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監督體制歷史思考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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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監督制衡的黨內權力，必然導致黨內權力走向專橫和腐敗，無產階級政黨毫不例外。健全和完善黨內監督體制已經歷史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這是關系共產黨命運的重要課題。

沒有監督制衡的黨內權力，必然導致黨內權力走向專橫和腐敗，無產階級政黨毫不例外。健全和完善黨內監督體制已經歷史地擺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這是關系共產黨命運的重要課題。

一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監督體制的產生與發展

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內監督體制的理論與實踐

1847年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其章程中就規定了上級對下級、組織對盟員通過“服從同盟的一切決議”；“保守同盟的一切機密”；“盟員如果不能遵守這些條件即行開除”（注：《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著作選讀》第39頁。）的紀律監督。盟員則通過代表大會的年會制、選舉制和罷免制對上級領導成員進行民主監督。馬克思、恩格斯的黨內監督思想是集中監督和民主監督相結合，奠定了民主監督的基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并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96頁。）

馬克思、恩格斯設計的黨內監督體制，是上下雙向監督體制，沒有黨內專門監督這個第三支撐點。我們知道，三角形具有穩定性，這里的每一個支點都向兩個方面用力，又都承受來自兩個方向的力。三個支點形成耦合關系，每個支點都起到保護另兩個支點的作用，從而保持黨內監督體制的穩定。

2.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監督體制

1869年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在一個國家內建立最早的無產階級政黨。該黨成立大會通過的黨章，對監察機關產生的方式、職權作了明確規定，為了防止執行委員會獨斷專行，社會民主工黨成立了由11人組成的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有權停止執行委員會個別成員直至整個執行委員會的工作?！绻麍绦形瘑T會半數委員被停職，則應在四星期內召開黨代表大會，對事情作出最后決定。德國社會民主工黨開創了黨內監察機關，并給予監察委員會很大權力，奠定了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三權制衡監察體制的基礎。這是對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正如列寧指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監察制度是從德國開始的?！?/p>

3.列寧時期俄國共產黨的監察體制

俄國共產黨成立于1898年，最初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7年“六大”黨章第一次規定建立黨內監察機關。規定監察委員會每年由代表大會選出，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1920年，列寧在《關于黨的建設和當前任務的決議草案》中提出，有必要建立一個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監察委員會，以便實行對黨的監督。這樣，共產黨對上對下和平行監督體制的建立，從而基本上建立了共產黨內三個支點的監督體制。

列寧在黨處在缺少民主素質、專制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政治環境條件下，勾劃出一個較為合理的黨內監督體制，遺憾的是，時間太短，無法迅速見效。

4.斯大林的黨內監督體制

聯共（布）的黨內監督體制曾起過積極作用，是有權威的機構。斯大林在黨的“十七大”把監察委員會歸屬中央委員會領導。從此中央委員會及其成員、黨的最高領導人，在黨內就沒有什么機構能夠監督。

這種監督體制的特點是：（1）普遍化的自上而下的授權，發展為自上而下的個人授權。重要干部的任免，都是斯大林點頭才行。他授權的人，都吹捧他，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2）用國家專政工具對黨組織成員進行強力監督。使上對下的監督形成了監控和鎮壓的特征。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中83名被捕、槍斃，十七次黨代會的代表，大多數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擁有表決權和咨詢權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定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斯大林長期濫用職權，造成了肅反嚴重擴大化，黨又無力對他的這種專橫行為進行制止和監督。（3）黨內專門監督機構成了黨內專制性的機構，不能進行對黨委平行的監督職能。

5.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監督體制

70多年來，我們黨內監督體制走了一個“之”字形的曲線。黨在建黨初期，摹仿蘇聯共產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監督體制。從1931年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干涉下取得領導權，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黨內形成了專制性監督體制，形成了王明的個人統治和絕對專權；把黨內監督引向暴力行為的歧途。中央蘇區肅清“AB”團運動中，在“懷疑一切”的思想支配下，大批黨員被視為黨內異己分子，進行肉體消滅，給黨的事業造成令人痛心的損失。

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起，我們黨內監督又恢復為高度集中的黨內監督體制。這時的黨內監督體制有以個人為中心和隨機性很強的特點。這為中黨內監督體制走上專制性提供了土壤。它的特點是：（1）黨內監督引入國家的暴力行為。國家專政機器成為監督黨員的重要手段。中遭到監禁、刑訊、逼供的黨員數量很大。（2）黨內專門監督機構被徹底取締。黨內監督的另一個支點，黨的代表大會也成了橡皮圖章。（3）個人崇拜式的黨內監督達到頂峰。對的個人崇拜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徹底否定了時期專制性黨內監督體制，在黨內監督體制中，民主成分越來越多。黨內監督體制正處在由高度集中的黨內監督體制向民主性黨內監督體制過渡階段，改革和完善黨內監督體制，還任重道遠。

二黨內監督體制的啟示與反思

1.歷史悲劇的啟示

中國共產黨也是反對個人崇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黨提出了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1956年鄧小平在黨的“八大”《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35頁。）但到了50年代后期，個人崇拜開始在黨內有些反映。這時同志從防止和反對個人崇拜發展到接受個人崇拜。在接受個人崇拜過程中，、“”一小撮野心家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鄧小平在分析的歷史教訓時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這是一段精辟的論斷。依靠合理、公正、健全的黨內監督體制和制度，而不依靠個人，這是歷史悲劇給出的啟示。

2.黨內歷史悲劇不僅給我們以鮮明的啟示，同時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

（1）對黨內三權制衡與國家三權制衡相混淆的反思。黨內三種權力制衡，是有特定含義的，不能把黨內三權制衡與國家政權機構的三權制衡混淆起來。黨內三權支持的基礎，是黨員的共同信仰和政治共識，這是黨內團結統一的基礎。而國家政權中的三權，是以國家強力作支持的，它不取決于政治態度、政治信仰的一致。只要法律作出了規定，不論人們持什么政治態度和政治信仰，都必須尊重和服從國家政權中的三權制衡原則。黨內三權制衡，是政治組織內的權力平衡關系，目的是維護黨組織的團結、統一和運轉。而國家政權的三權制衡，是國家組織中的權力平衡關系，目的是維護國家政權的運轉，二者性質不同。如果把二者相混淆，以國家政權不能搞三權分立而拒絕黨內三權制衡原則，這難道是對列寧黨內三權制衡原則的堅持和繼承嗎？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又從何談起呢？

（2）值得反思的是“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鄧小平指出：“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第333頁。）本來，西方資產階級政黨也缺乏平行監督黨內專門監督機構。黨的領袖擁有最后決定權、最后否決權、最后裁決權。黨的領袖這種權力如不加以限制，就會走向專制和獨裁。希特勒的法西斯黨就是領袖的絕對專制和獨裁。但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黨中都有既保證黨的領袖的專斷性，又有防止走向專制性黨內監督的成熟機制。西方資產階級政黨有比較成熟的選舉制、任期制和辭職制。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領袖產生有時帶有神秘性、狹窄性，又缺乏競爭性，容易導致終身制。直到現在，黨內監督問題，沒有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或任何一個未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有足夠的勇氣和令人信服的實踐宣布已經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三健全完善黨內監督體制的探索

1.建立黨代表大會的年會制與常任制相結合的制度，加強代表大會的監督功能。“共產主義者同盟”，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列寧時期的蘇聯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都堅持了年會制的光榮傳統。隨著斯大林的個人專權，從“十五大”以后，他不僅改變了年會制，也不按規定召開代表大會。我們黨召開代表大會從執政后“八大”到“九大”間隔14年，由于失去代表大會監督，“”和“”兩大失誤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早在1956年，當時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指出：“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采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期，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1卷第233頁。）由于種種原因，“八大”的規定沒有實行。這個改革的設想把年會制和常任制相結合，是對馬克思主義年會制的繼承和發展。現在應該提到改革的日程上來，而且這個制度可操作性也比較強。

2.健全監督和制約黨的領袖的監督體制是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關鍵。黨內監督的斯大林現象在國際共運中蔓延，在東歐執政的共產黨中，都曾搞過典型的專制性黨內監督，都形成了自上而下授權為基礎的個人崇拜、個人專斷；都把國家暴力行為引入黨內監督中，制造了一起起黨內恐怖。由此看來，共產黨黨內監督的最大教訓是黨管不住領袖人物。因此，健全黨對領袖的監督體制就成為防止歷史悲劇重演的關鍵。首先，要健全黨的領袖產生的體制。要拓寬黨的領袖提名的渠道，黨的前任領袖、執行機構成員、中央委員、代表大會代表聯名都可提名黨的領袖；經過充分協商，正式選舉時要有競爭，這樣從領袖產生過程就納入自下而上的監督體制。其次，健全黨的領袖任職期間的監督體制。黨的執行機構要堅持集體領導。再次，實行黨的領袖的任期制。黨的領袖沒有任期，容易導致終身制，從而摒棄一切監督。如果權力是終身所有，監督者的監督就失去了剝奪權力持有者的權力這種資格，從而成為無效的監督。

3.加強中央委員會的監督功能，把中央委員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權力實體。

中央委員會向執行機構授權后，還要監督。如果中央委員會始終處于疲軟的狀態，黨的執行機構的集權現象無法克服。要通過增加中央委員會法定開會次數，增加中央委員會的質詢權、提名權、決策權和罷免權。

4.建立中央專門監督機構的平行監督體制。平行監督體制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這種體制的中斷是監督體制的倒退現象。中共中央［1987］3號文件指出：“建立一套制度制約和監督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特別是職權最高的領導人能夠嚴格遵守憲法，遵守黨紀，不至于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行動……。”要真正落實這個改革的重大決策，必須建立與中央執行機構平行的黨內監督體制。這就必須改革各紀委的產生方式、領導體制和職權范圍。紀委產生后實行垂直領導關系，向各級代表大會和上級紀委報告工作。各級紀委有權罷免同級黨委成員的職務，如果同級黨委成員一半以上被罷免，召開黨代表大會解決問題。這樣就真正形成黨的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執行機構的執行權和監督機構的監督權三權制衡、平行監督和制約的監督體制。

5.加強輿論監督是黨內監督的重要一環。要加強輿論監督，必須提高輿論工具的相對獨立性。黨的輿論工具的負責人由中央全會和中紀委聯合任命。向中央全會和中紀委負責。黨對輿論的領導應該管方向，管原則，管政策。制定新聞法，以法管理。不要人為規定報喜不報憂的比例。

總之，黨的中央級的監督體制改革了，理順了，黨的地方監督體制就迎刃而解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監督體制，對于處于領導地位的黨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我們黨改革和健全黨內監督體制，是黨自信、自強、自覺的表現和標志。這對于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對于實現共產主義，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