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發展政府改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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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一以貫之地堅持新時期以來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全面規劃部署了歷史新起點上的中國發展大局，目標、任務、要求都提得十分明確，深得黨心民心。接下來，關鍵是落實。而所謂落實，關鍵又是在體制上、政策上、措施上落實。

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重大任務來說，尤其是這樣。

十七大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長期以來的要求修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引人注目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增長不等于發展，在發展中國家爭取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現象。增長與發展的主要區別在于，增長一般是數量、規模上的擴張，而發展則突出表現為在增長中不斷實現的結構變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強調從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方式轉向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升和企業家創新活動的集約方式，這便是著眼于發展的，因為由此將帶來成本結構、生產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與同樣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收入結構、消費結構的變化相互作用，便帶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促成整個經濟結構的變革。這個過程，就是經濟作為一個有機體而成長、發展的過程。

從轉變增長方式到轉變發展方式，包含這樣的內容，但不止于這個意義。它立足于基本國情和發展新階段的特征，并著眼于經濟全球化趨勢，來謀劃又好又快的發展，是以更高的立意和更開闊的視野，更加突出地強調從方式上解決增長與發展乃至全面發展相統一的問題。如上所述，發展的概念是關于結構變革的概念，而所謂全面，也正是就整體的結構狀況而言的。這樣來看，轉變發展方式所要解決的問題，在需求結構上，要通過擴大內需來調整出口、投資與消費需求的結構，這個問題的實質在于收入結構（居民、企業、政府的收入份額）的調整，其中一個重點是財稅收支結構的調整；在成本結構上，通過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的轉變，通過外部成本的內部化，降低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代價；在產業結構上，以比較優勢與技術進步為基礎，實現三次產業的結構合理化，推進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地區經濟結構上，也要以比較優勢為基礎，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既要注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更要著眼于國家整體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來達成區域經濟的合理布局；在城鄉結構上，遵循工業化發展規律，與城市化進程相適應地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按照有利于在規模經濟意義上充分發揮城市功能的要求推進城市化或城鎮化。

強調轉變發展方式，更深刻地提出了轉變增長方式的意義和重要性。提出轉變增長方式的任務已經許多年，為什么一直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呢？這與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或發展的方式有最主要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主導發展，厥功甚偉，功不可沒。在以制造業為主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化階段，特別是在體制轉軌的初始階段，政府主導即主要由政府配置資源還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也很有效（這與計劃經濟體制在其初期有速效于某些部門的增長有點類似）。但在工業化和體制轉軌的這兩個階段特征發生變化以后，隨著技術進步特別是信息產業革命帶來的深刻影響，隨著市場關系在深度和廣度上的不斷發展，隨著創新（不只是技術創新，而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越來越成為決定整體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主要由政府配置資源的行政主導方式，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特點和局限性，便越來越不能適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如果以缺乏創新而主要拼資源消耗的粗放增長作為舊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那么，這種增長方式是天然地與行政主導方式聯系在一起的，這不依人們的認識、覺悟為轉移。行政主導方式一天不轉變，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改革目標一天不實現，這種舊的增長方式就一天不能根本轉變。

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實質是改革政府主導經濟增長方式亦即轉變政府職能的問題。若干年來，以轉變政府職能為目標的政府改革一直在艱難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也在深化，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的解釋。但任重道遠，改革尚未成功，且受到一些部門、地方、行業壟斷的特殊利益和在市場經濟、政府與市場關系等問題上不時泛起的舊意識形態觀念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阻礙和干擾，這又對中國發展在其新階段上凸顯出來的諸多問題和矛盾提供了基本的解釋?，F在，十七大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更進一步的提法來強調解決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和矛盾的重要性、緊迫性，深切體認這一點，就要更加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在政府改革。說它是根本也好，核心也好，關鍵也好，無論用哪個詞都一樣，都是為了說明政府改革對轉變發展方式的決定意義。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發展，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就是這個第一要務之急務，第一要義之大義。抓這個要務中的急務，要義中的大義，要從改革政府行政主導發展的方式入手，牢牢把握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從制度上更充分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并與之相適應地從制度上定位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職能、責任和作用方式。真正落實這個任務，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