都必享有集會結社自由之權”。[41]他特別強調給人民結社集會自由的積極意義，認為正是結社集會的自由給人民各抒己見的機會，也便于養成民間領導政治人才，使其發表負責的言論。他指出，近代歐洲各國的法律對于人民之結社集會，只要“不以擾亂治安為目的，不以抵觸刑法為目的”，應當允許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政府不應干涉。并且對于“結社集會之合法與否，由法庭判決”。3、關于言論出版自由。他指出，言論出版之自由與人身自由、結社集會自由一樣，也是民主憲政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之則為民治，無之則為專制。他認為，“茍人民無言論自由，則學術上無進步，政治上無改良之途徑矣”，反之，“倘許多人發猖狂無忌之言，則治安混亂而法紀蕩然矣”。張君勱要求盡早廢除目前的事前監督制度，經立法院議決，制定一部新的出版法，使人民“養成守法之習慣”，且“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如有逾越范圍之言論，政府自可于事后禁止其發行。”[42]為了進一步喚起國人對人權的關注與重視，1944年年初之后，張君勱又相繼發表了《英國大憲章提要》、《現代憲政之背景》、《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等系列文章，反復強調三項自由“為人民基本權利問題”，是“現代憲政”的基本條件，也是“世界潮流與民意所向”，順之“則國本安定；反之，則國本不定”。[43]為民主憲政運動提供理論依據和智力支持。他指出，在歐洲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的發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不竭動力。人權運動起于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就其實質而言，它是對專制王權與貴族的反抗，其理論依據是社會契約論，即謂“政府權力，不得超出人民同意范圍之外”，其職責是保障和發展人民的利益。正是基于社會契約論思想的解說和研究，法美的人權思想家直接催生了著名的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91年法國的《人權宣言》。19世紀以后，歷史學派和功利主義的興起，社會契約論被人們扔進了歷史的紙簍。但是人權思想卻并沒有被一同拋棄，反而相比更萌生出勃勃生機，更加深入人心，各國憲法無不列人權一章。對此張君勱的解釋是，“社會契約說雖不必與歷史上之事實相符，然而立國之正當理由殆無一而能逃出于社會契約與人權學說之范圍外者”。[44]同時他也注意到，19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人權不但沒有得到保障，相反卻遭到無情的蹂躪和摧殘。他說“蘇俄之剝奪人民自由，乃所以實現其社會主義之大理想，故在同情于民主與自由之人，未嘗不予以諒解，其后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義變本加厲，而后西歐數百年之人權保障與民主政治，掃地盡矣?！盵45]他對世界人權運動遭遇挫折的原因分析也顯示了思想的敏銳和深刻，認為之所以出現人權被蹂躪和摧殘的逆流，起于三個方面：“一曰起于政治，二曰起于經濟，三曰起于國際?！盵46]政治上專制政權的建立，經濟上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剝奪，國際上列強對弱國的掠奪是人權保障有名無實的根本原因。張君勱還為此開具了醫治的藥方和應對之策，他認為要遏止這種惡劣現象，“一曰民主政治之強化，二曰社會主義之實現，三曰國際和平組織之確立”。[47]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擺在中國各政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問題。張君勱先后發表了《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民主與反民主》等文章，并從哲學的高度對民主政治做了理論上的闡述。他認為所謂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嚴、天賦人權之說，來推翻當時的專制政治，建設合于人類尊嚴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個人自由和社會公道。而且相比而言，前者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懊裰鹘o人民種種基本的自由權利，這些基本的自由權利是不容移讓的，也就是人權。”人權是民主的根本，“離開了人權，沒有人權的保障，就不是民主”。[48]從以上的論述不難發現，在抗戰勝利之際，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已經得到解決，與國際新人權運動相適應，張君勱盡管在自由與權力的關系上仍然持平衡論，但是由于先后的環境、時代不同，他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已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30年代，基于國內外的形勢的影響，在強調“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前提下，他根據抗戰爆發后的國際國內局勢，主張“修正的民主政治”，而其實質就是為了求得自由與權力的平衡，使傳統的民主政治向新式的獨裁政治的方向修正，所以他特別強調“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實行，及至戰時人民自然感覺權力集中之必要”，結果造成了事實上自由與權力的失衡。而及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意等法西斯民主國家對人權的世界性踐踏使張君勱深感震驚，當法西斯民主國家相繼被打敗，宣告了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破產和傳統民主政治的勝利時，他又不由自主地開始了對新式獨裁統治和傳統民主政治價值的在思考。加之他對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有著深刻的切身感受，他認識到在中國缺少的不是政府的行政權力，而是人民的自由，是人民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是民主政治的原則和操作程序。五、結語“人權為憲政之基本”，對于一生追求自由與權力的平衡，追求民主憲政的張君勱來說，他的思想和主張中似乎存在太多的主觀主義和理想情緒化的成分，在民國政治的現實面前，他的憲政理想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潮，歷史也沒有給他這樣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宏大抱負。不僅如此，其理想的憲政追求在殘酷的社會現實和國家民族多劫難的命運面前還屢遭打擊，而正是出于對民族國家前途的思考，他的憲政理想才屢屢遷就或者屈從現實，不斷進行修正。所以，我們無從也無意指責他具有流變特質的人權思想，對于他的種種主張只能將它嵌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分析。盡管歷史沒有給他的人權主張提供足夠的實踐空間，但是這些觀點主張對于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和人權觀念的塑造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示和永恒的價值，也許會歷久而彌香。[①][臺]李日章：《張君勱思想綱要》，載《現代中國思想家》之六，第178頁。[②]《紀念張君勱先生百年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5頁。[③]黃克劍主編：《張君勱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④][美]紀文勛：《現代中國的思想沖突——民主主義與權威主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38頁。[⑤]儲安平：《儲安平文集》（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6頁、73頁。[⑥]杜維明著：《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⑦]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95頁。[⑧]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3頁。[⑨]憲政與富強在價值上是有沖突的。如果憲政意味著保護個性的發展，那么國家富強首先要求的是個人對國家的貢獻或者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個人應為國家民族所承擔的責任。一個國家為了富強而犧牲了個人的自由，這本身就不符合憲政的價值規范。參見王人博：《憲政的中國之道》，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⑩]黃克劍主編：《張君勱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11]石畢凡著：《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潮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頁。[12]呂希晨：《精神自由與民族文化——張君勱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頁。[13]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3頁。我國也有其他學者在憲政和民主之間劃分出一條界限，認為：憲政與民主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民主涉及的是權力的歸屬，憲政涉及的是對權力的限制。參見劉軍寧：《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3頁。[14]當然張君勱畢竟是中國的新儒學代表的重鎮，他的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的或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在各種思想中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或者說，儒家思想是他思想的主要來源。[15]張君勱：《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號，1921年。[16]張君勱：《政治學之改造》，《東方雜志》第21卷第1號，1924年。[17]張君勱：《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第4卷第3號，1921年。[18]張君勱：《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改造》第4卷第2號，1921年。[19]張君勱：《立國之道》，廣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50頁。[20]張君勱：《立國之道》，廣西桂林出版社年版，第98頁。[21]張君勱：《立國之道》，廣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頁。[22]張君勱：《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23]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張君勱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提出之時，“民主與獨裁”的討論（1933年——1935年）尚未發生。該主張最早是其在《我們所要說的話》中提出來的，后來在《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法治與獨裁》等文章，尤其是在《立國之道》一書中，又對它做了進一步闡述。[24]由于“社會應維持公道”涉及經濟內容甚多且與本主題無關，在此不加討論。[25]張君勱：《立國之道》，廣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49頁。[26]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第2卷。[27]張君勱：《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28]張君勱：《立國之道》，廣西桂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98頁。[29]張君勱：《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30]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第1卷第2期。[31]《中國社會》，檔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頁。[32]張君勱：《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3]張君勱：《民主獨裁之外之第三種政治》，《再生》第3卷第2期，1934年。[34]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23頁。[35]1941年張君勱“促進民治”的政治熱情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不滿。12月，張君勱因昆明西南聯大學生抗議香港淪陷時，孔祥熙家人用飛機運送“洋狗事件”而被指控為幕后指使人。1942年，國民黨方面又誣稱張君勱領取德國納粹的津貼，為希特勒收集情報。同時，下令查封了他主持的大理民族文化書院。他本人也因此被困居于重慶南按的汪山達兩年之久。[36]《新華日報》1944年9月6日。[37]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3頁。[38]《新中國日報》1944年1月3日。[39]《新華日報》1944年1月4日。[40]《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保障》（社論），《新華日報》1944年2月1日。[41]張君勱：《民主社會黨的任務》，載《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頁。[42]張君勱：《人民基本權利三項之保障》，成都《新中國日報》1944年1月3日——5日。[43]《東方雜志》第40卷第7號，1944年4月15日。[44]張君勱：《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民憲》第1卷第9期，1944年。[45]張君勱：《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民憲》第1卷第9期，1944年。[46]張君勱：《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民憲》第1卷第9期，1944年。[47]張君勱：《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民憲》第1卷第9期，1944年。[48]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時期黨派社團檔案史料叢稿－－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3頁。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中的有一些重要理論觀點被我們長期忽視。而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卻是十分重要的?；蛘哒f，也許只有在今天，這些重要思想才會得到正確的理解。

一、對“粗陋的共產主義”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粗陋的平均主義”和“粗陋的共產主義”給予了嚴歷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隨著這些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因為“這種文獻倡導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0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過程，任何不顧客觀條件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和有害的，是對歷史的反動。《宣言》批評空想社會主義者是一些“體系的發明家”，他們“不可能看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只能人為地去“創造這些條件”（同上）。這就使得空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陷入了非常荒謬的境地。馬克思批評他們說：“社會的活動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來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要由幻想的條件代替，無產階級的逐步組織成為階級要由一種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來代替。在他們看來，今后的世界歷史不過是宣傳和實施他們的社會計劃?！保ㄍ蠒?，第303頁）馬克思退一步指出，雖然這些空想社會主義體系的發明者和“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信徒總是組成一些反動的宗派。這些信徒無視無產階級的歷史進程，還是死守著老師們的舊觀點……他們逐漸地墮入到上述反動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狂熱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會科學的奇功異效?！保ㄍ蠒?，第305頁）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僅有這種粗陋的平均主義的提法，而且還有批判“粗陋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對粗陋的共產主義的批判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一個典型的表述。馬克思寫道：

“這種共產主義，由于到處否定人的個性，只不過是私有財產的徹底的表現，私有財產就是這種否定。普遍的和作為權力形成起來的忌妒，是貪欲所采取的并且僅僅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滿足自己的隱蔽形式。一切私有財產，就它本身來說，至少都對較富裕的私有財產懷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這種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構成競爭的本質。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過是這種忌妒和這種從想象的最低限度出發的平均化的頂點。它具有一個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沒有需要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恰恰證明私有財產的這種揚棄決不是真正的占有?！保R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75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強調的是，共產主義制度和公有制不是一種主觀任意的發明創造，而是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高度發展的結果。如果只是依靠宣傳機器的推動從而實施一種主觀構造的制度設想，就會違背歷史的自然規律，成為一種粗陋的共產主義。不難看出，我們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個思想長期缺乏研究和重視，從而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走了彎路。

繼承和發展，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德育工作實踐的根本指導思想。研究鄧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對于我們以鄧小平德育思想為指導，做好新時期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這就意味著它具有相對獨立于第一次飛躍理論成果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勝利前進。鄧小平德育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特征。鄧小平德育思想內容豐富、系統、深刻，構成了一個適合中國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具有時代特征的比較完整的德育思想體系。鄧小平緊密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闡明了現階段重要的德育理論和德育實踐問題，為繼承、豐富和發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貢獻。鄧小平德育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有力保證，奠定了培養跨世紀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質的堅實基礎。鄧小平德育思想來自實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對于我們認識新時期德育工作的戰略地位，堅持正確的德育工作指導方針，發揮德育工作的服務、導向和保證作用，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新時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鄧小平德育思想是對德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歷來重視德育工作，馬克思、列寧、的德育思想為鄧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從他們早期的革命活動開始，就傾心于工人運動的宣傳鼓動工作，十分重視對青年的關心教育。馬克思指出：“最先進的工人完全了解，他們階級的未來，從而也是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于正在成長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歷史性和階級性、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的論述，關于人的社會本質、社會道德在個體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論述，關于根據未來社會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為一種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等，都是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強調青年學生要把培養共產主義世界觀當做首要任務，指出：“為鞏固和完成共產主義事業而斗爭，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訓練和學習的基礎?！盵2]列寧從建設共產主義的高度，論述了培養一代新人的任務、內容和途徑，闡明了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長中的地位作用，開創了無產階級執政黨德育工作的實踐。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有關于德育的論述，諸如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環節；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要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要引導青年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成長，德智體全面發展等等。對德育理論和實踐的許多精辟論述，成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黨性和實踐性。

中國共產黨在艱難曲折中走過了80年，跨入了新世紀。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史、探索史、發展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在中國得到極大豐富和發展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思想作為歷史的源頭，占有極其重要的一頁。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起點。但這并不是說，適合中國情況、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就由此產生了。從這時起，中國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并試圖從理論上闡發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書本上的，也不是理論推導出來的，而是從中國革命的現實實踐中提出來的。中國革命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統一戰線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致力于工人運動，興起了1922-1923年的中國工人運動高潮。這場運動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中國革命只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次合作，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國民黨左派一度掌握了統一戰線的主導權。然而，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既不懂得抓領導權，也不懂得抓軍權，而是一味地埋頭發動民眾，結果在強大的右派勢力舉起殺人屠刀的時候，無力挽回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血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刻骨銘心。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遇到的又一個問題。首先提出的是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打的是國民黨的旗子。八七會議后，響亮地提出要打共產黨的旗子[1]，并在攻打瀏陽失利后，開創了向井岡山進軍、建立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道路。從此，始終站在了對中國革命特殊規律的偉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前列。到農村實行武裝割據，是一種臨時的退卻行為，還是一條新的革命發展道路？中國革命到底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武裝斗爭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開辟的道路，一開始并沒有被中央所承認，他還為此受到過處分。但他沒有氣餒，而是認真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從理論上初步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探索中國革命特殊規律，就不能照搬書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膽進行理論創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對中國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為了糾正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傾向，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他后來回憶說：“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2]文章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3]這篇文章篇幅不長，卻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著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的思想，成為后來被概括為思想活的靈魂的雛形。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在農村，斗爭的主要形式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戰爭，主力軍和同盟者是農民階級，這就提出一個的課題：如何在小生產者的大海里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尤其強調從思想上建黨，黨員不但要從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從思想上入黨，注意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糾正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把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戰士。他還強調保證黨對革命軍隊的絕對領導，絕對不允許槍指揮黨。在長期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這都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獨創。土地革命后期，中國的社會矛盾面臨一場大變動。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再一次提出了統一戰線這個中國革命的根本性課題。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中國式的統一戰線理論的成功實踐。中國共產黨不但有了堅持統一戰線內部的獨立自主和領導權的總方針，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方針?？谷諔馉帟r期，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主要是通過實行什么樣的抗戰路線來實現的。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隨后，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闡明持久戰的總方針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科學地預測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軍事路線的解決和政治路線的確立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兩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起，成為最重要的軍事著作，標志著軍事思想的成熟。這樣，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別是抗日戰爭前期，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基本成熟，解決了這三個基本問題，就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標志著思想從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第一次從理論上對這三大法寶作出科學的概括和總結的，是作于1939年10月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是不斷克服“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教條主義錯誤的過程。在從土地革命向抗日戰爭的轉變時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這兩篇重要著作，奠定了哲學思想的基礎?？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以后，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又接連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演講，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達到整頓作風、提高領導水平的目的。通過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確定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24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至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一次飛躍，產生了第一個理論成果。二、建國后思想的理論創新思想在建國后究竟有沒有發展？有。不僅有發展，而且有重大發展。建國以后，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如何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傳統的道路是蘇聯式的，就是通過工廠和土地的國有化，一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開創了通過農業合作化和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舉過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單一國有制，而是形成國營經濟、公私合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956年起，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時，蘇聯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論十大關系》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講話的核心是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前幾年的初步經驗，從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帶普遍性的問題中概括出十大關系，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它為科學制定八大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社會，但大量的已經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當時黨內許多人還不懂得這個道理，習慣用戰爭年代對付敵我矛盾的辦法來處理社會矛盾，結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提出了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突出地提了出來。這一新學說，從理論上提出和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對中共八大路線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這些都是思想在建國后的新發展。此外，在執政黨建設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在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方面，在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樹。思想在建國以后的理論創新，主要有哪些呢？第一，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鞏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創造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經濟條件。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道路。這條新道路是：通過以國家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物質基礎。對個體農業，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走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逐步過渡的道路。對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類似的方法。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終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與此同時，開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任務。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從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要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社會主義社會，要善于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認識和處理各種復雜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的矛盾。在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調動國內國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始終把農民和農業問題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在經濟建設上，要堅持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化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還要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等各種關系，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在政治建設上，要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加強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義；實行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科學文化建設上，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三，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共產黨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派結成統一戰線，吸收他們參加人民民主政權。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堅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的同時，鼓勵和幫助他們過好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關，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具有廣泛的政治基礎。政治協商會議是統一戰線的主要組織形式。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各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爭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第四，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又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是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要牢固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文化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建設，要面向現實，繼承中國優秀文化遺產，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中的長處，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要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知識分子要在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逐步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第五，關于執政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執政黨建設成為黨的建設的中心內容。告誡全黨，在革命勝利以后，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嚴懲貪污腐敗分子。同時，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圖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優良的傳統和作風，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實行自我批評等三大作風。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具有長遠的和普遍的意義。第六，關于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戰爭與和平問題，作過精辟的論述。他根據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先后提出關于“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他認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和爭奪，是戰后國際局勢的基本格局，真正決定世界發展方向的是亞非拉廣大不發達國家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這是制止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不在任何地方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獨立自主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維護世界和平，為中國國內建設創造和平的外部環境，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要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損害別國主權的政治條件。同時，又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中國共產黨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地選擇本國道路的權利；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人，也決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自己。在國際斗爭中，既要保持原則的堅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靈活性；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要妥善處理國際上的各種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敵對勢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開國門，盡可能地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毋庸諱言，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后的探索中有過失誤，本人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概括起來，就是用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代替了實事求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代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錯當成敵我矛盾，用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代替了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最終釀成了“”十年動亂。這些都是嚴重偏離和違背思想科學軌道的后果?；仡櫵枷胄纬砂l展的過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創始人并沒有追求百科全書式的理論體系，更沒有作書齋式的邏輯推導。理論創造的起點，不是從書齋里得來的，而是從實踐中得來的；不是理論推導決定著理論發生、發展的全過程，起這種決定作用的力量始終是實踐，是黨和人民大眾的革命實踐。第二，理論完善的標志，不僅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備的理論形態，歸根結底取決于理論同實踐的結合，取決于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較完善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實踐的深入與發展，推動著理論不斷完善。第三，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必須同時具有理論的和實踐的雙重品格，必須同時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教條主義的傾向，偏重于理論品格而輕視實踐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論來束縛實踐。另一種是實用主義，偏重于實踐的眼前的直接結果，而輕視長遠的影響和理論指導，甚至用對物質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來取代對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這些，正是等老一代革命家在進行理論創新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重要特征，對于我們今天進行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三、思想與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中國已經進入21世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已經出現過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即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新的世紀，中國共產黨還需要繼續進行理論創新。不進行理論創新，黨就沒有了活力，就會喪失生命力。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會喪失根本。理論創新和不能喪失根本，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那么，在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中，思想還有哪些重要的指導意義呢？第一，思想的活的靈魂，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哲學基礎。有人問：鄧小平理論有沒有哲學基礎？有。這就是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實際上，對“活的靈魂”，生前并沒有作出這樣的概括。對思想的核心內核作出這樣高度概括的，正是鄧小平。我們在談到鄧小平理論和思想一脈相承的關系的時候，除了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這個主脈以外，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哲學基礎，就是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和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高度統一，一脈相承。鄧小平理論不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思想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學說，而且還直接繼承并堅持了思想的哲學思想，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它更加深刻的內涵。第二，思想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實踐基礎。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盡管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現代化的內涵，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都已經取得了認識上的飛躍，但是最早提出這個歷史性課題，開創了這個振興中華的事業，并為此奠定了工業化基礎的，是以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作出了哪些開創性貢獻呢？(1)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并作出了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2)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通過四個五年計劃，為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工業化基礎。應當說，四個現代化的第一步設想，即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是在這個時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總結。我們沒有像蘇聯那樣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來集中發展重工業，更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服從于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分工”，而是摸索出發展重工業同發展農業、輕工業同時并舉的道路，把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首要的發展目標?！捌渥魇家埠啠鋵呉脖鼐蕖?。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繼承和發展思想的結果。我們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來苛求前人，更不能對今天的巨大進步和成就妄自菲薄。第三，思想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是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它是防止和反對教條主義的銳利武器，也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是多層面的。(1)從實現形式來說，要有中國氣派。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且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同時又吸收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作風、氣派和智慧。(2)從實際內容來說，一定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要著眼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決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從本本出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應當以什么為中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論斷為中心，還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主張：“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盵4]黨的十五大報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盵5]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經驗的科學總結。(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完成改造傳統文化、創造和發展先進文化的歷史任務。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科學指導，系統地批判繼承中國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要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創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這方面，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民族文化優秀遺產相結合的典范，是理論創新同發揚民族傳統的典范，有許多內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總結。80年過去了。繼思想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又出現了一次新的飛躍，產生了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個代表”等重要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指導思想。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能力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是一個具有在國內外復雜形勢下駕馭局勢、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她的身上，肩負著民族振興的希望?。凼崭迦掌冢?001-06-04【參考文獻】[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3]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4]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繼承和發展，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德育工作實踐的根本指導思想。研究鄧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對于我們以鄧小平德育思想為指導，做好新時期德育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這就意味著它具有相對獨立于第一次飛躍理論成果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勝利前進。鄧小平德育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特征。鄧小平德育思想內容豐富、系統、深刻，構成了一個適合中國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具有時代特征的比較完整的德育思想體系。鄧小平緊密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闡明了現階段重要的德育理論和德育實踐問題，為繼承、豐富和發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貢獻。鄧小平德育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有力保證，奠定了培養跨世紀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質的堅實基礎。鄧小平德育思想來自實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對于我們認識新時期德育工作的戰略地位，堅持正確的德育工作指導方針，發揮德育工作的服務、導向和保證作用，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是新時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鄧小平德育思想是對德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歷來重視德育工作，馬克思、列寧、的德育思想為鄧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從他們早期的革命活動開始，就傾心于工人運動的宣傳鼓動工作，十分重視對青年的關心教育。馬克思指出：“最先進的工人完全了解，他們階級的未來，從而也是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于正在成長的工人一代的教育?！盵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歷史性和階級性、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產主義道德原則的論述，關于人的社會本質、社會道德在個體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養青年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論述，關于根據未來社會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養成為一種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等，都是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強調青年學生要把培養共產主義世界觀當做首要任務，指出：“為鞏固和完成共產主義事業而斗爭，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這就是共產主義教育、訓練和學習的基礎?！盵2]列寧從建設共產主義的高度，論述了培養一代新人的任務、內容和途徑，闡明了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長中的地位作用，開創了無產階級執政黨德育工作的實踐。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都有關于德育的論述，諸如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環節；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要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要引導青年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成長，德智體全面發展等等。對德育理論和實踐的許多精辟論述，成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黨性和實踐性。

論文關鍵詞：思想鄧小平理論相似性

論文摘要：思想、鄧小平理論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兩位偉人在對中國國情的把握上，在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不同階段的性質、前途、命運、道路的把握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并表現為善于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創造性。

“翻身不忘，富裕不忘鄧小平”。這樣兩句樸素的語言，道出了人民對領袖的愛戴與懷念；道出了兩位偉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卓越貢獻。他們以善于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見長，創造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科學體系，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鄧小平繼承了這一事業，并把它成功地推向前進。探索兩位偉人相似的軌跡會對我們深入領悟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有所啟迪。

一、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共識

談到兩位偉人的相似之處，我們首先要談到的是1927年黨的歷史轉折關頭的“八七”會議，鄧小平和的第一次相會，極其緊張的一天會議，他們倆之間不可能有單獨交往，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對鄧小平的革命實踐發生了重大影響。鄧小平領導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一次偉大實踐。和鄧小平等堅持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的共產黨人，以自己的實踐對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進行了探索，對“城市中心論”進行了有力的沖擊，“城市中心論”照搬蘇聯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國情。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內無民主，外無民族獨立，無產階級只能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斗爭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戰爭，而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土地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強大的敵人占領城市，廣大農村是薄弱環節。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占領農村，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鞏固的根據地，在這里積蓄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明確提出“擴大紅軍割據，迅速與朱毛會合”，更便于同的正確理論和路線聯系在一起。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上，以照抄照搬馬列主義個別結論和共產國際指示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同樣低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作用，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對堅持農村中心、抵制城市中心的同志，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1932年l0月，“左”傾錯誤領導者撤銷了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的職務，并對贊成正確主張的福建書記羅明以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進行了錯誤打擊。鄧小平也因擁護的正確路線被打成“毛派頭子”，從而第一次被“打倒”。這應該說是兩位思想家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上的第一次不謀而和。

Title:TheChinesethoughtand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deconstructiontowest1。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是關于認識論的哲學，更精確地說，是關于知識的認識論，即知識的形式和它的形成問題，當然形而上學是它們最終的古老歸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礎是關于知識的形式的問題，康德哲學的重要意義就在這里。

在現代，知識幾乎與科學同義，知識的存在是不成問題的，在康德看來，純粹數學、純粹自然科學不是指知識的內容，而是知識的形式即范疇，但始終困擾著哲學家的不是無法解答知識的形式及這種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兩種主要對立的解釋——分析與綜合或者演繹與歸納，但它們即不能獨立成立也無法相互支持，它們幾乎是西方哲學中的永遠公案。從既定的前提出發達到結果就是分析，分析過程就是演繹，而綜合基于經驗的積累，并成為知識，這二者都是關于認識的常識，但當哲學家企圖追尋到最終原理時，就發現這兩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難和相互的背反是無法調和的。經驗綜合的知識總是來自于個別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實，如果將它應用于尚未發生的情況是否總是有保障？演繹分析方法似乎是確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繹自己產生，它們來自何方？經驗的綜合不能保證知識的最終正確，演繹分析不能告知正確性的來源，而且分析與綜合這兩者即不能自證也不能相互支持。經驗的綜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當然就可以成為分析的前提，但這個前提不能由經驗的綜合自身保證，或者說綜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為一個原理它不能由綜合法自身得到（“休謨問題”或”歸納合理性問題”），它當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質，它體現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當然不能由這個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證其來源，比如幾何公理不能來自自身的演繹，當然也無法宣稱來自需要被支持的經驗的綜合。這種困境幾乎是無法作為的，但康德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他稱之為“先天的綜合判斷”的過渡，提出了知識的形式——“范疇”和它的形成過程的解釋，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了他的復雜而全面的批判哲學的迷宮，他沒有最終解決問題，但他為近代哲學開辟了廣闊的領域。

一、先天綜合判斷

知識一般都以主賓式的命題的形式出現或可以轉換成主賓式的命題，如果賓詞的內容包含在主詞概念中，這樣的知識就是分析的，康德舉例說“一切物體皆有廣延”，是分析的判斷，因為廣延是物體的本身屬性，它包含在“物體”概念中；而“一切物體皆有重量”，則是綜合的，因為物體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實驗確定，它能增加“物體”這一概念的知識。此外存在綜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斷即先天綜合判斷，康德特別地以數學知識為例子，數學的先天性似乎不成問題，但數學的演繹性似乎說明數學是分析的知識，但康德認為數學是綜合判斷，他舉了一個例子：5+7作為一個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從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從加7于5的經驗過程中得到的，即12是對5+7在概念上的擴展。但很不幸，這個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從現代數學觀點看，它屬于算法，而且數學起源于邏輯的邏輯主義同樣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質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档铝硗馑e的一個常識例子是“一切變化皆有原因”，這是一個綜合經驗知識，因為原因不包含在變化中，而且”變化”也是經驗的，如果除去了這個經驗內容，它就能成為純粹的知識：“一切皆有原因”，這就是先天的綜合判斷——因果律，而且是一個最重要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