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哲學論文范文10篇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歷程

在西方，技術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哲學學科，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但在中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開放初期（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階段，經過長期的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對于西方技術哲學乃至西方學術，國內存在大規模引入的現實需要。在這期間，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之后的西方哲學家的論述和著作，相繼被翻譯引進到國內。在這場傳播西方的運動中，西方技術哲學著作的翻譯是比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術哲學剛被傳入中國的這一階段，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期刊論文數量并不多，中國知網中只有寥寥可數的幾篇論文，而且幾乎都是翻譯性、介紹性的。從的先后順序來看，1978年，《哲學譯叢》吳偉翻譯了法國技術哲學家T.賽雷佐埃的《美洲的技術哲學》一文。該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圣巴爾拉民主研究所召開座談會之后，技術哲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在美洲便開始出現。T.賽雷佐埃通過整理美洲技術哲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將美洲技術哲學的討論議題概括為：技術與價值、科學與技術在價值上的中性問題、技術社會以及虛無主義等問題。1982年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第一期對西德柏林技術大學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術哲學》（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書進行了介紹。介紹指出，弗里德里希在書中全面論述了剛剛在歐洲興起的技術哲學的歷史及近況，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評價，引起了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眾多學者的討論。弗里德里希認為，技術現象的復雜性要求人們進行多方面的考慮，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決條件以及技術推斷與技術行動的方法和結構。介紹還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將引發技術哲學、科學哲學、普通哲學、科學技術史以及社會學的學生與研究者們的興趣。同年，劉東珍發表了《技術論的形成——日本技術論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戶坂潤為首的日本唯物論研究會提出的技術論。劉東珍指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戶坂潤、科技史家岡邦雄、技術哲學家三枝博音為首的唯物論研究會，將日本技術論的研究與馬克思的技術觀相結合，形成了日本的技術論理論。劉東珍的文章，可以說是首次在國內概述了日本技術哲學發展的基本輪廓。陳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發表了《簡論技術哲學的研究》一文，簡要介紹了技術哲學在德國、美國、日本和蘇聯的發展狀況，還特別提到了德國技術哲學家凱普（E.Kapp）的《技術哲學綱要》和斯基默的《技術哲學》這兩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術哲學所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技術的概念、技術進步的動力、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的關系、技術在社會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術史研究的原則與價值，等等。通過對國外技術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陳昌曙就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范圍和研究思路進行了全面論述，為國內技術研究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道路。1983年，鄒珊剛在《漢江論壇》發表了《技術與技術哲學》一文，提出國外的學者已經將技術哲學研究看成是現代思維的新傾向和哲學的新潮流。他介紹到，亞歷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學與技術——現代思維新的傾向》、M•邦格的《技術的哲學輸入與哲學輸出》、E•卡普的《技術哲學導論》、Z•《技術哲學》等專著都強調了在技術思想中研究技術的哲學的重要性。鄒珊剛還指出，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興起，吸取外國技術哲學研究的優秀成果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這種吸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而建立起具有我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分支——技術哲學。鄒珊剛的文章概括起來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強調國外技術哲學對我國技術哲學發展的重要性；二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外技術哲學的傳播。

二、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特征

這一時期，西方技術哲學也開始抵達久違的中國文化界，并呈現出這樣三個特點：

第一，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工作開始起步?？偟膩碚f，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西方技術哲學的經典文獻，不過還尚未開始系統的介紹，還停留著為數不多的簡單翻譯傳播上。從知網的文獻記錄來看，這一階段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哲學譯叢》、《國外社會科學》、《世界科學》、《哲學研究》、《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等雜志的一些譯文、介紹性研究論文?？梢哉f，這些翻譯研究成果給國內技術哲學研究開啟了一道思想啟迪之門。

第二，科學技術哲學成為自然辯證法改革開放的一扇窗。改革開放以來，被久閉的國門再一次被打開，國外的新思想、新知識、新學科蜂擁而至，許多跨學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以及邊緣學科研究遍地開花?！袄先摗保ㄏ到y論、控制論、信息論）、科學學、科技政策、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等都在國內落地發芽。西方技術哲學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論文、著作的被翻譯出版，同時研究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本土著作也開始出現。到70年代末，科學哲學作為自然辯證法中一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理解和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哲學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學愛好者的研究興趣，并使之最后成為與國內已有的自然辯證法哲學傳統相區別的另一種傳統。

在學術期刊的歷史發展上，我國有著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學術發展歷史，科研規范程度、學術研究體系及體制等，整體學術體制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但近幾年，我國學術研究成果數量飛速增長，截至2015年6月，中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已連續6年排在世界第二位，專利水平不斷提升，表明我國科學研究工作已得到較高提升。因此，對于學術期刊具有導向作用的學術期刊評價也會與西方有較大的差異，不顧中國學術發展的現狀而直接引入、移植西方期刊評價將造成水土不服。學術期刊評價對學術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將影響學術發展的方方面面。首先，優秀期刊往往承載著廣大讀者對科學研究前沿的期待，評選的頂級期刊上刊發的文章將被認為是該學科的最新研究方向，被廣泛傳閱。其次，期刊評價也是人才評價的組成部分之一，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較為集聚的科研機構，通過成果評價人才培養效果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最后，期刊評價的目的并非僅僅是為了評價，而是為促進期刊的良性競爭和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激勵期刊界的辦刊積極性，促進質量提升。

一、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的現狀

“科學引文索引”于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西方，當時，西方學術研究已經發展了一套較為完整穩定的體系和科學研究范式，學者們普遍遵守這一規則。學術研究是通過論文之間的引證和被引證關系，反映出學科發展的脈絡和知識積累情況，發現科研成果之間的關系。我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因整體學術研發發展較晚而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的期刊評價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是我國期刊評價的開始。在學術研究迅速發展的今天，人文社會科學承擔了更加重要的責任，這對我國社會轉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載體，對其進行正確的評價對于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發展具有著重大意義。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學科規范程度較低，在期刊評價時存在更大的爭議。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評價時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大部分均為綜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針對某一兩個細分領域，而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大多會按一級學科進行分類，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其次，國內自然科學研究具有規范程度高標準統一的特點，在評價時，會有高度統一的學科基礎，更易于用定量指標進行測算，因此自然科學的期刊評價認可度較高，而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并未發展成熟。和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評價并不適合完全的定量評價，而是應以定性評價為主，定量評價為輔。

二、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介紹

國內較為知名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主要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制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以下簡稱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下簡稱北大核心）、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編制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以下簡稱CSSCI）和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以下簡稱《RCCSE期刊評價報告》）在我國發揮著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評價報告》為綜合性的，但包括了對人文社科類期刊的評價。

1.《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提要：生態話語分析是社會文化視域內生態語言學研究的主要路徑，強調“生態哲學觀”在話語分析中的指導作用。論文通過追溯生態哲學觀的形成背景和發展過程，指出其3個區別性特征，分別是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在此基礎上，論文系統闡釋生態哲學觀作為話語分析的倫理框架，在判定語篇生態屬性和引導人們日常行為實踐方面的作用和意義。鑒于生態哲學觀與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均屬哲學范疇，其研究邊界并不清晰，因此論文分別從階級性、觀念性和現實性3方面闡述生態哲學觀與意識形態的相同點。同時論文也從研究視角、社會語境層面以及對語言本體的依賴程度上區別生態哲學觀和意識形態這兩個概念，以厘清二者關系，為生態話語分析提供借鑒。

關鍵詞：生態哲學觀；話語生態屬性；意識形態

1引言

生態話語分析產生于全球環境危機頻發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態破壞和社會不公的話語實踐，并積極找尋能夠促進生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話語實踐。其與話語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態哲學觀的參與。生態哲學觀（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學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與環境相關的一系列態度，價值和假說。這一概念的提出為判斷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是否符合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提供參照標準。論文首先闡釋生態哲學觀的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特征，之后將生態哲學觀和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進行綜合對比，并系統梳理二者關系。

2生態哲學觀的屬性特征

生態哲學觀源于研究者對生物有機體與環境關系的科學理解，是生態話語分析的倫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斷人們的話語實踐是否符合生態系統良性運轉的重要尺度。無論是分析生態話語還是對話語進行生態分析，均有生態哲學觀的參與。通過追溯生態哲學觀的形成背景及發展動向，我們認為生態哲學觀具有3種屬性。一是個體性，即生態哲學觀并不是某一群體集體持有的、無意識的觀念；而是個體主動、有意識選擇的結果。黃國文指出，生態哲學觀是“由他們（生態話語分析者）的世界觀、哲學觀、價值觀、倫理準則影響和決定的”（黃國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態哲學觀不同，其分析和判斷語篇價值屬性的倫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因而生態哲學觀體現個體差異性。盡管個體的生態哲學觀蘊含的具體價值準則有所差異，但它們都涉及人類與其他生物體及生物體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對同一主題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學性，即研究者對生態哲學觀的選擇并不是隨性而為的結果，而是在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的運作規律，在科學的實驗和嚴密的邏輯論證基礎上進行。生態倫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對現有的相關文獻進行批判性地閱讀，需要仔細觀察有益于環境保護的行為實踐，并廣泛吸取積極的、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態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態哲學觀的科學屬性，是因為它在哲學層面分屬意識范疇，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也會反作用于物質世界。科學的、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態哲學觀能夠引導人們做出積極的、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行為選擇，也能夠助力于解決當下的各類生態環境危機。相反，消極的、違背自然規律的生態哲學觀則會加劇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威脅人類的正常生存和后續發展。三是歷史性，即生態哲學觀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揚棄曾經主流的生態觀念之上，并在充分考慮當下生態理論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起來的。研究者對生態哲學觀的選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科技的進步、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通過追溯中國傳統哲學與外交理念，何偉和魏榕（2018）在研究國際生態話語時提出“多元和諧，交互共生”的生態哲學觀。生態哲學觀的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特征決定它能夠成為生態話語研究的倫理框架和生態評價標準，也是生態話語分析存在和發展的最主要區別性特征。探究生態哲學觀的內涵特征是進行生態話語分析的前提。

之后的20多年，科學哲學在中國曾有過一段相對繁榮的發展時期。當時，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幾十種科學哲學譯著和著作。其后將近30多年，由于種種原因，科學哲學不僅在大陸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銷聲匿跡了。結束后的1976年，正當波普爾和庫恩名滿天下之時，在大陸哲學界，并沒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他們的學說，甚或相當多的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大陸學界遠離國際哲學潮流之遠，由此可見一斑。

1976年“”垮臺后，國家經過兩年的恢復，學術界經過兩年的準備，科學哲學也在大陸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況空前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對、“”鼓吹的個人崇拜、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制定了一些比較開明、比較務實的政策。這些政治背景，不僅為學術研究創造了比較自由、比較寬松的氣氛，提高了知識的價值和學術研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矯正了一些錯誤的和糊涂的認識（以往純學術、純理論研究往往有“理論脫離實際”之嫌），而且這種背景本身對學術工作者也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在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這個名稱在大陸是歷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項為現實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服務的綜合性社會研究事業，亦指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社會學等）界，1978年也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頭。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幾例：（一）1977年12月，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在北京舉行，其任務是制定自然辯證法學科發展規劃，籌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辦學術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草案）》正式成文下發,它強調要加強自然科學方法論、各門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和外國科學哲學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在北京舉辦“全國自然辯證法夏季講習會”，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科技工作者、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參加了會議，聽取3位科學家和學者的專題報告。這次講習會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影響經年不衰。（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屆自然辯證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專業定名為“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后二者分別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通信》創刊，這份四開四版半月刊的學術新聞性報紙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會刊，其目的在于促進自然辯證法的學習、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10月，《自然辯證法通訊》出版試刊。

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學術準備，科學哲學自1978年開始逐漸在大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F按以下幾個方面分而述之。

專業刊物

專業刊物是一個學科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學術水平的鮮明標志。與科學哲學相關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幾種：

摘要：根據技術過程論,技術目的的實現與技術形態的轉化都是一個過程,完整的技術活動包括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兩部分內容。只有深入到技術創新內部,揭示其規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術過程。沿著過程論的思路,技術創新被理解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從而形成了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并構成了技術創新研究視角改變的方法論基礎。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研究者就技術創新的本質、主體、模式、歷史階段性以及技術創新同管理創新、知識創新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從不同的層面深化了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

關鍵詞：過程論;動態過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

一、作為動態過程的技術

美國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區別了四種類型的技術概念,即作為客體的技術,作為過程的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以及作為意志的技術。關于作為過程的技術,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一面,社會科學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傳統的人類活動就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工程師認為技術的基礎內容是發明和設計[CD2]制造的原初意識,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是生產和實用,技術的社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經把技術理解為包含發明、設計、生產、使用的不同階段的過程。

東北大學遠德玉教授是國內較早探討技術本質的學者之一,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CD2]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過程論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2］。1983年,遠德玉教授又提出,技術是一個人類實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遠德玉教授向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論技術》一書中,他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并把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術是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是技術軟件與技術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4］。2003年,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目的性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相應的手段也在變化,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變化［5］。

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在《過程論視野中的技術本質》一文中,筆者從技術目的實現的過程性與技術形態轉化的過程性兩個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個技術系統發展的動力,是支配技術各要素的靈魂,技術的目的性指的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某種自然對象轉變為受人影響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對象,使技術成為變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術本身就是目的。在技術逐漸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過程中,技術目的性也逐漸地得到實現,即技術目的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技術目的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技術目的的變化就會導致技術手段的變化,由此產生技術的不同形態。由潛在的知識形態的技術到現實的物化形態的技術的轉化過程,就是技術的目的性具體化的過程:從抽象的技術目的性轉化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進一步轉化為符合特定經濟性和社會性的目的性。

一、“以學生為中心”的有效教學策略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論來自于美國教育家和哲學家杜威的“兒童中心論”。其核心理論要求從傳統教育的束縛中將兒童釋放出來。他特別強調要尊重兒童的心靈和自由的天性，遵循兒童發展中教育規律的重要性。將杜威的“以兒童為中心”的思想進一步運用于各類學校教育中就成為今天所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思想?！耙詫W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一）發現教學。

發現教學法的思想淵源可上溯到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產婆術”的教學方法和近代西方教育家盧梭、第斯多惠、斯賓塞等人的教學思想，這一方法的廣泛應用是美國教育家布魯納積極倡導的結果。發現教學法亦稱假設法和探究法，是指教師在指導學生進行學習時，不是簡單地將內容直接提供給學生，而是為學生提供一種問題情境，讓學生積極思考，獨立探究，自行發現并掌握相應的原理和結論的一種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獨立實現知識認知過程。具體地說，就是教師發揮啟發作用，學生積極主動地獲取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的路徑方法；研究客觀事物發展的過程和客觀規律，從中發現創新點，形成自己的獨特理念。在這一過程中，教師的作用是引導促進學生對這種情境發問并自己收集證據回答問題。

（二）情景教學。

情景教學法于二戰后出現于歐洲，到20世紀六十年代由英國教學專家所廣泛采用。情景教學法又稱視聽法，該方法認為知識的學習與知識使用的“情景空間”有密切的聯系，強調要注重特定情景環境中產生的問題和尋求解決方法的自然關系，不強調預設目標，不對學生提出僵化固定的教學要求。情景教學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教師引導學生進行自主探究性學習，以提高學生主動探索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一南朝文學形式美學傾向的哲學基礎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雹菪W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言意”關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一)邏輯觀念的要求邏輯作為一門研究推理或論證有效性的工具性的思維科學，它在現實生活中是以實用為價值基礎的。學好邏輯，可以培養認識世界的方法，提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溝通交際的能力，提高批判性思維能力，培育人文精神，培育創新能力與創新精神，培育邏輯意識與素質，理解認識不同文化之間思想方式的溝通是如何體現邏輯精神的［2］。因此，在邏輯教學中，要讓學生潛移默化地持續地體會邏輯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有效說理、溝通”的。比如，讓學生體會前美國總統杰弗遜曾經說過的“在一個共和國，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與說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導，推理的藝術就是最重要的”，歐文•柯匹、卡爾•科恩在《邏輯學導論》中所說的“邏輯學就是研究推理的學問。邏輯學研究致力于闡釋、說明與論證關于正確推理的多種原理，展示它們的效用，從而為人們更好地進行理性思考提供幫助”，以及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說的“就邏輯學作為真理的絕對形式來說，尤其是就邏輯學作為純粹真理的本身來說，它絕不單純是某種有用的東西。但是如果凡是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獨立的東西也就是最有用的東西，那么邏輯學也未嘗不可認為是有用的”。由此，讓學生潛移默化地持續地體會到在現實生活中，任何分析、評價、批判都必須是“邏輯的”分析、評價、批判。通過這樣的教學，我們就是要解決如下兩個問題:邏輯學是什么?邏輯學有什么用?(二)技術方法的要求邏輯學具有全人類性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講，邏輯就是大家分享規則。這些規則就是邏輯學中一系列抽象掉思維內容的技術方法。即使是對非形式邏輯的學習，也會有一定的模式化的技術方法。因此，學習邏輯、運用邏輯，實際上就是學習、運用這些技術方法。而邏輯學的工具學科性質也決定了這些技術方法是可以通過系統的學習加以掌握、通過具體的實踐加以鞏固的。例如，目前社會各種有關邏輯的考試中，包括MBA、MPA、MPAcc、GCT、國家公務員《行政職業能力測試》等，其題干的內容設計，往往涉及現實生活中的諸多現實問題。這些現實的問題，廣泛涉及自然和社會各個領域，而這些問題在論證結構上都可以化歸為一定的邏輯結構。因此，這些試題并不是考查這些不同領域的專門知識，而是考查考生快速閱讀文字材料，正確敏捷地理清這些問題所具有的邏輯結構，進而利用邏輯的技術方法，準確把握其觀點與論證結構，正確把握邏輯關系，運用邏輯思維迅速找到正確答案的能力。亦即考查考生的邏輯推理能力，分析、理解、概括信息的能力，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即使這些試題在內容設計上出現一些非常繞口、繞人的東西，甚至會設置一些思維陷阱，但只要掌握一定的邏輯的技術性方法，將邏輯的觀念與方法統一在技巧性的實踐中，就可以一一化解那些繞口、繞人的東西。因此，理解并掌握了技術性方法，就理解、掌握了現實生活中分析、評價、批判的根據是什么。這樣，就能潛移默化地持續地體會在現實生活中，任何邏輯的分析、評價、批判都需要分析、評價、批判的“邏輯”，并借此解決如下問題:怎樣學好與用好邏輯?(三)觀念只有與方法結合在一起才是現實的波普爾曾經說過，科學開始于問題。其實，“一切思索都開始于問題。在懷疑精神的基礎上，懷疑的心理機制能夠引起定向探究反射，有了這種反射，思考也就開始了。其所能帶來的是在接受一種事物或認識時的不確定和再思考。這是對盲從的一種主體性覺醒。一個事物或認識只有被懷疑，才會被關注，被思考。一些懷疑通過思考走向肯定和認同，一些懷疑則因思考而深化，并通過批判而達到創新。因此，懷疑精神是科學精神的重要因素，是創新思維的前提。具有懷疑精神是防止思想僵化、停滯、狹隘、片面，是思維保持內在活力的主觀動力。具有這種動力，批判性思維就開始了它的歷程。”［3］208尤其是當今社會是信息爆炸的社會，面對鋪天蓋地的各種信息，我們是照單全收，還是有選擇地接受?我們能否適時提出自己的疑問，變被動接受為主動選擇?能否養成問“為什么這樣”、“是不是這樣”的習慣?怎樣既批判性地認識問題，也批判性地認識自己?這些都是批判性思維所要回答的問題。但批判性思維仍然是以邏輯學的原理和運用為學理基礎的，與心理學、倫理學、哲學等學科廣泛交叉融合，屬一門廣義的邏輯學和以思維問題為核心的交叉思維科學方法論。①其性質按我們的理解，不但可以強化對亞里士多德的“智力訓練、交際會談和增加哲學素養”［4］355的傳統的理解，同時還可以強化認識邏輯的批判與批判的邏輯，是一個以邏輯學為基礎，融貫問題意識、批判精神、創新精神的，對思維的對象所包含的判斷和論證進行解釋、分析、評估、推理、說明和自我規范的綜合認知能力的過程。學習、了解批判性思維的作用、意義、目的，可以改善邏輯思維形式化的單調局面，是邏輯思維具體應用的深化，從而起到以下作用:1．可以培養懷疑的素質與意識。即“疑似之跡，不可不察”(《呂氏春秋•疑似》)?？鬃铀J為的君子要思考、反省的有9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疑思問”(《論語•季氏》)。否則，“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明代學者陳獻章就將隨時質疑當作認知的一個方法論原則，他說:“學貴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彼未祆湟惨浴熬細w約”系統闡述了釋“疑”的途徑和意義。他認為“有疑”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可以使人深入研究，有所長進。所以，精思歸約的過程是一個質疑的過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朱子語類》卷八)懷疑是人類認識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沒有懷疑，就不能發現新的真理。笛卡爾在《哲學原理》的第一章“人類知識原理”中開篇就說:“要想追求真理，我們必須在一生中盡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懷疑一次?！保?］1這樣才能在懷疑精神的基礎上批判性地解決“天真的心靈所抱的態度是簡單的，它十分信賴地堅持大眾所接受的真理”［6］3的問題。2．可以培養問題意識。愛因斯坦所說過，正確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7］323。因此，要想有一個高質量的“合理的追問”，邏輯學知識是必不可少的。3．可以培養批判的精神。批判是對懷疑精神、問題意識的繼續和超越。它作為一個“評論是非”的中性詞，雖然本身并不意味著正確和真理性，但它卻意味著可能是從不正確走向正確的一個契機或新的開始。因為，“在科學認識的道路上，有時一個積極的否定遠比一個消極的肯定更有助于我們真實地認識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性”［3］216。4．可以培養平等交流的精神。作為思想的交鋒，平等交流是思想的互補和互動，“既是自己觀點的輸出，也是他人觀點的輸入”［8］，是一個尊重和維護真理正確性和論證有效性的重新認識的過程。5．可以培養理性分析、探索的精神。理性分析、探索是思維主體在自覺意識、科學勇氣和心靈自由的指導下，以深厚的知識背景和智力為支撐的“發現”、“創新”過程。6．可以培養寬容的精神。寬容就是要做到以一種積極的自由，在承認自己也是一種有限理性的基礎上，隨時準備接受可能的被批判。7．可以培養創新精神。創新精神就是在批判舊模式、舊理論、舊方法的同時，提供新模式、新理論、新方法，并最終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傊?，將批判性思維嵌入到邏輯學的課程學習中，可以將“邏輯學是什么”、“邏輯學有什么用”、“怎樣學好和用好邏輯”等問題，具體地體現在觀念與方法的統一中。觀念只有與方法結合在一起才是現實的。故此，我們在教學中，就針對邏輯學的每一個知識點，嵌入相應的批判性的問題加以討論，使邏輯的分析、評價、批判與分析、評價、批判的邏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充分體現邏輯的理性工具效能就在我們現實的學習、生活中。也就是說，在教學中，適應信息社會的要求，堅持觀念、意識和能力的統一，將邏輯知識的應用現實化，從而在現實的應用中體會邏輯是生活的邏輯，是實用的邏輯。同時，為了給學生課外撰寫課程小論文提供啟發，給同學們提供了有現實的批判性問題實例分析的課件。

關于邏輯學課程小論文寫作的思考與體會

如果說批判性思維的嵌入式教學是“講邏輯、用邏輯”的理論學習，那么鼓勵同學們撰寫邏輯學課程小論文則是“講邏輯、用邏輯”的實踐應用。由于每門學科都會有許多需要討論、厘清的問題，而且社會生活中每天也會發生許多引發爭議的問題，那么對于這些問題，是人云亦云，抑或情緒化宣泄?還是適時理性地提出“合理的追問”?我們的做法是，在第一堂課結束時，就要求同學們在系統學習邏輯學的基礎上，在現實生活中養成“找毛病”的習慣。告訴同學們，只要感覺有別扭之處，就一定存在著邏輯的問題，就需要用所學的理論的邏輯去分析、評價、批判，寫出小論文。只要能夠說明問題所在，幾百字、千把字即可。同時，對于正確使用邏輯學知識點的范例，也可以通過分析、評價，正確理解理論邏輯的實際效用。對于這些“自己找問題”撰寫的小論文，我們也必定對每一篇都進行批改，寫上自己的看法、體會，然后再返還學生。通過幾年來的教學實踐，我們有如下幾點體會:(一)建立了師生溝通交流的互動平臺大學生通常會有一種看法，即在大學學習期間，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太少。許多老師并不知道學生對學科學習的想法是什么，存在什么問題。由于缺少必要的互動，所以雙方都有一種倦怠感。各自在對方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片過眼煙云，忘之可也。而在我們的教學改革中，小論文的寫作，不但是“講邏輯、用邏輯”的實踐應用，而且以此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熱情，培養學生利用邏輯學知識批判與再批判的意識與能力，使師生之間的溝通交流由課堂延展至課外，在思想互動的同時，也增強了感情交流。因此，小論文的寫作是一個很好的師生互動溝通的良性循環平臺。通過幾年來的實踐，同學們非常喜歡這個平臺，基本上能夠踴躍地通過這個平臺展現自己的知識運用能力。同學們通過實際應用，解決了學習中的畏懼心理，加深了對學習內容的體會，并且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深了師生之間的友誼。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個平臺，理解了邏輯思維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提高是永伴一生的。(二)基礎性與引導性強通過幾年來的小論文審讀，發現同學們所撰寫的內容五花八門，涉及各種不同學科問題和社會問題。通過溝通與交換意見，教師還可以按照所涉問題深化對邏輯學各分支學科知識的認識，如數理邏輯、現代歸納邏輯、法律論證方法、邏輯哲學、哲學邏輯、語言邏輯、邏輯史、哲學、哲學史、創新思維、辯證思維等。因此，這種溝通平臺的良性互動，可以促使教師不斷了解邏輯學發展的歷程以及邏輯學研究的現狀。與此同時，我們還為有興趣繼續學習的同學們提供有關邏輯學各分支學科的課外閱讀書目。(三)應用性與互學性強從這幾年小論文寫作內容看，同學們所涉內容五花八門，有對各自學科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分析與評價，有對辯論賽辯題的邏輯分析，有對學習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分析與評價，有對國際、國內各種社會熱點問題的分析與評價，等等。在對小論文所涉內容交換意見的過程中，同學們提高了自覺運用邏輯進行分析、評價的能力，教師也能夠不斷思考一些新的問題，提高自己對邏輯的認識，不斷改進自己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從對邏輯學的知識、能力、認識的統一角度講，在理解“如何有效說理、溝通”的意義框架下，雙方都是受益者。(四)創新性強審視小論文的撰寫、審讀及交換意見，可以發現，不同學科的許多同學在對邏輯學的學習思考過程中，能夠充分利用邏輯學與批判性思維這一工具學科，把各學科所產生的理論創新轉化為各學科實踐的方法創新。這是因為，邏輯的分析、評價并不是批判的最終目的，評價的最終目的是要求思維主體在對客體(認識對象)的本質、屬性和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把自身需要的內在尺度運用于客體，對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進行再分析，進而發現問題，并通過理性的批判性思考，通過縝密的思維、嚴謹的分析、深刻的判斷、豐富的想象，以科學的態度以及廣博的知識，深入到事物內部去尋求問題產生的原因和機理，并力圖找到改進的可能性和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說，在批判舊模式、舊理論、舊方法的同時，提供新模式、新理論、新方法，并最終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邏輯思維及其引申的批判性思維，是以問題意識開始，以創新結束的，這也展現了邏輯思維乃至批判性思維的整個思維流程、邏輯機理、邏輯順序與精神。小論文的撰寫可以培育這種意識。(五)人文性強教師與學生通過小論文的撰寫、審讀與交換意見的互動，不但可以深刻認識邏輯學與批判性思維的毋庸置疑的科學精神與求真作用，而且還可以深刻認識邏輯學與批判性思維的人文精神與求善功能［9］。通過這種互動，師生同學們可以培育邏輯理性精神與平等的批判性精神，拒絕分析、評價問題過程中的情緒化。通過這種互動，師生可以共同體會:邏輯學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在現實的思維論證過程中，邏輯學不僅是求真的工具，而且是求善的工具。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到處都有錯誤的認識，到處都有靠詭辯的那種“假裝聰明而實非聰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聰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賺錢的人”［10］15。那些靠詭辯的人往往“以任意的方式，憑借虛假的根據，或者將一個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動搖了;或者將一個虛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動聽，好像真的一樣”［11］7。同學們通過撰寫小論文進行理性的分析、評價、批判，從而識別錯誤、反駁詭辯，進而提高溝通交際中的人文素養，并從中思索為何人的內在生命力提供了邏輯思維的能量，而人文環境則提供了邏輯思維的方向，即思維什么、怎樣思維和為什么思維的問題。這樣才能在展現邏輯思維所具有的擴散價值的同時，不但真正認識我們面前的這個現實世界，同時還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也正是肇始于蘇格拉底的道德理智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符合理性的行為是善的，而出于激情的行為往往是惡的。所以，有德之人必定時時處處用理性規范自己的行為。理性是道德的最高法則［12］41－43。同學們通過小論文的撰寫，也可以體會休謨所認為的:“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給我們以我們的義務，并通過對于惡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適當描繪而培養我們的相應的習慣，使我們規避前者，接受后者?！保?3］23用孔子的話講，就是“正名以正政”，“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無措手足”(《論語•子路》);用公孫龍的話講，就是“正名實而化天下”(《公孫龍子•跡府》);用《墨經》的話講，就是“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墨經•小取》);用荀子的話講，就是“以正道而辯奸，猶引繩墨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荀子•正名》);用羅素的話講，就是邏輯的傳統“實質上是一種啟蒙和解放的運動，其目標是使心靈擺脫愚昧無知的束縛。它將世界展現為可由理性來把握的東西，從而消除了對不可知的恐懼。它的工具是邏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對知識的追求。利害無掛于心的探索本身就是倫理的善”［14］155－156。因此，通過邏輯學課程小論文的撰寫、審讀與交換意見這樣的教學方式，可以提升師生的人文精神境界。

撰寫邏輯學課程小論文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通過幾年來的實踐，我們發現同學們大多數能夠非常積極踴躍地自己找問題撰寫邏輯學課程小論文。但問題是，由于小論文是一個溝通交流的平臺，教師審讀并批注上自己的看法、意見后，還需返還學生，因此教師就必須有付出更多勞動的思想準備。幾年來我們每周都要花費至少兩天時間認真審讀小論文，為此曾向同學們調侃自己:“洛陽親友若相問，就說我在看論文?！北热纾驹旱陌嗉?，人數一般為60人左右，若平均一個人每學期寫6至7篇小論文，一個學期下來有400篇左右，尚可接受。如果是全校性的公選課程，一個班200人左右，平均一個人寫3篇，就是600篇左右。這樣，勞動量太大，占用教師時間太多。如何控制數量，既不影響同學們的熱情，又達到延展教學互動的平臺，的確是一個新的值得思考的問題。四、結束語綜上，在某種意義下，邏輯學可以說是最難的學科之一，因為它所處理的題材，不是直觀，也不像幾何學的題材那樣是抽象的感覺表象，而是純粹抽象的東西，而且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夠回溯到純粹思想，緊緊抓住純粹思想，并活動于純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種意義下，也可以把邏輯學看作最易學的科學。因為它的內容不是別的，正是我們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熟悉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是最簡單、最初步的，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但是，這種熟知反而加重了學習邏輯的困難。感覺了的東西，不一定能立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好地感覺它。因此，我們應不斷改進邏輯學教學內容和方法，通過教學相長，共同促進對邏輯知識、能力、認識的統一的體認，共同培養、提高邏輯思維與批判性思維的素質。

本文作者：張曉芒田立剛工作單位：南開大學

本科畢業論文是系統全面檢驗高校本科生通過四年專業學習（某些進行試點改革和允許提前畢業的高校為三年）所獲得之各種學習成果、思維能力、綜合素質及獨立從事科研調查水準高低的主要依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由單一專才型向寬口徑復合通才型轉變，兼之“依法治國”、“法律至上”等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學專業本科生撰寫了數量龐大的法學畢業論文，許多非法學專業①的本科生也紛紛結合本專業實際，從個人興趣、教師引導以及就業需要②等方面出發選擇撰寫同本專業相關的法學畢業論文。譬如諸多國際貿易專業本科生選擇撰寫國際經濟法方面的畢業論文，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信息安全法類的畢業論文，哲學專業本科生選擇法哲學、法倫理學類的畢業論文……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平心而論，這可謂一種令人欣喜的現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國本科教育的寬口徑培養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顯，又折射出年輕一代法治理念質的飛躍。

不過有一點需著重指出的是，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畢竟與法學本科生有著較大差別。他們往往在四年本科學習中僅上過寥寥幾門和本專業相關的法律實務課程（如新聞學專業開設的《新聞傳媒法》等），個別興趣濃厚的學生充其量也不過課余翻閱了部分法學書籍，負責指導他們畢業論文撰寫的教師很多也僅為本專業而非法學課程教師。雖然在選題視野開拓度層面他們或許會寬于法學本科生，但在理論研究深度上，便著實難同法學本科生相提并論。③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根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之具體癥結，一一對癥下藥，從而保證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準的本科畢業論文。

一、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暴露的主要問題

1.論文選題不深入，主題不突出所謂好的選題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由于屬“跳出法學看法學”，在研究視野開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寬于法學本科生。根據筆者在湖南長沙、衡陽、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樣調查，同樣打算寫作合同法方面畢業論文，一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可能會結合自己專業特點選擇B2B或B2C等網絡無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問題來寫作，而法學本科生則因受電子信息技術知識匱乏束縛，往往更多傾向于探討傳統合同法問題。不過，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雖然在視野開拓度上較之法學本科生具備一定優勢，但他們法學理論功底則有所不及，從而導致選題不深入，時常出現選了一個較新穎方面問題開始寫作，最終結果竟是簡單就事論事甚至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的情況。譬如某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了虛擬貨幣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但往往淺嘗輒止，要么便簡單就事論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語和法律思維像一份記者的新聞報道，要么就從最宏觀政府話語層面大而化之地發些空洞無用的議論。

此外，與選題不深入接踵而來的便是主題不突出的問題。

正如湯維建先生所言，論文選題決定了論文主題，它給論文主題劃定了范圍，［1］既然我們許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存在著選題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題自然也會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選擇了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由于選題不夠深入，在主題上也變得模模糊糊，洋洋灑灑通篇論述了很多非政府組織的起源、類型和特點，但究竟要探討的是什么具體法律問題，到結尾都沒有完全交待清楚。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