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發展觀生活方式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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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么要再提生活方式研究

我國的生活方式研究發端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在此之前的很長時期中生活方式研究并沒有進入學術視野,就是在日常話語中使用頻率也不高,甚至被意識形態貶義化。改革開放路線確定后生活方式問題立刻被提出來。當時的生活方式研究提出者賦予這一概念以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如提出生活方式概念“能較完整地反映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目的”,強調生活方式問題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必須重視和解決的一些問題”,等等。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曾引起強烈反響,以至在上個世紀差不多整個80年代生活方式都成為許多學科關注的熱點問題。站在今天回首20多年前,我們確實感到生活方式問題的提出反映了那時人們在經受十年動亂之后強烈渴望改變自己生活狀況的愿望,在煥發人們對于現代化建設的巨大熱情和對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文化啟蒙方面,生活方式研究的提出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我國推進現代化啟始階段更加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翻番”,生活方式的問題除了仍然被賦予某種意識形態功能外,主要被納入了實現經濟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范圍。90年代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還沒能相應配套地進行社會體制改革,市場機制在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同時,也對社會生活發揮著支配性的影響,表現在生活方式領域則出現了同生活方式研究提出時期不一樣的新問題和走勢。如今改革開放走過了25個年頭,這期間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生活發生了趨勢復雜的巨大變化。只有在今天我國社會生活發生巨大變化之后,我們才能更深切感受到研究生活方式的重大價值和解決好生活方式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

首先,我國的現代化實踐表現出明顯的跨越性質。在經濟上我國既要實現工業化又要推進信息化,在社會領域我們遇到的問題比傳統工業化要復雜得多。我國目前現代化的總體水平雖然仍較低,但在短短20多年中卻以濃縮、強化、變異的形式再現了發達國家在200多年從現代化的啟動、成長直至“后現代”發展大周期所經歷的許多社會問題、社會斷裂、社會困惑,其中包括生活方式問題。在我國(特別是在城市),人們在分享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進步紅利的同時,也開始有了“富裕不等于幸?！钡捏w驗,出現了類似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失衡”社會問題,這就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在同物質生活水平相關層面上談論生活方式的情況發生了變化,解決生活方式失衡、追尋幸福的問題提到了日程。

其次,2003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千美元,達到1090美元,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數字,標志著我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進入了注重質量、追求全面發展和進步的階段。我國提出的21世紀頭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就體現了這一點。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適時重大調整。我們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實現新的發展目標、發展任務,還是貫徹新發展觀,生活方式都將作為一個重要概念提出來并發揮不可替代的理論功能。

第三,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全球化及全球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變革的大趨勢。一些學者指出,在當今時代首先在發達國家發生的社會價值觀變化是重視生活質量和幸福最大化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并且把解決個人和集體“如何生活”的問題提升為主要的政治問題,即“生活政治”的高度,而全球化的實質則被表述為“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這些論述表明,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變革中生活方式的地位在提升,生活方式概念的涵義在擴展。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全球化的建構方向,這就為我們揭示生活方式的內涵和當代意義提供了廣闊的時代背景和根據。

如果說無論從中國或全球的視角看生活方式問題都將在現實和未來的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話,那么目前的生活方式研究和理論地位卻不能適應這種發展要求。在西方經典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中,生活方式大體上是作為社會分層、亞文化構成和民族性等等的描述性概念而出現的,“是用于解釋別的概念的,而不是一個被解釋的概念”,因而處于邊緣地位;而在我國長期居支配地位的“馬克思學”(指后人對馬克思的研究)中,生活方式理論不是被誤讀就是被遺忘。在學術領域,生活方式大體上是作為一個層次較低,主要限定在衣、食、住、行、樂等日常生活狹小領域的概念加以使用的,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論地位。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生活方式研究課題時不具備今天這樣實踐對生活方式研究迫切需要及需要重新審視生活方式理論定位的條件,因此有再提生活方式研究的必要。

本文著眼于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需要,在發掘馬克思關于生活方式理論資源的基礎上,重新詮釋生活方式的涵義及理論定位,揭示生活方式研究的當代意義,并對社會學學科體系的建構提出看法。

二、“回歸”馬克思的理論原點

從現時展的理論需要出發,在所有的近現代學術資源中,對構建生活方式理論體系最有價值的仍然是馬克思關于生活方式的一些理論思想。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卻為在闡釋馬克思社會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時所忽略,今天我們需要為挖掘這些理論資源,并與時俱進地進行理論創新,以回答當今時代的問題。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著不少關于生活方式的理論思想。比如,把生活方式作為分析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描述未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特征,以及揭示階級階層、城鄉差別和個人生活特點的概念工具等等,對于這些我們在此不做討論。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馬克思是如何在社會結構形態層面闡釋生活方式的地位及與生產方式的關系的。

人類的生存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可作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兩大類劃分。馬克思十分強調生產力、生產方式對生活方式變革的革命性作用。針對一項具體的技術發明,他曾寫道:“近年來,任何一種機械發明都不象‘珍妮’紡紗機和精梳紡紗機的創造,在生產方式上,并且歸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樣大的改變”,“‘機械發明’。它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而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在具體分析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的作用時他指出:“當18世紀的農民和手工工場工人被吸引到大工業中以后,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完全成為另一種人。他還指出,正是資本的力量,在“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于現在需要和重復舊生活方式的狀況”中起到了“偉大的文明作用”。強調物質生產對生活方式變革的決定性作用是馬克思的重要理論思想。

但是,當人們在引述馬克思關于歷史唯物論論點時,常常忽略了馬克思理論觀點的另一重要方面,即馬克思在強調社會生產和生產方式的決定性作用時所講的是,生產方式是“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是“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是“生活的生產”。這就是說,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很重要,但它又是人的現實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生產活動是為“生活”而存在的,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而同生活活動相比又具有“工具”、“手段”的性質。

其實,馬克思在創建歷史唯物論時,是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兩個概念同時提出來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作了這樣的表述:“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馬克思的這段話實際上表述了兩個重要思想:一是生產方式是生產人們“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具有手段的性質,而生活則體現社會生產的目的;二是生產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定的生活方式”,是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以往人們對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不好理解:生產方式歷來被視為龍頭老大,怎么也能歸結為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呢?但只要回顧一下人類的形成與發展史就不難理解了。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高級動物有共同的生物學基礎,這就是都有遺傳記憶編碼系統,靠遺傳記憶編碼系統,動物世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人類的存在離不開這種生物性。人類形成伊始同動物并沒有更大區別,但人類在自然演化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了比自然遺傳編碼系統更為復雜的生命再生系統,這就是文化系統,建立起了“有文化”的社會生存方式即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使人與動物區別開來。人為了生活首先要勞動和從事生產活動,并不斷改進生產工具,傳授、積累和發展知識與技能,為了使生產和生活活動得以運行,就要建立組織,形成規范,并要從事精神生活活動等等,從而使人類自身和生活逐漸具有了高度的復雜性和生成性。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一部人類的發展史和社會史就是一部體現人的生成的生活史、生活方式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生活方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把握社會的基本方式,“生活世界”是更為本原的東西。因此,只要回顧人類的形成和發展史,我們對馬克思所提出的生產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論斷也就可以理解了。

馬克思上面的論述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廣闊背景上給以生活方式以很高的理論定位,生活方式實際上是人的生成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滿足與實現方式,因而我們才說生活方式是把握社會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當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其實現程度是不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在闡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社會理論時,在強調物質生產的重要性的同時,恰恰丟掉了“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這樣一些基本命題,其結果是歷史唯物主義成了“見物不見人”、“遺忘生活”的發展觀,并在實踐上造成了一系列偏頗,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提出要“回歸”馬克思的理論原點。我們還認為,闡釋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不但要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樣的重要范疇,還要講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這對重要范疇,即把生活方式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范疇。也需指出的是,馬克思自己對所提出的關于生活方式的理論思想闡述得也不夠,對此恩格斯在晚年曾提到這一點,認為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都有同樣的過錯”,即最初他們的理論工作“是把重點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方面,而忽視了和沒有來得及對其他方面加以論述,但馬克思從來沒有像“后來者”那樣把經濟的作用強調到“唯一”的不適當地步。

同生活方式理論思想相關的,還有一個馬克思的“社會形態三階段說”值得我們研究。馬克思從人的生存狀態角度把人類社會劃分為相繼演進的“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未來以“個人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為基礎的三大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形態變遷的理論是以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及自由度作為劃分標準的。但是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同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因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實現形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

我在1988年曾從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關系的視角概括了人類社會形態三階段的宏觀變遷的脈絡。即:自然經濟時代由于生產力的不發達,生產和生活、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沒有區分開來,并以生產方式“吞沒”生活方式體現出來;在工業時代,生產和生活分離,生活方式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這是人類在資本主義工業時代取得的巨大進步;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發展和未來的共產主義時代,生產和生活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礎歸于一體化,即如果說第一階段體現的是生產吞沒生活、生產就是生活的話,那么到了新的第三個階段將體現為生活方式涵蓋生產方式,生活就是生產,生產也成生活的內容。這種情況即使在今天也不完全是夢想,在現實生活中已遙見曙光。在發達國家,人們的休閑時間正在超過工作時間,工作和休閑的界線正在模糊化,生活時間通過人力資本和知識的生產而成為“生產”時間,重視生活質量、以人為本,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導社會價值觀。面向未來全球的發展,我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馬克思早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生產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們“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論斷,將日益放射出真理的光茫。

三、現代化與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

從以上對馬克思理論的再解讀中發掘出了生活方式最有價值的本源意義。當然,生活方式作為人的生成和需要現實方式具有無限的豐富性,體現為主體和客體、理性和情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等等的具體的統一,我們研究生活方式就要具體和現實地把握這種豐富性和全面性。但如前所述,迄今以往對生活方式研究主要局限在衣、食、住、行、樂等“日常生活”層面進行,這有其必然的和合理的方面。首先是因為人的生活方式總要通過具體的日常生活活動得以展現;其次是因為在工業文明時代人們的生活活動雖然從生產活動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但仍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生活空間,體現為對人的需要實現形式的局限性。當然也與以往的社會理論沒有給生活方式以應有地位的因素有關。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居于統治地位的科學理性(嚴格地說是工具理性)世界觀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科學體系,在為人們的生活世界提供理性基礎的同時也閹割了生活世界,因而包括西方經典社會學在內的傳統社會科學體系,不可能成為把握生活世界的完整科學,也不會給生活方式以應有的理論地位。但是到了今天的全球文明轉型時代和面對著我國所致力于的新型現代化來說,生活方式的這種作為描述性、附屬性狹小概念的理論地位就遠遠不夠了。從實踐需要推動理論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生活方式完成自我理論建構,回歸其本源意義;同時能滿足時代需要的生活方式涵義又將對我們所進行的現代化發揮重要的建構功能。

在上述生活方式和現代化的雙向建構關系中,中心環節是現代化實踐對理論需要的推動作用。因此我們首先要界定一下中國現代化特有的性質和內涵。同西方社會傳統現代化相比,中國作為“后發”國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識化背景下所進行的現代化,這種現代化不是以實現傳統工業文明為目標,而是要完成“雙重社會轉型”,是具有跨越發展性質的“新型現代化”?！靶滦同F代化”不但在經濟發展上超越傳統工業化,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轉型,而且在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社會發展層面也將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從“人的依賴”到“物的依賴”再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雙重轉型,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設的綜合發展。依據中國現代化新型、綜合發展的性質,我國提出在21世紀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發展觀?？梢哉J為,無論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還是科學發展觀的確立都反映了我國社會跨越發展的性質,都需要建立新的全面發展的機制。

首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所展示的不是單純經濟學概念,而是體現社會全面進步的概念和更深層次的生活方式概念。歸結起來,“全面小康”不但要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而且也要實現“生活幸?！钡膬r值目標。從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傳統現代化時期社會的核心目標是經濟增長最大化,而進入“后現代社會”發展階段后核心社會目標演化為追求生活質量和人的幸福最大化,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變。我國把“民富國強”和“生活幸?！蓖瑫r作為現階段的發展目標,本身就是對傳統現代化的超越。

其次,按著馬克思的社會形態“三階段說”,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后資本主義工業和市場文明時代即共產主義時代的特征,而傳統工業和市場文明所確立的是“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即人雖然在法權上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但卻處于“物支配人”的關系之中,生活方式也必然以經濟學為模式,服從于利潤最大化。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在獲得物質巨大增長的同時,人卻付出了痛苦代價。我國雖然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任務,但在當代確立以人為本價值體系的全球文明總趨勢下,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現代化目標,正是新型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傳統工業化追求的是“量”的擴張,生產最大化和消費最大化是以資源無限可利用為假說前提的,其發展不但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而且也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衡。后現展觀強調生態保護,強調發展的可持續和全面協調性。我國提出的“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和堅持做到“五個統籌”,則體現了“生活的生產”的全面性和協調可持續性,同樣體現了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的跨越發展性質。

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21世紀頭20年我國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保障就是堅持新發展觀。如果把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和新發展觀聯系起來考察,我們可以說“全面小康”的發展目標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發展。那么,實現“全面小康”如何做到人與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呢?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發展的內在關聯又是怎樣的呢?回答這個問題離不開生活方式的概念。

從“生活的生產”視角看,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就是對人的“生活”供給和“社會生產”的全面性。我們不能把“社會生產”僅僅理解為物質生產,它應該包括物質的、制度的和精神文化的等等的全面生產和供給。全面的生產供給即社會發展的全面性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鏈接兩者的中介環節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如同馬克思所說,“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為生活方式是人自身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動力學體現為社會條件的規定性和主體價值能動性的統一,社會全面發展的條件正是通過生活方式的中介環節實現人的需要滿足的全面性,從而生成全面發展的人。所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把人的發展的全面性、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鏈接起來,其中構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將成為整個發展鏈條中的重要環節。

這就是說,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應在新發展觀指導下確立相互聯系的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兩個目標;社會的全面發展應以人為本,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但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并不能自動地發生轉化關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環節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豐富性;生活方式通過主客體的互動把“生活的生產”和主體全面而豐富需求的滿足即“人的生產”結合起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這樣的人的生成又體現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成為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動力。

因此,面向中國現代化的未來發展,我們必須走出傳統理論的局限和誤區,提升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同時要擴大生活方式的邊界,使之從主要是表述日常生活的低層次概念中解脫出來,成為一個框架性概念。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方式所涵蓋的領域將逐步擴大。比如,隨著知識將成為核心生產力,工作和休閑的界限將模糊化,勞動活動將生活方式化;終身學習也將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而隨著社會民主程度的提高,政治參與也將成為大眾生活方式,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面向人類未來的發展,人與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程度是以生活方式涵蓋領域的擴大和層次提升為標志的。我們可以借用吉登斯的話來說,中國未來現代化過程就是“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我們的生活方式”的過程。

四、社會學理論創新的走向:通向“生活何以可能”之學

最后,我們再簡要說一下生活方式概念的提升對社會學學科建構提出的問題。如果我們像上述那樣從本源的意義上把生活方式視為一個框架性概念,并且認為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將充分顯現其理論功能的話,那么它必然對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創新提出新的問題和要求。

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學的重建主要是在借鑒西方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經典社會學學科形成于傳統工業化發展時代,其理論框架是按著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世界觀建立起來的,并主要采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社會領域的問題,這種學科化使對社會的研究成為科學,但其研究也把人的生活世界抽象化、客觀化、外在化了。對此當代學者多有指出和進行理論批判。比如,法國社會學家埃德加·莫蘭就指出,傳統的社會學“研究模式基本上借用了上個世紀物理學的研究模式。這種模式是機械論式的,同時也是決定論式的。因為它是按照一種直線性的因果關系,研究對孤立的對象產生影響的規律和規則?！@樣的審視從社會學的領域排除了一切設想事件參與者、主體、責任、自由的可能性”,在這樣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學“專業化所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對現實世界、對社會、對人和生活的思想貧乏之極”。還有的西方學者對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社會理論的世界觀基礎進行了批判。比如胡塞爾指出,“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都受到實證科學的規定”,但因此卻使“極為重要的問題被輕描淡寫地抹去了”,這種研究只關注事實,卻不關注人類的命運和生活意義。他還指出,由于人們的全部思考已經習慣于以理念世界作為自己的基礎和出發點,真實的生活世界卻被掩蓋了。當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發生著向回歸“現實生活世界”的轉向,主張用人的生活說明人,解釋社會,并對社會理論中的科學主義、本質主義、功能主義和機械論思維方式進行了批判,在方法論上也有所創新。

社會學學科的形成奠定了對社會研究的科學理性基礎,但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的“后工業”、“后現代”時代,其理論的局限性已經明顯暴露出來,有些理論甚至成為荒謬不經的東西。其關鍵在于社會學對社會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社會結構形式和外在規定性方面,抽象掉了人的生成過程和現實生活過程,因而所研究的社會結構同人及其生活過程是相區隔的。而現實生活過程只能是主體與客體、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理性與情感、科學與價值、日常生活與非日常生活相統一的豐富復雜過程。我們常說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社會學的基本命題,但這個基本命題應具體體現為,處于生活過程的人與提供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社會之間的互動生成關系。我不試圖給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重新下一個定義,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也將同樣向生活世界轉向,而體現人與社會互動生成關系的生活之何以可能的問題,將成為當代社會學建立基本研究范式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談到這個問題,我還想引述一下費孝通教授不久前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線》一文中的觀點。在該文中他強調社會學是“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學科,不能只強調它的“工具性”,而忽略其“人文性”及其在“位育”中的重要作用,強調研究精神世界,研究融合在生活中的只能“意會”的文化因素,研究“講不清楚的我”及“心”的概念,等等。他指出這些“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19〕。費孝通教授所指出的為至今的社會學研究所忽略的這些方面,都屬于“生活世界”無限豐富性的方面,而這些恰恰為科學理性所主宰的社會學研究模式濾掉了。解決社會學學科的科學性和人文性平衡問題,恰恰需要回歸現實生活世界和尋求解決“生活何以可能”的問題,為此生活方式也自然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如果社會學研究走上了這個軌道,從理論上解決個人和社會、事實和價值、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理性和價值、確定性和非確定性之間復雜生成關系就有了可能;在實踐上,“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要求就能得到理論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