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融合發展及新聞倫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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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勝利，我國進入后疫情時代，各行各業均開始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項工作進行復盤，本文從總結主流媒體在新冠肺炎疫情報道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出發，對媒體融合發展如何做好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報道和應對做出幾點思考。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媒體融合發展；主流媒體

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國，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嚴峻考驗，而經過兩年的全黨全民抗疫，如今疫情防控工作已進入下半場，各行各業開始重新布局。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推進媒體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和目標方向。到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持續了兩年有余，綜合審視本次新冠肺炎阻擊戰中的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和媒體融合發展的進程，進行一定的反思十分必要。

一、內容創優，形式創新，主流媒體用實踐詮釋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使命

2020年11月，2020年中國新媒體大會“內容創新創優”分論壇上，中國記協新媒體專業委員會發布了“2020中國新媒體戰‘疫’十大精品案例”，人民網的《武漢日記——人民網前方報道團隊武漢采訪實錄》、新華社的紀錄片《英雄之城》、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系列時政微視頻《總書記指揮這場人民戰爭》《現代快報》的《6小時跟拍，實錄武漢重癥病房的“我和你”》等作品進入榜單。綜合分析這些新媒體報道成果，不難發現主流媒體在官方數據庫優先獲取獨家新聞素材和媒體權威性等方面具備一定的優勢，這為主流媒體進行新媒體端的內容創優創新奠定了基礎。主流媒體在報道抗擊非典、汶川大地震等新聞事件時積累的豐富經驗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中得到充分顯現，這讓主流媒體在新媒體端的報道導向更為明確，基調更為穩重。[1]

二、正確價值導向，保證權威發布，莫讓新媒體丟了新聞倫理

當前，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網民數量的不斷增加，移動新媒體逐漸成為受眾的主要信息接收渠道，各大主流媒體順應媒體發展趨勢，推進媒體融合不斷向縱深發展，將更多的人力物力投身新媒體端，不斷提升主流媒體在移動互聯網端的輿論影響力。但是在這次抗擊疫情的報道中，也暴露出主流媒體推進媒體融合發展進程中的一些問題。首先，堅持正確價值導向，堅守新聞倫理底線的問題。在新媒體平臺的UGC（用戶生產內容）模式下，媒體與受眾不再是簡單的傳播者與接受者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處在同一輿論場中的信息交互樞紐。主流媒體、自媒體以及普通用戶交相呼應，主流媒體從業人員很容易受到自媒體語態、語境的影響，過分強調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和豐富性，忽視求證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從而出現常識性錯誤以及虛假失實報道的情況。這類報道損害的是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影響的是受眾對正確信息的接受和判斷。一旦某類短視頻霸屏，各媒體紛紛效仿，過度追求新聞內容和聲畫效果的感官刺激，或過度渲染悲情，忽視新聞人物和受眾的情感訴求，或宣揚負面情緒，大肆抨擊丑化，引起受眾焦慮恐慌。這類報道缺乏人情味，缺乏溫度，不但無法起到弘揚正氣、鼓舞人心的作用，反而會給新聞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2]在移動新媒體的輿論場中，主流媒體應該作為新聞倫理底線的堅守者，在內容創作和審核把關方面應起到一定的引導示范作用，在新聞報道方面要更加明確正確價值導向，重視人道主義關懷。其次，保持主流媒體在移動新媒體端的權威性和公信力的問題。在信息技術的加持下，移動新媒體具有了強大的社交功能和靈活多變的創作手段。特別是近年來短視頻平臺的興起，讓新聞報道更加富有娛樂性和趣味性。大量自媒體賬號制作的短視頻登上熱搜，主流媒體在這樣的傳播業態中，容易陷入被動模仿的誤區，有些主流媒體大肆模仿自媒體短視頻的制作手法，新聞報道過度娛樂化和庸俗化，用拍網絡段子的手法進行新聞報道，用網絡語言進行新聞寫作，將寓教于樂變成了“寓樂于教”，降低了主流媒體的權威性，甚至部分媒體直接轉發使用自媒體文章和短視頻，缺乏信息鑒別和來源審核，出現虛假信息被廣泛傳播的情況，最終損失的是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在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中，主流媒體不應忽視內容創作的主動性和信息真實度的辨別力，不僅要扮演信息傳播者的角色，應該更多地利用自身優勢創作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精品佳作。最后，“流量為先”前置化，“內容為王”后置化的問題。隨著新媒體技術和大數據的發展，各大新媒體平臺根據用戶興趣愛好對信息傳播逐步實現了定點定向，并且對信息傳播的效力也逐步實現了量化分析，在商業利益的助推下，“流量變現”成為媒體從業者熱衷的詞匯。在利潤趨向越來越明顯的媒介環境中，原本的“內容為王”后置化，“流量為先”逐漸前置化，部分媒體過度追求流量，追求熱搜榜排名，重點轉發熱搜榜內容，導致虛假不實新聞、花邊新聞、黃色新聞被廣泛傳播，花邊新聞長期霸占熱搜榜。部分媒體為了流量，強力渲染氛圍，刺激受眾情緒，制造熱點話題。殊不知沒有持續的優質內容輸出，僅僅追求流量，內容趨于模式化，所謂的“萬人空巷”不過是“曇花一現”，受眾審美疲勞后就會流失。在自媒體時代，內容生產者和接收者的界限不復存在，很多自媒體從業者并不具備基本新聞素養，政策法規和執法部門的約束往往是后發性的補救措施，因此新聞工作者自身的職業道德自律才是社會輿論中保持新聞倫理的最后一道防線。如今大量網絡大V靠著優質內容和創意制作積累了超高的流量，同時也有一些自媒體賬號靠著聳人聽聞的標題和娛樂性極強的短視頻吸引了大量用戶的目光，并且通過商業運營產生巨額的利潤回報。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新聞工作者逐漸迷失自我，意圖復制自媒體的“成功經驗”，用自媒體賬號的經營方式來運作主流媒體官方賬號，做起了短視頻的“搬運工”和熱點話題的“制造機”，忽視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這種媒體經營策略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在媒體融合發展進程中，優質內容永遠是核心競爭力，主流媒體只有深入新聞現場，掌握一手信息，激發內在創新力，創作精品力作，讓原創內容富有流量，才能在新媒體輿論場中占據一席之地，才能讓自有品牌拿得出，叫得響。

四、差異化內容制作，多元化渠道傳播，廣泛覆蓋各類受眾群體

新媒體技術的更新迭代極大地豐富了信息傳播手段的同時，也逐步讓受眾的分眾化、差異化的趨勢更為明顯。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背景、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在信息接受方式和信息接受度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在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必須重視不同受眾的接受習慣和信息需求，避免出現“輿論荒地”。在對抗擊疫情的宣傳報道中，各類媒體交相呼應，廣泛發布各類疫情防控信息，但仍有虛假信息和偽科學言論廣泛傳播，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受眾自身的好奇心理、從眾心理和知識不足以外，更與媒體傳播渠道覆蓋面和傳播語態的限制性有關。在自媒體時代，很多人都是從社交軟件和移動新媒體平臺上獲取信息，這些軟件平臺具備社交和信息傳播的雙重功能，表面上看是擴寬了受眾社交和信息接收的渠道，但是由于社交群體具有一定的聚合性和不確定性，會導致對某類信息真偽鑒別能力的不足和偏信，會讓某類虛假信息在社交群體里廣泛傳播。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微波爐加熱可以給醫用口罩消毒”“吸煙能預防新冠病毒感染”等虛假信息廣泛傳播，很多人把虛假信息當成了“生活妙招”。因此，在推進媒體融合發展搶占移動互聯網輿論高地的同時，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傳播渠道和傳播內容是否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在如今新媒體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主流媒體將大量資金投入到VR、AI等技術的研發，致力于在新媒體端掌握技術先機，這一發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過度專注于在新媒體平臺開發各類操作復雜的網頁和軟件功能，追求平臺技術的先進性和科技感，而忽視了多種傳播渠道的重要性，忽視了新技術的推廣難度和用戶對于新技術的接受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滿足部分人的信息需求，無法廣泛覆蓋所有受眾，因此投入與回報難成正比。如今多數主流媒體新聞工作者都具有高等教育的文化背景，其創作的內容往往帶有精英文化的意味，缺少大眾化的表達，特別是對于新冠肺炎防疫知識的表達方式和呈現方式如果過于專業化，會讓普通群眾失去接收興趣，所以我們需要反思，在媒體融合進程中要針對不同受眾群體差異化進行內容生產和傳播。

五、提升服務能力，助力社會治理，架起政府與人民的連心橋

推進媒體融合發展不光要滿足人民群眾的信息需求和文化需求，更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服務需求。如今全國各地均在推進媒體大平臺建設，各職能部門廣泛參與，與主流媒體協同合作，在媒體大平臺上聆聽群眾呼聲，轉變工作方式，逐步將審批流程移到線上，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力求各項工作實現“一次辦好”，極大地方便了群眾的日常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由于封閉隔離措施的實行，群眾的生活受到極大的阻礙，基本的生活保障受到影響。此時我們看到有的媒體還主動承擔起社會服務的責任，聯系職能部門構建“新聞+政務”服務平臺，幫助群眾解決生活困難，幫助政府落實政策決策；有的媒體廣泛聯絡志愿組織，開展志愿公益活動，提供便民服務；有的媒體發揮自身優勢，廣泛聯系企業、機關等社會組織開展物資捐助，在全國興起了一股“搬家式捐助”的熱潮，大量醫療物資、生活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運往災區。在疫情防控后期，很多媒體還依托平臺資源優勢，開展電子商務、直播帶貨、地攤經濟等推廣活動，支持企業復工復產，讓地區優質產品搭上移動互聯網的電車走向世界，為經濟復蘇注入新活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基層社區的防控排查工作繁重，我們看到了部分媒體嘗試聯動基層社區組織，搭建全媒體信息平臺，有效開展輿論監督，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社區治理中，這樣既能快速準確地反映群眾的訴求，又能滿足人民群眾對疫情防控的參與權和監督權，保證了黨和政府各項防控措施的全面落地。如今，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趨于正常，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主流媒體平臺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參與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的任務已經結束，相反，我們應該反思如何推進媒體融合發展，讓媒體更多地參與到社會服務和治理中，助力打造“智慧城市”，讓媒體的服務鏈條與職能部門、基層社區、企業組織有效交融，更好地服務廣大受眾，同時也應該探索如何在主流媒體平臺構建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長效機制，在未來可能出現的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六、結語

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宣傳報道不僅僅是書寫現在，更是為了記錄歷史，在未來更好地回眸總結，如何更快速準確地對公共衛生事件做出判斷，更好地服務政府服務社會服務人民大眾。推進媒體融合發展任重道遠，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是一次考驗，也是一次歷練，我們需要在反思中總結成果，尋找不足，更好地推進媒體融合發展向縱深發展。

參考文獻：

[1]陸波.融媒體時代紙媒實現傳媒融合的探索[J].新聞文化建設,2020(11):36-37.

[2]張冬梅.探究媒體融合視野下平臺型媒體的構建[J].新聞研究導刊,2021(20):142-144.

作者：李春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