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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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是孩子的第一老師，如果父親形象陽光，有一個體面、受人尊重的職業，是很可能成為兒子效仿的楷模的。但父親的“城管”身份卻讓兒子感到自卑，這是令人尷尬的事情。不難想象，曾經一向以自己的父親為驕傲的兒子，忽然之間竟然發出“長大了死活都不會當城管的”的誓言，這對父親自尊的傷害有多大、有多深。

近年來，城管這個職業已經被妖魔化，許多時候，也不被人待見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和無法回避的尷尬。因為城管執法與街頭巷尾小商販擺攤設點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沖突，所以城管的執法也涉及到城市的管理理念、執法模式以及管理者在城市管理、城市形象與小商販謀生究竟孰重孰輕，誰先誰后的選擇問題。

在這種大背景之下，諸如被兒子埋怨的城管父親，作為個體的執法者是否就一定陷于妖魔化困境而無法自拔了呢？依我看，那也未必。其實，他們還是能夠通過自己平時在執法活動中的文明、規范，善待商販，尊重商販，主動為他們排憂解難，化解糾紛，從而重新獲得人們的信任和尊重的。試想，當越來越多的城管都能自覺自律，注重從小事做起，影響和帶動身邊的同事一道體恤民生，文明執法、規范執法，少罰款，多服務，久而久之，城管的形象又怎會不正面起來？人們又怎么會忍心繼續對城管進行無聊的妖魔化呢？

一向以父親是城管隊員而感到自豪的兒子，卻突然語氣堅定地說“長大了死活也不會當城管的?！?2月15日，談起兒子近日突然出現的這一轉變，任職于武漢江岸區城管執法大隊的小海（化名）唏噓不已。他詢問10歲的兒子得知，原來是“因為爸爸是城管，同學們都瞧不起我?！保?2月16日《長江商報》）

如果要指出社會形象最差的“公差人員”的話，城管一職恐怕當之無愧。長期以來，城管因為暴力執法、權責不清、身份不明等諸多問題，飽受非議。有些人對于他們的不滿甚至達到了咬牙的程度。關于城管跟民眾沖突所釀成的血腥事件、死亡事件，我不想一一例舉。畢竟每一場悲劇的背后，埋藏的不僅僅是暴力沖突者之間的恩怨情仇，隱含的更多的則是沉積已久的社會矛盾和體制問題。

正如一名公益活動的參與者所講到的，“平時我們看到城管打人的事情太多，但這并不代表他們不需要關愛，我們放假他們上班，其實他們很辛苦?！蔽覀兤鋵嵅槐匾珜裁匆缘聢笤沟拿赖?，我們只需要想想將城管推倒的公眾形象的反面的原因即可。30年改革開放，中國的變化巨大。其中，變化程度最為顯著，也最為國內外的華人所稱道的就是中國城市化水平的迅速加快。城市化加快也就突出的顯現出兩大表征：一、城市建筑的大量修建、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二、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居住人口的不斷膨脹。當然，隨著這兩大城市化表征而來的還有城市污染、流動人口、交通擁堵等諸多問題。每一個問題的解決恐怕都要涉及行政管理的諸多方面，依當時的情況看來，以單個部門的力量尚難解決。于是，綜合執法為職責的城管制度也就以視點的形式出現，以便來應對這些難題。

曾有學者指出，北京一城管身上能夠執行的行政處罰權就有280多項。而僅憑一己之力行使如此繁重的處罰權力，尚難擔當，也易陷入濫政濫罰的地步。然而，從另一個角度分析，為何城管的身上會被賦予如此眾多的權力，因為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太多，一般的專業部門很難處理，于是就把部分權力移交到城管手里。久而久之，城管之權也就積重難返。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尚處于初期，在這個不斷發展的階段，一些新的問題也在不斷出現，社會和政府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城管十年來，處罰權和行政權的歷次修訂后，被賦予和移交的權項的不斷增加，也就證明了城管像一個專門處理社會“包袱”的部門被拋離在公眾的關懷之外。當然，他們被拋離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還是深層次社會發展與行政管理之間的現實偏差和矛盾。

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講，城管職能的存在擔負了太多的社會問題，幾乎不堪重負。在種種惡名的壓制之下，城管無疑也成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而很少有普通人能夠看到綜合性執法所帶來的功效。

又是一則有關城管的新聞引起了網民的熱議。一個一向以父親是城管隊員而感到自豪的10歲男孩，有一天卻突然語氣堅定地告訴父親“長大了死活也不會當城管的”。作為城管隊員的父親經詢問終于得知，兒子對他態度的突然轉變是“因為爸爸是城管，同學們瞧不起我”。（《長江商報》12月16日）

這像一則黑色幽默，當記者問起這位父親是否將兒子性格變化的真正原因告訴老師時，這位父親決定和兒子一樣，選擇隱瞞自己的職業。不只是這位父親想隱瞞自己的職業，武漢江岸區城管執法大隊最新的一次隊員心理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隊員認為自己的職業缺乏社會認同，感到心理壓力巨大，甚至向陌生人刻意隱瞞自己的職業。客觀地講，這則新聞是把城管放在受害者的立場上來解讀的，字里行間流露著對城管這一“弱勢”職業的憐憫。

但是這樣的解讀，這樣的憐憫并不能喚起公眾對城管的同情，網民們甚至拿出“報應論”來評價這一新聞事件。不是網民刻薄，而是因為基于現實之上，他們拿不出事實證據來說城管的“好”，前有天門事件魏文華之死，后有午門事件18歲少年被城管逼著跳進筒子河。在我們生活的周遭，每天都在上演著城管和小販的貓鼠游戲，這畫面、這場景生動地為我們展現了權力濫用如何造成了底層民眾的絕境。

縱然城管有千般錯，可是拿出“報應論”的論調來評價“10歲男孩因父親做城管而遭同學指責鄙視”的新聞還是有失公允。不是所有的社會格局都可以承載“父債子還”的模式，把對城管整體形象的不滿遷怒到他們的孩子們身上，并施以“報應論”輿論評價，這同樣是一種非理性亢奮。

在“報應論”的暴力式評價中，我們可能會忽視城管們所受到的“代際損傷”。無辜的孩子僅僅因為父親是城管而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來，無論如何這樣的場景都不應該出現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在“10歲男孩因父親做城管而遭同學指責鄙視”的新聞背后，我們更應該把輿論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彌補城管們所受到的“代際損傷”上來，而不是專注于這是否城管職業的過錯帶來的“報應”。同時，城管執法部門也應該清醒地看到，“10歲男孩因父親做城管遭同學指責鄙視”的新聞，是公眾期望他們改善自身形象的另一種訴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