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24 16: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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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從氣象、降水條件看,環渤海地區位于半干旱暖溫帶,年降雨量為500~700mm,地面蒸發量為1500~2000mm,蒸發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現春旱、夏澇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災害,土壤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積鹽和脫鹽的交替過程。從水文、地質條件看,黃河、海河和遼河等16條河流的入??诰诃h渤海地區,因而該區域地勢多以濱海平原三角洲為主,海拔高程-1~10m之間。土壤受海洋侵蝕現象較重,土壤鹽分呈現從內陸向海濱逐漸增強的規律。從土壤、植被類型看,環渤海地區屬于濕潤-半濕潤海水浸漬鹽漬區,鹽漬過程先于成土過程,是在鹽漬淤泥的基礎上逐漸成陸發育而成。此外,土壤鹽分組成也具有地區差異。在黃河三角洲,土壤以鹽土為主,鹽分組成主要以Cl-和Na+為主,鹽含量為6~30g/kg,鹽土占土壤總面積的50%以上;而在遼河下游濱海三角洲的鹽漬土中則出現了少量SO42-[2]。黃河三角洲和遼河三角洲濱海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植物種類較少,主要以濕生、水生和鹽生植物為建群種形成的群落在該區占據主要地位[6-8]。常見的植物群落類型主要有蘆葦(Phragmitescommunis)群落、鹽地堿蓬(Suaedasalsa)群落、檉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傮w來看,由河流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地區土壤的成土歷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養分少,但土壤含鹽量高,地表蒸發快,極易鹽堿化,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該地區人類活動頻繁,對生態系統的擾動較大,因而,環渤海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
2環渤海油田區開發歷史
目前,環渤海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石油生產、加工基地,勝利、遼河和大港油田的開采時間均超過50年,最年輕的冀東油田開采年限也已達20年。以勝利油田為例,自1961年發現以來,目前擁有油井2萬余口,已累計生產原油8億余噸,主要工作面積達4.4萬平方公里。勝利油田在1987年產量突破3000萬噸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產量仍然保持在2500萬噸以上。冀東油田開發最晚,最初原油產量每年僅有18萬噸,而今年產量已達213萬噸,累計探明儲量17662萬噸,該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開采期,預計5~10年即可達到千萬噸油田的生產規模。石油的勘探與開發涉及面廣、涉及點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設過程中,主要涉及到鉆井、勘探、管線埋設以及道路建設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問題。每口油井的井臺占用的土地面積約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較為分散,油井間以作業路面相連接,油田長期勘探、開發后的結果就是導致原本脆弱的環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業區污染物累積量逐年加大,環境自凈能力越來越弱,生態風險越來越高。
3油田開發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3.1油田開發對大氣的影響
濱海油田區稠油比例高,多采用蒸汽驅原油的開采方式。在鍋爐加熱和采油運輸過程中產生大量廢氣,然而針對油田伴生氣體處理的工藝設備配備不完善,技術工藝不成熟,無法實現對排出氣體的完全回收再利用。排放氣體中,總烴含量最大,大約占46.77%;其次是非甲烷總烴(non-methanehydrocarbon,NMHC)。這類物質易與油田的另一類特征污染物NOx發生化學反應,形成光化學煙霧,而光化學煙霧也是近年來霧霾的來源之一。據統計,勝利油田NMHC日排放量超標準值的2.6倍,遼河油田的日排放量超標準值的2.8倍。
3.2油田開發對地表植被的影響
在油田開發過程中,從前期的勘探到搭建井場采油,到后期的鋪設管道以及儲運集輸,油田井場及周邊的植被受到了極嚴重的破壞。長期高強度、無節制和大面積的石油開采造成了土地鹽堿化沙化、草場退化、濕地退化以及水質污染等眾多生態問題。勝利油田附近的草場面積已不足60年代的30%。大港油田開發區域,被石油破壞的植被達到了7萬多畝。植被大大減少的同時又伴隨著植物生產能力降低,生態系統植物多樣性減少,由于食物鏈底端的生產者減少,導致生態系統的總生物量減少,進而造成環境功能的衰退。而環渤海油田區處于生態脆弱區,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生態系統結構不穩定,對環境變化比較敏感,自我修復能力差,造成不可逆的生態破壞。
3.3油田開發對土壤環境的影響
土壤是油田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眾多污染物的主要歸宿地。隨著開發時間的延長,土壤中污染物總量不斷累積。落地原油、泥漿和油砂等進入土壤后,會改變土壤的理化性質,土壤有機質組成發生變化,土壤通透性降低,對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區系結構產生顯著影響。據調查,勝利油田年均產生油泥在1×105噸以上,有些區塊土壤中石油含量達到了105.7g/kg,是臨界值(0.2g/kg)的528倍,對土壤生態系統產生嚴重影響。遼河油田也存在相似的污染狀況。
3.4油田開發對水體環境的影響
在油田生產過程中,井場作業、井管破裂和輸油管線穿孔均會造成原油泄漏進入水體。目前,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大部分已進入開采的暮年期,采出油綜合含水率都在90%以上,其中含有大量的石油類物質及采油過程中投加的表面活性劑、破乳劑等高分子采油助劑,其有機成分包括烷烴、芳烴、酚、酮、酯、酸、鹵代烴及含氮化合物等。采油廢水目前主要通過回注的方式加以利用,但并不能完全解決。油田開采對自然水體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石油類污染物可以在水面形成油膜,阻礙水氣交換,破壞了水體的溶氧過程,進而影響水質和水生生物的生存。污染物經長期累積和滲漏將進入地下水,導致地下水質量下降。此外,回注地下的污水也會通過土壤或注水井漏層(或套管破裂)滲漏,或因注水井注入層位淺,使注入水進入地下水,將使地下水利用價值降低甚至不能利用。
4油田現行污染物控制措施
4.1氣體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氣體污染物在油井井場、原油接轉站、聯合站、注水站和油田開發輔助工程及運輸過程中均有產生[14]。這類氣體污染物的控制幾乎涉及到油田生產的各個環節。然而,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多為老油田,設備較為陳舊,許多需密閉的流程仍為開放式生產,輕質烴揮發嚴重。例如,聯合站接收來自前線集輸站來油后,須經脫水、凈化和加溫處理,這個過程中會揮發出大量輕質油氣,如不加裝油氣回收裝置,這類氣體污染物將直接進入大氣環境中。此外,在原油煉制環節,每年會產生數千噸的火炬氣,主要成分為C2H6、C2H4和H2S等,這類氣體熱值較低,回收利用率僅有10%左右,煉廠一般是將其排放至火炬燃燒[25]。這種處置方式仍然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既不經濟,也不環保。
4.2土壤污染的控制措施
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復是近年來環境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從技術類型上可以分為物理修復、化學修復和生物修復技術。常用的物理、化學技術包括濃縮干化法、固液分離法、萃取分離法、電動力學修復法、熱處理和熱解吸技術以及化學破乳回收法等。物理、化學技術對治理高濃度的石油污染技術優勢明顯,但若用于中低濃度石油污染土壤則成本太高,還會造成二次污染的問題;生物修復的成本低、無二次污染,在處理低濃度污染土壤方面有明顯優勢,不足之處是污染物降解速率較低。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各類土壤修復技術的推廣并不順利。首先,土壤污染通常較為分散、濃度不均,通過挖掘、運輸對污染物集中處置成本過高,因此目前多采用原位處置的方式。原位處理的首選技術是生物修復技術,而環渤海地區的油田土壤多為鹽堿化土壤,鹽堿對生物技術的使用效果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研究者通常采取壓堿、土質改良和增加地表植被等方式降低鹽堿帶來的影響。當前,這類技術仍以研究為主,國家尚未出臺油田污染土壤強制修復措施。
4.3水污染的控制措施
目前,多數濱海油田已進入中后期開采階段,多采用水驅來實現大規模生產,油田化學品的應用非常廣泛。采出油綜合含水率不斷提高,污水產出量不斷增加,已超過注水量的需求,不能全部用于回注;再加上有些區塊地層滲透率低,對注水水質要求很嚴,處理后的采油廢水達不到要求,只能注新鮮水;還有的地區采用注蒸汽采油,但采油污水處理后很難達到鍋爐水質標準。所以,相當一部分采油廢水必須要排放到環境中,而且必須達到國家排放標準,油田企業的污水處理壓力巨大。國內油田對含油污水處理的傳統方法主要有自然沉降、混凝沉降、氣浮和過濾等常規物理方法,一般可以滿足注水指標的條件。外排水還需經過深度處理才能排放,大多數油田外排廢水采用生化處理為主。這類技術可分為兩類,即利用好氧微生物作用的好氧法與利用厭氧微生物作用的厭氧法。但由于重組分的難降解性,更應該采用組合工藝。
4.4固體廢棄物的控制措施
油田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最主要的就是油泥砂。其主要來源包括接轉站、聯合站的油罐、沉降罐、污水罐和隔油池的底泥,含油污水處理設施、輕烴加工廠和天然氣凈化裝置等清除出來的油砂、油泥,鉆井、作業、管線穿孔而產生的落地原油及含油污泥等[30]。油田通常根據油泥來源對其進行不同處理,含油量20%~30%的油泥直接可以進入物化處理裝置回收原油,處理后的油泥一般用于建材生產;含油量10%左右的油泥砂可進入熱電廠焚燒發電;對于含水量在90%以上且含油量較低的油泥砂一般直接排入天然蒸發池,進行自然蒸發,而后集中至污泥干化場堆放。以勝利油田為例,每年通過各種途徑產生的油泥砂數量大約11萬噸,而目前通過各種方式處理的油泥砂的量僅占50%左右。
5我國濱海油田區環境綜合治理對策
5.1大力推行清潔生產
原油勘探開發、油氣集輸和煉油等作業過程不可避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通過改進生產工藝,降低生產過程中各類污染物的產生及排放量,從源頭抓起,能夠減輕末端治理的壓力、。清潔生產著眼于污染預防,通過不斷地改善管理和技術水平,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污染排放,將污染整體預防戰略持續地應用于生產全過程。新的形勢要求油田企業在加大環保投入的同時,轉變觀念,致力推行清潔生產,促進污染物的“零排放”。清潔生產模式已成為當前油田企業節能降耗、控制污染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佳途徑。
5.2實施嚴格的末端治理
按照我國現行的石油開采、加工技術和生產模式,尚無法實現生產過程污染物的“零排放”。因此,在現階段采油污水、油泥以及井場作業區的污染問題仍是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必須實行嚴格的末端治理措施,從政策上提高“偷排”、“漏排”的違法成本,加大對責任人和直接領導的處罰;對污染物處理實行政府計量補貼措施,提高油田企業治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推行污染物資源化利用新技術和分類集中處理模式,實現污染物的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
5.3加強植被恢復和生態建設
油田開發過程中對植被的破壞是非常大的。如20世紀80年代開發建設的孤東油田,是在潮上帶濕地上圍海建壩開辟出的68km2采油區,在開發初期打井、修路,動用了1.2×104m3土方,但開發后未進行綠化,致使地表。在油田生產進入穩產階段后,通過種植紫穗槐、檉柳等對道路兩旁進行綠化,人工綠化加上自然植被恢復,綠化覆蓋率已達到30%~50%,生態環境有所改善[34]。因此應當注重施工后的地表修復和綠化,注意管道回填后地表的平整度,在工作空間內種植草坪和樹木,不僅可以美化環境,而且還可保護土壤結構。生態恢復工程的實施有助于緩解油田開發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嚴重損害,強化生態系統的自身調節能力和平衡作用。
5.4劃定生態紅線,制定生態脆弱區保護規范
篇2
1.1解決旱澇災害
水資源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對于我國而言,由于不同氣候條件的影響,水資源的空間分布極不均勻,南方水資源豐富,在雨季常常出現洪澇災害,而北方水資源相對不足,常見干旱,這兩種情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而水利工程的建設,可以有效解決我國水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解決旱澇災害,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如南水北調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工程。
1.2改善局部生態環境
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對于資源和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現有的資源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需求。而通過水利工程的興建,不僅可以有效消除旱澇災害,還可以對局部區域的生態環境進行改善,增加空氣濕度,促進植被生長,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支持。
1.3優化水文環境
水利工程的建設,能夠對水污染情況進行及時有效的治理,對河流的水質進行優化。以黃河為例,由于上游黃土高原的土地沙化現象日益嚴重,河流在經過時,會攜帶大量的泥沙,產生泥沙的淤積和擁堵現象,而通過興修水利工程,利用蓄水、排水等操作,可以大大增加下游的水流速度,對泥沙進行排泄,保證河道的暢通。
2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
水利工程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僅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需要相關人員的充分重視。其對于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污染
水利工程對于周邊環境的污染一般都集中在施工過程中,其主要污染包括:(1)水污染:水利工程施工過程中排放的污水、廢水以及施工人員生活中排放的污水,是導致水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施工條件、施工環境、資金等因素的限制,這些污水往往沒有經過處理直接排放到環境中,不僅能會污染地表水環境,同時還可能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環境。例如,在對水利工程中的水壩進行施工時,如果混凝土的澆筑處理不當,就可能出現大量的廢水和污水,這些污水排入河流中,會引起河流水質的變化。又如,在對工程設備的使用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定的廢油,如果這些廢油排放到河流中,不僅會造成水域環境的污染,還可能影響下游居民的健康。(2)空氣污染:空氣污染一般是在對施工材料進行運輸,或者對地基進行平整的過程中,產生的灰塵或者部分廢棄物,又或者是工程設備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廢氣、揚塵等,會對周邊的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
2.2對局部氣候的影響
水利工程的建設,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局部的氣候環境條件,這些改變在氣溫和降水方面表現的尤為顯著。(1)氣溫:在水利工程建設完成后,由于水庫和大壩的蓄水功能,會大大增加水體面積,改變空氣中的能量交換方式,從而引起氣溫的變化。一般來說,水深在7m以上的大型水庫,與陸地相比,在冬季的平均氣溫要高出1.8-2.9℃。而在夏季則具有降溫的作用,可以降低局部區域約1-4℃的溫度,同時,對于地區的年平均氣溫也有著較大的影響。(2)降水:水利工程對于降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水面強烈的蒸發作用,會造成空氣濕度的增大,從而為降水的增加提供基礎保障;其次,氣流在進入水域范圍后,由于風速的增加和流線輻射,會產生下沉運動,從而減少降水;然后,在暖季,水面溫度會低于陸地溫度,其大氣層的結構也更加穩定,對流不易產生,同樣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降水。而對于我國而言,降水多集中在暖季,因此水利工程的將是會減少周邊區域的將降水量。而對于干旱地區,決定降水的主要因素,在于空氣的濕度或者水汽來源,因此水域相對于陸地具有更好的降水條件,會使得區域降水增加。
2.3對土地的影響
水利工程的建設對于周邊土地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表現出來的問題包括水土流失、地貌改變、土地鹽堿化、河道沖刷等。在對水利工程進行建設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土石方工程,而在開挖土石方的過程中,不僅會造成地形地貌的改變,還會對地面的植被造成破壞,進而引發水土流失現象;同時,水庫蓄水后,庫區周圍的地下水面會有所提高,將大量的鹽堿帶到地面,造成嚴重的土地鹽堿化問題等。
2.4對水質的影響
在水利工程完工后,會在大壩上游形成寬闊的水域環境,造成庫區水動力條件的變化,不僅水深大大增加,而且水流的速度也會變得緩慢。在這種環境下,庫區水體的水質和水環境會出現較大的改變,引發水體富營養化、泥沙含量增加、重金屬沉降等問題。同時,受庫區水質以及大壩下游河道水量變化的影響,下游的水體水質也會發生變化,影響水體的自凈能力。通常情況下,如果河道水體自身的水質條件較好,則水利工程的建設雖然會對河道水體的水質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這個影響并不明顯;而如果河道水體的水質條件較差,或者有污染源的排入,水利工程自身的調蓄作用所造成的河道水量減少,會極大的加劇水污染的程度。
3應對措施
經過大量的調查分析發現,水利工程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建設過程中應該充分考慮工程的生態效益,分析水利工程對于生態環境可能造成的近期和遠期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措施,確保有利影響的充分發揮,對不利影響進行改善。同時,要建立相應的環境監測部門,對環境進行跟蹤評價,盡可能減少水利工程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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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評價標準參照衛生部《全國病媒生物監測方案(試行)》[1]、全國愛衛會《鼠、蚊、蠅、蟑螂控制標準》[2]。
1.2統計指標夾夜法鼠密度=(捕鼠數/布有效夾數)×100%。粉跡鼠密度=(陽性粉塊數/有效粉塊數)×100%。鼠密度下降率=[(滅鼠前鼠密度-滅鼠后鼠密度)/滅鼠前鼠密度]×100%。
1.3統計學滅鼠前后陽性率的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生活居住環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為優勢種群,占所捕獲鼠類構成比分別為48.8%和41.4%(表1)。在旱田中,以黑線倉鼠和黑線姬鼠為優勢種群,占所捕獲鼠類構成比分別為46.1%和51.9%(表2)。在林區深處,形成黑線倉鼠和黑線姬鼠的競爭抑制,占所捕獲鼠類構成比分別為51.1%和39.8%(表3)。在沼澤地帶,主要的鼠種為小家鼠和黑線姬鼠,占所捕獲鼠類構成比分別為34.5%和62.5%。根據不同鼠種的生態習性,連續3年在秋末冬初和春季開展大面積滅鼠工作。在城市居住環境中,重點對食堂、飯店、賓館、居民區、建筑工地、農貿市場、學校、養殖場等部位,開展了滅鼠工作,鼠密度下降率夾夜法為80%,粉跡法為91.4%。對外環境鼠種重點開展了居住區向外延伸500m范圍內的滅鼠工作,農田鼠密度下降率為83.2%,林區為65.4%,草地為80.3%(表5~6)。
有針對性地在相應部位設置合理的滅鼠毒餌站,結果顯示,在設置毒餌站后的半個月,外環境鼠密度(夾夜法)為0.6%,鼠密度下降率為84.5%;室內鼠密度(粉跡法)為0.7%,鼠密度下降率為91%。3個月后,外環境鼠密度為1.2%,室內鼠密度為1.9%。6個月后,內外環境的鼠密度分別為2.2%和1.4%。
3討論
本研究隨機選擇了居民生活區、城鄉結合部、餐飲單位、飼養場、農貿市場、旱田、樹林、草地等不同的生態環境,這些環境均適合鼠類發育繁衍和隱蔽棲息。調查發現,鼠類對棲息條件適應性很強,分布范圍廣。一般家棲鼠生活在人類活動和居住的環境周圍,有一部分經常于春天向野外遷移;秋后,隨著氣溫的下降和食物的歸倉,又返回原居住環境。野棲鼠比較穩定地生活在野外環境中,但是黑線姬鼠在秋后也會發生向居民區周圍遷移的現象。鼠類棲息條件的好壞,決定著鼠類種群數量的大小。但滿足的具體條件又有所不同,以食物資源而論,城鄉結合部相對農貿市場和畜牧飼養場差,農貿市場又差于畜牧飼養場。而以上環境的水和隱蔽場所都能滿足鼠類的生態需求。因此,食物度高的環境決定了鼠密度的大小。調查的各種環境中,餐飲單位的鼠密度明顯高于其他環境;隨著季節和食物的變化,其他環境鼠密度出現周期性變化,季節高峰明顯。生活居住環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為優勢種群,并且以食物為中心呈聚集性分布。但在個別地區,也偶爾捕捉到;在秋末冬初也會發現一定數量的野棲鼠種進入居民區,這是由于野鼠的遷移所致。
當然,由于城市面積的不斷擴大,道路的拓寬延伸,人口的大量流動,地下管網和交通運輸的發達等原因,也為鼠類遷徙提供了便利條件。環境和食物的改變,也改變了鼠類的密度,任何一個因素的破壞,將會降低鼠類的生態容納量。褐家鼠所棲居的環境是一種人工生態環境,研究表明,家鼠的密度水平不取決于其所在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條件,而是受制于其直接棲居的人工生態環境條件。調查表明,本地的褐家鼠一般棲息和隱蔽在餐飲部門、農貿市場、畜牧養殖場等有食物資源周圍的地溝、草叢軟地處。這一發現為褐家鼠防治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依據,即改變環境,減少遺漏食物,消除隱蔽場所,做到防鼠和滅鼠相結合。
篇4
生態環境容量包括:自然環境容量、經濟環境容量和社會容量三個大方面。自然環境容量是考慮在不破壞自然景觀和原有氛圍,防止污染,保護生態環境情況下的指標,包括旅游生態承載力、旅游資源承載力等;經濟環境容量主要指景區的經濟發展容量,具體指住宿、飲食、交通、生活設施等供應水平,一般選擇賓館床位、供水能力、供電能力、交通運載力4個要素;社會容量是從旅游活動對地方民族性和特色以及當地居民心理的影響來考量,具體包括感知承載力、當地居民心理容量、旅游地社會承載力等。這些方面的因素共同制約著生態環境容量,因此我們必須找出關鍵因素,關鍵因素是制約生態環境容量的短板。我們在對生態環境容量關鍵因素進行分析與控制時,可以采用帕累托圖來發現關鍵因素問題。帕累托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在研究社會財富分配時采用的圖表,將其運用于生態環境容量,是找出影響生態環境容量關鍵因素的一種有效工作。用帕累托分析生態環境容量問題的程序共分為三個步驟:(1)確定關于生態環境容量信息收集方式。如自然環境容量指標可以從環保局提供的水質監測數據、固體廢棄處理數據等獲得,當地居民心理容量指標可通過問卷調查獲得,經濟環境容量方面指標可通過工商局、交通局、旅游局等相關單位獲得。(2)對收集到的有關生態環境容量問題的信息進行統計、排列,制作統計表,根據統計表繪制帕累托圖。(3)進行分析,找出決定生態環境容量關鍵因素。排列圖上累計比率0-70%的因素為生態容量關鍵因素,也是最終限制生態環境容量的因素。
二基于生態環境容量的旅游風景區可持續發展的思路
1旅游風景區要分析
生態環境容量關鍵因素旅游風景區生態環境容量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體系,它有許多子指標構成,我們不僅要測定這個總的指標,而且要科學地分析它的子指標并找出關鍵因素,因為生態環境容量的大小遵循“木桶原理”,即制約生態環境容量大小的因素是由子指標中容量最小的因素決定的。只有抓住了關鍵因素,才能有地放矢,解決問題。
2旅游風景區要嚴格
準確地測定生態環境容量的各個子指標旅游風景區環境容量是否能為旅游地的管理提供依據,取決測定的容量準確與否,而嚴格科學地測定生態環境容量的各個子指標決定了生態環境容量的準確度,可是目前,許多風景區的容量值都是估算的,做旅游規劃時,它也不是一個必備程序,只會有一個估算,估算的容量值可參照性降低,我們應借助一些數學模型、機算機技術來科學測定。
3動態地測量
篇5
關鍵詞:中古、華北、鹿、生態環境
近半個世紀以來,華北[1]生態環境的變遷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一些學者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本地區森林的分布與破壞、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變化以及平原地區湖泊淤廢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為這一地區的生態變遷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迄止,關于先秦時代這一地區的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的歷史變化,考古學和動物學界已有一些學者作過甚有成績的探討,而對此后的情形雖有若干片斷論說,但專門系統的研究則仍然缺乏[2]。
華北野生動物種類、種群數量與地理分布的歷史變化過程,很有必要作為一個專門課題加隕釗胩教鄭夥淺S兄諼頤僑嬡鮮兜鋇氐納淝ㄊ貳U饈且蛭諞桓鋈范ǖ牡乩砬蛑?,野生动捂y擲嗉捌渲秩菏康謀浠?,矄决属又G淝ǖ囊桓鮒匾矯媯乙彩嵌隕淝ǖ淖芴宸從場2還勻喚韁卸锏鬧擲嗉倍?,晤U俏薹?也無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較可取的做法是選擇那些具有生態標志性的動物、特別是與人類關系曾較密切的大型經濟動物作重點考察。恰好,關于這些動物歷代記載較多,考古資料也較為豐富,這使我們有可能對它們進行較為具體的歷史研究。
鹿類動物[3],是大型陸地野生食草動物的典型種類,也是重要的經濟動物。在歷史上,鹿類曾對華北居民的經濟生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反過來說,華北地區鹿類種群數量與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乃是當地人類活動改變生態環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這一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歷史表征。本文盡量匯集各類文獻中的零碎記載,對中古即公元3—9世紀華北地區的鹿類動物及其分布情況作較為詳細的考述,并對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態史問題稍作推論,為開展對華北生態史的綜合研究整理一點基礎資料[4]。
一、中古以前華北的鹿類
為更好地說明鹿類動物與生態變遷的關系,我們先來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況。
在農耕和畜牧出現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術能力極其低下,采集、捕獵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干擾還十分微弱,華北生態系統基本處于原始狀態,各種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尚未受到破壞。因此,遠古時代這一地區分布著種類眾多、數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動物,甚至還有犀、象等后來只分布于熱帶地區的動物活動[5]。其中,鹿類動物是一個最為龐大的家族,也是當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獵對象和食物來源之一。新石器時代的華北雖然已有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但捕獵野生動物仍為當地居民謀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類動物仍是他們最重要的肉食來源。這一情況,已為大量考古實物資料所充分證明。
袁靖曾“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國各個地區新石器時代的54個遺址或文化層中出土的動物骨骼資料,并對它們按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分別進行了統計和”。根據他的研究,這些遺址(年代約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間)中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動物[6]。筆者據其文附表資料統計,屬本文討論范圍內(袁文分列為黃河中上游地區和黃淮地區)的35個遺址或文化層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中,鹿類骨骼的數量居于絕對多數[7],一些遺址所出土的鹿類骨骼數量很大,比如陜西臨潼姜寨遺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層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遺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遺址出土數量更多達353具;山東泗水縣尹家城遺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這些事實說明,新石器時代鹿類動物在華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種群數量之大應居于陸地大型野生動物之首。
到了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的農牧業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開墾尚不甚廣,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仍有廣袤的蒿萊叢林和遼闊的湖沼草澤可供棲息繁衍,因之彼時華北地區的各種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其中麋(即俗稱的四不象)的數量最為龐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辭的記載可以說明。根據這些記載我們看到:在當時,捕獵野獸仍為重要的經濟活動,卜辭中關于“麋擒”、“逐鹿”、“射鹿”、“獲鹿”、“畫鹿”、“獲獐”之類的文字相當之多,可知鹿類仍是最重要的捕獵對象。據研究者統計,見于現有甲骨卜辭中的鹿類獵獲數量,僅武丁時期就達2000頭之多[8],每次捕獵常常所獲甚豐,獵獲的鹿類常在百頭以上,其中有一次“獲麋”的數量竟多達451頭[9]!殷墟動物骨骸出土情況證實了甲骨卜辭記載的真實性。根據古生物學家的鑒定和統計,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動物骨骸,千數以上者有腫面豬、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數量也在百數以上[10]。這些無疑反映:當時安陽及其附近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分布密度相當高。否則,以當時的狩獵技術條件,捕獲如此眾多的鹿類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這種情況似乎仍無太大變化,《逸周書·世俘解》中有一條材料記載說:
武王狩(發生在武王伐紂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進行),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這可能是一次動用大批軍隊而進行的大規模圍獵活動,一共獵獲13種野獸計10235頭,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頭鹿)、麝、麇(即獐)和鹿(應主要為梅花鹿)等在內的鹿類動物8839頭,占全部獵物數量的76.5%;而麋又占鹿類之中的大多數(超過59%)。盡管《逸周書》是否為信史,歷來史家均有懷疑,這段文字所載是否確實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況,在相當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時代,華北平川草澤地區仍有大量的麋鹿棲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对娊洝返挠涰灧从常寒敃r許多地區仍有廣闊的“町疃鹿場”[13],到處有“呦呦鹿鳴”,成群的鹿覓食徜徉于蘋、蒿草叢之中[14];行人在林野發現死獐、鹿的現象時有發生[15]。其它文獻也有相似的記載,如《史記》卷4《周本紀》有云:“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彪m是一種比喻,但也反映了當時郊外多麋鹿的事實;在春秋時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災[16]。因此之故,在當時鹿類的遇見率仍相當高。據《春秋左傳》“魯宣公十二年”記載,在晉、楚邲之戰(戰場約在今河南鄭州、滎陽一帶)期間的某一日,參戰士兵曾兩次遇見了麋(一次有麋六頭),且有捕獲。這些事實說明,在當時,鹿類特別是麋鹿,仍是常見的動物。
但是,自戰國以后,華北地區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時由于鐵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耕墾技術能力大大提高,廣袤的叢林草萊不斷被墾辟為農田,這使得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縮小,鹿類的種群數量也不斷減少。因此,雖然戰國秦漢文獻中仍不時有關于鹿類的記載,但鹿群的數量已遠不能與以前相比。從文獻所反映的情況來看,習慣于沼澤濕地的麋,在秦漢時代已少見蹤跡;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漸由平原向山區退避。所以戰國秦漢文獻所顯示的鹿類遇見與捕獲概率已遠低于春秋以前,東部平原地區則基本不見有捕獵鹿類的記載。這些正是戰國以來華北地區的生態環境,由于農業的高度發展而發生了顯著變化的反映。
不過,直到中古時代,華北地區的人口密度畢竟不象晚近時代那樣高,生態環境破壞也不似近數個世紀這樣嚴重。根據各類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本區域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西部山區,仍有大面積的樹木叢林;東部平原地區還有一些水面廣闊的湖沼澤地[17]。這些都給大型野生動物保留了一定的棲息場所。因此,在中古時期,華北各地山嶺叢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類動物活動;麋也并未絕跡,在河流和沼澤附近,偶爾還可見其蹤跡。在歷次戰亂和人口銳減時期,比如魏晉北朝時期,由于土地荒蕪,草莽復生,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雖不及春秋以前那樣數量眾多,但較之兩漢時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華北的主要鹿種及其分布
關于中古華北鹿類的直接記載雖然不少,但資料極為零碎,并且對于鹿類的種屬時常記載模糊,敘述起來相當困難,更無法從統計學上作出數量說明。在此,我們僅根據有關資料,就主要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作些描述。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分辨出,當時這一地區的主要鹿類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屬種,則無法斷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學名C.Nippon),古文獻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華北分布最廣的鹿種,大抵各地丘陵山區多樹木叢林之處,都有梅花鹿的出沒。它的分布區域,可以根據當時文獻中關于白鹿的記載來加以推斷。
動物學表明,所謂白鹿,不過是梅花鹿隱性白花基因的表現型,是一種罕見的變異現象,發生機率極小。因此,有白鹿出現的地區,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種群數量還極有可能是相當大的[18]。
從很早的開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現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端螘肪?8《符瑞》中說:“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因之,地方一旦發現有白鹿出現,必定要報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獻皇帝,至晚從漢代開始,這已形成了一種慣例[19]。以白鹿出現為“祥瑞”的觀念,是虛妄的;但史書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一般來說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官員已將捕獲的白鹿上獻給了朝廷,所以史書才記載了下來。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讒諛之臣謊報的情況。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記載,推知當時梅花鹿的種群分布情況。
魏晉南北朝文獻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主要見于《宋書》和《魏書》?!端螘肪?8《符瑞》中所載,可確認屬于本區者共11次,時間起于曹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終于劉宋后廢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獻”者6次、言“見”者2次、言“聞”者3次。至于出現地點,該書稱黃初元年有19個郡國上言白鹿出現,令人懷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廢漢建魏、即位稱帝,地方州縣為了獻媚,故而編造此種“祥瑞”上報,表示曹氏篡漢是“上應天命”。)其余10次,分別見于扶風雍縣、天水西縣、東莞莒縣岣峨山、文鄉縣、譙郡蘄縣、彭城縣、徐州濟陰縣、雍州武建縣、梁州和郁州;《魏書》卷112下《靈徵志》下所載,可確認在本區范圍內者有22次,時間起自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公元401年),終于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稱“獻”、“獲”或“送”者,共17次,稱“見”者5次。除一次出現地點不詳者,其余分別見于魏郡斥丘縣、建興郡、定州、樂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師(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荊州[20]、平州、齊州、濟州、徐州和兗州。
關于隋唐時期白鹿出現,《隋書》和兩《唐書》沒有集中的記載,《冊府元龜》則記載有13次,其地點分別在華池之萬壽原、驪山、麟州、沂州、九成宮之冷泉谷、濟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華山大羅東南峰駕鶴嶺、皇家閑廄試馬殿、亳州、同州沙苑監,以關中居多[21]。
根據上述記載可知:在中古華北,許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現,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較為頻繁;處于黃淮海平原的諸州郡也時見報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間私獵,而皇家苑囿往往養有數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較多出現于這些地方。這些事實說明,梅花鹿在當時這一地區曾有相當廣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種群數量較大,分布密度較高;東部平原地帶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華北的另一重要鹿種是麝(學名Moschusspp.)。在我國,麝有兩種,即馬麝(學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學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種具有強烈芳香氣味的外激素,為世界三大動物香料之一(其它兩種分別來自靈貓和河貍)。在中藥學里,麝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藥材。據現代藥學研究,麝香對人的中樞神經有興奮作用,能興奮呼吸中樞和血管舒縮中樞,中醫用于急熱性病人的虛脫,中風昏迷和小兒驚厥等癥,療效顯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書》和《元和郡縣圖志》等保存有較詳備的唐代各地土貢麝和麝香的資料[22],故不需太費力氣,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確定當時麝的主要分布區域。據《通典》記載,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顆粒,諸州上貢數量自10顆至30顆不等[23]。當時除華北州郡貢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別是山南、劍南也大量土貢麝香,說明麝香在當時是一種大量需用的藥用香料,頗疑與唐代上層、特別是皇室多患“風疾”有關(“風疾”將另文討論)。至于直接貢麝,大約是供皇家苑囿豢養并取麝香之用。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唐代貢麝和麝香的州郡,屬于本區(或部分屬本區范圍內)的有共有22郡,其中貢麝的有同州馮翊郡、慶州順化郡、丹州咸寧郡、延州延安郡、靈州靈武郡、虢州弘農郡,貢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嵐州樓煩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門郡、媯州媯川郡、檀州密云郡、營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隴西郡、蘭州金城郡、階州武都郡、洮州臨洮郡、廓州寧塞郡、疊州合州郡、宕州懷道郡、甘州張掖郡。
一般說來,能上貢麝或麝香的地區,即有麝的棲息。由以上記載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線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東的許多州郡土貢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長安不遠的同州亦以麝香稱貢,說明這些地區均有麝的活動棲息。但黃河下游州郡,則不見有貢麝香的記載,說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沒有分布??紤]到麝的生活習性特別是食性,東部地區可能一向不曾有過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獻亦稱麇(學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華北的重要鹿種。相比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并能夠提供珍貴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來源,因此它在古代的聲望不及于后二者。不過,獐乃為當時重要的捕獵對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來源,分布區域也相當廣泛。在古代,獐的隱白基因表現型——白獐,也被視作一種吉祥物,史家謂:“白獐,王者刑罰理則至?!盵24]即白獐的出現,是帝王施行刑罰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種自然感應。因此,地方發現白獐出現都要報知朝廷;如果捕獲白獐,也必定上獻。我們從《宋書》、《魏書》及《冊府元龜》中找到與本區有關的記載共27次。具體情況如下:
《宋書》卷28《符瑞》中載有17次,其中言“獻”者12次、“見”4次、“聞”1次,時間起自曹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終于劉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處記載稱19個郡國上言白獐出現不可靠(理由見上文)外,其余記載所涉及的地區有:瑯邪、魏郡、義陽、汲郡、梁郡、汝陽武津、東萊黃縣、馬頭(屬豫州)、濟陰、東萊曲城縣、濟北、南陽(3次)、北海都昌、汝陰樓煩;
《魏書》卷112下《靈徵志》記載有7次,6次言“獻”、1次稱“見”,時間起自北魏明帝永興四年(412年),止于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現的地區分別是章安、懷州、豫州、華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冊府元龜》卷24《帝王部·符瑞》三記有3次,2次言“見”、1次稱“獻”,分別為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許州)。
據以上記載可知,當時白獐基本出現于本地區的東部,太行山脈以西則很少見,這似乎表明當時獐主要分布在本區東部。這是由于史料記載缺失,抑或實際情況即如此,尚須進一步考證。從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看,至少關中地區還棲息有一定數量的獐,例如唐文宗開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廟,獲之?!盵25]這或可認為是從禁苑中逃逸出來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孫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貢[26]。不過,喜于溪河水際活動是獐的生活習性,只要其它條件具備,東部濕潤多水區域更適合它的棲息。這樣看來,當時本區東部獐的分布較多,故白獐出現亦以東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較麻煩的是麋(學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遠古至于春秋時代,麋鹿曾是東部湖沼草澤地區的優勢鹿種,種群數量十分龐大。但是,隨著土地不斷被墾辟,自戰國秦漢以后,這一地區的麋鹿日益稀見,在諸鹿之中,其種群數量和分布區域減縮最為明顯,以至一些學者曾認為:西漢以后麋已在這一地區絕跡。[27]雖然事實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時代,麋不但在華北、甚至在整個中國都逐漸完全絕跡,清代晚期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數豢養,八國聯國攻進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國麋種斷絕。直到20世紀80年代,始由英國烏邦寺公園引返其種,現于江蘇沿海地區辟有麋鹿飼養場。在中古時代,麋在華北地區的分布已經很少,不過并未絕跡,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402年)曾發生過一場天災,史稱“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見當時華北地區還有麋分布。因此,我們從一些零碎的資料中,尚可約略尋覓到麋在本區活動的蹤跡。
首先,在華北北部邊緣草原地帶水源豐富之處,似乎還有些麋群活動。例如《魏書》卷28《古弼傳》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種,則那里的麋鹿種群仍甚不?。蝗羰恰镑?、鹿”兩種的合記,則當地至少也還有麋的活動。無獨有偶,唐·張讀《宣室志》卷8記載說:僑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區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隴右道廓州化城縣東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內地亦見有麋的記載。如虢州、鄧州、濟源等地在唐代還有麋棲息?!缎绿茣肪?15《突厥》上云:“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盵30]同書卷162《呂元膺傳》也說:“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至于濟源地區,初唐人王績稱其居住河、濟之間時,“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東高密、江蘇洪澤湖一帶,在唐代也有麋群棲息。前者見于《元和郡縣圖志》的明確記載[32],后者則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見,直到唐代,華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動,只是其種群數量遠不能與先秦以前相比,活動區域也極為有限,與同時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數量也要少得多。這自然是因為原先最適于麋生息的東部平原沼澤地帶,此時已變為農耕的中心區域,各地湖沼草澤雖未至全部淤廢,但可供麋棲身之處已經不甚廣;雖然山區川谷溪澗也適于麋鹿生息,但畢竟不能容納很大的種群。三、中古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
以上根據各類的記載,對中古華北主要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進行了梳理,試圖說明當時這一地區尚有種群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資源。為了進一步證實上述意見,以下再對中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情況略作敘述。
中古文獻關于華北地區獵鹿的記載甚為不少,不過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區。為方便起見,我們最好分區述說。
1、北部沿邊地帶華北北部沿邊是草原地帶或者毗鄰草原,那里的野生動物資源較之內地遠為豐富,故射獵活動亦比內地頻繁。
文獻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區、特別是今陰山一帶,是鹿類及其它野獸棲息的淵藪,為獲得充足的生活資源,當地居民經常性地進行大小規模的圍獵活動,狩獵業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規模狩獵活動經常性地進行,魏王也常親自出馬。黎虎根據《魏書》統計: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間,共計出獵67次,平均每1年零3個月即出獵1次[34],每次圍獵都是收獲甚豐。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較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盵35]鹿類動物乃是最重要的圍捕對象;《魏書》卷4上《世祖太武帝紀》更稱:“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彪m然這一記載可能有較大夸張成分,但即使沒有數百萬而只有數十萬,其場面也是極為壯觀的;同書卷28《古弼傳》又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一次圍獵活動能有如此大的鹿類捕獲量,對于今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說明狩獵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十分龐大驚人。鄂爾多斯沙漠南部地區,也有大量鹿群活動,獵鹿活動也是經常性的。北周時期,宇文憲之子宇文貴年方十一年,“從憲獵于鹽州(今陜西定邊一帶),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盵36]也許這段記載有夸張成分,但如非當地有很大的野生動物種群,以一持弓小兒,在一次圍獵中即能射得野馬及鹿十余頭,無異于天方夜譚,史書中也不能出現這樣的記載。在幽州地區,鹿類動物也是重要的捕獵對象,當地甚至有人以驢子馱運鹿脯南下至滄州販賣[37]。直到唐代,文獻之中仍多記載北邊地區的弋獵之事,比如張讀《宣室志》卷8即記載有數事。其一云:振武軍都將王含之母金氏“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庇衷疲簝S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比绱酥悾荒芫阋?。正因為這些地區鹿類資源豐富,當地人們獵鹿活動頻繁,唐代所在地區的諸州郡有多種鹿產品上貢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靈州、薊州貢有鹿角膠,勝州、麟州貢鹿角,會州貢有鹿舌、鹿尾等等。
2、關中地區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一向較為豐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關中設置禁苑豢養鹿類,所以當地的鹿類有不少實際上處于半馴化狀態。在唐代,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仍然相當豐富,盧綸《早春歸周至舊居卻寄耿拾遺湋李校書端》詩就曾提到周至一帶“野日初晴麥垅分,竹園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當時文獻中甚至不時出現關于鹿類進入京城街市、太廟乃至直入皇宮殿門的記載,說明在隋唐時期的關中甚至長安城附近,鹿類的遇見率還相當高[39]。這可能因為當時國家對畿內百姓的捕獵頗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當自由地活動。盡管在當時民間獵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貴族則時??v獵于荒郊曠野、射鹿娛樂,這些在當時的詩文中多有記頌,毋須具引。
3、秦嶺東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嶺東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區,即自洛陽往西南的鄧、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獵鹿活動亦相當頻繁,史書記載頗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頡利歸降后,常郁郁不樂,太宗為順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為“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40];有時皇帝也帶著大批人馬前往這一地區狩獵射鹿,如《冊府元龜》卷115《帝王部·搜狩》載:“(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陸渾縣;戊辰,較獵于韭山,上自射禽獸,獲鹿及雉兔數十,令代官廚應烹之羊,盡放令長生焉?!敝敝林型硖茣r期,鄧、虢一帶仍是鹿類眾多,許多山民不事耕種,專以射獵為生,號稱“山棚”,“山棚”常將獵獲的鹿負載入市鬻賣[41]。商州地區的射麝活動,在唐詩中有不少詠頌,如張祜《寄題商洛王隱居》曾提到當地逸人野老“隨風收野蜜,尋麝采生香”的隱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獵麝而被稱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貢所迫,商州一帶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結束獵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詩中說:“垂白商于原下住,兒孫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區南部太行山南部東西兩側在中古時期也曾是獵鹿的好去處。東側的鄴郡一帶鹿類甚多,獵鹿之事時見記載。魏文帝曹丕與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獵,“終日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它書皆引作二十)?!盵45]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如果沒有較大鹿群存在,以數人出獵一天即能獵獲九頭獐、鹿,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曹魏時期,國家曾在這一地區設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間獵鹿,致使滎陽周圍鹿群成災,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大臣高柔極力主張取消禁令,聽民捕獵[46]。直到唐代中期,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捕獵還可獵獲到獐和鹿[47]。濟源一帶在唐代亦為獵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隊前往濟源之山狩獵,所獲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48];裴休兄弟在濟源時,曾有獵人以所獲之鹿相贈[49]。至于其西側諸州,也頗有獵鹿的記載,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陽宮附近(位于今陽曲)舉行圍獵,隨獵的楊暕“大獲麋鹿以獻?!盵50]再往南的潞州林慮山區,也是鹿類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親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獻中,我們尚未找到關于黃河下游地區獵鹿的記載,雖然不能因此認為當地完全沒有捕獵鹿類的活動,但與前述地區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獵鹿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所需鹿類產品。鹿類動物遍身是寶,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膠、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腎等等都是十分名貴的中藥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種服飾,而鹿肉則具有很高的滋補營養價值。在中古時代,鹿類產品已被廣泛地開發利用,比較顯著的是它們的藥用,孫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詵的《食療本草》和蘇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強調鹿產品的醫藥價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廣泛。不過,作為藥材的鹿產品,流通區域較廣,華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產自當地,故對此我們不作詳述。但當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則應為本地區所出產,文獻中關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記載為數不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當地鹿類資源的豐富程度。
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卷8、卷9中記載有多種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頭為原料)”等等。此外,在當時,獐、鹿肉還可以加工釀制成肉醬,該書卷8就對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醬”和“卒成肉醬”的方法進行了專門討論。在《齊民要術》有關加工烹飪方法的記載中,獐、鹿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除魚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動物,如兔、野豬、熊、雁、鸧、鳧、雉、鵪鶉等等,這說明在各種野味肉食中,賈思勰顯然最為重視獐肉和鹿肉,也說明獐、鹿肉在當時是比較常見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時期,韓鄂在《四時纂要》中仍記載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臘肉的方法[52]。這兩部關于農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談論鹿肉的加工食用,并與牛、羊、豬肉相提并論,表明鹿肉在當時并非太難得的野味。
關于唐代上層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書記載甚為不少。唐制規定:宮廷所需肉醬的加工事務,由光祿寺掌醢署負責,肉醬種類則是鹿、兔、羊、魚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則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醬之外,當時甚至還專用鹿尾作醬,安祿山就曾向唐玄宗進獻過鹿尾醬[55]。在唐代,皇帝常以賜食表示對大臣的褒寵,其中鹿肉是常賜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寶時期,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之間發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來朝之機設宴招待他們,“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為‘熱洛何’以賜之?!盵57]這些事例說明,在唐代上層社會的飲食中,鹿肉食品是相當常見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實例文獻記載雖然不太多,但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顏氏家訓》載:北齊時,有人用數塊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認為岳父真是慳吝至極,因此非常憤恨以至舉止失態[58],這說明獐肉在當時并不算是珍貴難得的美饌。隋唐之際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風塵》一詩中談到:貧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過,僅能以“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顆?)”相招待,也說明當時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難得的珍味,所以貧窮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顏真卿在生活窮困、妻子生病時,曾向李太保某乞討過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類,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時期,華北不少地方捕獵鹿類的活動仍相當頻繁,獵鹿活動發生的地域,以本區西北部為主,這也與當時西北部地區鹿類資源較豐富的情況基本相合。但東南部也有一些鹿類棲息,特別是在丘陵山地鹿類也還比較常見,何以這些地區不見有獵鹿的記載,尚待查證。同時,盡管中古華北鹿肉不如家養畜肉那樣易得常食,但也遠不象晚近時代這樣稀罕,故當時文獻之中還頗有一些關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記載,特別是指導日常生計的《齊民要術》和《四時纂要》等,都專門提到鹿肉加工方法,這從另一側面證實當時華北地區尚存在較為豐富的鹿類資源。四、從鹿類推測中古華北生態狀況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對中古華北地區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已經取得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只是我們對于不同鹿種的分布密度,尚無法作出具體判斷。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動的,即使在當代,也很難就某個地區野生鹿類的分布密度獲得一個精確的數據,通常只能采用標志重捕法,或者統計捕獲率、遇見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對數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現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關數據實不足以作這方面的嘗試。因此,我們只能就總體情況概略地說,當時華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之所以作出這樣的估計,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文獻有不少關于白鹿、白獐和貢麝、麝香及其它鹿產品的記載;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關于獵鹿活動的記載中,時而出現相當不小的捕獲數字,而文獻關于食用鹿肉的記載亦可為此提供佐證。隋唐文獻不時記載有獐鹿進入長安城中、甚至闖到皇宮附近,我們可據以推測:當時長安附近、關中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甚為可觀。
在界中,任何一種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與一定的生態環境,包括無機環境和生物環境相適應的。就生物環境而言,各種動物的分布范圍、種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決于食物資源的分布及其豐富程度,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動物之間復雜的競爭、共生與捕食關系的;而所謂動物,則與人口密度、經濟生產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此,動物種群數量的增長與減少,分布區域的擴大與縮小,絕對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對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的綜合反映。相應地,特定區域中動物、特別是某些典型動物的種群大小及其分布情況,也就成為判斷該區域整體生態狀況的重要指標。這就容許我們根據鹿類的情況,對中古華北的生態環境狀況稍作推測。
首先,鹿類作為典型的食植(食草)動物和重要的經濟動物,其分布范圍與種群大小,既與森林、草地特別是其中可食林、草種類的分布與豐儉程度直接相關,更與人口密度、生產類型和經濟活動強度(在農業主要是土地開發強度)有很大關系,人口增加、土地開發,以及相應發生的森林、草地的減少,必定會導致鹿類種群數量的下降和分布區域的縮小。從較長的時段來看,這種關系是比較清楚的。以《詩經》時代與中古相比較,前一時期人口尚少,華北還存在著廣袤的森林和草場未遭砍伐開墾,鹿類喜食的植物如蘋、蒿、芩之類仍很豐富,“畋獵”雖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但民俗與國法對野生動物的季節性保護還是相當嚴格的,所以其時華北地區還到處是“呦呦鹿鳴”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時期,森林植被狀況已大不如《詩經》時代,與遠古更無法相比,故鹿類的棲息范圍及種群數量相應地也就小得多,曾經是鹿類優勢種的麋鹿,種群數量更是明顯減少。只是與晚近時代的情況相比,中古華北的鹿類資源仍可謂豐富。
僅就中古時期本區鹿類的種群數量與分布情況而言,其與自然生態和經濟變化之間的相關性也有一定的顯現。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從分布區域來說,以西北山地高原區較為豐富,北部邊緣地帶因屬草原或毗鄰草原,其種群數量更是相當龐大;而文獻關于其東南部鹿類的記載相對較少,且現有的記載亦大抵多在擁有山地丘陵的州郡。這些情況,毫無疑問與有關地區的農業開發強度較弱、林草地較多有關,可與森林、草原變遷的成果互相映證[61]。
進一步檢核各類史書的相關記載還可發現:它們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獻,出自唐代文獻的則較少。這似乎表明,中古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存在著前豐后儉的情況。我們知道,魏晉北朝時期,北方地區長期處于戰爭動亂狀態,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土地荒蕪的情況十分嚴重,農業經濟曾經相當低落。但這種令人慨嘆的社會經濟衰退,也帶來了一個從生態的角度看來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后果:即自然生態環境的恢復,特別是草場和次生林的擴展。由于這種恢復和擴展,鹿類等野生動物獲得了擴大其種群數量和棲息范圍的機會。故此,魏晉北朝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特別是關于白鹿與白獐出現的報告較多,涉及的地區也較廣,連在漢、唐時期均曾是農業繁盛、人煙稠密的東南部地區,也分布有相當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隨著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逐漸恢復并取得進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閑的林草地又被復墾為農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種需求的擴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類活動的空間再度漸趨減縮,其種群數量亦漸減少。如此一來,唐代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不如前一階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過來看,中古華北鹿類的種群數量、地理分布及其變化,亦正是對當時森林、草地盈縮變化的間接說明。
其次,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是判斷一個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鹿類作為動物界中的一個族類,雖不能完整地反映某個區域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但仍可據之對動物種類多樣性與資源豐富性作出某種推斷。這是因為:其一、鹿類曾是華北最為重要的野生經濟動物,自遠古以來即是當地人們捕獵的首選目標,仍有較多鹿類可供捕獵,即意味著尚有眾多其它可供捕獵的野生動物;其二、在各種高等食草動物中,鹿類是對生境、特別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較嚴格的一類,鹿類的種群數量和地理分布對生態環境的改變反應比較靈敏,有較多鹿類存在,即意味著整個生態環境尚稱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動物亦應較為豐富,至少在華北這樣的自然環境下是如此;其三、鹿類動物是生態“食物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食物鏈”中,鹿及其它食草動物屬于“一級消費者”,是大型食肉動物的捕食對象,數量眾多的鹿類及其它食草動物存在,為食肉猛獸提供了食物條件,相應地,后者亦必定存在著一定的種群數量。
也許對當時文獻關于猛獸的記載略加征引,有助于進一步闡明以上觀點,并增進我們對中古華北野生動物資源的多樣性、豐富性和整個生態環境狀況的認識。
曹魏時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針對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發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據高柔稱:由于國家禁止在苑囿一帶捕獵,致使方圓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憂慮地指出:當時“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盵62]因此他主張放寬捕禁,允許百姓獵鹿。為了陳明利弊,他還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稱:
……今禁地廣輪且千余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在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為食的虎、狼、狐、雕鶚,其中鹿的數字特別大,一年中要被猛獸捕食掉的即可達十二萬頭;其它動物的數目也甚為不?。夯⒂?00頭,狼有500頭,狐則多達10,000頭。我們無法知曉這些數字是否是經調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數字有很大的夸張,也并非完全是信口開河。高柔并不具備生態學知識,但他所舉陳的捕食者與被捕食者的數量比例卻是符合生態金字塔的。無論如何,至少,當時該地區棲息有數量可觀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獸這一點,是完全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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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與管理工作被視為貓兒山保護區的工作核心,因此貓兒山保護區較為重視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完善的程度。貓兒山保護區“管理辦法”“管理制度”“發展規劃”等相關文件前期已經制定完畢,如今已開始實施并且逐步落實。另外,保護科、防火辦、派出所相繼在保護區內成立并且及時派遣工作人員到位展開工作。為了預防保護區內發生事故,貓兒山保護區積極展開對管護人員的培訓指導,使他們的工作規范化、專業化的同時還對突發的狀況進行預演訓練,培養管護人員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與此同時,保護區內管護人員的季度能力測試成果就如同績效考核一樣直接與工資項掛鉤,有效提高了管護人員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規范性,又使他們注意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貓兒山保護區管護人員在執行工作的時候有嚴格的參照標準以及條例,尤其是在野外巡護工作方面,要求巡護人員認真填寫紀實手冊,而且每位管護人員每月的常規野外巡護時間率要達到67%以上。
2建立健全與社區聯合共管委員會
有句俗話說“軍民團結一家親”,自然保護就像軍,保護區周邊的鄉鎮、村屯就像民,只有把兩者密切的聯系起來,建立相應的社區合作點,才會更加有利于實現貓兒山綠色家園共建的目標。近年來,貓兒山的相關管理者主動與周邊縣政府聯合,據相關資料顯示已與周邊社區建立50多個共建單位。此外,管理局還與教育機構相聯系,目前已與40多個學校建立共建的合作關系。時至今日,管理局已經展開了150多次生態環境和公眾教育活動。不僅如此,貓兒山保護區還通過各種項目扶持社區經濟發展,譬如籌資幫助臨近鄉村建設辦公樓、修建公路等等。還組織周邊居民展開與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相關的技術培訓,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與生態文明的保護。
3科研監測
目前,貓兒山科研監測方面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加強與國內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設關系,例如與桂林理工大學共同合作開展生態定位站的建設、與貴州科學院開展貓兒山大型真菌的調研等,通過申報,貓兒山保護區已加入世界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絡。同時,保護區工作人員還適時的開展與生態環境相關的研究與討論,撰寫報告、研究論文等工作,通過之后還會在不同類別的學術期刊上發表出來,提供給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參考。如今貓兒山保護區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有所提高。保護區不僅在內部有效優化工作人員的結構,還會邀請相應專家到保護區開展講座,派工作人員外出學習交流經驗,這些無一例外體現了貓兒山對科研監測的重視?,F在保護區內有2名高級工程師、5名工程師,而且還持續向外部招聘新的相關專業研究生,讓新鮮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貓兒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層樓。
4教育宣傳
貓兒山保護區很重視與保護區周邊居民和學校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定期到村莊和學校組織開展關于“保護生態環境”的教育宣傳工作。而這也正好符合了保護區所堅持的主題話語之一:“傳播生態文明”。在過去的10多年里,貓兒山保護區每隔一定的時間還會印發類似于“生態教育100問”的資料免費向社區群眾發放。同時,保護區曾先后在興安、資源、龍勝3縣教育局、團委以及中小學教育場所展開了與保護生態環境、法律知識有關的活動,因其活動方式較為多樣而受到了學生和社區居民的喜愛??梢哉f這些教育活動的開展不僅給社區群眾普及了生態文明的知識還豐富了他們的生活。關于保護區生態文明的教育宣傳工作雖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當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時候就被評為“全國母親河行動生態教育基地”。
5開展生態旅游
有效開展生態旅游是對生態環境最好的保護和發展的結合點。適當開展生態旅游活動不僅能夠使社區群眾享受到相關的福利,還能增加社區居民的總體財政收入以及給社區居民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減少他們對保護區的威脅。經過多年的旅游資源開發,如今貓兒山已經成功開發了高山公園、鐵杉公園、“一廊、二帶、三基地”等多個具有特色的旅游新品牌,成功吸引了眾多的游客,也起到了有效保護生態環境的效果。但仍需加快完善旅游景點的建設,例如在高寨往山頂公路的2個景點的途中還有一片闊葉林的存在,所以可以考慮在高寨的周邊建設闊葉林自然景觀景點。此外,由于大自然植被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在新一輪整修之下,通過對植被的標注科名、別名、相關簡介等內容的完善,重新開放九牛塘珍稀植物園供游客參觀?!耙员Wo為目的,以發展為手段,通過發展促進保護”的指導思想促進了貓兒山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的提升。
6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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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導生態文明和環境建設的今天,水利工程的生態環境價值得到了人們越來越高的重視,在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中水利工程已經不單單是簡單的基礎工程,而是成為事關生態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工程。要看到水利工程的重要價值,同時也要看到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從整體和大局的角度去重新審視水利工程建設。當前應該加強水利工程建設工作,以評價體系、補償體系、管理機制、支撐系統的構建為基礎,實現水利工程建設對可持續發展的有利保障,進而在保護生態、維護環境、降低破壞的前提下,創新出新時期水利工程建設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2水利工程建設的改善
2.1水利工程建設的基本內容
水利工程建設內容主要由水利工程的類型決定,從工程種類上可以將水利工程建設內容劃分為擋水水利工程建設,泄水水利工程建設以及專門水利工程建設。從工程形態上分,可以劃分為單體水利工程建設和樞紐水利工程建設。
2.2水利工程建設的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的實質是通過人工建筑物對自然界廣泛存在的地表水資源和地下水資源進行科學的控制和高效的調配,以此來達到興利除害的目標。水利工程建設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種類,對于實現水資源調節、水能發電、農田灌溉、城鄉供水等基本工作有著保障作用,是整體推進可持續發展生態和環境建設的重要途徑。
3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重要影響
3.1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有利影響
水利工程是從系統、生態和環境的角度對現有的水資源進行調控,通過水利工程建設可以防治水資源的污染,預防地表和地下水資源的嚴重浪費,對于汛期洪水有蓄積和分流的作用,對于枯水期有增加水量的功能,這不但可以確保生產和生活對水資源的需求,而且也能夠建立和優化生態系統和整體環境,實現對生態環境的全面保護和改進。
3.2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有害影響
水利工程建設會對現有的地表和地下水資源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大型水利工程建設會帶來上游淹沒、居民遷移、泥沙淤積、環境改變和生態惡化等問題,同時水利工程建設本身具有危險性,大型水利工程的威脅性會指數型增加,很容易危及工程范圍內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4水利工程建設中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4.1建立水利工程建設生態環境評價體系
在水利工程建設的立項時期和設計階段要展開對水利工程區域的環境生態調查,要以全面地資料和真實的數據來形成水利工程建設建設的生態環境評估報告,以此來確保生態環境評價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實現水利工程能夠達到經濟、社會、生態環境三者間的統一和協調。
4.2健全水利工程建設生態環境補償體系
環境補償是降低水利工程建設影響,制止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破壞的重要措施,要本著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科學確定生態環境補償的范圍,明確生態環境補償的主體,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環境補償的新方式和新手段,通過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的法制建設,以補償的方式來降低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積極促進生態環境的再次平衡。
4.3完善水利工程建設的市場調節機制
在建設水利工程的整個過程中,要嚴格遵循新水法中的規章制度,對工程周邊地區的水資源進行統一、科學的規范管理,將水利管理與社會市場經濟發展相結合,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水資源的流域管理體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制定規劃取水許可政策,實現水資源的有償使用和宏觀調控,有利于水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的統一管理,促進江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4.4落實水利工程建設的水土保持政策
水土流失對我國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在水利工程建設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水土流失問題,盡可能的遏制水土的流失。對于水土流失較為嚴重的地區,生態環境已經處于比較脆弱的狀況,更加要注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加強水土的保持,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減少水土流失,實現水資源的效益最大化。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實現更加廣泛的節約用水政策,建設節水型水利工程建設。
4.5建立水利工程建設的支撐體系
水利工程設計人員要結合河流的演化過程、動植物繁衍和遷徙習慣、泥沙的運移規律、環境氣候的變化等方面的知識,充分考慮水利工程建設中各個因素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影響,有效的建立起交叉學科和技術結合的支撐體系,創新地制定科學的水利工程設計方案,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
5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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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協調發展。水利的開發需要處理好工程與人類、自然和環境保護的關系,保證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良性循環,以求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因此,嚴格遵從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經濟效益統一協調的原則才能夠高效的進行施工活動,一改傳統的施工管理模式,充分考慮安全生產和環保節能生產,同時將施工單位的利益與水利工程的利益結合在一起,充分調動施工人員的熱情和環保意識。水利施工單位應該在確保環境安全的基礎上提升經濟效益,切實的做好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完美結合,所謂的社會效益就是對下游提供干凈的水源,還可以同時發展旅游企業,一舉多得。
1.2循環利用原則。由于水利工程的施工需要大量的水源,因此,循環利用原則非常適用于水利工程的建設,也就是在施工過程中使用的水、原材料甚至是垃圾,都可以通過相應的處理辦法發揮其最大的利用價值,這樣不僅能夠極大的節約資源,更減少了施工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同時也能夠節約水利工程的修建成本。另一方面,就是對施工空間的充分利用,水利工程的施工位置大多較為偏遠,周圍可利用的土地資源豐富,可以根據當地的生物種群分布情況及水文地理位置等因素提高工程預定效益的提升,同時盡可能的減少對當地環境的破壞,在施工之前要進行周密的部署。
1.3互補共生原則。所謂互補共生原則的提出是基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基本方針戰略,互補就是人類活動與自然之間的協調,從自然中獲取并回報自然,共生就是共同生存、不斷進步。水利工程的建設需要嚴格的遵從這一原則,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措施的采取,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創新施工手段,建立一種符合生態工程原理的施工體系,從而獲取最大、最長久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就是對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需要較長的工期,這就應當考慮到時節的問題,施工要考慮氣候變化,對工程各個階段的工作予以適當的安排,順應自然規律。
2、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環境問題
水利工程施工環境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也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水體的污染,水利工程建設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資源,但是一些施工單位不負責任,將污水、廢水不經過處理就倒入下游,不僅造成地下水的污染,還為周圍和下游居民的生活帶來嚴重影響;其次,是空氣污染,任何施工都會或多或少的產生灰塵、煙霧等,但是通過采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是可以減輕和避免的,但我國在這方面卻存在嚴重不足;最后,就是噪聲和廢棄物的污染,一些施工單位為了趕工期,在夜晚還不間斷的施工,使得周圍居民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而廢棄物隨意丟棄,久而久之就會對水源、土壤及周圍的生物、農作物造成嚴重影響。
3、建設生態化的水利工程施工系統
3.1優化系統結構。在水利工程施工之前,一定要結合周圍的環境,應用生態工程原理進行施工設計,不斷的優化創新水利施工的方案,選擇能夠產生最大生態經濟效益的方案,這有這樣才能夠多角度、多層次的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充分吸取西方工業時展的弊端,不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取工業的發展。與此同時,確立明確的發展目標,這樣才能夠在施工的過程中有明確的依據和原則,工程監管人員也要嚴格監督施工人員操作的規范性,以及是否有違反生態工程原理的做法,實現信息和資源的多元化利用模式。例如,水利工程施工需要炸開山石,散落的石塊就可以作為回填的原料,也可以用來填埋溝壑等,更重要的是,我國已經出臺了有關土地資源利用的相關政策,極大的解決了部分地區水土流失問題。
3.2生態化的建設與管理。水利工程的施工要想實現生態化的建設與管理就應該首先提高設計人員、管理人員和施工人員的意識,切實的認識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意義,實際上,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不能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長遠的發展目標,尤其是現代工業發展快速的時代,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更應該注重生態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將工程的建設與生態建設有機結合在一起,實在自然資源的充分利用及循環利用。其次,就是嚴格的遵循生態工程原理的基本原則,如同上文闡述的一樣,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人員一定要嚴格要求每一個人,同時建立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確保水利工程施工對環境的影響減至最低。最后強調以下施工前的準備工作,通過系統的勘察周圍的施工環境,對可能存在的任何對環境有傷害的因素進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決措施,這樣就能避免施工時產生不可挽回的錯誤。
3.3分析施工體系、科學規劃布局。隨著我國建筑事業的進步,我國目前已經擁有非常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施工技術,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設需要對施工的體系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科學的規劃布局,尤其是在生態理念的運用方面,筆者將系統管理分為自組織層、監控層和自適應層幾個層次,其功能就是通過上層策略對下層策略的指導和制約來首先效益的最大化,而監控層則是達到效益目標至關重要的一環,通過分層控制機制對水利工程施工的生態化管理提供幫助。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明確的系統邊界,這是為了穩定目前生態環境的有利舉措,為了達到明確系統邊界的目的,必須有效劃分施工范圍,根據法規、政策中強調的環境保護條款來對相關環境質量、蓄水總量、土地占用面積、下游用水量等數據進行測定。最后要強調的就是對系統控制變量的識別,就是要根據工程現狀及時的調整施工方案,充分考慮各種影響因素,可以運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對變動的系統參數進行分析,從而調整并制定出最佳的施工方案,對于一些大型的樞紐工程要予以足夠的重視,如防空洞、發電站等,確保施工安全及環境安全。
4、結語
篇9
(一)從實證研究來看
全球化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經濟發展產生沖突,讓誰優先發展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人類以自己的需要作為價值標準來衡量其他萬物的有用性,對自然大肆開發,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利用,資源日漸匱乏和生態系統的功能被忽略,社會發展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威脅著生物多樣性系統,自然生態結構遭到破壞。生態主義者認為,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直接源于自認為可以征服萬物的人類主體性和中心性。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難題,對于我國西部貧困地區更面臨這樣的困境,中國西部貧困地區一般屬于自然環境較差和資源短缺較嚴重的地區。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過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過度使用、水資源濫用,森林濫砍濫伐,植被退化、草場沙化、石漠化等。人們不以生態為本的掠奪式經濟開發,導致經濟發展的欲速不達,形成環境破壞、資源銳減,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或畸形發展的惡性循環。環境問題暴露出一個內在的原因,人們為了經濟發展客觀上犧牲了資源與環境。現象背后明顯地看出有和環境法相一致的價值導向———人類中心主義。
(二)從學理上看
對環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討觀點各異,但都離不開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本位法律價值觀應是現代環境法的法哲學基礎。環境法的基本理念體系應該是建立在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面對生態危機,人類應該審視現有的環境價值觀和利益觀,從人類中心、非人類中心向生態主義的轉變,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環境法的倫理基礎。學理界關于環境法本位的探討主要觀點有幾種:環境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環境法教授呂忠梅。這種觀點認為維護環境的代內公平,代際公平要依靠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是較為溫和的人類中心主義。但他們的觀點是立足于現實社會發展階段的,認為現在用法律來調整人和環境的關系還為時過早。環境法的本位是社會責任,主張任何環境主體包括國家、法人、非法人組織、個人都要承擔環境義務,這是環境主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任何活動都應考慮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是具有進步性的,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但實質上還是以人類中心為理性思考基點的。環境法是以義務為本位的,這種觀點的代表是環境法教授徐祥民。傳統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權利,權利人提出主張,國家機關加以救濟。非人類中心論的學界代表有鄭少華主張的環境法的自然本位學說和以陳泉生教授為代表的環境法生態本位學說,這兩種觀點是超越傳統人類中心論的思考模式,開創性提出環境法倫理基點不應只建立在人類的利益上,還應該兼顧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種,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考慮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態權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較各種學說,學者們雖觀點各異,但都是立足于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把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為思考的倫理基礎。對比來看,將環境法主體拓展最寬的是自然本位學說和生態本位學說,這兩種學說不僅考慮各代人的利益,又擴展了主體范圍,從環境資源永續利用和人類長遠發展來看,自然本位和生態本位學說則更可取,這兩種觀點是非人類中心的典型代表學說。
(三)從立法來看
我國現行環境法立法以人類中心為出發點需要改變環境保護法確立了我國環境與資源法的基本原則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的協調發展原則,協調發展原則是符合人類社會的理性認識的,但不能否認這項原則是標準的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方式,環境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附屬。協調發展原則雖然明確了環境與資源的重要性,卻沒有將環境和資源的保護置于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在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驅使下,環境與資源保護必然淪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更重視以代際的觀點審視本代人的發展,和關注后代人的生存發展需要。當代人在追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應讓不斷惡化的環境反過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而剝奪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環境的權益。
二、生態本位的法哲學價值觀的學理發展
(一)的生態主義觀
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并沒有明確提出生態一詞,但并不意味著缺乏明確的自然生態觀,馬克思多次論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提到,人們必須保持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違背自然規律,不保持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人是“站在穩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薄安灰詡ゴ蟮淖匀灰幝蔀橐罁娜祟愑媱?,只會帶來災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常常忘記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現,在觀念上將人類與自然界對立起來。馬克思恩格斯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又強調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為社會的存在要對自然界進行統治,但同時強調對自然掠奪式開發,會造成難以察覺到的間接影響和長遠利益,要求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中要斗爭又要合作。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觀雖然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論述的,但卻是人類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生態本位的環境價值觀
隨著工業化發展,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加劇,人口急劇膨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出現的環境問題由區域性向全球性擴展,資源短缺現象出現,環境污染加重,生態平衡被打破,直接影響到自然的可持續發展。隨著人類自然理性的提高,人們從地球科學,生態系統與人類關系,生態倫理等不同角度對環境問題的思想根源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反省和批判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倫理觀,應該確立以自然生態為基礎的環境倫理理論。生態主義的環境法律觀念要求人類發展不能只考慮人類自身的利益和權利,同時考慮其他動物植物的權益。我們思考人和自然關系時,應該秉著兩條原則既要促進人類的生存發展又要有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和生態平衡。不能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置于其他物種的生存、資源可持續利用、生態平衡等之上。生態主義的環境法律觀念還要求承認人類價值,也要承認其他物種的價值,尊重其他物種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倡導注重人類的環境資源責任和代際間的公平,充分考慮其他物種對于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三、生態主義對環境立法的要求
篇10
一、目前我國森林病蟲害情況的嚴峻形勢
近年來我國每年都會發生大面積的森林病蟲害,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對森態環境產生很大不良后果,病蟲害對森林的危害情況十分嚴峻。1、林區森林病蟲害的危害范圍不斷擴大,給防治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近些年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森林病蟲害發生面積不斷擴大,對森林資源環境造成巨大的威脅。2、原本偶然性的病蟲害出現轉變成了大范圍的大面積的爆發,一些次要危害的害蟲,也上升為主要害蟲。3、森林病蟲害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同時越來越頑固。近年來林區森林病蟲害發生率極高,有些病蟲“繁殖快、防治難、危害大”,往往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后果。
二、目前森林病蟲害防治形勢日趨嚴重的原因
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目前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十分嚴峻,分析病蟲害發生的原因,能夠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做好森林病蟲害的防治。目前造成森林病蟲防治形勢嚴峻的主要原因如下:1、長期以來的無秩序不規范的開發森林資源,大量天然林被過度砍伐。一些林區為了片面的追求經濟利益,過度地砍伐森林,再加上一些非法的濫砍濫伐行為,導致森林林木多樣化,生態自然環境造成破壞,導致病蟲害發生與蔓延。2、人工種植的林木范圍不斷擴大,種類單一。這樣的人造林地會使生態系統非常脆弱,因此有害的病蟲一旦傳入就可能沒有制約的迅速爆發蔓延,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3、對化學農藥的過度依賴也是造成森林病蟲害防治態勢嚴峻的原因。一些地區發生林木病蟲害時,一味地使用農藥噴灑殺蟲,不僅大量殺死了病蟲的天敵,同時也使病蟲產生抗藥性,造成惡性循環,對森林生態環境也造成了嚴重破壞。4、我們對病蟲害防治缺乏科學體系。多年來只管造林而忽視病蟲害防治,缺乏協調,引種、育苗、造林脫離環節,使得森林病蟲害防治工作的局面十分被動。5、對環境的破壞造成氣候異常變化,暖冬、干旱等極端天氣頻發,導致病蟲的蟲卵很容易越冬生存,到春季大量繁殖,泛濫成災,從而出現大面積的森林病蟲災害。
三、森林病蟲害主要防治方法和措施
針對森林病蟲防治方面的嚴峻形勢,如不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將會嚴重影響到林業生態環境,應該根據森林生態環境和病蟲害之間的關聯來采取措施,以便有效地做好防治森林病蟲害的工作。1、“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事前的監測預報對病蟲害的防治工作極為重要。林區的有關方面應該把病蟲害的監測放在首位,準確地掌握好林區病蟲害的態勢,及時地發現災情,果斷地處理,將病蟲害的危害消滅在萌芽時期,決不能出現事前不認真做預測監控工作,到發現的時候病蟲害已經一發不可收拾的不利局面。2、要利用科學的手段做好封山育林的工作,堅持生態林業建設的目標。封山育林的工作要因地因時制宜,培養混交林,采用抗病蟲害能力強的優良木種,加強森林自然機體對病蟲害的免疫力,促進森林病蟲害的防治工作。3、要加強對使用農藥的管理,嚴格執行國家標準。目前用于病蟲害防治的許多農藥劇毒殘留物高,在殺死病蟲的同時,也會殺死病蟲天敵,并對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如“殺蟲脒、氧化樂果、甲胺磷、”等都會對周邊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要逐步減少這些劇毒農藥的使用,大力推廣仿生農藥、微生物農藥、礦物性農藥等新型農藥,從而減少使用農藥消滅病蟲害的同時對土壤水源等產生的不良影響。4、根據大自然的食物鏈法則,保護好害蟲的天敵。天敵是森林制約病蟲害數量和種群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寶貴的生物資源。因此一方面要保護這些天敵生存的環境,禁止破壞棲息地,另一反面可以人工的方法補充種植一些植物來為病蟲害的天敵提供良好的生存棲息環境,以達到減少森林病蟲害的目的。5、發揮政府在森林病蟲害防治方面的主導作用,要加大資金、技術方面的扶持力度,同時鼓勵社會力量的積極介入,建立好責任落實制度,“誰經營,誰受益,誰防治”的原則,以提高森林病蟲害的防治工作效率。森林病蟲害的防治是一個系統化、跨行業的工程,并不僅僅是林業部門的事情,與其他部門行業也息息相關,如加強環保措施,治理大氣污染、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等,這些都需要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統一協調,
四、結束語
面對森林病蟲害日趨嚴重的形勢,積極有效地控制病蟲害的危害,以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寶貴森林生態環境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因此我們只有科學地統籌和規劃,根據本地區的病蟲害危害的情況,因地、因時制宜,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發揮政府的宏觀指導協調作用,以預防為主同時標本兼治,將更多的科學防治手段用于森林病蟲害的防治工作中,才能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蟲害的蔓延擴大,促進林業生態環境建設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吳澤珠 劉彩青 單位:互助土族自治縣北山林場
參考文獻
[1]王蓬.森林病蟲害發生特點及可持續性控制對策的探討[J]—河南農業科學20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