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隋唐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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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隋唐古典文獻 編纂 分類思想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179

1 隋唐時期典籍的特征

典籍，是我國古代時期一種書籍的記錄形式，從意義上來講，是我國古代古典文獻的典藏方式之一，用其特殊的方法將數據、文字、傳記等資料進行整理，有一部分類書的影子，卻與我們眾所周知的類書有著質的區分，這種區分體現在意義上，類書是工具書的一種，它從記載到整理其文化價值高于藝術價值，而典籍在藝術價值的層面上來看，其精確的記錄、詳實的分類、時代性的文化特征震撼著每一個學者。

學者普遍認為，我國隋唐時期的典籍應該具有一些類書的性質，既功能性較強，以纂輯文獻中的知識為核心，典籍中的類目，就是所載知識的性質及范圍的代表，類目本身具有成熟的檢索功能，其編纂目的也十分明確，禮官在方便查閱和征引由文獻材料所承載的各種專門的知識，因而典籍具有文獻工具書的性質。典籍文獻的編纂過程之嚴謹很難為現在的人所想象，其主要內容是對文獻中有關資料進行重新離析、整理和排纂的過程，典籍并非個人專著，因此具有“古籍整理著作”的性質[1]。隋唐時期的典籍編纂，在現代的文明看來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的確，隋唐時期的文化紛繁多樣，這個時期的典籍著作更是讓今天的學者汗顏，其藝術性體現在現實主義與虛無主義的融合，不是簡單的資料統計，也不是由個人對一些文化現象的見解和記錄，是一大批文化官員根據詳實的實際材料進行加工，流傳給后世的文獻典籍。這可以看作是類書最根本的性質。比如隋唐五代時期的密宗研究，多是以敦煌文獻為中心，像流傳至今的《摩登伽經》、《灌頂經》等，佛教的研究都是以敦煌所出的遺書為依據。

2 隋唐時期典籍的起源及編纂

任何成熟的、新興的文獻編纂形式的出現都有一定的淵源，文字的出現是文獻產生的前提條件，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和商周時期，古典文獻學的歷史也開始于這一時期，大量的古典文獻被記錄下來，比《如墳》、《五典》、《八索》、《久丘》等，都是是傳說中最古老的典籍，《易經》、《詩經》、《尚書》這類則是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傳世文獻，我國的商代和西周時期，文獻典籍的保存，多是集中在官府，官府中有專門的官吏掌管，我國上古時期史官文化相當發達，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力的強盛，對古典文獻的搜集，整理，保存和流產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關于典籍的起源，有學者主張，是由戰國時期的雜家所創，也有人主張，是以《爾雅》為始，開創了我國的典籍文明。

通過筆者的調研，可以推理出我國典籍的創始階段，可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我國的典籍文化，有幾個重要的特點：首先是官府修書，并借此一統天下文化，我們從史志所存的典籍來看，可以做出以下推斷，這個時期我國還沒有出現私修典籍的風尚[2]。沒有印刷之術的時代，民間組織沒有財力及人力來解決摘抄問題，在這種落后的條件下，也只有官府，才能充分利用卷數浩大的官方藏書。其次就是這個時候編纂目的非常單一，編纂目的主要為了服務皇室，我們從很多典籍的書名便可看出，比如《皇覽》、《修文殿御覽》等，“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為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簡?！笔悄菚r文獻的真實寫照。最后，是編纂思想上來講，典籍的編纂都非相對獨立的，有史為證，《文史通義》卷五《答客論》認為，“比類相從，原非著作”，典籍家是“書簏”，他們在編纂典籍時“采事而忘意”。官府在典籍的目錄文獻著上還沒有單獨成類，在文獻類的圖書出現在市面后，傳統的分類法開始表現出自己的局限性。

3 典籍的收錄思想簡述

筆者從眾多的典籍研究論文、研究著作來進行了總結，隋唐時期關于文獻典籍的學術研究，雖然都涉及到了有關典籍的分類思想，但是，典籍的分類思想究竟是什么，一般的文獻研究都沒有明確所指。眾所周知，概念是研究的先導，研究對象的分類如果不確定，即使文獻研究的成果頗有見地，也會有失不足之處。因此，在研究隋唐時期典籍文化之前，我們需要大量詳實的資料作為儲備，將所研究的文獻進行有效分類、整理。我們從研究對象來看，典籍的一般分類思想即典籍的立類思想，也就是編纂者最初制定的指導思想。典籍立類的主觀性受作者的影響極強，所以其文化價值取向較為真實，對文獻的研究指導性較強。典籍的分類思想，從整體性上來看應該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典籍的立類思想，即文化取舍、章節安排所表現出的思想；第二則是隋唐時期的典籍反映了那時的文化，是文化載體的文字型記載，是精神資源的體現。

4 隋唐時期典籍的流傳意義

我國的古典文獻學發展至今，歷史悠久而漫長，學者為了更好的把握古典文獻學的發展的歷程，一般要對之進行一個歷史階段的劃分，每個時代古典文獻的形式都不一樣，如果我們參照相近的學科的歷史分期法，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啟發，即古典文獻中蘊含的教育作用，關于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發展，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整體性和時代性的把握，反應了學術研究的多元化及區域差異性，不論現在如何去把握其時代性，都是為了更好的了解中國古典文獻學的整體風貌及其演變的趨勢和特征。隋唐類書的典籍體系及其分類思想，具有時代性及延展性，隨著文化長河的源遠流長、隨著人們對古典文獻認識的不斷深化理解，相信我們在典籍的研究實踐中，一定可以開發新的未知內容、給學術界注入新的力量。

參考文獻：

[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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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藝美術；藝術設計；宋代；等分式；執壺；瓜棱；審美特征

中圖分類號：J505文獻標識碼：A

一、宋代“等分式”執壺的特征

壺是宋代飲具的重要類別，內裝酒或茶，通常作為飲食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器具。具體類別有扁壺、注壺、執壺、葫蘆形壺、瓜棱壺、提梁壺等。秉持斟倒是壺類“執”出現的背景原因，習慣上對宋代的注壺和執壺統稱為執壺。形制特征為有蓋、有執柄、敞口、圈足，有的還配以注碗，用來溫酒，注碗是一種與壺配套使用的大碗，在碗中注入熱水，后將盛酒的壺放入碗中溫熱?？剂垦芯克未膱虊厮囆g，可以發現經過五代的承上啟下，宋代的執壺在唐代的基礎上有了較大變化與發展。宋代執壺同唐代社會時代風尚的影響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與五代的過渡承接也是密不可分，這一變化歷程主要表現在流變細長，執柄變寬。通過排列對比發現一種類別執壺在數量和特征上均較為突出，為腹部裝飾為等距離分割狀，即壺身腹部的裝飾線將壺身腹部縱向或橫向進行內勒，呈凹凸起伏狀。

“等分式”是指壺腹部的一種裝飾形式，是將壺腹部進行等大面積區域的分割，在各個被分割的單元區域內，有的加以紋飾，有的則無紋飾。器身等分的主要形式有豎向等分、橫向等分、組合式等分三種。1.豎向等分：豎向等分是“等分式”執壺中最為多見的一種，特點是執壺頸部底端至壺腹部底端呈放射線狀的線形內勒分割，從而形成壺身規律性的起伏，與瓜的形狀最為近似。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溝宋代壁畫墓西北壁的“對飲圖”中繪制長桌上的注碗與執子腹部均為瓜棱形（圖1）[1]。江西省鉛山縣吳氏宋墓出土影青獅紐帶碗執壺，六瓣瓜棱腹，溫碗呈八瓣蓮苞式，集合了圓雕、刻劃、貼塑等技法，具有明顯的仿金銀器遺風（圖2）[2]。2.橫向等分：橫向等分形制特征是執壺腹部有橫向凸起或內凹的弦紋，將壺腹部均勻分割為上下兩個部分，這些凸起或內凹的弦紋數量不等。江西省景德鎮市出土南宋青白釉蓮紋執壺頸部上端有細弦紋三圈（如圖3）[3]。3.溫碗與執壺組合式：溫碗與注壺皆為瓜棱狀，另一種為溫碗為瓜棱狀，注壺腹部無瓜棱。河南省宜陽縣出土北宋畫像石棺“墓主夫婦飲茶圖”中間繪制一長方桌，桌上執壺外配套有等分式瓜棱溫碗（如圖4）[4]。

宋代等分式執壺中豎向等分執壺的形制實則等同于瓜棱式執壺，總體特征均為塔式蓋，直口，長流，執柄從壺頸部至壺腹部的位置也基本相同。并且多在壺蓋鈕、壺頸部雕有蓮瓣紋加以裝飾，胎體厚重，釉質細膩而精美。橫向等分式注壺的整體形制基本脫離了瓜棱式執壺的范疇，但壺流、壺的執柄的形制及釉色與之并無明顯不同。溫碗與執壺組合的形式則更突出了等分的概念，輕盈的長流、執柄與圓鼓的壺腹、溫碗形成對比，卻也渾然一體，往往是劃、印、刻、雕等技法綜合使用，紋飾布局疏密有致，豐富而生動。

二、宋代“等分式”執壺的解讀

“等分式”執壺除了在等分形式上存在差異性外，還存在有無蓋鈕的差異性。敞口無蓋鈕的“等分式”執壺通常被作為汲水、注水器具來使用；而帶有蓋鈕的注壺或與溫碗組合使用的“等分式”執壺則多用作酒具?！暗确质健眻虊氐陌l展脈絡，包括時代審美文化、工藝技術等社會因素的變化，也有原有造型基礎上創新發展而來附著于器具之上的新文化符號。

1.對金銀器造型語義的延續：隋唐時期的陶瓷工匠們能夠親眼目睹許多帶有異國文化色彩的表演內容，受到熏染，將許多異國樂舞作為時鮮的裝飾題材表現在陶瓷器上，為唐代的陶瓷注壺裝飾藝術注入了新的血液。許多注壺上的紋飾主題經過隋唐兩代的演進和摸索，進入到宋代，外來文化的因素長期存在，并以新的形式融入到中國文化中。（1）隋唐時期裝飾藝術的延續性影響：產生影響的源器形主要包括花瓣形器與多曲形器?；ò晷纹骷性谶|宋出現，繼承了唐代后期的風格，同時也存在粟特銀器的做法。絲綢之路的域外國家人民，通過中原的商品，認識中國，反之亦然。從金銀器來看，唐人的制作不局限于某一種文化。唐代工匠廣泛吸收了波斯工藝品的造型和裝飾特點，并巧妙地與陶瓷藝術相結合。后由于生活方式的變化，隨身攜帶已經不是這些注壺的功能要求，但唐代注壺在制作上，仍在刻意貼近金屬器具特有的單薄感。（2）遼金時期工匠的熱衷，延長了金銀器風格的存留時間：宋代工匠與少數民族工匠由于生活習慣的不同以及對西方文化認知度的差異，許多仿制金銀器的飲食器具體現更多的是對異族文化的關注和好奇，加之少數民族工匠與宋代制器工匠的生活區域的對流，這一時間段是文化重新組合的模式。從遼金部分遺跡出土的注壺來看，器物造型、裝飾風格、制作工藝等方面帶有明顯的唐代注壺的特征。本民族文化、唐文化、外來文化、漢文化等眾多文化因素均對游牧民族的審美觀念起到了影響作用。多數飲食器具的形式借鑒模式是多元化，純粹復制類型飲食器具并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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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唐代書法；教育；啟示

[中圖分類號] J292 [文獻標識碼] A

書法作為國粹，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仍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深得各國人民認可，著名藝術大師畢加索就曾言：“如果我生在中國，不會是位畫家，但肯定是位書法家?！睍ㄒ褟膯我坏奈淖址栄葑優橐环N獨特的藝術形式。歷史上諸多優秀的書法家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等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優秀作品，我們不能忘記給予我們這些寶貴財富的沃土――唐王朝以及這個社會制度下完備的學校書法教育體制。

唐代的書法藝術成為晉代以來的第二個高峰期。涌現出諸如李世民、張旭、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等書法藝術家；歷史上從沒哪個王朝如此重視書法，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僧人道士甚至勞動婦女很多都是出色的書法藝術家和書法理論家。唐代的書法，既有對之前精髓的繼承又有自己的創新，特別是“楷書、行書、草書”在當時都發展到新的境地，對后代的影響和貢獻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個時期，以致書法界至今流傳“書至初唐而極盛”的口碑。風格嚴正精美、嚴謹雄健、飛動飄逸、遒勁圓活與大唐遼闊的疆域和盛世風度極為相符，為后人所感嘆！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唐代是中國文化登峰造極的時候，制度具備，文化璀璨?！痹诿佬g教育史上讓人們驚嘆不已，尤其真書、草書的影響最為強烈。細究其是有深厚基礎的：

1 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發展到頂峰促成了唐朝學校書法教育體制的完備

1.1 體現學校書法教育體制的“學校設置愈而完善”

中外文化的進一步交流促使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歷經幾個世紀分裂后一統而成的大唐，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政治穩定，在各方面創造了空前的成就，使大唐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唐文化傳播世界各地，長安成為亞洲各國人們朝拜的圣地，形成一種文化開放，包容性極強的局面，人的精神比較自由，創新一時得意發展，造就了頗具陽剛之美的文化品格，并成為時代的主流。在這種主流中的書法藝術，更是得天獨厚地發揮的淋漓盡致。其完備的藝術教育體制體現如下：

唐代延續隋制，并有唐太宗大膽改建編制，除由國子監統轄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外，又設立弘文館、崇文館、醫學，分屬門下省、東宮、太醫團管轄，置學生教習?！短屏洹酚涊d：“書學博士二人……掌教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學習要求以《字林》、《說文》、《石經》為主要專業，其余可業余自學。要求“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字林》、《三蒼》、《爾雅》?！毙纬闪艘环N上行下效的辦學方式。

1.2 體現學校書法教育體制的“政府官職設置也愈而完善”

政府專門為書法家設立了相應的官職，褚遂良、柳公權、歐陽詢等都先后擔任翰林侍書的職務?！短屏?卷八》“弘文館學士”條記載：“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詔令現職之京官，不論文職武職，凡列五品以上，‘學書，及有書性者’，皆準到弘文館聆聽書法之講授，敕由歐陽詢、虞世南負責教示楷法，故使士庶之學書風氣大為振奮”。

1.3 政治權力干預書法教育成為唐書法教育的一大特色

“書之盛，莫盛于唐”，這也表明唐代的書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詣。唐朝書法的空前發展，與當時權力的干預是分不開的，朝政大力發展書法事業這在任何朝代都是沒有的，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1.3.1 統治者較重視書法并將書學作為六門學科之一。唐統治者廣納賢才，廢除了以往對應試者的限制，但要求應試者必“楷書遒美”，斟選人才以“書”作為標準之一，書法受高度重視。并設置以培養書法人才的機構弘文館。規定京師五品以上的官員必到弘文館學習書法。

1.3.2 統治者喜愛書法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唐太宗對書法作出了巨大貢獻，并激勵了士人對書法的尊崇，并以此延續形成了唐代書法繁榮昌盛的局面。王羲之脫穎而出被尊為“書圣”?？瑫舶l展到后人無法超越的頂峰。

綜上，唐朝書法的繁榮與當時強盛的國力、開放的政策、唐人兼收并蓄的氣魄以及權力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社會空氣的開放以及統治者對書法的重視給了書法足夠的自由度，創造了一種適時的理念和氛圍。

反思今天，我們的書法教育乃至藝術教育又如何呢？少兒美術教育我們的投入是多么可憐！幼兒園時家長還能給孩子報美術特長班，小學也還開設美術課程，可到了初中迫于家長“考不上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學”的壓力，美術課程就被作為不主要的課程而被叫停，高中時除了報考藝術類院校的學生，其他同學更是甚少接觸繪畫，一個初、高中配比一個美術教師。進入大學雖然時間充足但我們已經不再具備欣賞藝術的習慣和基礎了，對美的感知也已遲鈍退化，不知道藝術的美，叫不出名畫的名字和作者……

經常我們會聽到，某公司冠名什么設計大賽，評委是某某領導，就連一個城市一個大賽的設計標識也要黨政領導拍板做決定，大肆崇拜外來設計，于是有了怪異造型的西方現代設計出現在皇城古都北京。究其根源還是我們對中華傳統美認識不夠，拋棄了我們自己的文化。但是可喜的是，我國的書法教育在各大院校和社會個人的努力下，已經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一些高校也陸續開設了書法專業，社會上也出現很多培訓機構和書法愛好者工作室。

在計算機發達的今天，寫字依靠鍵盤，以至我們忘記了很多字的模樣，各種軟件應運而生，各種藝術字應有盡有，但終究不能和我們的書法藝術相媲美，外國人對書法尚且如此喜愛，何況我們！

參考文獻：

[1]藍鐵，鄭朝.《中國書法的藝術與技法》[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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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遼代；摩竭紋圖案；文化交融；草原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K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016-03

唐朝末年，契丹迭剌部夷離堇耶律阿保機統一了契丹八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政權，后改國號為“遼”，曾長期統治中國北方達200余年。今內蒙古東部的赤峰地區，即當時遼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這里出土了大量的遼代歷史文物，其中包含有很多摩竭紋圖案的器物，同時，在其他地區的遼代歷史文化遺跡中也多有相同的發現。因此，本文即以遼代盛行的摩竭紋圖案為主，試圖闡釋其中蘊藏的文化交融狀況及其歷史意義。

一、遼代摩竭紋圖案器物的出土情況概述

除內蒙古地區外，遼寧省地區亦有摩竭紋圖案的器物出土，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器物

1.鎏金摩竭形銀壺：2件，出土于赤峰市城子公社洞山大隊洞后生產隊村南0.5公里山坡上一處遼墓中[1]。

2.鎏金摩竭紋銀碗：1件，耶律羽之墓出土[2]。

3.摩竭形注壺：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庫倫旗5號遼墓[3]，內蒙古寧城縣榆樹林遼墓[4]。

4.人首摩竭形注壺：出土于內蒙古巴林左旗烏蘭套海公社[5]。

5.三彩摩竭壺：2件，分別出土于科爾沁左翼中旗[6]，阜新市于寺鎮[7]。

6.摩竭形水盂：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8]。

7.雙摩竭紋束腰長盤：出土于凌源八里鋪村小喇嘛溝遼墓[9]。

8.遼白瓷摩竭注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編《宋元的美術》[10]。

（二）冠帶

1.鎏金摩竭冠飾：出土于內蒙古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溫多爾敖瑞山遼墓[11]。

2.鎏金銀冠：甘肅省博物館收藏[12]。

3.摩竭紋緙絲草帽：出土于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代欽塔拉遼墓[13]。

4.鎏金摩竭紋銅帶式：2件，耶律羽之墓出土[14]。

5.鎏金云水雙摩竭紋飾板：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15]。

（三）配飾

1.摩竭形金耳墜：5件，其中2件出土于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罕蘇木耶律羽之墓[16]，另外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2號遼墓[17]，遼寧省法庫葉茂臺9號遼墓[18]，最后一件被克里斯狄安?戴狄安收藏[19]。

2.摩竭形金耳飾：2件，分別出土于內蒙古克什克騰旗二八遼墓一號墓[20]，遼寧建平朱碌科遼墓[21]。

3.摩竭形玉佩：5件，其中2件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22]，另外2件被天津市文物公司征集[23]，最后一件被故宮博物院藏[24]。

4.摩竭形琥珀珍珠耳墜：一副，出土于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25]。

5.摩竭形石墜飾：出土于遼寧省北票水泉一號遼墓[26]。

二、摩竭形象的產生及其在中國的傳入

（一）摩竭Makara形象的產生及演變

最早的摩竭形象出現在一枚出土于印度河谷的印章上，距今約4000年。印章上刻有一船，船首雕刻成摩竭形象，該形象非常接近于生活在印度地區兇猛異常的印度鱷。印地語中，鱷魚是magar，即梵文“makara”的轉音。在Lomas Rishi石窟[27]發現的一尊殘缺摩竭雕像，是迄今發現的第二早的摩竭形象。與這尊雕像及其類似的是現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孔雀王朝[28]時期的摩竭雕塑。這里的摩竭雕像更像一條魚，將兩尊雕像比較發現，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發展變化后的形象，此時的摩竭形象開始由鱷魚到魚的變化。在印度的馬圖臘地區至今仍保存著一幅浮雕（約公元前2世紀），這里的摩竭形象又有了變化：吻部拉長，接近于象拔：短而大的雙腳如哺乳動物般立于身體下方：尾部維持魚尾的樣子，整體呈現出半獸半魚的形象。之后，摩竭先后成為varuna[29]和恒河女神的坐騎。后來摩竭被引佛教，成為摩羅的象征，它在傳入中國的佛教文獻中被音譯為“摩竭魚”，“摩伽羅”是梵語Makara的譯音。

（二）摩竭及摩竭紋飾在中國的傳入

大約在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摩竭作為早已被佛教“接納整改”的一員，也隨之來到了中國。我國關于摩竭最早的記載大都是出自外國僧侶所翻譯鱷佛經中。如前秦北印度名僧僧伽提婆所翻譯的《中阿含經》有云：“彼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30]又如，唐代的《慧琳音譯》卷四十云：“摩竭者，梵語也。海中大魚，吞噬一切?！盵31]在傳入中國本土伊始，摩竭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生猛恐怖形象，更加強調了其本身性惡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人從古至今趨吉避兇的文化心理，摩竭從印度而來的恐怖怪獸變成了招福辟邪的祥瑞之獸；摩竭紋也被民族化了，逐漸演變成一種象征符號。

三、摩竭紋圖案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融

在考古學中，出土的文物有許多方面可以反映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內涵。中國的文化發展自成體系，這套體系具有講究務實、辟邪趨善的特點，文化整合能力高，善于運用自己的模式來解讀外來文化，因此，摩竭作為一種外來紋飾，在其演變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入中國元素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時間概念上來說，從魏晉到遼宋，摩竭紋經歷了中國本土化的發展軌跡。魏晉到隋朝時期是摩竭的傳入期，在剛傳入的過程中，與其印度本土風格差別不大，形象較單一，主要見于繪畫作品中，如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就是摩竭出現在藝術作品中的證明。隋唐時期是摩竭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期。此時，摩竭的形象被逐漸加入了飽含中國文化特色的龍角、魚身和雙鰭翅，中國化的摩竭形象在唐朝基本形成。遼宋時期，“魚龍合體的中國版摩竭形象與原生的印度版怪獸摩竭形象已經逐漸完成了更替”[32]，并且開始出現實物造型的藝術品，特別是由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區的契丹人創建的遼代，是摩竭紋演變的一個特殊的時代。之所以認為其特殊，是因為它有其他民族不可比的接受文化的勇氣和魄力，他們深受中原文化影響，但又不迷失自我，“堅持自我，秉承盛唐文化的根基，應該就是契丹遼文化最為主要的一個特征”[33]。如出土于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摩竭紋銀碗，其形象為龍首魚身，龍首有角有須，魚身有尾有鰭，這種“龍首魚身”的形象正是由印度傳入中國而流行于唐代的摩竭紋飾。同時，將摩竭紋飾用在盤、碗等金銀器或瓷器上，也是唐代的風格。又如出土于內蒙古巴林左旗套海的人首摩竭型注壺，就是創造性地將人和摩竭混合為一體，構思精巧，造型奇特，堪稱是遼代摩竭紋造型的精品。

空間上，契丹人占據著草原的腹地，恰好處于草原絲綢之路上。絲綢之路本來是生活在亞洲內陸綠洲上的人民由于資源的限制而開通的對外貿易之路，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有人的交往就會有文化的傳播。草原絲綢之路逐漸變成了文化傳播之路。絲綢之路的開通，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鮮的血液，對于同樣具有高度文化包容性的契丹遼文化亦如此。遼天贊三年（公元924年），遼王朝勢力已擴展到今新疆境內?！镀醯尽肪?1《外國貢進禮物》記載：“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至契丹貢獻。玉、珠、犀、乳香、琥珀、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以二丈為匹?！睆某鐾恋倪|代金銀器中，很多器物都帶有明顯的西方文化特征。摩竭紋圖案在遼代出土的金銀器中大量出現，就是通過唐代間接地借鑒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藝術。摩竭紋或造型，本是印度神話傳說中魚身魚尾、利齒長鼻的動物，佛教傳入中國后，被廣泛運用在唐代金銀器的紋飾中。隨著佛教在北方草原地區的傳入，摩竭紋飾開始在遼代器物中盛行，從唐代局限于器皿中，到出現了摩竭紋冠帶、摩竭紋配飾，進而發展到了更大的領域，如壁畫等藝術門類中。摩竭的造型也更加多元靈動，有的搖頭擺尾，有的似魚兒游動，更有的吐火焰戲寶珠?？梢哉f，發展到了遼代，摩竭紋及摩竭造型已經趨于成熟。如出土于科爾沁左旗的三彩摩竭壺，長30、通高21.5厘米，整體造型似摩竭仰臥蓮花之上，昂首翹尾，口部中空為流口，翅膀及魚鱗紋路清晰，施黃綠紅三色釉，色彩斑斕，造型優美，堪稱遼三彩中的精品。又如，摩竭紋飾不僅僅局限于金銀器中，而且也運用在了玉器的造型設計上，遼代文物中不乏摩竭型玉佩。以前文提到的摩竭玉佩為例：質地為和闐白玉，局部有紅褐色沁斑，整體造型為龍首魚身，魚鱗以陰線刻成，魚背上有鰭，胸鰭化為雙翅作展翅狀，臀鰭較小，尾部有分叉。此件摩竭紋玉佩與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摩竭飾品有很多相似之處，整體設計造型已將印度摩竭與中國本土魚龍文化相雜糅。

縱觀整個遼代的摩竭紋器物，可以同時看到大氣豪邁的契丹遼本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及神秘絢麗的西方文化三方文化因素的交匯與融合。契丹遼文化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受到了各式文化的熏陶，再加上遼代能工巧匠的創造精神，使得摩竭紋文物呈現出了華麗又多元的特點，創造性地將“國內”“國外”的文化精華集于一身，從藝術角度講，整個遼代藝術設計可以說是同時具備了民族傳承性和文化變異性，具傳統、存多元，“自身文化向外輻射同時，也同樣吸納與接受周邊先進文化的多層次影響”[34]，它們作為再現遼代文明的橋梁與紐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實地再現了遼代的社會風貌。

然而，關于遼代的摩竭文化，還有一點不能確定的就是，在談到遼代的摩竭文化是源自唐代摩竭文化時，是否考慮契丹遼本民族的摩竭文化？因為倘若按照遼代摩竭是完全襲自唐代的說法，那么在漢人集中的遼南京和西京地區，應該是出土摩竭文物較多的地區，何以事實恰恰相反，偏偏是內蒙和遼寧地區偏多呢？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此問題，有待于諸方家商榷。

四、摩竭紋器物的現實意義

內蒙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資源，是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環，然而內蒙古的文化產業卻長期面臨著缺乏資金支持等一系列問題。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并興起，絲綢之路正在迅速擴容，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也已經形成。借著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這股東風”，怎樣將摩竭紋飾這類具有典型性、文化內涵豐富的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注入到文化產業中，加大文化產業的吸引力，使其文化價值得到充分的開發，從而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讓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在開發與保護過程中得到融合聯動，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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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今印度比哈邦境內，建于公元前3世紀.

〔28〕孔雀王朝（Mautya），約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187年，古印度摩竭陀國的王朝.

〔29〕Varuna被認為是印度最偉大的神，他被認為統治著整個宇宙并引導一切自然力量，他是全知全能和具有一切力量者，被尊為能懲罰作惡者的好神.

〔30〕印信法師.圖解阿含經[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31〕慧琳.一切經音義（卷41）[M].日本白蓮社藏版.

篇5

關鍵詞：黑水靺鞨；渤海；役屬

summary

“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ishui mohe and bohai ”

from the dawuyi period，bohai and heishui mohe began to confront each other. after the middle of 8 century， bohai state increasingly become powful， and heihsui mohe was likely to become dependency of bohai. Since 9 century ，some mohe ethnic groups that had be found in history books was swallowed up by bohai ， the realation between heishui mohe and boha can not be known very well. The possibility that heishui mohe was still cling to bohai， but can not say that it has been swallowed up by bohai and become one proportion of bohai. In the late of 9 century， bohai camedown day after day， while heishui mohe just gain independency renewedly.

靺鞨，是6到10世紀活躍于東北亞地區（包括我國東北和俄羅斯濱海地區）的一個部族。該部族登上歷史舞臺后，有兩個分支逐漸強大起來。其中的黑水靺鞨，位于靺鞨諸部的最北，“尤稱勁健，每恃其勇，恒為鄰境之患”[1]。另一支粟末部，在7世紀末創建了渤海國，有國二百多年間，渤海憑借其領先于其它部族的文化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稱雄東北亞，時人贊其為“海東盛國”。但引人注意的是，即使是存在著這樣一個渤海時代，中原史家仍然要為黑水靺鞨專門立傳，即使沒有專設黑水靺鞨傳，“靺鞨傳”中，黑水靺鞨也占據著絕對大量的篇幅。這不能不讓人對黑水靺鞨獨特的魅力產生興趣。近年來，黑水靺鞨與渤海的關系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之一，而討論的重點之一是究竟黑水靺鞨是否以及何時“役屬”渤海（《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以目前的研究狀況看，大致有8世紀中期說[2]、9世紀初說[3]，還有比較模糊的渤海末年說等[4]；傾向性的意見是黑水靺鞨在9世紀被渤海征服，但圍繞著渤海對黑水的控制和統治方式還存在分歧[5]。

本文的宗旨是對黑水靺鞨與渤海的關系作歷時性考察，并嘗試對兩者關系的性質作一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史籍除去記載大武藝調兵遣將，命令發起對黑水戰爭，絕少涉及到渤海與黑水之間發生的直接聯系或沖突。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則主要通過與唐王朝的關系，與其它部族間的關系的推移變化來觀照兩者力量消長，勾勒兩者關系的面貌。

《北齊書·武成帝紀》（卷七）載，河清二年（563年）“是歲，室韋、庫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貢?！薄办咊伞奔础办呿H”，一般認為，這是靺鞨作為一個部族的最早記錄?！端鍟肥紴殪呿H立傳，傳文第一次提到靺鞨分為粟末、伯咄、安車骨、拂涅、號室、黑水和白山等七部。李延壽在其私撰《北史·勿吉傳》中明確記述道：“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侗笔贰の鸺獋鳌泛稀段簳の鸺獋鳌放c《隋書·靺鞨傳》而成，所載勿吉七部即來自《隋書·靺鞨傳》中的靺鞨七部?？芍?，在李延壽（唐人）看來，隋唐時期的靺鞨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勿吉。

在《隋書》時代，黑水部就已經顯露出與其它靺鞨部不群之處。當時，粟末部“勝兵數千，多驍勇，每寇高麗中”。而傳文在介紹過七部所在之后，特就黑水加筆補充：“勝兵并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

隋至于唐代初，黑水靺鞨在中原王朝的印象大抵沒有改變?！杜f唐書·靺鞨傳》載靺鞨諸部“或附于高麗，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處北方，尤稱勁健，每恃其勇，恒為鄰境之患”。這說明黑水仍較其它靺鞨部強悍。但黑水對高句麗或突厥的役屬關系不清。

隋末，突厥始畢可汗以中原戰亂，乘機開疆拓土，使契丹、室韋等部紛紛臣服。唐代，頡利可汗在位時，以兵強馬壯凌駕中原。頡利派其外甥什缽必駐在東方，支配契丹靺鞨兩部。唐內政穩定后開始轉為攻勢。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李靖率領十萬大軍滅掉了突厥。翌年，黑水部入唐朝貢?！顿Y治通鑒·唐紀九·太宗紀》（卷一九三）載：“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梢?，在此之前，黑水部是臣于突厥的，而且，在臣屬于突厥期間，黑水靺鞨與唐王朝隔絕，沒有朝貢關系。

《隋書·靺鞨傳》和《舊唐書·靺鞨傳》中明確記載了靺鞨七部及黑水靺鞨的位置，《新唐書》不設“靺鞨”傳，而以“黑水靺鞨”傳代之，但是《新唐書》本傳對“黑水靺鞨”與“靺鞨”之間關系記載含混不清，竟而導致學界對黑水靺鞨部的構成持多種多樣的理解。傳文開篇記載道：“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為數十部，酋各自治?！敝笥浭銎渲杏杏绊懙?，即所謂靺鞨七部?？梢姡陨纤d的四至，并非黑水靺鞨的范圍，確切地說應該是高句麗滅亡前靺鞨整體的四至。

《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說高句麗滅亡后，原來靺鞨七部中粟末、黑水以外的其它五部“寖微無聞”，或“遺人迸入渤海”，惟獨黑水靺鞨“完強”，沿黑水即今黑龍江分為十六個部。之后又記載“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設，稍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捏、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從文面看，似乎上述諸部都包含在黑水的十六部中。但是傳文在記述開元十年黑水靺鞨酋長倪屬利稽朝唐，唐在黑水靺鞨設立了黑水都督府后又附上一句：“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歷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帝世”，指唐玄宗治世，這里出現的朝貢次數應當是《新唐書》所指黑水靺鞨的朝唐次數。但是查核以《新唐書》本傳及《冊府元龜·外臣部》的“朝貢四”“褒異二”等項，若僅以“黑水靺鞨”（包括“黑水”“黑水部落”“黑水羯”在內）項統計，則可考者恰好為十五次，而若包括其它“靺鞨”部，則要超出數倍，這一事實應當可以證明《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中的“黑水靺鞨”的十六部并不包括拂涅、越喜、鐵利、窟說、郡利、莫曳皆等部。

高句麗亡于唐，引起東北地區各部族的移動與重組，上述諸部，除拂涅以外，均不見于此前的載籍，可能就是新生的部，或屬于“離為數十部”的靺鞨諸部的成員，因無建樹而湮沒于史籍，卻在此時登上歷史舞臺的。而中原史家不可能對東北地區發生的上述變化了如指掌，所以沒有作出必要的說明。至于將拂涅等部放到黑水靺鞨傳中，可能是因為這些部不比黑水部顯彰，不至于單獨立傳；卻又因與中原王朝的朝貢關系多次出現于載籍，不便抹煞，于是綴于文末。本文要討論的“黑水靺鞨”，是與拂涅、鐵利等部同等的單位。

668年，唐滅高句麗，乘機恢復了對原高句麗統治地區的控制，曾經附屬于高句麗的靺鞨諸部或紛紛轉而依附于唐，或分崩離析，以至“寖微無聞”，惟獨黑水靺鞨保持“完強”[6]。其后不久，黑水靺鞨沿松花江、牡丹江南下，西進，隔粟末水（今松花江）與唐對峙，并終于在691年末與唐軍釀成了一場軍事沖突[7]。唐王朝派靺鞨出身的將軍李多祚掛帥出征，李多祚深知同族的習性，設宴灌醉靺鞨渠長，乘機將其殺掉，擊破該部。黑水失利，被迫退出拉林河一線，回縮至東流段松花江下游，今三江平原南部一帶。唐征討黑水的結果之一，就是遏止了黑水靺鞨南下的進程。這一場軍事較量，在唐王朝完全算不上大動作，然而客觀上卻為渤海建國和早期的發展排除了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698年，高句麗舊將、粟末靺鞨人大祚榮乘營州之亂東走，糾合了高句麗遺民和營州地區的漢人及其它部眾，在高句麗故地樹幟立國。自號震國王。最靠近震國，又曾經被迫依附于高句麗的伯（汨）咄、安居（車）骨、號室諸部，并入震國；對于其它靺鞨部，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但卻非常清晰地提到，與渤海建國幾乎同時，黑水部也迎來了全盛期，“分十六部，以南北稱”（《新唐書·黑水靺鞨傳》）?！缎绿茣な翼f傳》載，“（室建河）水東合那河（松花江東流段）、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于?！??？梢?，黑水靺鞨是隔黑水自然分做南北黑水部的[8]。

震政權的建立，令唐王朝始料不及，唐王朝最初試圖派兵將其剿滅于新生，卻出師不利；此時，契丹背唐轉而依附突厥，唐與靺鞨間的交通路受阻，預定計劃無法施行。震因此幸免于兵禍。之后，唐王朝迫于突厥的壓力，開始調整對東北諸蕃政策，改追剿為招撫。在此背景下，713年，大祚榮接受招安，受封忽汗州都督、渤?？ね?，震也藉此去舊號改稱渤海。

渤海與黑水均曾臣屬再度強大起來的突厥，請求突厥派直屬于突厥可汗的監督官“吐屯”（吐屯－突厥的官稱號，相當于唐王朝在黑水靺鞨設置的長史，對受其役使的各國實行監督?！侗笔贰て醯鳌罚?，尋求政治庇護，而且兩部常常會同時行動?？梢?，此一時期，渤海統治者面臨的課題是在唐王朝與突厥的夾縫中求生存，并努力在高句麗故地立住腳，尚無余力謀求進一步發展。黑水也因突厥的阻力無法西向、南向發展。所以，在渤海建國早期，至少在大祚榮時期，雙方在實際利益上尚未互相羈絆，基本上相安無事。這也說明當時的渤海與黑水，均尚不足引起對方的警戒并構成威脅。

但是到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藝（719-737年）治世，形勢驟變?！缎绿茣げ澈鳌份d，大武藝“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傳文中的“諸夷”是否也包含了黑水不得而知，但此后渤海與黑水靺鞨關系迅速緊張起來則確定無疑。

《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載，722年（開元十年），黑水“酋倪屬利稽，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边@是黑水靺鞨在7世紀最后幾年中與唐王朝發生軍事沖突（《新唐書·李多祚傳》卷一百一十第4125）、中止來往30年后，重新表明對唐的臣屬。在這一舉動的背景中，一方面因素來自突厥：在默啜可汗716年被殺，即位的毗伽可汗勵精圖治并再次使突厥走向強盛之前，突厥曾一度衰微[9]，這使黑水被迫再次調整對唐政策，重新與唐接近。另一種因素就是大武藝在此時開始推行北進政策，黑水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被迫主動與唐接近以求政治庇護。

渤海的日益強大，也再次喚起唐王朝的憂患意識：唐王朝實在不希望在高句麗滅亡之后，東北又出現一個強大的，欲與其分庭抗禮的政權。恰逢此時黑水部前來朝獻，黑水與唐王朝在阻止渤海勢力發展上利害一致，唐王朝找到了在從后方牽制渤海的同盟。以夷制夷，一向是中原王朝最為擅長的統治術。玄宗即封倪屬利稽為勃利州刺史?！伴_元十三年（725年），安東都護薛泰請于黑水靺鞨內置黑水軍。續更以最大部落為黑水府，仍以其首領為都督，諸部刺史隸屬焉。中國置長史，就其部落監領之”（《舊唐書·靺鞨傳》）。唐王朝與黑水更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黑水在8世紀初成為唐的一個羈縻州。唐在黑水設立黑水都督府，是為唐初在東北地區設立的三個羈縻州之一[10]，在黑水府內設置軍隊，也是唐王朝用以牽制渤海勢力擴大的對應策略之一。

關于黑水靺鞨內部社會的情況，史籍沒有更多記載，《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載“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為長。無書契?！?22年，“黑水靺鞨酋長倪屬利稽朝唐”，725年，唐在黑水靺鞨內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新唐書·黑水靺鞨傳》），可知，朝廷任命黑水都督府所在的部首領為都督，其它部的首領則充任刺史等，但恐怕不可能在十六部均有設置。這樣，從上述情況看來，即使黑水靺鞨本身并不是十六部聯合、統一的整體，朝廷能夠在其它部設刺史，說明這些部相互之間的聯系應該是密切的。

唐王朝此舉，與黑水對渤海形成夾擊之勢，大武藝當然不可能意識不到這一點。渤海首先針對黑水作出了反應?！杜f唐書·渤海靺鞨傳》載：

武藝謂其屬曰：黑水途經我境，始與唐家相通。舊請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計會，即請漢官，必是與唐家通謀，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門藝及舅任雅發兵，以擊黑水。

以往黑水靺鞨赴唐，均通過渤海領，從前兩者還結伴前去突厥，也是事前打過招呼的，所以在大武藝看來，黑水靺鞨事前應當通知渤海，取得后者的諒解。渤海雖然還談不到對黑水行使宗主權，但在相當程度上對黑水抱有優越感是很有可能的。武藝的不快與擔憂，在于黑水事前沒有通報，秘密前往唐朝廷背后隱藏的機關。

為了不使事態發展得對渤海更為不利，也由于渤海對其他靺鞨部族征伐的成功，大武藝毫不遲疑，決定出兵征討黑水。但是，曾經作為人質入唐的大門藝對這次出征卻沒有信心，他擔心渤海此舉會導致與唐王朝發生爭端，而與唐王朝對立勢如飛蛾撲火，向武藝“固諫”退兵。武藝非但沒有接受門藝的規諫，反而免去門藝軍職，并派兵追殺門藝。渤海決意用兵黑水，起因于黑水私自朝唐和唐王朝在黑水領內設置都督府，置漢官，所以，黑水未必不向唐王朝求援；但由于唐王朝在處理大門藝事件上有失宗主國的威信[11]，在道義上已經處在藩邦渤海的下風，所以即便有意派兵參與，恐怕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史籍在記述武藝對大門藝“固諫”大為震怒，另派從兄大壹夏代為統兵[12]后，出兵一事便沒了下文。不過，其后中原正史與大武藝治世同時期的記事中不見黑水靺鞨入唐朝貢，這或許可證明渤海實施了征討計劃，并且有效切斷了以往黑水靺鞨與唐交往的信道；另外，732年，大武藝忿于門藝逃亡至唐及唐王朝包庇門藝一事，斷然派水陸兩軍分路攻打唐登州和馬都山，大武藝敢于不顧忌背后的黑水靺鞨而把軍隊送到唐土進行長距離作戰，這其中除去可能有突厥明里暗里的支持外[13]，恐怕還與此前對黑水靺鞨的征討取得了成效，至少可以確保黑水不至于在此期間襲擊其后方有關。

大武藝討伐黑水之舉，使得渤海與黑水間敵對關系徹底明朗化。渤海建國后，最初的十幾年里，主要忙于應付與突厥與唐王朝間的關系和爭取在高句麗舊地站住腳，尚無余力謀劃開疆拓土，所以，此一時期黑水靺鞨完全有條件再圖南下。在雙方發生直接沖突以前，渤海與黑水都在爭取控制分布兩者之間的諸如鐵利、拂涅和越喜等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靺鞨部或爭取使其成為自己領域的一部分或追隨本部族。所以，大武藝對黑水開戰，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中間地帶的那些自愿或被迫追隨黑水靺鞨的部。渤海征戰黑水的戰績，恐怕也主要是阻斷了黑水靺鞨以往的朝唐路徑、對那些中間部落的打擊，迫使其臣附于渤海，和遏止了黑水南下擴張的進程，史籍所謂“東北諸夷畏臣之”，其部分成果當是這時期取得的。不過，若按傳文的文面理解，中間靺鞨諸部的臣服，似乎并不都是渤海直接的武力征服的結果，有的則是在武藝對黑水的征討中受到震懾，屈于壓力被迫向渤海稱臣的。不過這些靺鞨部并沒有因此而成為渤海的一部分。中原史籍諸蕃朝貢記錄顯示，開元年間，拂涅、鐵利、越喜等部仍保有原來的部名[14]?！短茣れ呿H傳》載，“其拂涅、鐵利等諸部落，自國初至天寶末，亦嘗朝貢，或隨渤海使而來”。這個“隨”字，是對拂涅、鐵利諸部與渤海臣屬關系的最恰當的注腳。

鐵利和越喜等部與黑水相鄰，不可能與黑水沒有任何聯系，肯定也曾經遭到黑水南下擴張的侵擾或被黑水施加過影響。但是對于上述諸部而言，其最大的利益仍在與唐王朝的朝貢貿易上。而要保證繼續入唐朝貢，就必須處理好與渤海的關系，包括對渤海的臣服。所以，只要渤海能夠保護其免受黑水的報復，從現實利益出發，諸部肯定更愿意傾向于渤海。這樣，黑水靺鞨失去了在這些地區的威懾力。

黑水靺鞨受到渤海的武力打擊，其主要活動區域，已經離開初期的中心地區松花江北流段，東向到黑龍江中游即黑龍江、松花江和牡丹江三江會合處附近，向下游移動；但其勢力可能還沒到達黑龍江下游近海段，因為當時在黑龍江近海處尚有郡利部等，黑水靺鞨向這些地區擴張和對上述地區的控制，或許應當求諸于“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的大仁秀治世及其后[15]。

735年，大武藝病死。其子大欽茂襲位，不久即著手緩和與唐王朝的緊張關系。而在這時，隨著突厥被回紇擊潰瓦解，恢復和加強緣邊地區行政機構對鄰近蕃邦的管理也提上唐王朝的政事議程。大致在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前后，朝廷敕令平盧軍節度使烏知義：“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16]。令其繼續押領契丹與奚同時，又加押領渤海與黑水兩蕃[17]。這里的“渤海黑水近復歸國”，是指渤海和黑水都在與唐交通斷絕多年之后重新開始朝貢。另據《資治通鑒·唐紀》（卷二一五），天寶元年（742年），玄宗置十節度，以統邊軍。其中“范陽節度使制臨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眱热菹嘟挠涊d還見于《舊唐書·地理志》：“平盧軍節度使，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贝颂幍摹办呿H”系何指不得其詳，但是如果考慮到兩年前已經確定由平盧軍節度使押領渤海與黑水，恐怕黑水靺鞨就不在此“靺鞨”之列了。

在平盧軍節度使押領體制下，黑水勢力再度抬頭。自開元二十九年（741年）至天寶十一年（752年）的12年間，黑水朝唐達五次之多。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后，平盧節度體制迅速崩潰。762年，平盧軍被迫南下，在山東與當地的淄青節度使重組為淄青平盧節度使，而原來歸平盧軍節度使鎮撫的四府，契丹和奚，由幽州的盧龍節度使押領[18]；渤海，與新羅一起改由淄青平盧節度使押領，惟獨黑水靺鞨去向不明，而且以后的史料中也不復見到任何對黑水押領、管理等的記載。而且，即便前文提到的《資治通鑒》等史籍中的“靺鞨”包括黑水靺鞨，平盧軍節度使南下，改編后，也同樣不再具有“鎮撫”黑水的職能。

這是研究唐代羈縻府州興廢變遷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例。然而迄今為止，甚至專事唐代羈縻府州研究的學者也完全沒有注意到，或因循《唐會要·靺鞨傳》等記載，認定隨著渤海對黑水靺鞨的役使，這個羈縻都督府可能就不存在了[19]。事實上最大的可能是，處于安史之亂中和亂后的唐王朝，認定黑水業已役屬渤?；虮幌麥?；在已經無力制約渤海的情況下，表面上也只能默認這個既成事實。安史之亂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從此再無心經略東北，非但不復謀求與黑水靺鞨聯合牽制渤海的擴張，甚至放棄了對黑水的羈縻政策；自然，對渤海與黑水之間關系的推移也失去興趣，黑水靺鞨在唐對周邊部族的節度使押領、鎮撫體制中消失，當是這種變化的反映。至此，黑水與唐王朝夾擊渤海的策劃，連表面上的形式都不存在了。

但是，上述發生在唐王朝的這一系列變故，在渤海，可能直到762年被劃歸淄青平盧節度使押領之后才有所了解；不過，渤海還是對安史之亂和黑水的新動向做出了反應。例如，亂中，平盧軍節度使曾派人到渤海動員其出兵共擊安祿山，大欽茂懷疑其中有詐，拒絕派兵，且扣留了來使。之后不久，即天寶末，大欽茂便將都城從中京北遷到了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這次遷都上京，歷來多被看作是大欽茂遠避戰禍的權宜之計，但是從渤海與黑水靺鞨的緊張狀態等情況看，恐怕還與渤海國家的北方防御和領土拓展有關。

上京，本“肅慎故地”［《新唐書·渤海傳》（卷二一九）］，并非大祚榮建國之初所有，應為大武藝“斥大土宇”的戰果。渤海遷都上京后，來自唐土戰亂的威脅明顯減弱了，但在地理上距離黑水接近了，這樣就要求在新都城之北構建針對黑水的防御系統。首先要做的是扼住通向黑水靺鞨中心地區的交通要道，這條要道從渤海上京沿牡丹江北上，經南城子、渤海邊墻而到依蘭；從依蘭向東北，沿松花江抵達俄羅斯伯力[20]。目前學界普遍稱之為黑水道。1979年至1984年，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先后五次對該市的50公里邊墻進行了調查，認為這是一條古代軍事防線，防御方向在東北，為渤海時期修建[21]。研究者對該邊墻及對岸的“南城子”古城（渤海重鎮渤州）的年代、性質和關系做了進一步考證，認定邊墻建于渤海前期，與右岸的“南城子”一起，形成隔江呼應的配置形式，緊扼黑水道；一方面可以阻止黑水靺鞨南進，保衛上京城，同時又可以有效地控制黑水道的交通[22]。

之后，渤海又在牡丹江邊墻和“南城子”以北，沿江在今鷹嘴砬子小城、興農古城、迎門石小城、沿江古城、三道通古城和五道河子古城等遺址所在地修筑了一些堡壘，步步為營，向北推進，向黑水靺鞨逼近。

反映8世紀以后黑水靺鞨與渤海關系的資料主要是以下幾則。其一是《唐會要·靺鞨傳》：

其拂涅、鐵利等諸部落，自國初至天寶末，亦嘗朝貢，或隨渤海使而來。惟郡利、莫曳皆三兩部未至。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為其所屬。（《太平寰宇記·勿吉傳》同于本傳，可見兩史料如果不是源于同一出自，就是后者因襲、照搬前者記事）。

其次，是《新唐書·黑水靺鞨傳》最末一段記載：

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此外，《金史·本紀一·世紀》（卷一）中也有記載：

（黑水靺鞨）開元中，來朝，……其后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朝貢遂絕。

首先，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天寶以后，拂涅、鐵利不復入唐朝貢；越喜和虞婁最后朝唐是在貞元年間（802年）。大概可以判定拂捏與鐵利在8世紀60年代后，越喜與虞婁在9世紀上半葉相繼被渤海吞并，其地成為渤海領。這其中當然不排除史書記載可能有缺漏，但不會有大過。而且，這些地區在渤海的15個府中都留下痕跡[23]，可以證明。在這個意義上大概可以說，靺鞨諸部對唐朝貢斷絕之日，即其并入渤海之征。

接下來看一下黑水的情況。

在入唐朝貢這一項上，開元、天寶年間，史籍可考入唐朝貢的靺鞨諸部中，黑水就顯得與眾不同，拂涅、鐵利和越喜等部或相伴同行，或在臣服渤海之后隨渤海入唐。而黑水卻常常獨自行動。顯然，當時黑水已經不可能再通過渤海境朝唐，渤海已經阻斷了黑水從其領內經過的道路。然而黑水卻可以繼續與唐王朝保持聯系。問題是，黑水靺鞨在不能從渤海領穿越的情況下如何到達大唐的。關于這一點，以下《冊府元龜·朝貢四》天寶年間黑水靺鞨的朝唐記錄似乎可以提供一點線索：

1 六年正月，“新羅、渤海、龜茲、于闐、焉耆、牂牁、雜姓平蠻、黃頭室韋、黑水靺鞨并遣使來賀正”

2 七年正月，“黃頭室韋、和解室韋、賂丹室韋、如者室韋、黑水靺鞨等并遣使朝貢”

3，七年三月，“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并遣使”

4 九年正月，“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并遣使賀正”

5 十一年十一月，“黑水羯遣使來朝”

從1-4可以看出，黑水靺鞨的歷次朝唐都是與室韋諸部，特別黃頭室韋同時而來?！缎绿茣な翼f傳》載“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黑水靺鞨是與室韋毗鄰的。上述現象提示：黑水靺鞨是自北向南從其西鄰室韋的落坦（一說賂丹）部、蒙兀部和嶺西部進入室韋境內，西南向和處在室韋與契丹和渤海三方連接部的黃頭室韋合流，取陸路經營州道入唐的。

至于黑水靺鞨入室韋的路徑，望建河流域[24]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望建河的流經地區，《舊唐書》和《唐會要》有及其相似的記載，《新唐書》與前兩書稍有出入。這里且舉《舊唐書·室韋傳》例：

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唐會要》為路丹，《新唐書》為落坦）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

黑水人溯黑水進入望建河流域后，首先可到達位于望建河兩岸的室韋落坦（俎）部和蒙兀部。陸路經過嶺西部，便可進入沿那河的另一流段即今嫩江，那里分布著如者部、山北部、東室韋部和黃頭室韋等部。這樣一來，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黑水常與室韋諸部一同朝唐了[25]?！缎绿茣な翼f傳》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強部也?！憋@然，渤海是無法阻攔黑水與室韋諸強部共同朝唐的。應該可以認為，在此時期，黑水靺鞨之于渤海，完全是獨立的，對等的關系。

而大歷年間（776-779年）“靺鞨”的朝貢記事（《冊府元規·外臣部》“朝貢”“褒異”）則顯得有些耐人尋味。

1 大歷二年“八月，契丹、渤海；九月，靺鞨渤海、室韋……；十二月，回紇、渤海、契丹、室韋等國各遣使朝貢?！?/p>

2 大歷四年“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回紇、吐蕃、契丹、奚、室韋、渤海、訶陵并遣使朝貢?！?/p>

3 大歷七年“十二月，回紇、吐蕃、大食、渤海靺鞨、室韋、契丹、奚……；各遣使朝貢?！?/p>

4 大歷八年“十二月，渤海、室韋、牂牁并遣使來朝；奚、契丹、渤海靺鞨并遣使朝貢?！?/p>

5 大歷九年“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韋、靺鞨遣使來朝?！?/p>

6 大歷“十年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韋、靺鞨、新羅……；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各遣使朝貢?！?/p>

7 大歷十二年“四月，牂牁、渤（海字可能脫落）、奚、契丹、室韋、靺鞨……；十二月，新羅、渤海靺鞨、室韋、奚、契丹并遣使來朝各獻方物?！?/p>

以上7例中的“渤?！?、“靺鞨”“渤海靺鞨”和“靺鞨渤?！钡缺硎龇绞剑话阏J為都可能指代中原正史對渤海的記錄，不過“靺鞨”“渤海靺鞨”“靺鞨渤?！边@三種對渤海的稱呼更多地見于渤海前期，這一點基本上已經為研究界認可。所以，上述各例中凡屬于這類表述，都暫且劃入渤海。但是在5、6、7項中隔著室韋、契丹等出現的“渤?！焙汀办呿H”中的“靺鞨”的所指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即使渤海在一個月內兩次入唐朝貢，同一部史籍也沒有必要在同一個所采用兩種稱謂來記述，這些例中的“靺鞨”均與室韋排列在前后，到目前為止尚且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室韋也被稱作“室韋靺鞨”，所以可以斷定在此種情況下的“靺鞨”，非指渤海，更不指室韋，可以考慮的，只能是渤海（當然也可能包括相繼被渤海統合的靺鞨諸部）以外的靺鞨人的集團?？紤]到當時能夠單獨入唐朝貢的恐怕也只有黑水靺鞨，何況黑水靺鞨又時常隨室韋同時入唐，以上7例中的“靺鞨”很可能都是指黑水靺鞨。

《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中的朝貢記事似乎也可以證實這一推測。傳文說：“訖帝世（指玄宗朝），朝獻者十五。大歷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806－820年）中再?！睂ⅰ秲愿敗返纳鲜鰞热菖c此相觀照，則可知上述大歷年間朝貢記事中的“靺鞨”均指黑水靺鞨。

這說明，至少到9世紀上半葉（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年）治世），黑水靺鞨仍在朝貢唐朝。不過，如果將大歷年間黑水的朝貢記事與天寶年間作一比較，則不難發現，大歷年間前來朝貢的這部分黑水靺鞨在與渤海的關系上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天寶年間黑水每每與之共同朝唐的有明確稱謂的室韋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或與“室韋”，或與渤海一同入唐。這一現象透露了兩種可能性：一是那些“室韋”仍然是天寶年間與黑水靺鞨結伴朝唐的黃頭室韋，黑水靺鞨依然是獨立的；一是黑水已經向渤海稱臣，并時或隨渤海一同朝唐。而史籍中沒有直接反映出“黑水靺鞨”字樣，恐怕也存在兩種可能，其一是渤海避免刺激唐廷，沒有明確報告黑水的部名；其二是史家顧及唐朝廷的體面而故意略去黑水靺鞨的部名。

至于變化產生的根源，似乎可以從以下兩條史料中求得答案：“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新唐書·渤海傳》）；“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羅，北略海北諸部，開置郡邑，遂定今名”（《遼史·地理志》“興遼縣”條）。如若再將兩史料與大體可以代表天寶年間狀況的大武藝時期相對應史料（《新唐書·渤海傳》“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臣畏臣之”作一比較，則不難發現，武藝期的“開大土宇”和仁秀期的“開大境宇”，在結果上有著質的不同，它們分別屬于靺鞨各部對渤海稱臣和被渤海吞并以至設置府州[26]兩種情形。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白，對渤海而言，使靺鞨諸部稱臣納貢，并不是其窮兵黷武的終極目的，一旦具備充分的武力，還是要使他們成為渤海國家的一部分?！短藉居钣洝の鸺獋鳌份d“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國德理府，北至小海，東至大海，西至室韋”，[27]反映的就是這一時期，渤海與黑水靺鞨直接接境了。

《唐會要》說：“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為其所屬”；《新唐書》說“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兩部載籍都談到黑水被渤海所役屬，但又都沒有說明具體在什么時間或時期，若從載籍透露出的黑水靺鞨對渤海役屬跡象算起，則大體上可以推測在8世紀70年代后期。

大歷以后黑水靺鞨對唐朝的朝貢記錄按前引《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載“貞元一來，元和（806～820年）中再”，《冊府元龜·朝貢五》（卷九七二）載，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牂牁、靺鞨皆遣使朝貢”；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黑水酋長十一人并來朝貢”，應該可以與《新唐書》記事相互印證。此后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史書不復見黑水朝貢中原王朝（907年唐亡后，渤海等東北部族轉而奉五代中的后梁、后唐政權為正統而朝貢，所以此處改稱中原王朝，以區別與此前的唐王朝）的記載，直到924年（后唐同光二年），“九月……黑水國遣使朝貢”（《冊府元龜·外臣部·褒異三》卷九七六），翌年五月，“黑水胡獨鹿女貞等使朝貢”（同上，卷九七二“朝貢五”），這是渤海亡國前黑水入貢中原王朝的最后記錄。不過，大歷以后黑水朝貢中原王朝都是單獨行動，并沒有如拂涅等部隨渤海使入朝的痕跡。上述記錄同樣仍然可能反映了兩種情況：其一是黑水仍然受渤海役使，但還可以獨立入貢中原王朝；不過更大的一種可能性則是黑水憑借自身的強悍擺脫了渤海的控制，重新贏得了獨立。對后一種可能不利的證據是前引《唐會要》與《新唐書》有關黑水役屬渤海的記事，但是只要對兩部分史料仔細分析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問題的。

《唐會要》，以蘇冕的《會要》為原型（801年成書），成書于961年；但從其中關于渤海最后的記載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渤海靺鞨遣使朝貢，賜使二十官告”等看，《唐會要》有關靺鞨、渤海的記事下限應不晚于816年，可以推測，《唐會要》以及《太平寰宇記》或者摘抄自《會要》，或兩者都是對一種斷限較早的原始資料的完全摘抄，不足盲目從信。因此，傳文所記“及渤海浸強，黑水亦為其所屬”等內容，在時間上恐怕也只能是天寶末至元和年間，即8世紀中期以后至9世紀初的事情。這個推斷恰好也和前面討論過的黑水靺鞨在8世紀70年代后期臣屬渤海在時間上是吻合的。因此，《唐會要》關于黑水靺鞨役屬渤海記事的有效時期應該截止到9世紀初，以后黑水與渤海關系走向的探討與研究則須求諸其它資料。

另一方面，《新唐書·渤海傳》可考渤海與唐最后聯系的記載在時間上正相當于渤海王大玄錫治世（871－893年），以后“史家失傳”，“叛附無考”了。那么類推下來，恐怕《新唐書》編撰者對9世紀末以后的黑水靺鞨也不見得有清楚、詳細的了解。若如此，則《新唐書》所載也不能夠肯定如實地反映了黑水與渤海關系的最后結局。如果再將以上分析與大歷以后黑水朝貢中原王朝的記事聯系起來看，則完全有可能是，大歷以后，黑水靺鞨又擺脫了渤海的控制，重新獲得獨立。也就是說，黑水靺鞨只是一度對渤海稱臣，受其役使，并非直到最后渤海滅亡一成不變的。

即便如此，似乎還是有必要換一個角度，對《新唐書·黑水靺鞨傳》中“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一段記事再作一些深入討論。因為，在渤海強大起來后，除黑水靺鞨外，曾經處于黑水和渤海中間地帶的靺鞨諸部不但確實“不復與王會”了，而且其所在地區都被劃入渤海領，成為渤海國十五個府的組成部分。從文面看，是靺鞨“皆”役屬渤海，所以，黑水似也在其中[28]；而且唐元和十年（815年）以后終唐之世，也的確不復見黑水朝唐。因此，似乎可以說，渤海役使諸靺鞨，導致各部與唐王朝的朝貢關系的終結。但是如果考慮到靺鞨諸部在役屬渤海而未被渤海吞并期間仍然能夠獨立或隨渤海入唐朝貢這一事實，則靺鞨役屬渤海即“不復與王會”顯然是不能成立的，至少這中間是缺少環節的。因為靺鞨役屬渤海，只表明他們臣屬于渤海，并不能說明更多的問題。

查核史籍，歷史上“役屬”（不包括各部族對中原王朝的臣屬關系）的方式因時代、地域以及當事者雙方的具體情況而各具形態，南越是“以財物役屬夜郎”（《史記·西南夷列傳》卷一一六“”）；朝鮮王滿則“稍役屬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者……”（《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西域諸國“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漢書·西域傳上》（卷九六上）］；“其西域諸國及先役屬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舊唐書》卷一九四下“突厥下”）；東女國等南蠻、西南蠻諸國“皆為吐蕃所役屬。其部落，大者不過三二千戶，各置縣令十數人理之。土有絲絮，歲輸于吐蕃。至是悉與之同盟，相率獻款”［《舊唐書·南蠻西南蠻傳》（卷一九七）］。“役屬”關系進一步發展很可能導致被吞并，但也可能始終只保持在臣屬階段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復與王會”所反映的似乎應該是不同于“役屬”關系的另一種情況，換句話說，似乎應該是靺鞨部被渤海吞并的表征。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說，靺鞨諸部對唐朝貢斷絕之日，就絕對是其并入渤海之征呢？我以為恐怕不是這么簡單。其一，中原史籍的夷狄蕃邦記事最大的目的在于顯揚中原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追述或勾勒這些部族的歷史進程，因此，對于這些部族的生與滅，盛與衰，以及與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權之間的關系等，不可能都是全面的、縝密的和翔實的，對這些記載不能不作任何考證，拿來就用；其二，周邊部族朝貢于中原王朝，一為尋求政治庇護，二為求貿易之利，有時，后者的吸引力要大于前者；但是，朝貢，并不一定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特別對那些比較強大的部族；他們完全有能力尋求其它途徑。

黑水以外的靺鞨諸部，如鐵利、拂涅、越喜以至虞婁等，已知他們終于成為渤海的編戶，被納入渤海的府州縣行政管理之下。黑水靺鞨在元和以后一個世紀的時間里朝唐記錄失載，也的確值得玩味；但是，在《新唐書·渤海傳》所見渤海的府州中，找不到渤海在黑水“故地”設置的某府或某州?！缎绿茣げ澈鳌访饔洸澈！暗赜形寰?、十五府、六十二州”，且以上京龍泉府為始，十五府各有其名。這至少可以說明，黑水部的命運，與那些夾在其與渤海中間，終于遭到吞并的靺鞨諸部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黑水靺鞨是擁有出?？诘?。一如古代東北地區歷次歷史性變動發生時被動部族的反應——遷移一樣，黑水靺鞨的活動中心也在繼續向北作戰略撤退，移向黑龍江出?？诟浇Ｋ麄兿駳v史上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先民們一樣，與海外的薩哈林地區、鄂霍茨克文化的人群集團發生著聯系，交流，保證本部的生存、繁衍，并伺機卷土重來。

日本的小島芳孝根據考古學研究成果推定，8世紀中葉以后，鐵利、拂涅等靺鞨部被迫臣附渤海；黑水部在繼續入唐的同時，又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龍江下游流域形成獨特的“靺鞨世界”，并通過黑龍江入海口與鄂霍茨克海對岸的諸部族集團聯絡，培植間接對抗渤海的勢力[29]。如果這個結論不錯，則可能9世紀以后，渤海與黑水靺鞨的這種對峙狀態仍在持續。

至此，我想嘗試勾勒一下黑水靺鞨與渤海關系的歷史軌跡：渤海建國之初，黑水靺鞨臻于全盛；在向突厥尋求庇護的十幾年中，雙方基本相安無事。大武藝時代起，渤海謀求發展，雙方很快形成對峙。8世紀中期以后，渤海國家漸強大，黑水靺鞨可能一度役屬渤海。9世紀初期以后，曾經見諸于史籍的一些靺鞨部被渤海吞并，其民成為渤海國家的編戶；黑水靺鞨與渤海關系不詳，不排除仍然對渤海存在臣屬性質，但并不曾被渤海吞并，成為其編戶。至于9世紀末期以降，渤海盛極而衰，統治層內部傾軋，政治松弛，對編入其領內的和停留在稱臣朝貢關系上的靺鞨諸部的政治控制力下降。在此情況下，不曾被編入渤海府州制中的黑水部，利用此機會重新獲得獨立。

[1]《舊唐書·靺鞨傳》，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下同），第5358頁。

[2]古畑徹《亞細亞游學》（特集·渤海與古代東亞）6，勉誠出版，1999年，第147頁。

[3]酒寄雅志《渤海國家的歷史性展開與國際關系》，載《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16，1979年，第22頁。

[4]孫進己《渤海國的民族構成》，載禹碩基等主編《渤海國與東亞細亞》，遼寧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5]古畑氏主張黑水靺鞨成為渤海的編戶，酒寄氏則主張只是羈屬。分別見前注所引文章。其它研究文章的意見則多沿用“臣屬”一詞，比較含糊。

[6]《新唐書·黑水靺鞨傳》，第6178頁。

[7]詳見魏國忠《唐與黑水靺鞨之戰》，載《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后收入《東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4-101頁。

[8]有人認為，此時黑水靺鞨沿松花江東進，北黑水部勢力已拓展到黑龍江下游一帶（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載《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第58頁），恐嫌過早，因為從《新唐書·黑水靺鞨傳》文脈看，當時黑龍江下游一帶分布著郡利部等；黑水勢力發展到該地區，應是渤海強大起來以后出現的局面。

[9]默啜可汗被殺之前，政治已經衰微：“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新唐書·契丹傳》）。

[10]《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靺鞨州三，府三?！薄昂谒荻级礁薄安澈６级礁薄鞍察o都督府”。標點本，1127-8頁。王颋以安靜都督府設于“虞候婁”，即“虞婁”“挹婁”部落（“故地劃府”，王颋《圣王肇業》，學林出版社，1998，第149頁）。果然，則作為整體概念上的靺鞨，就不止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但王氏并沒有提供具體論證。

[11]《舊唐書·渤海靺鞨傳》載，“武藝怒，遣從兄大壹夏代門藝統兵，征門藝，欲殺之。門藝遂棄其眾，間道來奔，詔授左驍衛將軍。武藝尋遣使朝貢，仍上表極言門藝罪狀，請殺之。上密遣門藝往安西，仍報武藝云：‘門藝遠來歸投，義不可殺。今流向嶺南，已遣去訖?！肆羝涫柜R文軌、蔥勿雅，別遣使報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藝又上書云：‘大國示人以信，豈有欺誑之理！今聞門藝不向嶺南，伏請依前殺卻?！墒区櫯F少卿李道邃、源復以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左遷道邃為曹州刺史、復為澤州刺史。遣門藝暫向嶺南以報之?！敝腥A書局標點本，第5361頁。

[12]《舊唐書·渤海靺鞨傳》，第5361頁。

[13]日野開三郎《突厥毗伽可汗與唐玄宗的對立與小高句麗》，載《史淵》第79輯，第16-17頁。

[14]《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中華書局，1982年，第11405-11414頁。

[15]《新唐書·黑水靺鞨傳》（卷二一九），第6178-6179頁。

[16]《曲江集》卷九“敕平盧節度使烏知義書”，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7年，第95頁。

[17]據《新唐書·方鎮表三》（卷六六），“開元二十八年（740），平盧軍節度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使?！彼母杆赡?、饒樂、渤海、黑水四個都督府。

[18]見張建章墓志，張的身份是“唐幽州盧龍節度押奚契丹兩蕃副使”。參見徐自強《張建章墓志考》，載《文獻》1979年第2期，收入孫進己等編《渤海史論著匯編》，出版社，1987年，第978-984頁。契丹與奚劃歸盧龍節度使押領的具體時間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平盧節度使南下之后。

[19]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6頁。

[20]王俠《渤海國的海陸交通與盛唐文化在東北亞的傳播》，載《七～八世紀東亞地區歷史與考古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92頁。

[21]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牡丹江邊墻調查簡報》，載《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第42-45頁。

[22]劉曉東、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邊墻與渤海的黑水道》，載《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第30-35頁）。不過劉曉東等認定邊墻修建與渤海前期的依據是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治世后，黑水即為渤海役屬，不再有修建邊墻的必要了。

[23]渤海以拂涅故地為東平府，以鐵利故地為鐵利府，以越喜故地為懷遠府，不見“虞婁”只見“挹婁”故地，渤海為定理府，“虞婁”可能是“挹婁”之誤（《新唐書·渤海傳》）。

[24]望建河，現今額爾古納河和黑龍江?！缎绿茣な翼f傳》（卷二一九）作“室建”，《唐會要》（卷九六）“室”“望”并見。這里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隋·唐·五代十國時期頁50-51采“望建”。兩《唐書》及《唐會要》中所載發源于此湖并流經室韋界的望建河，包括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中游（《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129頁）?！缎绿茣ち鞴韨鳌份d那河“東北流入黑水”。黑水也指黑龍江。望建河與黑水實為同一條河流的不同流段。在這里，黑水是漢語，望建可能是室韋語或其它部族的語言。

[25]黑水靺鞨路經室韋的朝貢路線啟動于何時不得其詳，不過根據《韓昌黎文集》卷六《烏氏廟碑銘》，開元中（大概在733-35年間）渤海進攻馬都山時，黑水與室韋以五千騎兵前來援助（收于《全唐文》卷五六一）。開元十八年以后，終大武藝之世，不復見黑水靺鞨朝唐，可知此次黑水所派援兵，恐怕不是直接經由渤海領而來；又兼與室韋同行，故而大概在此時，黑水已經在利用室韋諸部與中原保持聯系了。

[26]渤海的行政地理分府州縣三級建置，府為一級單位，州為二級單位。王颋對《遼史·地理志》研究后認為，“郡”當是州的別一種稱呼（《故地劃府》，載王颋著《圣王肇業》，學林出版社，1998年，第163頁）。因此基本上可以認為渤海的府州縣始設置于大仁秀治世。

[27]《太平寰宇記·勿吉傳》基本上因襲《唐會要·靺鞨傳》，只是《唐會要》將“德理府”記作“顯德府”。顯德府為渤海的中京，《唐會要》所記顯然是錯誤的；但《新唐書·渤海傳》所載渤海國十五府中并無德理府，而與之接近的只有定理府：“挹婁故地為定理府”，恐怕“德理”為“定理”之誤。史書所見挹婁（也即虞婁）最后一次入唐朝貢是在貞元十八年（802年），估計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治世，被渤海吞并，置定理府。關于定理府的比定地，前人已有數種意見，且分歧頗大，有今沈陽說（《大清一統志》）、今鐵嶺懿路城說（《盛京通志》）、有烏蘇里江下游說（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卷一四）、牡丹江下游說（《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近年又有人提出在黑龍江七星河流域的友誼縣境內（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載《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據王承禮考證，渤海東北界至黑水靺鞨，大體到今鶴崗、蘿北、同江及其迤東一帶（王承禮《渤海的疆域和地理》，載《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年第4期，后收入注18所引孫進己等所編《渤海史研究論文集》，第581頁）。友誼縣位于與上述三地相距不員的東南部，兩相照合，或許友誼縣為定（德）理府更較為合理。

篇6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他“未祿于代”，終身布衣，而史載其事也較少。后世的論者，對其思想的仕隱問題爭論最劇。各家之說，異彩紛呈，互有軒輊，蔚為大觀。筆者查閱了相關的論文，又檢核《孟浩然集》中的詩篇，加以排比考證，以為前人之論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對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時間、空間及文人之間的關系；或是泛泛而論，止步于一鱗半爪的窺探；或是曲解詩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對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筆絕少。筆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實，既以彌補前輩學者之缺憾，亦欲使賢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將來而已。請從王維四首送別詩談起——

（一）由王維詩略窺浩然的思想

《全唐詩》卷一二五載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云：“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縫春衣。置酒臨長道（一作長安道，一作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一作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卑搓愯F民《王維年譜》以為潛開元十四年登進士第，維開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濟州，“故此詩當作于開元九年以前，姑系于開元九年”。(1)于是知此詩應早于《送孟六歸襄陽》詩。

又《全唐詩》卷一二六載王維《送丘為落第歸江東》詩云：“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新。五湖三畝宅（一作地），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一作為）獻納臣！”按《王維年譜》記天寶元年維在長安，轉左補闕，即詩中所謂“獻納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九載丘為天寶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詩于天寶元年。(2)

又《全唐詩》同卷同頁載王維《送嚴秀才還蜀》詩曰：“寧親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青塞斷，江向白云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按，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及陳鐵民《王維年譜》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暫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傷大體。

又，《全唐詩》同卷一二七三頁載《送孟六歸襄陽》詩：“杜門不欲（一作復）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良（一作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卑葱禊i《孟浩然詩系年》，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并無爭議。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據岑仲勉《唐人行第錄》。

按前二首與第四首王維作無疑，第三首《全唐詩》又收入張子容詩卷，誤，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年譜》有考。(3)由摩詰的兩首送別詩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王維對綦毋潛、丘為及嚴秀才實有黽勉策進心，對孟浩然則有規隱勸歸意。即如前三首詩所言，隱于圣代，不是英才所應做的，東山采薇的隱者，也應當出為世用。綦毋潛、丘為與嚴秀才的京師之行，就是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對策暫時不合于當政者的口味，盡管如此，其謀略定有見用的時候，只是必須等待時機成熟而已。在這里，他對綦毋潛、丘為等的同情與內心的慚愧都是很濃郁的；遣詞措句間，要么勸友人再舉，要么勸友人獻賦，策勵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詩則稱浩然有杜門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歸里隱居，進士舉固然不當再參預，即使獻賦的念頭，也應該斷絕。規勸之心袒露無遺。

摩詰固然是綦毋潛、丘為、嚴秀才等人的知音，難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嗎？若然，則其詩中所言必有深意，因為從《送綦毋潛落第還鄉》《送丘為落第歸江東》等詩即可看出，摩詰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慮，是不肯勸英才歸隱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從摩詰詩中是否可以窺見一些端倪呢？請先論王孟二人的關系。

關于王孟的關系，《孟浩然集序》《詩林廣記》《北夢瑣言》《皮子文藪》《韻語陽秋》等書中皆有記載，二人的贈答詩中也有反映。筆者據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對孟的詩文、品行顯然也是十分嘉許和崇仰的?！表曇婈愯F民先生關于此節之論述甚詳，故略之，讀者可參。又按《韻語陽秋》卷第十四《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記《留別王維》曰：“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游長安，右丞傾蓋延譽?；蛟朴邑┮娖鋭偌?，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惫缙溲?，那么王維的氣量也未免太狹小了些罷，這豈不是要見笑于當時的士林嗎？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則當如前文所言，摩詰對浩然的規勸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別王維》詩：“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币晕囊獾倪B屬揣度也當作于《送孟六歸襄陽》之先，實臨別贈答之作。據徐鵬《孟浩然詩系年》，時間應在開元十六年（七二八），當時孟浩然考場失意正擬還鄉?？疾炷υ懺姷牧⒁?，應該是針對著不無牢騷意味的“只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一聯而發的。然而摩詰謂浩然“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其中的緣由，又斷不止于針對這一聯。無奈其中情由又不可憑借確實的史料一一考知，暫舉孟浩然《京還留別張維》詩（卷三）作一粗證。

《京還留別張維》詩曰：“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尋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魚思故潭?！睋禊i《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六年?！拔宥返摗?，當是用陶潛事?！捌卟豢啊?，語出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約言康自表不宜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臥喜晚起”，行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與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這些典故，事實上已經隱隱道出自己的品性與行為是與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說不能中舉，無人推薦，即使這等事情如愿以償，浩然是否肯混跡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韁利鎖，甘為卑賤的州縣府尉，也還是一個不容妄下斷語的問題！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這兒不妨姑且設下一個假說：王孟素日交游晏談，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負以及為人處世之道，其間，浩然或許不時流露出傾慕龐德公(5)鹿門歸隱的心跡，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處，晏談舉止之間，摩詰已經知道浩然空有鴻鵠之志，終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當其失意于場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趨瓦解，摩詰因而有“以此為良策，勸君歸舊廬”之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設假說，固然不可考證，然而揆諸情理，并參以浩然落第后的詩篇，料無大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證王孟的關系及王對孟的態度觀之，在落第還鄉前后孟浩然歸隱的心思已然凌駕于功名仕進心之上，只是二者仍處于苦苦的糾纏之中。在此，筆者以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當是自來有之，只是陷于種種羈縻，尚不能決然歸隱；而受挫于科場適足以激發和強化這種思想，從而絕意于仕途。茲將所見到的材料羅列于后，并試加淺析瑣論，請讀者明鑒。

（二）由“王序”及李白贈詩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p>

又云：“山南采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謂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約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樂忘名如此?！贝耸乱惨娪凇缎绿茣の乃噦鳌?。

又云：“浩然文不為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師，動以求真，故似誕；游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系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p>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舊《唐書》及《唐才子傳》皆無傳。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踐止恒岳……天寶四載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庇衷疲骸笆吭此麜r嘗筆贊之曰：''''導漾挺靈，是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又韋絳《〈孟浩然集〉重序》記：“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庇帧缎绿茣に囄闹尽份d：“《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別為七卷?！庇纱寺灾吭磁c浩然同時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隱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說是對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對于浩然的評論固然難脫過譽之虞，然細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謂的虛美之辭。如所云浩然“學不為儒”、“文不為仕”，以浩然剎羽于科場就可以得到一個旁證。而且，宋陳師道《后村詩話》也載有蘇軾的評價：“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庇炙螄烙稹稖胬嗽娫挕芬噍d：“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至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見，士源的說法是不無根據的。

至于韓朝宗引謁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見《唐才子傳校箋》卷二《孟浩然》條；浩然詩中也曾談及，后文將論，此不贅述。如此仕進良機，浩然竟率爾以宴酣為由棄如敝屣，在別人看來尚且覺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卻以為不值得后悔，那么學者關于孟浩然對功名仕進素懷殷殷熱望的論述，難道不是恰好得到一個有力的駁證嗎？由此就能夠看出，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是十分濃重的。

孟浩然的隱逸思想，從其詩友酬贈的詩文中更可考見。前舉王摩詰詩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贈孟浩然》詩尤不可不舉。

《贈孟浩然》詩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薄独钐兹肪碇拧豆沤w詩共四十三首》載此詩。按，據詹锳《李白詩文系年》列此詩于開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條下曰：“贈孟浩然詩云：''''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是時當在浩然自京放還之后?！闭查A先生的系年雖未能確證此詩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鵬《孟浩然詩系年》，開元二十七年浩然正臥疾在襄陽的家中，故李白此詩可謂蓋棺之論

太白贈浩然詩今天所能見到的凡六首，列酬贈浩然之冠，而此詩最負盛名。詩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脫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飾之風，然其對“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長者怎敢敷衍虛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豈肯為此虛美之詞？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贊浩然隱逸的高節，或許正是由于憑著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感而覺得浩然確實如此的緣故，因而其詩中言論的可信性遠勝于時賢以個別詩句為依據的議論，這一點應是無疑的。況摩詰、士源等人均有相類似的議論，難道與浩然同時代的賢者所見、所聞、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學者基于推理的見解更顯得深鑒明察嗎？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詩歌并參證了有關其行藏事跡的舊考及其詩友的往來酬贈之作，意在論證孟浩然的隱逸思想事實上已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謂的“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下文即通過對浩然的詩篇的詮解及與這些詩篇有關的生平事跡的考訂來更細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隱思想。

（三）由孟詩及有關事跡的考訂分析其仕隱思想

當今學者探討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為他的文賦沒有流傳下來，他行藏的事跡史載也較為簡略，故而多轉取其詩為證。常見的，不外以下數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園作》（同上）《歲暮歸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卷二）《臨洞庭》（卷三）《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湖?！罚ň硪唬肚G門上張丞相》（卷二）《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卷一）《陪張丞相登當陽樓》（卷三）等等。

上列諸詩，詩意不難索解。從中固然可以尋繹到孟浩然不遇的憂憤，既遇的欣喜，羈旅的郁悶，鄉關不見的愁緒，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臨洞庭》中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中的“猶憐未調者，白首未登科”，《歲暮歸南山》中的“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都是如有懷才不遇的怨悱，卻也不妨視為“為賦新詞強說愁”的閑言。這幾句詩或者另有難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將有關涉，暫置不論。

考其系年，知《臨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約作于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時年四十八歲，《歲暮歸南山》詩則作于開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當時四十歲，在長安或者剛由長安返回南園。(7)又考韓朝宗舉薦浩然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時年四十六歲(8)；有必要補證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贈韓朝宗詩三首：《韓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二年），《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卷二，當作于開元二十五年）?！俄n大使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云：“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云物喜晴開?？苟Y準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制，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按，“滄洲”，謝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諧滄洲趣。”呂延濟注：“滄洲，洲名，隱者所居?！?9)由詩意推演，大約是朝宗欲薦浩然，而浩然卻婉言相拒，朝宗不顧其婉拒而一意力薦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嗎？因暫無其它材料佐證，更無反證可以用來它，故姑置此論。無論這種猜測與事實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薦舉終歸是鐵定的事實。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詩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須知音援引方才滿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為韓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嗎？考《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無才慚孺子，千里愧同聲?！庇挚肌逗陀谂泄俚侨f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韓公》末云：“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眱稍娭小绊n使君”與“洪府都督韓公”皆指韓朝宗而言。由此可證浩然與朝宗一直交好，并推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約定之后，二人關系仍很融洽。既然是這樣，那么浩然不肯讓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為什么呢？在此，最有說服力的解釋恐怕就是浩然已經放棄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歲暮歸南山》詩顯然是在抒發一種懷才不遇的郁憤，很明顯據此并不能說明浩然仍眷戀著仕途，故對此詩不擬多論?！杜R洞庭》《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二詩論者以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筆者以為不然。昔日朝宗欲舉薦浩然，浩然并未與他同去長安(10)。孟浩然的這一行為又怎是僅以“好樂忘名”四字便能解釋得清的呢？可能的情況大約是這樣的：浩然自落第還鄉之后，功名仕進之心益淡，雖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懷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當朝宗欲薦浩然于朝廷時，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閑居而無心于仕途，然而長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斷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觀李密《陳情表》即知此事關系甚大）？百計難施之際，被迫出此下策：以飲樂婉辭朝宗的舉薦。這樣一來，開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難免的，浩然怎么會不深知呢？而朝宗終于沒有深責浩然，依然與他交好如故（見前舉詩即可知），這里面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嗎？細細推來，恐怕就應當是浩然已屏棄了仕進之心。

至開元二十四年春，浩然為《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其中有“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之語，則應當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謂的猶未摒棄仕進之志呢？又不妨考《陪盧明府泛舟回峴山作》的全貌：“萬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鹢舟隨雁泊，江水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憐俗化訛。文章推后輩，風雅激頹波。高舉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比娭?，端在“逸興”二字，格調于此已定?！安徽{”，語見東方朔《七諫·哀命》：”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啊蓖跻葑⒃唬骸闭{，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見憎于眾也?！?11)可見浩然正欲用這個典故鳴其孤芳自賞、”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興“生發的由頭，與全詩基調不悖。

同年秋，浩然為《臨洞庭》詩，無非是為了求得知己的嘆賞而并無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謂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臨洞庭》詩對這一點加以翔論。詩曰：“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按嗽姟段脑酚⑷A》又題作《望洞庭湖上張丞相》(12)。時九齡在京為中書令，故浩然此詩有敘舊談今之意。詩的前二聯大約言興感的緣由，見湖水煊赫之勢而緣景入情。頸聯竊以為當是感懷往日的不濟，時至今日仍然感覺到困頓于科場的恥辱。尾聯應為談論當下的心境，即”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至于”退而結網“，早已如同隔日黃花過眼煙云，不復為慮了！退而言之，《臨洞庭》詩倘若果然像論者所說的那樣為求援引而作，則浩然于開元二十二年即已盡銷是慮，又何苦遷延至眼下呢？

又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張九齡以引非其人受讒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為詩多首與九齡相酬唱，其中有《荊門上張丞相》詩有云：“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痹娪谩靶烊骈健?、“李膺杯”二典，隱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齡客座上的嘉賓，性情中的知己，與從政與否似乎無甚牽涉。

考《后漢書》卷五十三《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庇挚肌逗鬂h書》卷六十七《李膺傳》載：“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結?！菚r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边@里正是用陳蕃、李膺暗喻九齡，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齡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閑的僚屬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機會與其知己好友九齡宴飲游樂以馳騁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詩不但不足以論證浩然入仕之心的濃重，反而正足以證明浩然輕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間雅會逸興的揮抒。

又，《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詩云：“從禽非吾樂，不好云夢畋?！我饪窀杩?，從公亦在旃?！薄皬墓钡涑觥对娊洝で仫L·駟鐵》：“公之媚子，從公于狩?！编嵭{曰：“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合和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13)此詩表明浩然并非樂于居九齡幕府而隨從他田獵，而是感懷九齡好賢重義的深情厚誼，遂云“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既講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隱約透露出其入九齡幕府的真正緣由。至于歡快自豪之情，則似乎與詩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論者的傅會罷？又，《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欲識狂歌者，秋園一豎儒。”按此詩當作于開元二十六年，當時浩然在九齡幕中(14)。所引詩句更明言其羞與府僚之屬為伍，難道竟因為九齡的緣故而忽然改變了自己素來的志趣嗎？

若“客中遇知己，無復越鄉憂”(15)，也可證明浩然遭際知己的歡暢，而并不能證明浩然入仕途的快樂。讀者或者以為“遇知己”則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鄉憂”了。果真如此嗎？今考何所謂“越鄉憂”即可知道，事實并沒有如此簡單。

考浩然入越之行當在開元十七年（七二九）。時落第離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陽去往吳越。至開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歷吳越；迄開元二十一年繞經湘水憑吊屈子，同年仲夏始歸家。(16)陳鐵民先生則以為浩然入越之行當在久滯洛陽后、開元十六年進京赴舉前，“估計當在開元十四年夏、秋之際”。(17)然由《自洛之越》詩可略證此說恐不確切。詩云：“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披尋詩旨，知浩然此時對功名利祿應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詩似應作于歷盡求謁、科考及獻賦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吳越所作諸詩，也已明言其已無心于仕路，后文將備論，此不具陳。據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對功名利祿已然心灰意冷，那么為何在吳越行后卻反而又入長安應進士舉呢？對此最貼切的解釋恐怕就應是：浩然游歷吳越當在其入長安應舉之后，即在開元十七年前后。

依據前論，浩然淹滯越中凡三載，其間作詩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卷四）《宿天臺桐柏觀》（卷一）《經七里灘》（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卷四）《久滯越中贈謝南池回稽賀少府》（卷二）《泛舟經湖?！罚ň硪唬┲T詩，皆折射出浩然在吳越時的情感。若《經七里灘》《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宿天臺桐柏觀》三首，均表現浩然超脫俗情的快意，無所謂“越鄉憂”。及《宿建得江》，也不過是一般游子觸景生情的鄉思的流露罷了，不關仕隱。如《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約略流露出一縷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問，試析如下：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詩曰：“陳平無產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云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考浩然入越時間略知此詩約作于開元十九年，大致是敘述倦旅懷鄉、訪舊惜才之意，所應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與“圣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二聯。根據詩意，謝南池、賀少府二君當時正隱居于若耶溪一帶，而其人素為圣主所寶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隱退而后者淹滯于秦稽，個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闕”的原因，實際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諧，遺憾沒有知音的賞識，而并非冀望于來日的榮顯，也無非是尋個興嘆之由罷了。至于所謂“越鄉憂”，多半也是鄉旅之愁、思念知己舊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時賢所說的那樣，是汲汲于功名利祿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可為補證。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曰：“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卑?，“魏闕”，典出《莊子·雜篇·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陳鼓應先生注曰：“魏闕，宮殿之門，榮華富貴的象征?！币拇笾率钦f魏牟雖有巖穴之志，但又拋舍不開眼前的富貴榮華。浩然用此典，言“無復子牟心”，其中含義，恐不必筆者費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罷。又，據《孟浩然詩系年》，此詩當作于開元十八年，與前詩作成之日相去不遠，故由此詩可略證前詩的本意。又，開元二十年浩然有《歲暮海上作》詩，也可為證。

《歲暮海上作》詩云：“仲尼既已沒，余亦浮于海?；枰姸繁兀街獨q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為問乘槎人，滄州復何在？”別的詩句且不說，只“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一聯即已足夠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隱逸邀名以達榮顯之途。由這首詩也能夠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來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遠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開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門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園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掛冠？”這幾句詩大體是說：“望也望不見，故園渺茫在遙遠的天邊；想也想不著，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著與你們攜手，同游在這壯美的山水間；你們何時才掛冠歸隱于林泉？”在這首詩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掛冠歸隱，以便與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時仍然“未能忘魏闕”懷揣榮貴之念，則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罷！由此可知，對浩然在吳越所作的詩篇里所用的“魏闕”二字，斷不可莽撞處之。

《泛舟經湖?！吩娫疲骸按蠼志排?，淼漫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遙憐上林雁，冰泮已回翔?！贝嗽娨灿兴細w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觀濤壯枚發，吊屈痛沉湘”與“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兩聯?！拔宏I心常在，金門詔不忘”，由“觀濤”句推度，當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這是顯而易見的。說者用此句論證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對詩意恐怕不免有點歧解罷？

由上列諸證可見，“越鄉憂”并不是由于仕顯之志難以實現而發，而是由于久客他鄉，故人相違，舊思鄉愁時至而興。而“越鄉憂”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臨當陽樓時的心情。“越鄉憂”既作如是解，則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說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吳越期間即已完全摒除了仕進的念頭也可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據。筆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鄉憂”，并不僅僅是為了詳盡地證明一首詩所表達的思想，更是因為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在吳越之行期間表露出來的尤其的多；而且，當時浩然的思想正處于轉變的末期，故而此時的詩篇是考辨其仕隱思想者斷斷不可輕忽而尤其應當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詩歌流傳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記隱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應舉求仕等事情。上文所舉論的，大多是學者素有訟議的篇什，至于顯言隱逸的詩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讀者可以自行檢閱，是不必饒墨即可明鑒的，不論。前面的論述，似乎有“只駁不立”的嫌疑，但筆者的初衷，斷不在于“駁，而恰在于“立”，只是為了議論得更精審并且儉省無謂的筆墨，從而選擇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經細致地思辨確實難以窺見其廬山真面的詩歌加以論證探討。

前文所論孟浩然的隱逸思想，所論起自浩然赴京應試不第之后?？己迫凰枷氲霓D變，在《京還留別新豐諸友》詩中表達得最為清楚。詩云：“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遠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睋睹虾迫辉娤的辍?，此詩作于開元十六年，是時浩然在長安應舉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別王維》和《京還贈張維》等詩，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揣摩詩意，則易知落第還鄉事當為孟浩然仕隱思想轉變的一重要分水嶺。其前，浩然固有隱逸之思，然而猶未盡棄仕進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漸悉擯功名心，唯以隱逸游樂宴飲為趣。后者前文已備述，而關于其前期的論述，筆者以為“前人之述備矣”，故不贅論。筆者認為，赴京應舉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鴻鵠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實處于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論孟浩然的仕隱思想，固然不是時賢囿于對某些成見的機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證于《孟浩然集》和與其相關的言行事跡以及時人的詩文酬酢，確乎是無可懷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難道沒有因由嗎？請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這種仕隱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觀的原因，然而筆者以為盛唐士子多喜隱逸于山澤的時代背景的影響尤不可輕忽。考諸各類記載，士子隱逸林泉的風氣，以后漢、東晉、南朝及唐為最盛。如后漢，因為豪強地主勢力傾蓋一時，又兼宦官、外戚專權跋扈，黨錮之禍興起，故而世間潔身自好的賢士，常避處淵藪；至東晉、南朝則官貪，且征伐更替不絕如縷，恰佛教又興盛，于是重節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詞藏山匿野。然而時至李唐，尤其是正當盛唐之際，百弊盡掃，風氣日開，大有海晏河清的氣象，時號“圣代”，為什么隱逸之風卻又復興如斯呢？筆者以為其原因當在于科舉之崇（其中又牽扯世庶之爭的形勢）及佛道之興，也不可抹殺后漢、魏晉南朝的影響，這三者又不可“條分縷析”，因為其枝條蕪蔓纏繞并不能遽爾扯斷，姑且綜論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舉取士。開元之世，科舉尤其成為庶族躋身朝堂、提高地位聲望的重要門徑，由是士子讀書之風大興?？肌短妻浴肪砣洞榷魉骂}名雜記》條云：“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备佃壬撝唬骸吧w唐代士子，為應科試，多讀書于山林寺觀，以習舉業，此乃一代風氣。”(19)長此熏陶漸染，士子的隱逸思想不自覺間即已成為定勢。筆者覽《唐才子傳》《新唐書·隱逸傳》和唐人的詩文及宋人有關筆記，屢見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澤之思，其尤甚者，若閻防、王維，雖然中了進士舉，這種隱逸之心還是沒有泯滅，如《新唐書·隱逸傳》《唐才子傳》等籍均載賀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時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載杜少陵《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有“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句子，可見憂國憂民如老杜者，也難盡棄歸隱山林之念。為省筆墨，別的事例就暫且不再列舉。由此可見，盛唐之世，隱逸風行，確實是有明證的，而時人也大多以此相標榜，這從唐代的詩文中是可以窺見的?？济虾迫坏脑姼杓吧?，知其早年也曾隱居讀書，且多與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詩中有“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之句。按“無生理”即佛理。則浩然所受隱逸思想影響之深是可以想見的。

又，唐代進士階層漸成氣候，對于世族豪門已經產生較為顯著的威脅，二者遂成為李唐統治集團中對立的階層，“清流”、“濁流”涇渭分明。當玄宗朝，此二階層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陳寅恪先生所論述的那樣，進士階層已穩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議，世族豪門仍居主導。(21)故當盛唐之世，進士階層雖享清譽，在仕途則多壓抑遷徙、昂藏淪落之人，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玄宗賜九齡白羽扇”條載張九齡見忌于李林甫事：張九齡在相位，屢有諍諫，林甫疾之，每進讒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見九齡；一次，正當秋寒時節，“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詩》卷四十八也載有九齡《詠燕》詩，只是”蹇”字作”暫”，無其它區別。由九齡詩知其自言出身微賤，不能與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較高下；聲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齡者尚且如此，遑論其余庶子。這難道不是世族豪門仍居主導而進士階層猶未得舒展的明證嗎？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卷一載《古歌行》有”高皇舊臣多富貴”、”洛陽少年莫論事”等句；同卷又載《別韋參軍》詩，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二詩皆作于開元十一年前后。這兩首詩曲諷直陳了開元年間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證前論非虛。又考新舊《唐書》《唐才子傳》諸書，更可明確地知道這不是無稽的妄說。故此士子常生遠世以避禍或歸隱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頭。

又，李唐的時代與后漢、魏晉、南北朝相距不遠，士子學為詩文常取法乎彼，無庸多論。在學詩摹文的同時，他們也在不自覺間仰慕古人處世行藏的態度，仔細想來，也并非無稽的懸揣。且后漢、魏晉、南北朝重名節、輕仕進的風氣流播之廣、影響之深，又不止于詩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處遺蹤等，則不是本文所欲論證的。古人論浩然詩，以為其詩祖建安而法淵明，浩然詩中也有”余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的句子，這大概可以勉強作為唐代詩人受后漢魏晉南朝影響很深的一個例證罷。

愚觀《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漢書》《晉書》《高士傳》（晉皇甫謐撰）《世說新語》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厭俗務，不重于入世干祿，而樂于養德修身。這難道不是當時士子較為平常的心態嗎？莫非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竟為李唐一代士子仕隱思想的典型化的縮影？由于筆者對此僅有一個較感性的認識，所見到的材料也還遠未能成為一個體系，所以對此問題還不能作出系統的、理性的分析，姑錄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隱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見到。而孟浩然仕隱思想的形成也與其讀書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緊密的關聯，這在前文已經涉論，細讀即能發現，不贅。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闡明孟浩然雖然生活在一個較為開明的時代，但其思想卻一直偏重于歸隱林泉，赴京應舉前尚有經邦濟世的志向，其后則逐漸完完全全地放棄了這種出世的理想。對于孟浩然的仕隱思想，筆者論且及此。然而其中懸而未決的疑問，顯然還有很多，請待他日再論。

附注:

(1)見《王維年譜》,載陳鐵民《王維新論》。

(2)參《王維年譜》及《從王維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態度》,皆載于陳鐵民《王維新論》。

(3)參《王維年譜》的有關考訂，載陳鐵民《王維新論》，也可以參見李嘉言《古詩初探·全唐詩校讀法》。

(4）(11)（13）轉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隱鹿門山，事見《后漢書》卷八十三《龐德傳》。

(6)以上詩話皆轉引自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

(7)考見徐鵬《〈孟浩然集〉校注》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8)說據《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陳鐵民先生關于此事之考訂。

(9)轉引自徐鵬《〈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論者認為浩然與朝宗確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樂，因其實質無甚差別，故不考辯。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2)參見《唐才子傳校箋》。

(14)此據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詩”宋大使”注條及其附錄《孟浩然詩系年》。

(15)《陪張丞相登嵩陽樓》，徐鵬《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據徐鵬《孟浩然詩紀年》。關于孟浩然詩作和生平的紀年，因史料的關系，各家均不能有確切的定說，因而爭議很大，筆者暫取徐鵬先生之說，間以自己的簡略考訂，讀者可參王輝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譜》，載《荊門大學學報》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參閱王輝斌的《一種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譜--徐鵬〈孟浩然作品系年〉辯誤》，載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03期。

(17)《關于孟浩然生平事跡的幾個問題》,載陳鐵民《王維新論》附錄。

(18)各版本所載首數懸殊，今不具論。

(19)此據《〈唐才子傳〉校箋》卷二《閻防》條。

(20)此句轉錄自《〈唐才子傳〉校箋》，語本《全唐文》。

(21)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岑仲勉《隋唐史》。關于這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闡明的，當以專文論之，今不具陳。

援引或參閱借鑒書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鵬校注人民文學版

《〈唐才子傳〉校箋》（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版

《唐人行第錄》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中華書局版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版

《舊唐書》（后晉）劉昫等撰中華書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華書局版

《李白詩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學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寶撰上海古籍版

《韻語陽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傳〉校注》（元）辛文房撰孫映逵校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華書局版

《后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版

《王維新論》陳鐵民著北師大出版社版

《全唐詩》中華書局版

《中國史綱要》主編人民出版社版

《詩國與盛唐文化》葛曉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詩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箋注》（唐）王維著（清）趙殿成箋注中華書局版

《〈莊子〉今注今譯》（戰國）莊周撰陳鼓應注譯中華書局版

《明皇雜錄》（唐）鄭處誨撰中華書局版

《高適詩編年箋注》（唐）高適著劉開揚箋注中華書局版