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發展觀的理論與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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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僅不同學科對發展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而且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發展的認識也有很大的差異，就是同一歷史時期，處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國家和地區對發展的理解也存在著系統性差異，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什么階段選擇什么樣發展戰略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發展觀的演變

發展觀是對發展總的看法和基本觀點，它體現著人們對發展的基本價值判斷，是對發展理論和實踐的總結與哲學提升，對發展水平評價有著重大影響，它集中表現在人們對發展過程中，發展要素相對重要性的判斷和評價上有強烈的時代性和階段性。

早期的發展理論是以經濟發展核心內容和判斷標準的經濟發展觀。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劉易斯，幾種典型的思潮包括二元結構論、經濟發展階段論。二元結構論是劉易斯在他的《經濟增長理論》中提出的。他重點解釋“現代”部門的收入分配和“現代”部門增長速度。在劉易斯看來，發展實際上可以簡化為“現代的”和“傳統的”兩個部門，發展過程就是“現代”部門通過從“傳統”吸收勞動力的過程，是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工業部門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發生重大變化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過程。在劉易斯的命題下，發達國家的經濟變遷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歷史之鏡，吸收發達國家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就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理論解釋和政策建議。經過十多年的歷史檢驗，人們發現，有些發展中國家采取單純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雖然有些主要經濟指標提高了，但是整個社會并沒很大的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狀況、文化素質并沒有相應的改善和提高，所以有人批評劉易斯的“經濟增長”是一種“無發展的增長”。

社會發展觀是對經濟增長發展觀偏差的修正，有很多代表性的觀點和思想對我們探討當代的中國發展觀念非常有啟示意義。如法國佩魯強調人的發展為核心的新發展觀，認為發展是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協同轉變的現代化理論、強調世界政治結構是影響發展重要因素的依附理論等等。

人為發展的核心是佩魯在《新發展觀》一書中提出的，佩魯指出，新發展觀的要點在于，發展同作為主體和行為者的人有關，同人類社會及其目標和顯然正在不斷演變的目的有關。以經濟增長為標志的片面發展觀，是多種原因造成的，而當片面增長的代價暴露的時候，為一切人和完善人的發展就理應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和研究人員一致接受的目標。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表述了對社會發展觀的不同看法，這種觀點認為：發展是社會特征變量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分化。強調發展是社會特征變量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分化的理論淵源主要來源于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一個多學科廣泛關注的理論，人們為現代化賦予了不同的內涵，特別是在中國，現代化是工業化、科學技術化、富裕等內容的一個混合體，吸引了學術界和官方的持續注意力。

現代化是一個與傳統相對應的概念，這就決定了由現代性而標志的現代化的是階段性的過程。它是一個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包含了從經濟結構轉變開始到非經濟結構變遷的各個方面，著名學者列維提出可以根據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過程來比較社會和區分社會。為了使社會變遷為現代性社會，包括社會的傳統結構價值也必須完全由一套新的現代社會性結構和價值來替代。列維分析了現代化的伴隨現象和結果。他提出了區分“現代化社會”和“非現代化社會”的社會標準。

社會發展觀中對于發展的第三種認識是依附理論，依附論是作為主流學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它強調世界體系對發展的影響，以普雷什和佛朗克為代表人物的依附理論從世界結構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世界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在于外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不平等。普雷維什在《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極其主要問題》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存在的“中心—外圍”這樣的經濟結構。中心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外圍是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中心處于支配地位，外圍只能是被動的從屬中心，而這種由于殖民時代延續的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初級產品與工業制成品間不合理貿易比價，使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趨于惡化。因此，普雷維什指出外圍國家要獲得發展必須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

強調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不發達的原因是由于不平等的國家地位造成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的佛朗克。他提出了“欠發達的國家”這一理論來解釋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達狀況不是自然條件的產物，而是長期殖民主義的結果。

多斯·桑托斯在研究了依附的結構后，給出了依附的定義。他指出，一個欠發達的國家，在根據外國需要確定其經濟結構的時候，就已經變成依附性的了。依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如金融與工業的依附、科技與工業的依附和政府的依附。總之，一個國家的發展障礙不是缺少資本、企業管理技術、民主制度，相反，在于一個國家經濟的外部控制，依附與發展是不相容的。

如果說，經濟增長發展觀和社會發展觀代表著國家是發展的組織者和評價者，那么，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則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實踐，聯合國是可持續發展的提倡者和評價者，發展到可持續發展階段已經超越了國家和地域的空間限制，同時考慮到當代人與未來人在資源與環境問題上的公平與協調機會?？沙掷m發展的基本內涵是：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實現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個別民族國家與人類共同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二、國內對發展的理解

中國自主發展的道路決定了對發展問題的許多理解和實踐是原創性的?！拔迥暧媱潯睆慕▏_始制定，至今已經出臺了“十一五規劃”，以“五年計劃”為主線展開，可以看出國內對發展的理解。

（1）發展是總量的增長。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是積貧積弱的國民經濟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因此，能夠快速發展就成為建國之始的主要目標，“一五”計劃的經濟增長指標即反映了這個特點，至于后來的“”則將此推到了極點。1978年改革開放后，歷次“五年計劃”依然把總量增長作為發展的一個重要評價指標，究其原因是人口壓力造成發展速度指標的過度追求和外在壓力對增長目標的強化。我國與發達國家增長指標相差非常大（產業結構、人均GDP、國際競爭力），這就決定了我國現代化必然是趕超戰略。

（2）結構問題是制約發展的關鍵因素。通常來說，經濟總是不斷擴張，經濟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就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過程。經濟發展階段與產業結構是相對應的，錢納里通過對世界上154個國家20年發展的時間序列數據比較指出，產業結構變化，引發就業結構變化，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也是一個“二元結構”熨平的過程，可以說，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產業結構是核心，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結構、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也自動調整，問題是，我國和西方的產業發展道路不同，因此，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與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果從初級產業、社會基礎設施和服務份額來看，我國處于較低的發展階段上(不及工業化的中級階段)：而如果從制造業份額來看，我國則處于較高發展階段上(超過發達經濟的初級階段)。由于存在結構偏差，任何單項指標都不能反映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這種與標準結構的偏離和我國特殊的工業化趕超戰略有關。這一戰略的實施，使我國制造業實現了超常發展，導致了結構關系與標準模式的偏離。

經濟結構調整歷來為政府所關注，修正結構問題，一直是政府的一項基本工作。從“六五“計劃開始，直到“十五”計劃，政府對制約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的基本判斷之一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十五”計劃則把結構調整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指出我國已經進入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階段。從中國自身的發展進程看，最大的結構問題是“城鄉結構”即“二元結構”問題，但是，結構問題不僅是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還包括產業組織結構、地區結構;經濟結構調整不僅是一國的經濟結構，還受世界產業結構發展升級與競爭的影響，中國的發展不能不受世界發展的影響，這就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3）發展包括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方面。與發展觀演變的規律相一致，中國政府對發展的認識也經歷了強調經濟增長到社會發展繼而到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六五”計劃第一次把社會發展列入了綱要的重要內容，“六五”計劃以前，中國的五年計劃全稱是“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這種變動本身就是我國開始把社會發展作為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最好證明。1992年中國簽署了聯合國保護環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九五”計劃中正式把可持續發展戰略與國家發展戰略結合起來。比較“九五”計劃與“十五””計劃及“十一五”規劃可以看出，在可持續發展問題上，中國政府觀念的調整，可持續發展不能取展和包含社會發展，它僅構成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國外發展觀的啟示

在對發展觀認識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對發展的理解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關心的是發展的增量，發展的經濟層面和可測度部分，而發達國家則更關心發展的一些深層要素，如自由、權利等，這是不同發展階段所決定的。毫無疑問，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這是從人類社會大系統的運行，以及從比較長的時間尺度上來認識的，它的意義在于指出了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如非工業化可能適合于一個國家某些地區，但尚不適合于作為整體的現代社會一樣，在較短的時期內，在發展的某一個刻度，不同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不會相同的。能否走上那條必然的可持續的理想之路，“只能產生于現實的態度，否則就不會產生出來”。而在很大程度上則是決定于各國政府的選擇，這種選擇既要積極地面對人類未來又要穩妥地面對傳統的國際政治、經濟、貿易體制和秩序的巨大慣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它有和其他國家不同的發展實踐，因此在對發展的理解上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地區結構問題、就業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問題和城市化問題等與世界一般發展模式是有差別。所以，在新的時期中國政府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發展觀，同時還提出了“五個統籌”等具體的戰略目標和任務。之所以稱為“科學的發展觀”是因為這一發展觀符合人類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它是對以往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正確總結和科學提煉。不但符合中國的發展實際，而且符合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實際?？茖W發展觀的靈魂在于“和諧”，要實現科學的發展觀，“關鍵”在于轉變。它的目標是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程度、人與人的和諧，包括經濟與社會的和諧，城鄉之間的和諧、地區之間的和諧和國家之間的和諧。為實踐它這一目標，根據這一發展觀所得出的必然結論就是要“改變發展模式”，并把以往的財富和權力的高度不平等分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相脫節甚至對立發展模式轉變為一種新的合適的國家發展戰略。

為了實現科學的發展觀，緊接著中國政府又提出了推進循環經濟和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明確提出我國的生產活動要大力提高自然資源和利用率和廢棄物循環利用的水平。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摒棄多年來拼資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擴張的做法，放緩經濟增速，引導各方面致力于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致力于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產業水平，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處理好經濟增長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這些都是新的國家發展戰略的科學注解。

新的發展戰略選擇，不僅是資源、環境形勢緊張情況下的理性選擇，而且是人類社會應有的責任的態度的具體化。這一新的發展思想不僅適合中國的現在，而也適合中國的將來。不僅適合于發展中國家，而且也適合發達國家和人類社會未來，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發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